第三方面继续调停;蒋委员长颁发停战令

二十九　第三方面继续调停;蒋委员长颁发停战令

10月22日早晨,第三方面的九人代表团访问了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讨论局势。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黄炎培先生首先叙述了第三方面最近所作的努力：

第三方面原拟劝说周恩来将军前来南京,但因张家口的攻占和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而告失败。然而第三方面仍继续其努力,而且政府派了吴铁城将军、邵力子先生和雷震先生到上海。在这时,蒋委员长发表了他的八项建议,共产党认为这是迫使周将军到南京去的最后通牒。第三方面人士向周将军解释说,这绝不是最后通牒,而且国民政府的代表们也告诉他,八项建议并非停止冲突的先决条件,而仅仅是作为商讨的基础。这时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指出了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两点：军队恢复1月13日驻守的阵地和坚持政协决议。第三方面向周将军建议,首先商讨有关停止冲突的事情,接着实际停止战斗,在此之后再商讨其他问题。共产党同意这点。第三方面人士认为,目前国共双方应把国民政府的八项建议和共产党所提出的两点抛开。第三方面希望立即停止冲突,而且认为这就使保持现有阵地成为必需。周将军对此未表同意,但是也未表示任何反对。关于政治问题,第三方面认为,政治事务应当依照政协程序处理,因此,政协综合小组应当处理国民政府改组和国民大会的问题。如果遵循这一程序,则政府的八项建议将会自行实现,共产党也会自动地提交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对于第三方面的这种观点,国民政府代表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承认,这是正确的程序。在这些会谈进行的时候,气氛变得非常友好和乐观,国民政府代表最后提出,既然每个人都一致,则全体都应到南京去。结果第三方面人士和周将军均决定前来南京。

司徒雷登博士对事情在中国人领导下获得了成功的结果表示高兴,在提到有关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问题上所引起的误解时,他强调指出,美国已经做的以及打算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中国——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

这时我说,我从黄先生的陈述得到的印象是国民政府的代表已经同意或默认第三方面提出的程序,即首先商讨停止冲突,然后实际停止冲突,最后再讨论共产党的几点和蒋委员长的八项。因此我特别询及国民政府代表是否同意那一程序,抑或对之仅仅默认。

民主同盟的罗隆基博士回答如下：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代表已经同意,而就另外的意义说则他们并未同意。国民政府代表同意第三方面在上海提出的方案,但共产党是否会接受以蒋委员长的八项作为商讨基础的问题尚未解决。代表团在抵达南京的当天晚上,同国民政府非正式交换了意见,可是就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国民政府各位代表之间甚至也没有取得一致。不过,看来国民政府坚持要共产党接受八项建议,以之作为商讨颁发停战令的基础。第三方面认为,这等于一个独裁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共产党不会屈从于这样一个方案。对于那些条件,共产党并未表示强烈反对,其中某些条件是他们赞成和过去提出过的,但是提出这些条件的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共产党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态度——“我提出这些条件,你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咱们就进行商讨;否则咱们各自好自为之。”

然后我回顾了5月以来我们在努力争取停止冲突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说,现在混乱不清的似乎是,国民政府是同意在停止冲突之后再行讨论蒋委员长的八项建议和共产党的几点以及任何别的建议呢,还是坚持要求以同意八项建议作为停止冲突的先决条件。我指出,从我同国民政府代表和蒋委员长的商讨中,我没有获悉对于商讨的问题将有任何限制。在目前的事例中,国民政府的八项建议中有某些项共产党本身也会坚持。所以该建议是调和的产物,一方面是共产党论点的折中并与之一致,另一方面又符合国民政府的论点。我说,它所包括的诸如交通问题等几项,是已经获致协议的;总之,八项建议部分是国民政府的要求,部分是共产党的要求,而且对部分问题的意见早已一致。我最后说,国民政府(通过其在上海的代表)是否已经同意停止冲突以后再讨论八项建议乃是我最关心的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正是当前整个问题的核心。

罗博士答称,所有第三方面领导人均认为八项建议“不坏”,但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政府坚持要求以八项建议作为停止冲突的先决条件,则共产党不会接受,因为这关系到面子问题。他还指出,共产党坚决主张保留今年6月三人小组所达成的全部临时协议,而不愿仅仅保留政府认为对它有利的那些协议。

同第三方面的会议结束时,司徒雷登博士呼吁尽力克服双方的不信任、猜疑和忧虑。他补充道,存在着面子问题和感情问题,美国人指望第三方面积极协助,并将尽力与之合作。

当天(10月22日)稍晚,民主同盟的张君劢博士来访,叙述了第三方面人士、国民政府代表和周恩来将军之间在上海的各次会议。他说,目前共产党觉得他们被打败了,倘若接受政府的八项建议,则无异于投降。他继续指出,八项建议之中有两项是与政协决议相违背的：(1)关于在停止冲突的同时共产党提交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的建议未依照政协程序,政协决议原来的设想是向改组后的政府,而不是向任何现存政权提交这样一个名单。(2)关于地方政府问题的考虑将满洲排除在外也与政协决议不一致,政协决议原来的设想是商讨中国所有地方的地方政府问题。张博士还发表了这样一种看法：共产党丧失张家口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决不会放弃哈尔滨。

我说,我严重地关注局势的这一特定方面,觉得这很可能导致谈判破裂和在满洲展开大规模战争。最后,我向张博士保证,我确信,在谈判中对讨论的问题不会有任何种类的限制,而国民政府在其建议中也没有打算作这样的限制。

10月24日,参谋总长兼新任三人小组的国民政府方面代表陈诚将军在俞大维将军陪同下来访,询及周将军是否已对国民政府的八项建议作出答复。我说,他尚未作复,不过,通过司徒雷登博士我曾得到一个副本,据称那是共产党提出的十一条或十一个问题,据说是周将军在一次同第三方面的会议上将这些问题提出来的,在会上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些并非要求,而是应当清楚了解的问题。其要点如下：

政治：

(1)政协决议要求改组回民政府,就此而论,关于拟分配与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十三或十四名国府委员的问题仍然存在。

(2)政协决议要求召集国民大会,并且在此之前改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改组是否包括行政院的改组?

(3)在作出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决议之后,关于所有党派在国民大会上保证其正式通过的协定是否仍然有效?行政院是否将对立法院负责?

(4)国民大会是否能够延期?

(5)国民大会代表名额是否会增加?

(6)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只可以提交给联合政府。

(7)政协决议指的是全中国的地方政府——现在所指的,是全国的地方政府,还是仅仅指的是中国本部的地方政府?

军事：

(1)尽管有今年1月13日和6月7日的条款,政府仍不愿归还最近夺取的地方。那么,如何解决张家口一个共产党师的问题?共产党地区的地方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国民政府占领这些地区以后,是否允许原来的地方政府继续存在?

(2)政府仍然想要占领哈尔滨,那是今年6月共产党应允的。

(3)今年6月政府曾把满洲的两个半省分配给共产党并且想要占领安东,对此共产党并未同意。但是,政府现在仍然想要安东。

(4)政府不欲履行其诺言——例如1月13日和6月7日的驻地,以及地方政府问题适用于全中国而不仅仅适用于长城以南地区。

接着我叙述了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自己暂时退出谈判和第三方面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我说,我的印象是,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八项建议中只提出今年6月达成某些临时协议一事,其真实理由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即他们现在不愿在允许国民政府保有张家口的同时同意国民政府在哈尔滨派驻一支象征性部队。根据临时协议,张家口应由共产党留驻——换句话说,哈尔滨——张家口问题的调整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陈将军对第三方面调停的效力表示怀疑,说,如果2月25日关于军队整编的基本方案不能够执行,则关于所有其他政治或军事问题的商讨都不过是空话。他认为第三方面在寻求主要问题的解决时会碰到难题,周恩来将军所提出的政治和军事的各条就是证明。陈将军在会谈结束时称,蒋委员长在10月31日以前不会从台湾返回。

我答称,蒋委员长曾告诉我,他在几天之内或在我通知他以后四小时就可以返回,长久在台湾逗留对谈判会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在外界看来,那好像是蒋委员长在故意回避谈判。关于军队整编问题,我说,在目前的谈判中这是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国民政府现在的态度是不现实的,它企图只确定中共军队的驻地,而2月25日的基本方案是要求确定双方军队的驻地;不这样做,会使共产党担心国民政府军队为了便于以后消灭他们的部队而孤立他们。

这时,俞将军称,刚刚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说他坚持八项建议中的第三项(该项谈及依照今年6月达成的临时协议重新调整满洲军队的驻地)。他说,蒋委员长还坚决要求共产党在停战令发布之后十五天内撤出安东和通化(沈阳之东约一百三十英里),一个月之内移往松花江以北,而且,到本年年底,中共军队要完成其依照临时协议应作之重新配置。

我问道,国民政府是否认为共产党如期履行这一程序在后勤上是可能的,另外,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指所有在满洲的中共军队都应移往松花江以北呢,还是仅指安东和通化的中共军队。陈将军说,他认为共产党能够履行这样一个时间安排,但是不能肯定所指的是哪一部分军队。

这时,司徒雷登博士参加了会见,他刚刚同周恩来将军会谈回来。司徒雷登博士说,这次会谈的要点是共产党不能够接受国民政府的八项建议。在同陈将军和俞将军商谈结束时我向他们指出,蒋委员长返京如长期拖延,则会被视为妨碍当前谈判成功高潮到来的一种明确的行动。

在蒋委员长暂离期间,军事行动毫无弛缓的征象。10月23日,国民政府军队占领了胶济铁路线上重要据点之一、在青岛西北五十英里左右的高密。这样,国民政府即占有了该铁路线所有的主要车站。在平汉铁路线上,国民政府军队正往北向位于安阳以北四十英里左右冀西南的邯郸推进,而且国民政府军队占领了豫北新乡迤西交通线的终点站济源。沿平汉铁路线的保定地区战事在继续,据报道,大量的国民政府军队即将到达安阳。最为严重的是国民政府开始向安东推进,那是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军事将领们10月24日向军调部的美方工作人员透露的。这种行动可能有引起战争火花的危险,那样就会在满洲导致大规模冲突的重演。

尽管冲突已扩大到整个华北,满洲的军事形势仍维持了几个月相对的平静。蒋委员长在同我的谈话中似乎深信在满洲不会有大规模战事,据谣传,那个地区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已获致某种协定,这种协定会保证那里不致有普遍的战事。由于李立三本年初夏回到北满,情况复杂化了。李立三是共产党从前的领导人,由于30年代一次党内斗争的结果,他离开中国共产党,逃到了莫斯科。李已被任命为满洲中共军队司令官林彪将军的政治顾问,他在该地区的权限引起种种推测。考虑到李立三和毛泽东之间从前的斗争和中国共产党人更公开地倒向莫斯科的可能性,李显然是一个会被注意的人物。

共产党的宣传仍在继续攻击美国。10月24日,延安无线电台广播了一则呼吁,要求联合国大会组织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美军“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安全”进行现场调查。该项要求以立即撤退一切在华美军和停止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援助为条件^[1]。在本月较早的时候,即10月12日,共产党通讯社报道,“延安各界”群众大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一电,指控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在华美军问题^[2]。

解决中国主要问题的努力正是在冲突扩大,歪曲的宣传引起了不信任和猜疑,以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

局势恶化的进一步迹象,则为在北平军调部内共产党工作人员的减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军调部内共产党部分已实际不起作用了。据军调部内美国部分的人员估计,10月25日以前两个月期间北平军调部共产党工作人员已从二百人左右减少为七十人。结果是在各级谈判中共产党工作人员大都由低级人员组成,而他们对于会议常常是不顶用的。除了四个据点以外,共产党还撤退了驻在中国本部国民政府占领地区里的所有执行小组的共方代表。局势变得如此困难,致使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双边的执行小组的建议,即在国民政府地区由国民政府和美国人员组成;在共产党地区由共产党和美国人员组成。国民政府已表同意,但共产党迄未表态,虽然他们对执行小组的美国成员的正直并未表示任何直接的怀疑。军调部共产党委员叶剑英将军答应美国委员吉伦,他将在军调部里保留基本的共产党工作人员的结构,如果需要,即迅速调回其人员。尽管有这种许诺,但是军调部的效力已因共产党人员的缩减而遭到损害。

10月25日,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罗隆基博士通知我,第三方面已从国民政府方面获悉其对周恩来将军新近所提的与蒋委员长八项建议有关的关于政治的七条或七个问题的反应。这些反应如下：

(1)政府将给予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十三个国府委员席位;(2)国民政府改组将包括行政院的改组,但要在国民大会会议以后方才实行;(3)政协已通过的事项继续有效,尚未通过者将由政协综合小组或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商讨;(4)国民大会不得延期,尽管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商讨,在11月12日第一次会议以后有延期之可能;(5)政协综合小组可以决定参加国民大会代表总额是否应增加三百五十名;(6)在停止冲突协议成立之时,共产党必须提出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7)在关于地方政府的商讨中将满洲除外的问题必须维持不变。

罗博士解释称,第三方面业已建议有关国府委员席位数额问题由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并且持下述看法：既然依照政协决议所有地方政府均归改组后的政府管理或控制,国民政府对此的态度使得由何种机构领导或控制满洲地方政府的问题悬而未决。他指出,共产党希望得到国民政府打算依照政协程序实施政协决议的明确保证,政府就此问题所作的保证对于谈判的进行将有极大的帮助。他继续说,第三方面已将国民政府上述态度转告共产党。他在谈话结束时说,第三方面在同孙科博士和王世杰博士讨论了周将军关于军事的四条或四个问题之后,觉得最好是将这些问题提交三人小组商讨。

我回答罗博士如下：为了不使问题混乱,我希望待到这个特定时刻的详尽讨论结束。我对罗博士谈话唯一的评论是,所谈国共双方表示的意见包含有明显的不准确之处。周将军所提的论据在某些方面看来是熟练地玩弄花招,使得主要问题模糊不清。国民政府的最大兴趣是以2月25日基本方案所提原则为基础的某种军队整编计划有所进展,我的想法与此一致。看来必须使军队实际上中立化乃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不如此则政治谈判和国民政府改组均属不可能。共产党在继续鼓吹坚持政协决议。然而军队整编为政协纲领的一部分,却是一个共产党未曾提到的问题。因此更加有理由要解决那方面的问题。继续谈判的真正基础是对军队整编问题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间过去一直表现出意见的分歧。2月25日基本方案规定了双方军队在不同地区的驻地,但是在6月谈判期间,国民政府认为只有共产党军队的位置将受到限定,这样就会使优势的国民政府军队能够孤立,继而歼灭共产党部队。我曾劝说蒋委员长同意确定双方部队的驻地,但他在10月2日给我的备忘录中再次删略了指定国民政府军队驻地的内容。第三方面也许能够从发现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关于张家口——哈尔滨问题多少存在的一致——即假如共产党不在张家口驻军,并且允许国民政府在哈尔滨配备一支相当大的驻防军,则国民政府可能愿意放弃张家口——来找出目前局势困难的根源。此外,如将安东省作为满洲的一个例外,则在政治解决方面关于地方政府的商讨中将满洲除外的问题也有可能获致某种政治让步。

罗博士答称,共产党觉得政府的八项建议是专横和独裁地提出的,凭着心理上的理由,他们拒绝接受任何一项,即使其中有些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他指出,蒋委员长显然希望对他的建议要么正式接受,要么正式拒绝;但是第三方面鼓励周将军不作正式答复,罗博士在谈话结束时请求我劝蒋委员长不要要求正式答复,因为(1)鉴于第三方面参加两大党之间的谈判,那将达不到什么目的;(2)要求答复将意味周将军和共产党大失面子。

10月26日上午,周恩来将军未经通报来我的寓所访问,这是自他从上海返回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告诉他,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已从第三方面人士处获悉谈判的种种情况,然后向他说明了蒋委员长台湾之行的详情,说,蒋委员长曾经提出,如果需要他在南京,我可以请他回来,但我并没有这样办,因为我宁愿通过第三方面去指导谈判的进行,而不愿通过我去做。在我回答周将军关于军事形势的询问时,我说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一则国民政府进攻烟台的报道,并且接到过军调部关于其他军事行动的报告,我问他,他是否有任何关于军事活动的情报希望告诉我。

周将军回答如下：他听到过多方面的军事行动——国民政府自10月22日开始进攻安东;国民政府从海陆两路向烟台推进;国民政府长驱进入苏北;国民政府从南北两方沿平汉铁路线前进;还有豫北和山西的战事,国民政府的目的显然是想要赢得对铁路线的控制。自从张家口被占以来,情况就是国民政府在所有前线继续推进。尽管谈判的希望似乎已然破灭,但是由于第三方面的努力,而且由于他不能放过继续谈判的机会,所以他从上海返回了。从表面上看,蒋委员长的八项建议好像是最后通牒,因为该建议要求在停战令颁发前即同意这些建议,而且该建议不是一个公平的建议。在第三方面正尽力解决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攻势仍在进行,这就用证据说明了它想以武力取得通过谈判不能得到的东西。既然这些问题关系到军事,他就不能等待第三方面的行动了。既然三人小组还正式存在,所以他有责任向我报告军事形势。他觉得,这些军事推进如果长此下去,则继续谈判已无必要,因而三人小组对此事应采取一定的行动。

我评论如下：关于蒋委员长到台湾旅行一事,对他此时前往我深感遗憾。前两次他不在南京——特别是他长时间在沈阳和北平——我认为极其不幸,当时我同国民政府有极具建设性的争论。我也曾为他从牯岭返回南京的迁延和他视察西安时从重庆来南京的延期而担忧。但是这次,我完全确信他的旅行同周将军的返回南京没有联系,并且我不认为应当把他的旅行断定为与谈判有关的故意的行动。如果第三方面在谈判中达到这样的程度,那时他在南京看来已绝对必要,我想要使他返回南京将是很容易的。

我继续说,关于他提到三人小组一事,我不十分了解他是不是建议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不过,在倾听他对此的回答之前我先讲几句。我从司徒雷登博士(他在周将军返回南京后曾同周将军会谈)处获得的印象是,我就局势的各个方面同周将军辩论几乎达不到什么目的,因为除去他在上海向我表示的意见外,他对其他任何意见似乎全听不进去。然而他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却完全不符合作为那些事情的主角之一的我所知道的事实。例如,他对张家口休战建议的反应在有些方面就几乎与实际情况相反。国民政府原本不想休战,我认为,那是为国民政府的军事首脑们所激烈反对的。只是由于我极力要求,使它必须作出某些妥协,它才考虑休战的。我不喜欢那个休战,事实上我是反对那种为应付环境而安排的休战的。结果达成了妥协,不过是国民政府方面极不乐意的妥协。但是共产党却断定休战建议是国民政府的诡计。如就我知道是事实而非推测的事情同周将军辩论,会是非常困难的,而关于这个休战建议,其情况要比我所说的多得多。我并不是在讨论该休战建议是否恰当,而仅仅是陈述实际所发生的情况。

我说,其次,我要理解他对蒋委员长八项建议的意见非常困难。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对涉及张家口的哈尔滨问题的关心,但是,我无法理解他对其余大多数问题的反应。蒋委员长以往一段时间一直坚持要共产党指定其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但在这次建议中他对这一要求作出了妥协,同意立即重新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并且以该委员会提出的宪法草案作为国民大会讨论的基础。这最后两项乃是共产党所渴望、并且是我迄今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积极声明的事情。另一项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使今年6月末的谈判、特别是关于江苏省的谈判归于失败的障碍物。但是在这次建议中,关于地方政府问题,说清楚了是对中国本部而言。尽管满洲被排除在外(这一点我并不同意),但这还是体现了政府所承担的非常广泛的义务。关于军队驻地,八项建议规定通过三人小组商谈解决。事实上(我现在是谈事实),刚才所述有关宪法草案和以之作为国民大会讨论的基础、除去将满洲排除在外的地方政府问题和军队驻地问题留待稍后商谈等项,均未包括在国民政府原来考虑的各项中,只是由于我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这几点才得以在蒋委员长的八项建议中清楚地陈述出来,所以关于这几点不会有不明确之处。在国民政府的有势力的成员方面,对于此刻作这样的声明是非常坚决反对的,要说服国民政府以这种方式承担义务,绝非易事。再说一遍,我并不是在论证这些建议是否恰当,而是仅仅力图讲清楚,那种假定这些建议是怀着邪恶的目的而提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确信在关于满洲军队配置的临时协议的建议(删去了今年夏末蒋委员长提出的关于安东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并不存在不正当的目的。据我了解,除了安东的地方政府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尚无明确的协定)之外,成为问题的,是把中共军队配置在延吉,而不是配置在其北方的一个较大城市牡丹江。

我最后说,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说清楚,对于是什么导致国民政府提出八项建议,我认为他几乎完全判断错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感到十分为难。这种不能正确判断,从来没有像在张家口休战建议事例中那样明显,这是一个被不可抗拒的猜疑完全征服了的很好的例证。我怀疑在此刻讨论这些问题是否得当,但是,作出努力,然后被完全判断错误,似乎太令人失望了。不过,判断错误并不完全限于一方。

周将军回答如下：在他看来,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不是问题所在,在此刻,那只会导致进一步的争论,虽然他决不反对这样一个会议。关于八项建议,假使颁发停战命令,共产党预料政府的条款将会这样措词：在维持华北和华中现状的同时,政府要求共产党接受以前的条件——即共产党军队应集中于延吉、齐齐哈尔和海拉尔三据点,和满洲的两个半省的地区。这将不会为共产党所接受,结果将是国民政府只有使用武力去达到它的目的。他这时告诉我,蒋委员长下令搞全国性分裂,看来已是既成事实。他特别关心目前的军事形势,想要知道我是否认为还有什么挽救的机会,因为只有这样一种希望才能够增加第三方面成功的前景。

在谈到张家口休战建议时,他继续说,他已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我曾认为他误解了,但是,他对我在此事上所作的巨大努力是完全了解的。然而,国民政府要求在它强加的条件下才实行休战。他的口头答复及此后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发表的公开声明都没有为其后就此问题的谈判留有余地。虽然我曾说蒋委员长八项建议中有若干项体现了让步,但实际上这些并非让步,只不过是符合于国民政府过去一直违背的政协条款罢了。关于这八项建议,国民政府坚持三条准则：(1)政府不从其现在控制的地区撤出,而共产党则须撤退到一定的驻地,例如满洲的两个半省。(2)政府坚决要求共产党履行其今年6月的诺言,例如哈尔滨的地位,但是政府将不履行其对共产党的许诺,例如双方军队维持1月13日和6月7日的驻地。(3)现在仍然坚持政府于六月提出、为共产党所不同意的要求,举例来说,这些要求有：共产党从苏北撤出军队和撤销满洲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仍然拒绝共产党于六月提出、为政府所不同意的要求——在承德保留共产党的驻军即是这种要求的一个例子。结果势必是国民政府将拥有对其原已掌握着省会的整个省份的控制,而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在中国本部所剩无几,在满洲也将缩减到两个半省。依照国民政府的准则,不仅会使中共军队被国民政府部队分割和包围,而且地方自治的地域也将缩减到最低限度。在联合政府本身内,共产党员也将减少到不起作用的地步。所有这一切等于迫使共产党投降。国民政府以为它占领着那么多城市就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投降过,即使在1927年他们还没有武装的时候也没有投降。那么此刻国民政府怎么能够期待共产党投降呢?过去国民政府处于攻势,共产党处于守势,但是如果完全破裂,共产党也将开始全面进攻,并且利用许多国民政府仅有少量部队的据点以取胜。

我告诉周将军,我不想对他所提各点进行讨论,但是我只想说,就我的观点来看,我承认他的一部分论点是正确的,而一部分我并不认为正确。我进一步评论如下：我发现在国民政府和我本人之间,以及在共产党和我本人之间,均有极大的分歧,而且我痛惜让小事情和小延误妨碍就停止冲突达成协定。那么问题在于什么是小事情,什么是大的考虑。我同意他这样一种看法：召开三人小组会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看来双方均怀有敌意。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有两个互相冲突的观点。某些国民政府首脑确信共产党不会遵守任何协议,因而唯有用武力解决。共产党则害怕被置于这样一种地位：军事力量实际上可以摧毁他们的党,或者秘密警察能够对他们大力镇压或实行恐吓。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达成一种妥协,使我们能就停止冲突取得协议,然后进行谈判。我除了对提出讨论的任何问题于双方的基本要求均无重大关系感到痛惜外,目前提不出什么办法。不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更加需要觅取双方均能同意的停止冲突的办法。问题现在被弄得如此混乱,提出讨论的问题那么多,对这一方或那一方的那么多观点均表示反对,在这样的局面下,除非摒弃对两党无重大关系的一切细节,否则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最后的希望是第三方面或许能觅取某种和解的基础,那样比由美国人进行调停更可取得多,因为那将是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困难。第三方面看来将力图以严格公正的态度从事活动。周将军曾经表示,由于蒋委员长离此去台湾和普遍的军事攻势仍在进行,延安方面要求他返回延安,我认为如果他返回延安,则将是一个大错误。由于同第三方面和国民政府代表已经进行过商讨,并且由于蒋委员长可望返回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看来为停战做点事,进而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许还是可能的。

周将军答称,他想提两点：(1)如果在未来几天内第三方面能够产生具有健全基础的和解建议,他希望就此同他们进行商谈,而这也是他继续留在南京的原因。(2)按照目前的军事形势,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国民政府似乎想进攻何处就进攻何处;如果这种局势延续下去,则势将失去任何谈判的基础,在那种情况下,他留在南京看来亦属徒然。

我向周将军指出,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曾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停止战事,均毫无结果——我们关于五人小组的建议,国民政府最后同意了,而周将军却不同意;张家口休战建议,周将军认为无异于投降条件;而我们现在则处于另一多少相似的局势之下,我们想在这一局势下结束冲突,而且我希望第三方面能够成功。

谈话结束时周将军又一次提到三人小组和我参加三人小组的事,我觉得这也许是他再次把我置于调停人位置的间接手法。

第二天(10月27日),我向俞大维将军叙述了以上概述的同周将军的谈话,指出,面对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军事攻势的公然复起(这一攻势开始于国民政府代表们在上海请周将军返回南京重开谈判之时),我简直无言以对周将军。我说,这一因素与蒋委员长尚未从台湾返回的事实结合起来,只不过突出了灾难性的局势。我最后说,第三方面曾几次要求我请蒋委员长返回,而且周将军也是在第三方面领导人的压力下才来会见我的。

尽管俞将军在上述谈话中间告诉我,蒋委员长已于10月27日抵达上海,次日即可返回南京,但我已经发出一份注上当天日期的备忘录给蒋委员长,在备忘录中我说,我认为他毫不耽搁地返回南京至关重要。宋子文博士在前一天曾通知我蒋委员长将于10月27日到达南京,但是那天俞将军却告诉我他第二天才会返回。

同一天(10月27日)稍晚,罗隆基博士和另外两位第三方面人士到我的寓所访问,报称,由于国民政府攫取安东(安东于10月26日被国民政府军队占领),使第三方面在谈判中面临着危机。据罗博士说,第三方面于前一天已向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三点建议,实际上所有这三点周恩来将军均已非正式接受。但是,当晚上收到国民政府占领安东的消息时,周将军表示意见说,共产党将中断所有的谈判,再进行下去亦属徒劳;在此期间他必须等候延安的指示。

我指出,我请蒋委员长返回南京并非想参加谈判,而是因为他的继续不在和目前的军事攻势对整个的局势不利;因此我于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致电蒋委员长,催促他返回南京。接着我就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对罗博士发表了如下评论：几天以前,陈诚将军告诉我,共产党部队在抚顺和安东之间的某地进攻国民政府的一个军,当时该部正集中准备返回华北复员,结果复员进程受阻,向安东推进属于对破坏复员的上述共产党部队进行反击的性质。这是对于向安东进攻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提出它进攻烟台的理由。

我力劝第三方面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不要太沮丧,因为这类做法和行动以前就已发生过多次,并且可能还会再发生。我说,现在第三方面必须严守公正立场,并且记住双方均对看上去不能达成协议负有部分责任。

然后罗博士叙述第三方面的三点建议如下：

(1)全国所有的部队均各驻留于现在的阵地,停战应立即实施。

(2)全中国(包括满洲)的地方政府问题应由国府委员会加以解决。

(3)政协的五项决议应按照政协规定的程序执行。

他解释说,第三方面正在考虑让国民大会在11月12日正式召开,而将所有议程推迟到一个月以后,以等候少数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的到来。

我指出,国民大会议程无限期推延可能是毁灭性的,并且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冬季总体战攻势。我说,在几个星期之内即行改组政府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张,第三方面尽一切可能争取在国民大会方面及早采取行动才是最重要的。我说,他们应该使国府委员会建立起来,在那里就会有争论和商谈的场所,并且应懂得时间极为重要。我指出,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必须记住,由于共产党反对美国人的煽动性宣传的结果,军调部目前是软弱无力的。在评论他们的三点建议时,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第一点无疑是稳妥的,第二点只不过是一个取得国民政府同意的问题,而第三点很可能使他们陷入几种隐藏着的危险之中,特别是会纠缠在详细的程序里。在这方面必须作出妥协,而且第三方面一定要坚持国民政府应在最近将来的某个时候、而不是三四年以后实行改组。谈话结束时我强调了避免发表太一般化或太详尽的声明的必要性。

10月28日我同第三方面的民主同盟成员张君劢博士和罗隆基博士作进一步的谈话。张博士说,对第三方面来说,获得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最为重要,他认为,如果要使第三方面的三点建议能为双方所接受,则那是必不可少的。他说,然而第三方面所面临的形势是,除了蒋委员长八项建议中已经提出的让步之外,政府不愿再作任何让步;倘若政府拒绝作任何政治方面的让步,则第三方面的建议为共产党所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共产党认为他们必须坚持在提出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之前改组行政院。

接着我对过去数月在为获致停止冲突所进行的谈判中作的努力加以说明,指出,选派出席国民大会的共产党代表和满洲的地方政府问题现在仍然是未解决的问题。我再一次强调第三方面一定要避免把问题的关键淹没在大堆细节中,一定要避免听任自身被牵制到琐碎事务中去。

张博士提到第三方面对民主原则的要求,说,看来国民党获得的军事权力愈大,或军队愈强,政府的民主就愈少。他指责蒋委员长是一个独裁者,说他已经独裁了二十年,因而习惯于完整和公认的权力。他认为,即使国府委员会建立了,而且每两周开一次会,蒋委员长也极易将它置于一旁而不顾。接着,罗博士强调了如果其他党派有机会有效地参加政府改组行政院的重要性,因为在国民政府改组以后,行政院里才会有适应于检查选任的条件。

当罗博士提及蒋委员长相信他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时,我说,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于此种信念已深感幻灭和沮丧。谈话结束时我说,我认识到这种看法的存在,但是我认为,好多个月以来国民政府没有得到美国军需品的事实已经纠正了这种看法。

10月29日,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第三方面已向蒋委员长提出了三点建议,司徒雷登博士将该建议的副本出示给我。这三点建议基本上就是10月27日罗隆基博士向我叙述过的那些,另外再加上更详细的条文。第一点是关于停止冲突的,规定中共军队在北满的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的驻地应事先予以确定。第二点是关于地方政府的,规定除已在国民政府占领之下的县以外,国民政府派铁路警察接收中长铁路沿线各据点。第三点比较不涉及全面,要求坚持政协程序,特别是要求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和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

司徒雷登博士解释称,蒋委员长认为不能接受该建议,并已召请第三方面的代表们,告诉他们,他们应采用他10月16日的八项建议。

接着,我向司徒雷登博士叙述了前一天晚上我同蒋委员长的谈话：我已把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正在做的事告诉蒋委员长,并且列举了最近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有的令人鼓舞,有的叫人沮丧。然后我详谈了第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他们沮丧的程度(这已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他们想要退出谈判,返回上海)。我曾试图鼓励第三方面,劝他们不要返回上海。但是,当前国民政府的军事攻势几乎毁坏了获致协议的任何希望。在蒋委员长询及我对于共产党的立场和意图的看法时,我答称,共产党现在实际上已不相信国民政府所说的话,并且确信国民政府的目的是消灭中共军队和摧毀共产党;国民政府对安东和烟台的军事攻势,加上蒋委员长离此去台湾,已足以使共产党在心目中对于获致协议的任何希望归于破灭。我还告诉蒋委员长,共产党并没有投降的意思,他们切望完全停止冲突,但是不知应采取何种步骤去达到这个目的。我指出,共产党损失了城市,但并没有损失军队,而且也不大可能损失军队,因为他们没有建立一个据点或在任何地方作战到底的意向。蒋委员长或许能够取得哈尔滨,但是这会使国民政府陷于无止境的困难。共产党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领袖们的动机更加怀疑,表现在他们现今对美国人也感到不可信任。

蒋委员长答称,停止战争的时候已经到来,但要求我不要将此事告诉第三方面。于是我向蒋委员长解释说,这第三方面的出现是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希望,并且劝他尽量重视他们,作些让步以建立他们的威信,鼓励他们对他坦白说话。然后我要求蒋委员长第二天(10月29日)早晨会见第三方面的代表,倾听他们的建议或意见。这一点蒋委员长同意了。

10月30日司徒雷登博士通知我,蒋委员长当天曾告诉他,他准备再作两点让步：

(1)停战令对于满洲及中国本部均属有效。根据6月间的协定将军队予以重新配置。地方行政亦将全国划一办理。

(2)沿中长铁路干线的城市和县城,除了那些已在政府占领之下者外,在国府委员会改组以前不去接收。

正如我在此时告诉第三方面某些人士的,共产党目前的立场颇不合乎逻辑。他们始终坚持认为国民政府的将领们决心用武力来解决目前的问题;然而他们却显然冒着延续和扩大战争的危险,指望国民政府会为了得到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而作出让步。此外,国府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的问题,现在并不难于解决,而当前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看来是行政院的改组。看来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很重视这一问题,把它作为召开国民大会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国民政府同意任命共产党及其他少数党派成员为某些不管部会政务委员和行政院之下一两个部会的首脑,则有可能说服共产党让步。我曾集中努力于树立第三方面,以便能够取得一项政治解决,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变得如此懊丧,以致正在考虑返回上海;问题是要使他们认识到军事问题的解决受政治问题的影响极大的事实,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均欲分化他们的压力之下,能够团结一致并且保持强有力。

11月3日,张君劢博士和罗隆基博士为了对局势作进一步商讨而来访,张博士称,前一天他曾向蒋委员长提出召开一次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面代表参加非正式会议的想法。他说,蒋委员长似乎已接受了这一意见,而周恩来将军对于此种建议也是易于接受的。他继续说,关于在第二天举行一次上述党派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的计划已经制定,并且还要草拟一份将由不同的委员会分别讨论的各种突出问题的议事日程。

为答复张博士请我发表意见的要求,我说,我认为目前举行三人小组会议毫无意义,因为该小组仅仅能够处理军事问题。我指出,如果战事不首先停止,关于军队配置就不可能有什么有益的讨论,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政治解决去达到停止冲突的目的。我建议第三方面集中努力于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突出的政治问题：即共产党何时、向谁提交他们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国民政府不会同意在共产党提出这样一个代表名单以前停战,而共产党只愿将该项名单提交给一个改组后的政府)。

张博士表示意见说,政府于行政院改组以前应做三件事：(1)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官制度,以便为所有部会提供一个用人的标准;(2)建立预算制度,以便各部会的经费均按此制度所分配给的拨款为限;(3)确立各部会的基本方针。

11月4日,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他接到共产党代表王炳南先生的两封信,其要点表明王先生切望司徒雷登博士就共产党在目前谈判中的行动发表坦率的意见。王先生尤其想要知道,如果国民大会召开而无共产党参加,美国的反应会是什么。司徒雷登博士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表示出将要参加的明确意向,则蒋委员长会推迟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如果除共产党之外的少数党派表示其参加国民大会的意愿,他就会颁发停战令。

我说,看来此刻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希望行政院改组,这与共产党除了向一个改组后的政府之外,拒绝提交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有关,而所谓改组后的政府,在他们来说,意思就是改组后的行政院。我叙述了张君劢博士对他认为在行政院改组之前必须做的事情的意见,并且提到周恩来将军有可能被任命为交通部长。

司徒雷登博士答称,蒋委员长曾说,只有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后,他才改组行政院,而且宋子文博士今天曾告诉他,就他个人来说,如果此时行政院改组,共产党人也不会被包括进去。宋博士补充道,国民政府改组以后,根据普选,共产党人或许能够逐渐被接纳入行政院。

11月5日,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如约拜会了蒋委员长,并且就局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提到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代表们预定举行的会议(这是张君劢博士曾经对我述及的),并告诉蒋委员长,我已被告知,会议因国民政府拒绝参加而未举行。

蒋委员长解释说,由于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想要排除美国的调停,所以政府不愿参加。对此我答称,因为这一原因致使会议不能举行,实在令人遗憾,因为那不是一个用压力能解决的问题——共产党接受不接受我们调解,他们信任不信任我们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决定,任何其他手段均不可能奏效。

然后,蒋委员长提到第三方面同周恩来将军在11月5日举行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周将军应第三方面之请,说明了共产党的要求：

(1)共产党不能接受为一纸停战命令,而以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作交换。

(2)解决办法必须包括比改组行政院协议更多的内容,因为还有地方政府问题和蒋委员长在政协的四项诺言。

(3)停止冲突以后军队可以留在现驻地不动。

(4)政治程序：①政府改组,包括行政院改组;②召集宪草审议委员会,须保证其宪法草案能为国民大会所通过;③商定所增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之分配及国民大会开会日期;④地方政府问题的解决应包括满洲,并应依照政协决议实施之;⑤履行蒋委员长的四项诺言：

军事：(a)全面停止冲突;(b)恢复军队原驻地,因为百分之八十的国民政府军队现在在共产党地区;(c)恢复各地交通;(d)就军调部及所属之执行小组的权限和职责作出决定。

蒋委员长继续说,周将军所提解决军调部及执行小组内部争端,即表明共产党希望排除美国的调停。我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其余大多数项目含有与此相反的意思。蒋委员长在结束讨论时说,停战的时候已经到来,他准备无条件停止冲突,希望我们能对宣布实行停战和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贡献意见。

次日上午,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讨论了蒋委员长应取何种形式宣布停战和召开国民大会。我认为,他应发布一项停战命令,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对之加以利用,即：使它对共产党就国民政府改组问题继续谈判能给予充分的鼓励。在全面讨论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在声明中应包含宣布蒋委员长已颁发了从某时起停战的命令;他打算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他准备于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即行休会;以便下列各项得以实现：(1)共产党为指定和集合其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制订合理计划;(2)宪草审议委员会依照政协决议完成宪法草案;(3)国府委员会分配十个席位给共产党,因此,社会贤达减少至两席;(4)行政院改组。美国驻华大使馆应我的要求制订了一份计划,提出了上述各点中包含的总的意见,并规定行政院现有十八个部会的分配如下：国民党十一席;共产党三席;民主同盟两席;青年党两席。按此计划,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将各给予一个主要部会长官的名额,而将五个不管部会政务委员名额分配给社会贤达。

在我们提交给蒋委员长的声明草稿完成之前,我们极机密地得到了他所准备的这样一个声明草稿。读了他的草稿令人沮丧,因为它具有挑衅性质并且是混乱的,其文字竟如此淹没了停止冲突的主要意思,以致使声明的真实意义丧失殆尽。我们的草稿由下列各主要之点组成：

政府已命令国民党军队,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政府希望与共产党立即达成无条件停战的协定。

政府已正式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准备同意国民大会立即暂时休会,直至下列条件完成：

“一、留充裕之时间俾进行选举及待尚未选出之代表的到来。

“二、政协综合小组业已同意改组国府委员会,且国府委员会业已成立。

“三、宪草审议委员会应以政协协议所提之原则为基础,完成其工作。

“此等条件均已完成时,国民大会应即复会,并照提出之形式通过宪草。”

依照政协决议,行政院之改组应为国府委员会之职责,而且,此种改组包含政府行政部门之急剧改变,必须谨慎从事以达成之。

蒋委员长声明草稿之要旨如下：

停战协定、恢复交通协定及军队整编方案之所以不能实施,共产党应负责任。该党犯有各种军事活动的罪恶,而且它违犯了所有的政协决议。政府之军事行动实属自卫措施。政府已明令国民党军队留驻现地,并停止对共产党的进攻。

政府将保留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之代表名额,希望它能参加。请共产党参加三人小组会议,在蒋委员长八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谈军队驻地分配,以及恢复交通与军队整编统编等办法之迅速实行。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闭会以后,政府准备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扩大政府之基础,俾各党派均能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委员会未完成之修正草案,但政府对国民大会自由行使其法定之职权将表示完全尊重。此次国民大会闭会以后,六个月内,即举行全国普选。在第二届国民大会时,各党派仍有充分的机会提出对宪法的修改意见。

11月7日,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拜会了蒋委员长,把我们所拟声明草稿的中文译本提交给他。我们向他指出,由于他那份声明草稿的冗长、老调重弹和挑衅性质,在国外将会受到非常不好的评价。我们又说,就我们的预料而言,那样的声明将会在少数党中间引起恶感,并且将会丧失掉一个要停止冲突的声明所能产生的大部分宝贵效果。

蒋委员长答称,当草拟他的声明时,他必须考虑若干重要之点：

(a)虽然以前在政府内对政府应采取之行动方针存在意见分歧,但最近在政府内对应遵循之方针已完全一致,即武力的方针,相信别无他法能够最后解决问题。

(b)他必须慎重考虑1936年被合法选举出来、现在南京的国民大会的代表们。如果他们因国民大会长期推延而遭忽视,则将引起非常严重的局势,甚至于可能在南京促成骚乱。而且,关于宪法的考虑,倘若他过分地强调政协对国民大会程序的影响,他就会严重地伤害国民党内这一大群人的感情。

(c)鉴于目前推进军事攻势所蒙受的损失,他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军队,因为宣布停止冲突,即实际上等于放弃政府的立场。他说,在国民党军政首脑们面前,他不可能赞成我们的声明草稿中所提的无条件停战。

(d)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相信可以并且应该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问题和停止战争。

蒋委员长在谈话结束时请我们考虑他所作的说明,并且据此就他即将发表的公开声明提供意见。

我答称,我需要有机会与司徒雷登博士商量。因为我对于作为一个美国政府的代表,是否应该参加一项依照他所表示的观点来起草文件的工作颇多顾虑,一般说来,他的观点是与我的意见和我所认为的美国政府的意见不相容的。我补充道,不管怎样,我将与司徒雷登博士商议此事。

在这次谈话中,蒋委员长强调他反对像我们的声明草稿中所提出的,国民大会召开以后即实行暂时休会,其理由为：休会期很可能会无限长,这样会激起业已集合在南京的政府成员们的严重反应,而且会被认为是相当彻底地抛弃了政府迄今一直坚持的立场。

11月8日,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应蒋委员长之邀再次往访。我们匆促地重新准备了一份声明草稿,表达了蒋委员长所表示的观点,删除了与其观点相反对的那些部分。以下为该草稿的要点：

政府已明令国民党军队,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

政府已正式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将保留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之代表名额,希望它参加制宪。政府还希望共产党授权其代表,参加三人小组的会议,根据蒋委员长10月16日声明所提之各点,商谈恢复交通与军队整编统编等办法之迅速实行。关于国府委员会之改组应获得协议,而且国府委员会应正式成立,以便它能立即依据政协决议实行其改组政府之职权。政府将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委员会未完成之修正草案,不论本届国民大会所达成的决议如何,该修正草案均应看作是在所有各党派代表对之进一步修正并由下届国民大会予以通过以前的临时宪草。

当我们到达时,蒋委员长说,下午1点他的政治和军事顾问们将要开会决定：(1)是否应停止冲突;(2)国民大会是否应延期。这就是他要会见我们的原因。

我们提出了我们所拟的草稿,并且口头陈述了他提出并被包含在草稿中的各点。我告诉蒋委员长,在提交这个草稿的时候,我希望他了解,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我并不赞同该声明,因为我们仅仅是在尽力帮助他,犹如他的参谋人员帮助他把他的意见草拟出来一样——只不过是用一种最不含挑衅性质的方式罢了。为了充分肯定他是了解我的意思的,在会见结束时,我又非常仔细地复述了这一说明,并且补充道,我完全不赞同他的军事首脑们的意见。

蒋委员长要求我们准备在他与他的军政首脑们会议之后同他会见,并且对我们的努力表示感谢,对我们的立场表示谅解。

在同蒋委员长的这次会见中,司徒雷登博士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将军和第三方面代表之间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中少数党派作出了一项决定,即应对蒋委员长10月16日的正式建议作出答复。周将军表示意见说,国民大会应推延一两个星期的有限时间,在此期间三人小组的成功的谈判或许能够完成。

周将军和第三方面之间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前者于11月8日写信给我,这实际上构成了对蒋委员长八项建议的答复：该信并未确切表示意见,仅偶然提到那八项,但的确对继续谈判与和平抱着坦率的希望。我于同日迅即将该信的副本转致国民政府。

11月8日晚上,蒋委员长的一名参谋人员给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带来一份声明的副本,这份声明蒋委员长建议于当晚发布。我说,感谢蒋委员长在发表之前先让我们看这声明,但我对此无评论可言,因为我反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蒋委员长于当晚发表的声明在若干方面与我们提供给他的最后的草稿不同。该声明的要点如下：

蒋委员长10月16日之八项建议应为停止冲突协议之基础。兹已明令关内外国民党军队,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

政府将于11月12日正式召开国民大会,并将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之代表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政府还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根据蒋委员长10月16日声明所提之各点,商谈停止冲突办法与今后军队驻地分配,以及恢复交通与军队整编统编等办法,以期从速实行。关于国府委员会之改组,望能早日获得协议,俾得正式改组成立。此次国民大会未闭会以前,不可能实现行政院之改组。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委员会未完成之修正草案。此次国民大会闭会以后,六个月内,即依照宪法举行全国普选,以产生下届国民大会,故各党派在下届国民大会对于宪法如有修改意见,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上面提到的主要差别在于国府委员会、行政院和待通过的宪法草案方面。在蒋委员长发表的声明里,他表示希望国府委员会将加以改组,以便依照政协决议行使其改组政府的职责^[3]。这应包括行政院的改组,但蒋委员长的声明却仅仅宣称在国民大会会议以前将不进行这种改组,而且未提及政协决议。

在蒋委员长向国民政府军队发布停战命令之前,军事局势并无改善的迹象。豫北冀南沿平汉铁路线的战事仍在继续,并且有迹象表明,国民政府准备从豫北新乡——安阳地区往北进攻。军调部驻长春前进指挥所的中共人员通知该指挥所美方人员说,由于国民政府对安东的攻势,6月7日的休战已遭到破坏,因此共产党提出不再参加执行小组的调查。他们建议撤回执行小组,并且对目前情势之下前进指挥所的作用表示怀疑。美方代表力主保留执行小组,希望能执行将来的协议,并且对安东的攻势进行调查,作为有案可查的事件。结果共产党同意继续暂时合作。在就此获致协议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军队占领了通化。这座城市是蒋委员长离开南京、暂去台湾的时候,国民政府要求中共军队撤退的满洲城市之一。

局势中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共产党的恶意宣传对美国人的攻击,结果使军调部降低了效能。应我的要求,军调部美国委员准备了一份关于军调部因这些攻击其职能削弱程度的调查。其主要之点如下：

由于在广大共产党士兵心目中引起的对美国军官敌意的反对和猜疑,军调部执行小组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反美游行表现出完全缺乏自发性,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的反美运动,就其对人民和非正规军士兵的影响来说,显然没有收效。毫无疑问,在正规军和执行小组与之有频繁接触的普通低级官员方面,怀疑和敌对情绪是加剧了。共产党地区执行小组的工作将会受到阻碍,但是宣传的影响尚未达到使执行小组的作用化为乌有的程度。不过,如果在南京举行的成功的谈判导致休战,则局势会大为改善。此后,目前的反美宣传的取消,将大大有助于美方人员在同共产党人接触中取得圆满的效果。

蒋委员长停战命令的颁布,为国民大会不是在内战环境,而是在和平环境中召开提供了条件。不过,照我看来,实行停战的办法却并非没有争论的余地。事实上,它仍然含有以重开战事来强制推行一个政治决议的明显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大会的筹措并未充分遵照政协协议。换言之,如果代表全数出席,则占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员的绝对多数的票数,即可决定宪法的性质,而无须过多考虑在政协中各方面同意的基本保证。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曾建议在国民大会正式开幕后,应暂时休会,国民政府对此建议不愿同意,我们认为,这就错过了一个以和解方式利用停战建议的极好机会。

【注释】

[1]据美联社记者10月24日南京报道。

[2]据美联社记者10月12日南京报道。

[3]译者注：根据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206页,此句似应为“在蒋委员长发表的声明里,他表示希望国府委员会将加以改组,而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最后重新草拟的声明,则表示国府委员会应加以改组,以便依照政协决议行使其改组政府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