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停战

二十七　由于国民政府进攻张家口和美国终止调停努力的结果,使中国存在着分裂的可能性;中共拒绝张家口休战建议

当周将军出发去上海的时候,形势是不利于成功地结束谈判的。周将军曾经表示,在接到召集三人小组会议的通知时,他将返回南京。共产党指责国民政府军队已开始向察哈尔省重要的共产党政治、军事中心张家口进攻。一位国民政府代表告诉我,山东省的胶济铁路除八十公里外,其余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军队已夺取了苏北大运河沿岸的几个重要城市,并且处于可以占领该地区的其他战略据点的有利地位;而且当共产党仍在山西占上风时,国民政府已全面占领了承德,并正在扫荡承德以南的热河省。蒋委员长坚持召开以司徒雷登博士为主席的五人小组正式会议,而共产党似乎希望回避该会议的召集,显然是为了免得在日后会议无进展时被指控在同改组政府有关的问题上力图阻挠决议通过。另一方面,共产党为了首先获致停战,渴望召集三人小组会议,依靠停战,他们也许更有可能获得建立一个令他们满意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保证。我相信共产党持这种态度将使自己陷入困境,因为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军队正在取得巨大的军事进展,其结果共产党不久即会发现,由于军事作战的损失,他们处于事实上正在接受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的处境。在牯岭我同蒋委员长的最后谈话中,蒋委员长非常坦白地说,缔结停止冲突的协定是他迫使共产党指派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的最后王牌。由于共产党认为这是在前所宣布的五项条件之外的第六项条件,因此他们正在敦促解决他们认为更迫切的问题,即终止战争问题,这是一场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共产党正在敦促停战,以便腾出手来进行政治谈判,而蒋委员长则利用战争的继续来确保参加国民大会的所有政党提出代表名单。矛头对准美国租借法规定的对华援助、剩余物资的转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共产党宣传显然有意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是同国民党伙同一气的,他们或许还希望这将有利于向美国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国政府表态。也可能共产党宣传将导致向联合国组织呼吁,或者力图使他们摆脱美国的调停,同时得到苏联的支持。

国民政府方面对某些美国军事装备中止交货感到忧虑。9月19日,俞大维将军通知我,宋子文博士获悉某些经租借法批准指定给中国的空军装备已停止交货。他告诉宋博士,已无希望得到这些装备,可能只有少数备件除外。俞将军就此再次向我打听美国国务院拒绝对向中国出口的弹药核发必需的出口许可证一事。我回答说,这一行动并不像俞将军以前所说是低级官员的决定,而是高级官员发出的一项政策决定的结果。

9月19日,在回答一位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向司徒雷登博士口头转达的周恩来将军的要求时,我向周将军提出一份备忘录,告知他9月15日的备忘录已收到了;周将军在备忘录中要求我作为三人小组的主席,将共产党对局势的看法转达国民政府,并尽早安排一次三人小组的会议。在答复中我通知他,我已将他的备忘录的抄本转交国民政府,并向蒋委员长提出了他的建议。我说,蒋委员长已通知我,在以司徒雷登博士为主席的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对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协议取得若干进展之前,将不授权政府代表出席三人小组的会议。

9月22日,驻南京的共产党代表王炳南先生向我递送了一份周将军9月21日从上海发来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要点如下：

当前严重局势之中心实在于刻不容缓地颁布停战令,查处理这类事件的唯一合法机关是三人小组,我们要求你召集三人小组会议。目前的局势已与1月颁布停战令时的状态相同,目前唯一合适的办法只有立即停战。很显然,五人小组本身并不能保证停战,至多也仅能推动停战讨论,距离我们的目标——停战尚远。改组国府委员会亦不复杂,只需政府给共产党和民盟以足够的席位,以保证政协的纲领不变。政府坚持把五人小组会议作为召开三人小组会议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决意拖延的一种借口,设若三人小组不能召开,则我实看不出还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促成停战。如此,我只有将6月休战以来的重要文件向社会公布,以明造成目前局势之责任,并诉诸舆论。特此声明。

在同王先生讨论这一备忘录时,我说明三人小组召开会议的准备工作通常包括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代表的个别谈话,以保证达成协议的适当可能性,并指出,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而没有一个达成协议的可能基础,其结果只能使三人小组进一步丧失威信。我说,据我看来目前没有任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我强调,提议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旨在努力打破僵局。但共产党的看法——如周将军声明及共产党宣传所表明的——却认为,这项建议是国民政府出于邪恶的目的而提出的。我继续指出,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以前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已经得到共产党对五人小组的同意,而困难在于说服国民政府接受我们的建议,然而目前情况恰恰相反,难于弄清的倒是共产党当前所持立场的目的何在。

谈到共产党的宣传攻势,我向王先生发表了下列议论：从共产党最近的公开声明注意到,共产党对于我从蒋委员长那儿带给周将军国民政府的条款、条件或协议感到愤恨,充当中间人是我不幸的义务,从周将军那里把不同的意见或条款带给蒋委员长,对我来说也同样是不愉快的。关于针对我个人的正直与我的目的之诚实进行攻击的恶意宣传(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一再私下要求我继续努力调停),我希望极为强调地澄清这一点。此类行动实难继续容忍——如果共产党对我丧失了信任,那么当然我的努力将会无效。如果这是事实,共产党只需照此通知我,我将立刻退出谈判。王先生在回答时说,他将把这些意见转告在上海的周将军。在讨论结束时我提醒他,消除猜疑是必要的,利用我们关于五人小组的建议作为加强双方诚意和通过谈判桌上的讨论为真正和平铺平道路的方法是可取的。

同一天(9月22日),我向俞大维将军递送了周将军9月21日备忘录的抄本。我确实感到,如果三人小组会议召开,共产党将会坚持回到1月13日时的状态,而国民政府将坚持贯彻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这两种立场是截然相反的。我感到需要等蒋委员长返回南京,以便我能明确断定目前蒋在任何停战协议中将坚持何种限制。(蒋委员长已离开牯岭,但在返回南京之前他正在视察华南的许多地方。)

在同俞大维将军讨论周将军9月21日的备忘录时,我告诫他不要使周将军提出的关于可能公布谈判文件的话成为争论点,因为这不是真正的争论点或者重要问题,问题在于国民政府对周将军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的反应。我使俞将军对形势的微妙和政府的顽强态度会迫使共产党投入苏联怀抱的可能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指出,共产党明确认为我有力量迫使国民政府满足种种条件,而且他们在宣传中竭力利用这点来支持他们自己的理由;特别是由于这种原因,国民政府的宣传可能会使形势更加恶化。在进一步谈及共产党的宣传时,我指出,直到最近我一直没有提及剩余物资转售最有破坏性的方面,即国民政府可用卖掉这些剩余物资换来的现款支持它继续进行战争。我说,我对某些国民政府官员滥用或趁机利用我帮助中国人民的努力这一事实感到忧虑,他们利用这些便利去继续他们的军事行动——在航运方面尤其是如此。我最后说,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支持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我过去愿意从事于种种方案,仅仅是因为这些方案是为人民利益考虑的。

9月26日,由于蒋委员长可望当日返回南京,并由于周恩来将军仍然滞留上海,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便联名致函周将军,在信里我们指出,基于我们以往的友好关系,和我们个人对周将军的尊重,我们敦促他立即返回南京,以便我们能够共同探讨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办法,以实现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目标。我们认为这封联名信能使周将军返回南京,而不会使他感到他的恫吓没有奏效而有失面子,他可以指出他返回南京是由于美国调停人的特别请求。

在9月27日这天,周将军发出了对我们的联名信的复信。他在信中表示,他“并非不欲回南京共商停战之办法”;但是国民政府不仅无停战表示,且更加紧了对张家口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进一步的谈判对真正的和平决无补益,只能成为掩盖政府全面内战的烟幕。为此,他宁留上海,以待三人小组会议之召开。他又说,他请求南京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董必武先生代表共产党同我们接洽。

蒋委员长于9月26日回到南京,第二天我同他举行了一次会谈。我概述了当前的局势：周将军仍在上海,而且继续坚持先召开三人小组会议,然后再谈任何其他会议——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先达成停战协议,然后再谈判改组国民政府的问题。蒋委员长评论了总的形势,并说他必须准备两种行动力针：(1)如果周将军拒绝回南京,而使谈判终止,国民政府必须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步骤。(2)目前国民政府应采取什么行动打破僵局?他说,他认为由他发表某种公开声明将是可取的,他正在认真向这方面考虑。于是他请求我考虑这一行动并给他提供有益的建议。

我回答他,我已经考虑过这类行动,并冒昧草拟了一份声明,我想是适于他发表的(司徒雷登博士也赞同这项声明)。我解释说,我准备这样一份草稿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我认为国民政府目前在谈判中应采取的态度。我强调说,无论说什么,都应本着容让精神,并应谨慎,避免挑衅性的或者激怒对方的话,且需提出明确而积极的行动,而不是提出通常的一般原则性的程序。我提议他把声明译成中文,稍后再同我商讨。

这份声明稿的要点如下：

目前中国政治及军事局势之继续发展,将有害于长久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之利益,使同家不能统一并威胁世界和平。因此,必须觅取早日解决。过去三个月中,余规定在获致和平之前共产党必须遵守某些条件。但彼等拒绝同意这些条件,而现在要求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然而该小组会议已于6月份陷于僵局,除非预先达成某些初步的、但是主要的协议或协定,则召开该小组会议不仅无效,抑且其将来可能的用处也将受到致命之损害。我坚决主张五人小组在司徒雷登博士主持下,首先召开之,以表示两党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政府之诚意。余进而申言,与停战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其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以表示其在改组政府方面合作之诚意。

鉴于局势严重,误解重重,而人民不知所措,及不幸地弥漫之猜疑。余兹公开声明停战条件如下,政府准备在此等条件下进行争取立即停战。

五人小组会议在司徒雷登博士主持之下,三人小组会议由马歇尔将军作主席,在下列协定下立即召开之：

(a)依据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的满洲停战程序,将密切接触之对抗部队予以分开。

(b)依照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

(c)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各执行小组及北平之军调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执,依照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

(d)中国陆军整编与统一的协定之执行,将由三人小组迅速解决之。

(e)凡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立即交由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其协议。

(f)地方政府之一切问题,将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

(g)在下停止军事冲突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

当天晚上,蒋委员长向司徒雷登博士表示,他赞同这项声明,并表示做某些修改之后他打算发表它。在同一晚上,俞大维将军为了弄清楚此项声明,来拜访我。我答复说,如共产党对声明草稿中提出的一般条款和程序表示同意,则停止冲突命令应立即发出,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亦应立即召开会议。

9月29日,蒋委员长通知我,经研究此声明草稿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包括一项说明,即指明的几项协议必须在停战以前完成——换句话说,即三人小组应为军队的复员和统编达成部队重新配置的协议,五人小组在停战令发出前也应达成协议。

我答复说,这样一个程序将完全抹杀我提议的声明的整个目的,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全新的办法,而不是对草稿进行修改或限制。当蒋委员长问及我心里是否有这样一个办法时,我说,由于我在这个草稿里包括了我认为足以保护国民政府、同时也能为共产党欣然接受的条件,所以未考虑这样一个办法。我又说,他的建议实际上把声明草稿(在声明中,我尽力在全世界面前把他放在一个高水平上)改变成为只不过是一个“讨价还价”方式的延长的程序。

于是蒋委员长称,他感到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希望我转达共产党,他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即同时召开五人小组及三人小组会议。

我的回答如下：首先这样一个建议不能导致问题的解决,再说我也不愿向共产党转达这种口信。如果给我书面信件,我可以不加评论代为转交。但是这项建议不应被说成是“我的”,因为它所表明的程序仅仅是全部建议的一部分,而其他极其重要的部分则已被删去。而且,如果由我向共产党转递这份书面建议,蒋委员长也应指示其宣传部长避免提及这项建议是我的。宣传部长以往曾错误地在公告中把某些建议归之于我,如果他在提及这项建议时如法炮制,我将正式予以否认^[1]。我认为蒋委员长的建议不可能导致停战协议,而我处于此种情况已不能继续充当调停人。我将不得不向我的政府建议,解除我在这一事件中进一步之职责。

9月30日晚上,蒋委员长在一个宴会中告诉我,他已决定此时不发表任何有关两个小组同时召开会议的声明。

9月29日,共产党驻南京的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先生和王炳南先生依照周恩来将军9月27日的备忘录访问我。董先生解释说,他们希望同我商议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同时召开的可能性,关于此事,是司徒雷登博士在前一天告知他们的。他们希望知道政府在此问题上有否明确表态。

我答复说,自蒋委员长返京,我同他仅有一次交谈。在交谈中我检讨了整个形势,我尽了一切努力去说服他采取我认为将导致和平解决的行动。我说明,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同时召开会议是包括在我给蒋委员长的建议中的。蒋委员长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但是他表示他要同其参谋人员商讨,而后把他的决定通知我。

接着我就我对时局及有关事件的态度向董、王二先生作了如下一段很长的解释。在谈话中我说明,由于这是我同董先生讨论问题的第一次机会,我希望使他对我的想法有个清楚印象：在所有这些谈判中,据我看,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应该明白了解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必须与之争斗的、而且在此时阻碍了我们全部努力的基本困难。1月重庆谈判开始时,据我观察,困难在于国民政府方面一个相当大的和有势力的集团确信共产党不打算履行为组织联合政府而达成的任何协议。他们反复地说,共产党的目的就是分裂政府,以有利于苏联的影响——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由于同样的论点一直继续到现在。我持有相反的见解,且承认共产党声明及共产党打算参加联合政府之诚意。结果,我被指责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所知太少,国民党人在中国(隐蔽地)和美国(直接地)攻击我把中国政府引入歧途。这些攻击一直继续到最近,只因共产党的宣传直接针对我才告停止。然而这一集团对我的见解的反对仍未减弱。

我继续说,另一方面,我认识到共产党感到或担心政府当局不打算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是玩弄花招,以争取军事优势,从而击溃共产党。为了这一目的,国民政府将继续使用国民党秘密警察、国民政府秘密警察、铁路警卫队以及类似机构去镇压政治集会,实际上就是消灭共产党的团体。对于那些敌视共产党、在许多城市甚至沉迷于以暴力反对共产党的有组织的示威,我很清楚其性质。在2月25日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的协定签字之时,我曾公开提到这一集团^[2]。那时我感到这个国民党集团正在极力刺激共产党去报复,以便他们可以谴责共产党的具体行动表明了其破坏协定的意图。因此,我曾请求周恩来将军避免任何报复性的声明和行动;这一点他做到了。因之,在此期间我们明显地以诚相见而且非常一致。然而当我启程去美国后,双方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这很快地使我们奋斗所得之成果瓦解无遗,双方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或采取了错误的步骤,致使我们目前处于悲惨的局势。我一贯的工作不仅为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而且也为了改变一党专制的政府,进而发展一个民主体制。这自然遭到那些将失去权力和地位的人之有力反对。我也曾专注地说服政府中的包括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首领的庞大集团接受一种行动方针,他们认为这种方针对中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深信共产党的目的是瓦解政府而不是同政府合作。

我继续说,国民政府的行动董先生是熟悉的,共产党认为这些行动违反了达成的协议——例如,杜聿明将军最初在满洲的作战,以及国民政府拒绝允许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在占领长春之后国民政府的继续推进,及6月下旬在山东的积极作战。他也熟悉据认为是国民政府领导人和蒋委员长本人的声明,即实力政策是唯一的实际办法。因此我不想详细叙述他所熟悉的种种事情,但是我希望提醒他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极大地削弱了我同国民政府打交道的地位,而且不断地被国民政府向我提出来。这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件是不可原谅的,从此它就削弱了共产党的地位——那就是共产党不履行2月25日军队整编协定公布后三星期内交出其部队表册的规定。虽然拒绝提交这份表册显然被用作政治武器,但我坦白地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判断错误,因为它对刚刚签署的协定是直接而严重的违犯。第二个错误——虽然不像第一个错误那么重大——是共产党攻打长春。这是严重的,因为它是被用来强行推行一种政治行动方针的暴力行动,这意味着以后国民政府很可能利用同样的胜利来强行推行它所希望的行动方针作为报复,并可照样地为这种行动辩解。我认为,这一系列明显错误的最后一个,是共产党6月7日以后在山东省的攻势。为说服蒋委员长同意6月7日休战协议,我曾费尽周折,而其后在一直持续到6月15日左右的山东战役中,共产党几乎毁灭了我力图去做的一切。

我进一步指出,我希望共产党记住,我向国民政府的陈述实际上与我此时对他们所说的相反,因为我或许更多地向国民政府领导人强调了我认为的他们方面错误的和不可原谅的行动。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国民政府处于自己的地位是更有责任的,而且通过其更为有效的交通工具是更利于控制它的人民的,同时也因为某些国民政府领导人不断地发表挑衅性的公开声明,这些公开声明实际上使我力图去做的事情失去信誉或者势必令人沮丧。我之所以向董先生作很长的说明,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直接交谈的第一次机会,而且我这样做也是努力使他明白我的想法并向他介绍我所注意到的若干国民政府领导人的想法。

我继续说,7月初,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发现我们在军事问题的调解方面已完全陷于僵局,于是我们寻找道路以开辟一条通向停战基础的新途径。蒋委员长坚持要共产党撤出某些地区,由国民政府接管那些地区的地方政府。这点共产党不会同意。然后我试用了其他方法——蒋委员长同意亲自接见周将军,王世杰博士主持召开了五人会议考虑地方政府问题,这一切都无结果。军事形势继续恶化,于是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转而建议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五人小组会议作为摆脱困境的办法。我们以为周将军接受了这项建议而没有声明在五人小组会议结束时将自动解决停战问题。在这一点上周将军并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关于此事的误解仅仅是看法不同的问题,在这里提及这点只是为了防止对国民政府态度的任何混淆——误解的是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而不是国民政府。接着形势完全倒转了——蒋委员长,曾经是很难说服同意五人小组会议的,现在坚持要召开它,而周将军,我们曾认为他是同意的,现在却坚持召开三人小组会议。据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看,在军事行动日趋严重之际,对共产党有利的是进行五人小组会议而不是拖延商讨,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更增加了困难的是,宣传战大大地影响了两党的领导人,情况发展到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行动都受到错误消息的影响,那些负责宣传的人也开始相信他们自己误传的消息。

我指出,关于剩余物资的转售,上述情况尤其是真实的。我几乎不指望他们会相信我所要说的话,因为他们的怀疑可能太厉害了。事实上,我从未同蒋委员长或国民政府的任何军事将领讨论过剩余物资的事情,他们也从未就此事对我施加压力。我仅同行政院长宋子文博士讨论过,而讨论只限于原价的折价问题及有关事宜。宋博士从未催促此事尽快解决,相反,我的义务却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利益催促办理和完成这件事情。有关这项转售的讨论从1月一直继续到8月,若不是为了讨价还价做一笔最上算的交易,国民政府可能在2月、3月、4月或5月就办妥这件事了。这笔交易直到8月才时机成熟,因为国外物资清理局局长已完成了欧洲剩余物资的谈判,来到这一地区,以完成太平洋地区剩余物资的同样谈判,在此之后,他的任务就将结束,而他也要辞职了。他由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代表陪同,以保证返回华盛顿后,他的谈判结果不致被这些习惯于接收某些部分物资的部所推翻。转售必须在当时完成,否则中国就将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物资的精华部分可以卖给其他政府,剩余部分将任其腐烂或抛到海里。当中国的斗争(它已经继续了十八年)将延长到无限期时,这笔交易的完成实不能再搁置了。另一种抉择是拒绝给中国(即中国人民)由于剩余物资的转售而获得的恢复经济的机会。这件事对于目前的军事形势很少或全无关系,因为国民政府真正能够运进任何大量的这种非军事物资将需要许多个月的时间。然而宣传却把这一计划歪曲成对当前军事行动的巨大支持,这同事实完全相反。在攻击租借法案交易时也同样如此,这一交易几乎完全是由于我在华盛顿为十个共产党师取得物资的努力而获得的结果,然而从那以后我还是为此遭到了严厉的攻击。我感到我有道义责任看到这些物资能被利用,而我达到了目的。我没有等待国会许可便组织了军事顾问团;以便我能得到一批工作人员来制订张家口共产党训练中心的详细计划。这个训练中心原计划4月15日开办,但是周将军请求延期到7月,这期间为这所学校预备的物资已积聚在北平。

在对董先生和王先生的说明结束时,我说,如果共产党参加改组政府的要求(这自然而然地将伴之以停战的要求)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必须尽力充分地消除其怀疑和忧虑,使我们能作出一个新开端。当他们被对秘密警察、镇压言论自由以及政府的种种行动和声明的忧虑所驱使时,他们也应该记得,许多国民政府领导人完全确信共产党是不可信赖的。这些领导人担心蒋委员长会作出过多的让步,因此他们发表了公开声明。当共产党权衡这些挑衅性的声明时,他们应该记得,共产党竟然从军调部(这是通过我的努力为了调停与和平调整的目的而建立的)用英文发出他们的挑衅性声明以及对我个人的攻击,他们为了那个目的利用了军调部。我向共产党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利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包括供活动之用的交通工具和物资。事实上我是强迫国民政府同意提供交通工具和物资,以便利共产党与履行已达成协议有关的事务。目前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使自己摆脱掉某些猜疑和恼怒,努力寻求和解的基础,不再继续拖延,拖延会使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正如我以前曾向王炳南先生所表示的,如果共产党对我丧失了信任,只要他们这样表示,我将立刻退出调停。我听说中国的礼节是双方必须迁就我,以顾全我的面子——我并不关心我的面子。我唯一关心的是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我没有任何其他动机。

两位中共代表对我坦率的声明表示感谢,而后对宣传战作了解释,特别提到反对剩余物资转售之事。董先生强调共产党把停战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并表示,共产党认为,如果三人小组重新召集,我将可以促进和平并引导中国走向民主。他最后说,共产党是信任我在调停中的努力的。

我们的会谈结束时,我说明如果没有成功的适当把握就召集一次三人小组会议,可能会有毁灭性的影响,因为如果这次会议在目前状况下召开并且失败了,那就将意味着三人小组、军调部和调停努力的完结。

在这段时期,国民政府继续向张家口进行军事进攻,国民政府的军队从南口沿铁路线移动;从热河向张家口之北移动,以切断共产党在那一方向上的退路;并在西边从绥远移动。从8月初一直围攻大同(晋北)的共产党为了对付国民政府提出的进攻张家口是因为共产党威胁大同的指责,宣布正式解除对该城的围攻。9月30日国民党中央社宣告,为了夺取张家口,政府军已开始进攻。同日,共产党公开宣告,如果不尊重政协决议,共产党就拒绝提出其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

正是针对这一背景,周恩来将军于9月30日送交我一份备忘录,其要点如下：

自6月谈判中断以来,国民政府即不顾一切约束,撕毁1月10日停战协定,在关内大举进攻。在此三月中,政府已进占许多城市,摧毁了当地政府,进行了普遍的轰炸。它提出了五项要求,当中共根据政协纲领予以拒绝时,它加剧了军事进攻。它借口中共之围困大同而声言他们将进攻承德、张垣和延安。继承德之后又续占平绥路之重要城市集宁及丰镇,并发动对张家口的三路进攻。中共对大同的战役仅是牵制山西阎胡军之进攻,最近已正式布宣撤围,如此大同的威胁已不存在。

而国民政府之进攻却在继续,它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临于最后破裂之境。我兹特受命声明如下,请你转达政府方面：

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其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9月30日,俞大维将军拜会我,主要是讨论国民政府同意参加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的条件。俞将军重复了局势的关键是中共各师的分布的意见。我的意见是,有关政协决议的事更为重要。我告知俞将军,虽然我同意参加三人小组会议,但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同意两个会议同时进行,或者根据国民政府强加的条件两个会议会成功。我说,如果会议确实陷入僵局,我的使命就完结了——我不会继续卷入进一步的拖延和一事无成的长期拖延程序。当政府明显地拖延谈判同时继续进攻张家口时,我不会成为参与者;当政府进行这类活动时,我参加这些会议是不可能有信心的。

此时我正在考虑是否正式通知蒋委员长,目前的做法已把美国置于无法接受的站不住脚的地位,因此我正在考虑退出目前的谈判。我极为关切事件最近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据我看国民政府的政客们正尽力使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成为“傀儡”,司徒雷登博士9月30日向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成员谈及放在美国政府肩上的重负,以及我为保护我们政府的地位和正直的责任。他进一步向他们说明,局势令人不能容忍,如果目前的局势继续下去,他和我将不能继续在谈判中充任一方。他提出,美国甚至可能必须退出调停,并继而撤销美国对中国的其他支援,自然必须同时就这些行动加以解释。

此时我决定不再向共产党带口信,而仅仅转递政府的书面信件。我倾向于强迫国民政府领导人收回他们的某些争论点,我感到重要的是使蒋委员长深信美国调停人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蒋委员长进行他所谓的地方行动已三个月了。我感到美国政府不再能继续充当目前谈判的第三方。显然,国民政府不再处于危险的军事地位,而张家口战役只能在武力政策的基础上方能证明是正当的。我感到在一系列持续的军事攻势当中,我已不能将自己置于调停人的地位,我定要从国民政府获取确切的保证,那就是适当的和解的基础,庶有成功的可能。我向司徒雷登博士概述了上述意见,并补充说,下面的办法是可取的：根据这些方针起草的任何备忘录应包含下列声明——如果这些保证不能得到,我就必须建议美国政府终止其调停努力,撤出军调部并停止军事顾问团的活动。司徒雷登博士表示同意这项行动方针。

10月1日,宋子文博士向司徒雷登博士提出,政府希望在采取任何恢复谈判的行动之前,先夺取张家口。在会见当中,他交给司徒雷登博士一份解决眼下困难的建议程序提纲。这一程序大约需要一个月的谈判去解决,在此期间战斗显然还将继续。

同日(10月1日),共产党驻南京代表董必武先生和王炳南先生拜访了我,谈论周恩来将军9月30日关于政府进攻张家口的备忘录。董先生回顾了自6月底以来国民政府对许多中共区域的连续进攻,并指出,政府进攻张家口的公告促使延安当局指令周将军递交上述备忘录给我,一份同样的备忘录也已送交国民政府。董先生继续说,周将军希望等到一个答复,表明国民政府对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同时开会的建议作何反应,然后就此作出他的决定,但是如果政府继续进攻张家口,他(周将军)将不考虑在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之际同时召集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战事宜。董先生指出,在国民政府发表进攻张家口的公告之前,周将军认为共产党可以参加两个小组的会议。这时王先生插话说,政府停止进攻张家口是共产党参加同时举行的两个小组会议的先决条件。

我答复说,我希望向他们说明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我已向国民政府说明了,也希望向他们说明,我既不同意国民政府的行动方针,也不同意共产党的行动方针。局势差不多已经到了使我不能继续充当调停人的地步了。在这一系列的指责和反指责、建议和反建议的延续中,我实不能继续再做中间人。我已快达到我忍耐的极限,我必须首先考虑我所代表的政府的地位。当我正努力向中国政府争取我认为很可能为共产党所接受的建议条件时,共产党竟宣布了关于它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一事的公告。当我正努力向共产党争取获致协议的基础时,国民政府竟公开宣告进攻张家口。这种做法老是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继续着。我愿意强调的一点是,共产党所追求的程序,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长期拖延,在此期间,军事行动继续着,——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一直试图阻止的正是这件事——直至我们达到目前的严重关头。我十分愿意同国民政府讨论周将军9月30日的备忘录,并将尽力说服国民政府采取行动,以增加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董先生指出,周将军认为政府无意停战,这是周将军希望听到国民政府有关停战的官方表示的原因。在解释中共关于不提出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名单的宣告时,董先生指出,要求所有党派提出其代表名单的时间渐近,如果中共不就此公开声明,人们会以为共产党将参加国民大会。他最后说,这项声明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在此期间由于战事扩大,军调部执行小组越来越失去机动性。在晋南,国民党军队不断地集结,预示着政府将沿同蒲路向北推进;国民党军队已挺进冀东,而共产党在那一地区退入了道路崎岖的农村;中共军队正在加强它在赤峰地区的防卫,并破坏该城市以南的铁路线;共产党使赤峰和张家口的飞机场暂时不能使用;国民政府占领了军调部成立时曾引起重大争议的城市集宁(绥远东部);国民政府的飞机积极地轰炸共产党占领的城镇。由于战争扩大,并为了安全起见,军调部小组正从战地的许多点撤退,返回北平。

鉴于当前的局势,我于10月1日致蒋介石委员长一份备忘录,其中在说到我不同意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目前行动之后,我总结说：“我愿只在这里声明,除非觅致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而不以建议和反建议更事拖延,我将向总统提议将我召回,美国政府亦终止其调处的努力。”在备忘录中我首先叙述,我曾仔细地考虑了涉及目前谈判情况及军事行动的一切因素,并且考虑了最近的发展,诸如,共产党宣告除非政协的某些程序付诸实施,则拒绝提出国民大会共产党代表的名单;中央社宣告国民政府进攻张家口的行动;宋子文博士提交司徒雷登博士的非正式建议及周恩来将军9月30日的备忘录(后两份文件递交蒋委员长作为我的备忘录的附件)。

次日早晨(10月2日),蒋委员长派人通知司徒雷登博士,要他带给我一个口头答复,并表示这项答复将包含在当天晚些时候递送给我的一封信中。蒋委员长表示他认识到我在目前局势中的困难处境,我的问题他时刻紧记在心。然而,他感到,国民政府控制张家口对于国家的福利是具有绝对重要性的。如果共产党能撤出,那就更好,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国民党军队或许将用十至十五天的时间以武力夺取该城。蒋委员长认为张家口对于满州和华北的安全至关重要,他指出,国民政府占领这座城市,可以大力阻止共产党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蒋委员长说,如果共产党同意(1)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同时召开会议,(2)共产党十八个师的配置,(3)提出他们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则一俟张家口战斗结束,他就颁布停火令。

司徒雷登博士向蒋委员长叙述了我对战斗继续不断升级的关切,以及我对目前谈判只是国民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掩护的感觉。司徒雷登博士说明他本人同我的看法一致,美国政府实不能在可能被说成为军事行动遮掩手段的谈判中继续充任一方,而且美国不能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他最后说,事实上,由于国民政府近来的行动,目前美国已被置于似乎偏袒国民政府一方的地位。

我对所述的蒋委员长的观点的反应是,当一场夺取张家口的残酷战斗还在继续,而蒋委员长在这种情况下不希望进行调停之际,我不能进行谈判。蒋委员长的声明几乎使我完全相信,美国政府从中国召回我的时间已经来到——蒋委员长的确正在拖延谈判的掩护之下遵循明确的武力政策。现在他已完全改变了他早先在6月谈判中所同意于我的准许共产党留驻张家口的协议——目前张家口成了谈判的先决条件。我在6月30日曾就蒋委员长实际建议的一切同他争论过。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最近提出关于国府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是为了寻求在谈判中能够开拓进展道路的某种楔子。

同日(10月2日),我向宋子文博士强调指出,在国民政府进行军事行动期间,我将不继续谈判。宋博士回答说,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达成协议的方案,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然而,这些建议牵涉有关中国本部和满洲军队的重新配置的非常错综复杂的事情。

10月2日下午,我收到蒋委员长当日答复我前一天备忘录的备忘录。对于我的备忘录,蒋委员长说,“政府为节省时间,掬示忠诚起见,特坦率表明其对解决时局可能让步之最大限度”。这些“最大限度的让步”如下：

1﹒中共不断催促国民政府改组,而改组之关键为名额之分配,政府同意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中共八名,民盟四名,共十二名。中共则要求中共十名,民盟四名,共十四名。兹政府折中让步,中共八名,民盟四名,社会贤达名额中,一名由中共推荐,政府同意共十三名。中共应即行提出国府委员之中共方面之名单,及其国民大会代表之名单。但此项协议,由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协定后,仍交由综合小组取得协议。

2﹒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十八个师之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此项决议,应由三人小组正式协定后,交由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施行。

备忘录结语称,如果共产党“愿迅速解决此二问题,则双方当于获得协议时,立即宣告停止军事行动”。

10月3日同司徒雷登博士讨论局势时,我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的调处使自己得到好处,而且显然将继续这样做——国民政府关于进攻张家口的态度如此明确,以致目前避免不了这种结果。上面提到的蒋委员长的信对于局势并不是特别有益的,因为有关共产党各师驻地的第二项条件牵涉冗长的程序,在这期间进攻张家口将告结束。答复中也没有提及2月25日协定中所规定的国民政府各师的配置。我反对这种程序,而且我确实感到共产党不会接受它。正如我此时告知总统和代理国务卿的那样,我意识到10月1日我给蒋委员长的备忘录把美国置于同远东局势有关的地位的微妙性。但是我并不认为美国政府能参与在可疑的不公正的行为里面充任一方,因此,我感到这种事实应向中国政府明白指出。

司徒雷登博士告知我,一位共产党代表拜访他,询问目前美国的态度。(在删去某些挑衅性的部分以后,我已未加评论地把蒋委员长10月2日的备忘录递交周恩来将军。)我提出,或许我们唯一可以告诉共产党的是,我们曾同国民政府一起工作,尽力取得一个可接受的建议,而蒋委员长10月2日的备忘录就是结果。当司徒雷登博士提出共产党可能同意撤出张家口时,我说,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我个人也不能坚决主张这样的行动——蒋委员长以前曾经同意的是共产党可以保留张家口。6月份,共产党曾经很守信用,也许他们在某些地区保留保安队的条款除外——在这点上,只有时间能确定他们的诚实。在目前局势下,非常明显的是,国民政府不想停止它的进攻,且在夺取张家口方面它是那样专注,以致没能考虑牵涉的其他问题,否则便是决意不睬它们。随后,我建议司徒雷登博士同共产党代表非正式地讨论一下行动步骤,其中将包括根据国民政府的所谓让步共产党将作出什么让步,伴之以共产党要国民政府停止进攻张家口的要求。共产党很可能提出一些让步,如：提出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同意国府委员会名额为中共九名,民盟四名;不再进一步讨论就撤出苏北并撤离大同附近。

10月4日,董必武先生和王炳南先生拜访我,讨论蒋委员长10月2日的备忘录和上述关于共产党让步的建议,在这期间司徒雷登博士已将这些建议转达给共产党代表了。

董先生指出,蒋委员长的备忘录没有提及停止国民政府向张家口的进攻,这就表明国民政府无意停战或停止它对张家口的进攻。他继续说,进攻张家口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局势中最严重的问题,周将军和延安当局都要求政府就张家口问题作出明确答复。他叙述说,虽然共产党曾反复向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声明,共产党不拒绝两个小组会议同时召开的建议,中央社却报道,国民政府业已同意同时召开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的建议,而共产党则没有表态,以致在社会上引起了混乱。由于一名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公开声明,国民政府没有表示同意这两个小组同时召开会议,致使这件事更加混乱。

我答复说,我所得到的唯一的官方反应就是在我递送中共声明之后随之而来的蒋委员长10月2日的备忘录。在答复董先生要我评论蒋委员长备忘录的要求时,我表示,除了司徒雷登博士大概已经说过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寻求立即停战的基础,蒋委员长的答复就是迄今为止的结果——以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同意董先生的意见,即备忘录提出了某些条件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国民政府委员会问题、五人小组问题及提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问题。我说,这最后一点我曾在大约三星期前致周将军的备忘录里转达过(这是我9月10日的备忘录)。

在评论国民大会问题时,董先生指出,在这方面仍然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席位数额是否应予增加以及中共代表名额的确定。董先生说,然而,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宪法草案,这个草案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尚未通过。在宪法草案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召集国民大会,在他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国民政府把共产党提出其代表名单作为条件之一的行动,足以表明国民政府缺乏解决问题的愿望。在涉及蒋委员长备忘录的第二点时,董先生问道,6月份在专门的附件中达成的协议是否仍然有效,并指出,在这项文件里规定,双方占领的阵地,在满洲恢复到6月7日的状况,在中国本部恢复到1月13日的状况。

我回答说,我不能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我不久前曾向周将军指出的,我的印象是蒋委员长打算在国民政府军队新近占领的华北各地继续其军事占领。我说,关于此事我没有收到明确的声明,但是这种立场正是我所预料的。我继续说,关于满洲,我从总的讨论中得到的含义是,有关满洲军队配置问题所达成的暂定协议(既是为了停战也是为了军队的整编和重新分布)应该是适用的。对于这一点,董先生讲,他希望如果6月份达成的任何一项暂定协议生效,那么所有这类暂定协议都应该适用。否则他担心国民政府将只接受那些对它有利的部分。我指出,关于国民政府在这点上的立场,虽然除了我已经说过的以外我并无所知,但可以容易地引用周将军在共产党夺取长春之后,当他想要变更2月25日军队整编方案,以准许在满洲增加共产党师时所使用的语言：他曾用这样的声明来证明其立场之正确,“情况已大大改变了。”那时,我曾指出国民政府方面也将如法炮制的危险,其后的发展证实了我的预言。

在谈及军队配置问题时,董先生指出,目前政府在华北和满洲集结着占全部军队85%的兵力,在这种状况下,即使达成和平协议,也只能是暂时的。因此,他感到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他说,在三人小组休会以后,延安曾指令周将军,要想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必须撤出它在满洲和华北的一半兵力。他解释道,周将军或许未曾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其他问题进入了讨论,而停战问题自6月底以来迄未纳入讨论。

随后我叙述了需要为复员和部队配置做准备而制订规划,以及我本人为得到有关部队驻地和兵力的足够情报,以便在谈判中不致表态同意一个后勤实施不可能办到的协议的努力。我说,虽然董先生现在向我表示共产党对于华北、满洲部队配置问题的要求,但是共产党从未向我提供任何能使我对这一问题作出任何一种计算的资料,虽然这类资料本应在2月25日军队整编协定签定后三星期内提供。当董先生提出内战作为共产党未提供资料的借口时,我指出,内战尚未爆发三星期便已过去,而且在我3月份启程去美国之前,已差不多满期了。我补充道,当然这有些离题了,但是在涉及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兵力的问题时,他应该记住这点。

谈话结束时,我建议他用书面提出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对张家口问题给予答复。

10月4日,我同蒋委员长举行了一次冗长的会谈。在评论我10月1日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我表示,除非立即采取某种行动,我将建议总统将我召回,美国亦终止其调处努力)时,蒋委员长说,他曾自我反省任何可能被解释成他这一方缺乏公正的行动。他说,这种行动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撇开他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地位不谈,他本人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良心也会禁止这种行动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引起这样的看法,他感到极为遗憾。他只能向我保证,我是误解了。他并不感到这是一件能够讨论的事情。他进一步指出,我离开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万万不能停止调停的努力,因为中国的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的努力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他在结束时说,在他记忆中没有一件事曾在精神上使他这样的感动、惊讶或不安,为了使我的使命继续下去,必须寻求一种令人满意的基础。

在答复中我作了下列声明：我并未暗示蒋委员长的公正有什么问题。成问题的,乃是我本人的行动和立场,以及我所代表的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立场。我深信武力进攻正在进行中,谈判可以被说成是这种攻势的掩护——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再也不能参加谈判。在6月间,蒋委员长曾同意我的建议,将张家口留给共产党,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地位大大弱于现时——现在承德已经被攻占,河北、热河的大部亦已被占领,他的军队已远越北平朝着张家口的方向前进,且国民政府军队行将占领两个战略要点赤峰和多伦。鉴于国民政府前些时候弱得多的地位,如果现在说张家口具有如此的战略重要性,因此政府不能考虑任何不让政府占领张家口的安排,是同蒋委员长在6月份让共产党保留张家口的协议不一致的。对我来说,当前的做法明显地意味着是武力进攻,而非谈判解决,在6月末,我展望七八月的前途,曾对整个这种做法提出反对,当时蒋委员长拒绝接受公开获致的协议,且谓在中国本部只是地方性的战争,而满洲则并没有战争。我不但不同意这种看法,且曾想过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发展成为全面的内战,在未来的长期间远非国共双方所能控制。我还感到这可能引起等于是请苏联在满洲进行军事干涉的局面。

当蒋委员长宣称,他在6月提到张家口问题并没有构成一项协议,而且共产党也没有接受这项建议时,我指出这不是个协议问题。我所谈的是对当时存在状况的一项声明,那时他曾说他愿意遵守这种协议,这种协议同眼下国民政府的强大地位恰成对比。现在他却不愿意停止国民政府对张家口的进攻,除非共产党同意国民政府军队对它的占领。然后蒋委员长发表了冗长的声明,多少重复了上面提及的事情,也谈到了同共产党谈判的诸方面,但是他没有表示他将停止进攻张家口。

因此,在结束时我答复说,我遗憾地告诉他,在我们的讨论中没有透露什么可以使我改变我的观点的事情——事实上,我愈益深信美国政府正被置于其公正行动成为疑问的地位。因此,我一定要向总统提议将我召回。

在同蒋委员长会谈的第二天(10月5日),我致电总统和代理国务卿,建议终止我的使命,并立即将我召回。电文有关部分的要点如下：

虽然现在有共产党恶意地歪曲事实的宣传和剧烈的攻击,虽然共产党愚昧地不同意成立以司徒雷登博士为主席的五人小组——据我们推测,这是由于害怕这次拒绝所引起的拖延——我深深感觉到美国政府在世界面前不能再让我继续担任调处人,并应即照此秘密通知蒋委员长,我相信这是唯一的途径,借以停止军事攻势并消除国民政府将领们的明显的信念,以为他们在进行武力的进攻中,可以把美国拉在一起。附上总统致蒋委员长电信稿一件如下并请裁察：

马歇尔将军提议结束他的任务,并将他召回。他曾对你说明过,他深深感觉在扩大军事攻势行动的现况下,继续担任调停将使美国政府处境困难,而马歇尔将军所体现的美国政府的公正行动势将成为严重疑问。我惋惜他促使中国和平的努力已告失败,唯关于他公正的地位和行动(这体现着美国政府的意旨和高尚的目的)那是没有疑问的。因此,我除深表歉意外,决定将他立刻召回。

当天晚上(10月5日),蒋委员长的参军拜会司徒雷登博士,在谈话过程中,司徒雷登博士通知他,我已电告总统建议把我召回。半小时以后,该参军给司徒雷登博士来电话说,蒋委员长想立即见他。司徒雷登博士拜会蒋委员长时,蒋委员长表示愿意同意停止进攻张家口五天,若在美国调停人坚持之下,还可延长。条件是共产党应立即参加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会议,并将张家口问题首先提出协商。谈话结束时,蒋委员长邀请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于次日晨和他讨论这件事。

司徒雷登博士离开蒋委员长的住宅后,立即通知了我。由于接到了蒋委员长提议短期休战的消息,我致电国务院,请求在接到我的续电之前,关于结束我的使命将我召回的电文暂缓转交总统。

尽管我当时告诉司徒雷登博士,我不认为共产党会同意让出张家口,而且据我看,他们会立即根据国民政府强加的关于张家口的条件对该程序提出异议——虽然国民政府将停止对该城市的进攻,这项条件将使他们不用战争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我们还是同意于次日上午会见蒋委员长。

在此期间,南京中共代表团成员王炳南先生向司徒雷登博士转达了周恩来将军对10月3日司徒雷登博士所提四点建议的正式口头答复：(1)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将军说,共产党和民盟对在两党之间分配的十四席拥有“固有权”,两党可以作出安排来适当地分配这些席位。——王先生重复了共产党以前的理由,即防止违反政协决议的否决权是必需的。(2)关于共产党撤出苏北问题,周将军说,这件事情应提交三人小组,并结合整编及配置军队的协定一起解决。(3)关于提出中共出席国民大会代表名单问题,周将军说,政协综合小组应首先解决某些要点,例如国民大会无党派代表的名额,一俟各派代表的名额及分配确定下来,共产党将准备着手进行。(4)关于从大同附近撤出中共军队问题,周将军说,对此项行动中共已有公告。

我对这一答复的反应是,我们所提议的共方之让步,共产党全未接受。国民政府一定会否认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会拥有十四席的“固有权”,正是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意见分歧。希望三人小组就苏北问题达成协议也是困难的,因为这种行动必需全体投票通过,而周将军会反对国民政府的条款,从而阻止达成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一致同意的原则在政协综合小组里同样实行,因而一票就能阻挠就此达成任何决议。结果在等待周将军的答复时我们一无进展。

根据蒋委员长的要求,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于10月6日上午拜会他,讨论张家口地区的休战事宜,我告诉蒋委员长,我并不赞成这样一个程序。我说,据我看短时间的休战不能使谈判得到成功,尤其在进攻的军事行动有再起的威胁时为然。而长期的休战,鉴于战地各司令官面临的种种复杂情况和他们的寻衅的态度势难控制,我再一次提出我于9月27日交给蒋委员长建议他采纳的声明草稿,以供讨论——草稿中包括如共产党一旦同意规定的程序,立即停止冲突。

蒋委员长回答,他不认为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合时宜的,且他不能同意这项建议的声明,因为共产党同意这项建议的程序就将意味着立即停止冲突。然后他坚持停止冲突须视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的顺利完成而定。当我指出这将完全失去声明的目的时,他说,不召集国民政府的战地军事将领和他的政治首领们商议,他不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这一程序将费去很多时间。他说,但是他能不召集这样一个会议就命令休战。接着他提议,共产党如果能同意他在10月2日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召开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会议,则将颁布休战五日的命令。

我坚持认为五天的休战毫无用处,只能导致其他误解并增添仇恨,当蒋委员长同意将休战期延长到一星期时,我坚持至少延长到十天。

然后蒋委员长表示,当十天期满时,如果共产党仍有谈判的诚意,他将再延长期限,但在休战开始时,不向共产党做此暗示。他请求将休战作为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的建议予以宣布,而不由国民政府宣布。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同意这项请求,虽然这并不是我们的建议——这不过代表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条件而已。

我指出,如果实行了这样的休战,则有几项规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是关于监督休战的责任应该由军调部和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执行小组的专门组织承担;另一项是(这一项是我坚持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应同意由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公布休战条件,双方都不加评论。

同蒋委员长讨论之后,司徒雷登博士返回大使馆,要求王炳南先生立即来访,以便能向他说明休战问题及其有关的条件。我即刻口授一份10月6日的备忘录送交司徒雷登博士,按照我的理解概述了休战条件,以避免在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之间对蒋委员长同意之事项产生任何误解。司徒雷登博士收到这份备忘录,即电话通知我,他同意其中的书面说明,并说他刚刚结束了同王先生的会谈。第二天,我得悉王先生尚未看到有关停战条件的书面说明,因此我便送去一份我给司徒雷登博士的上述备忘录的抄件,并附加一份抄件给在上海的周将军。

在10月6日给司徒雷登博士的这份备忘录中,我说,请他通知王先生,根据我们与蒋委员长商定的安排,我们建议,在下列条件下,对张家口的攻势休战十天：(1)“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两项建议。”(2)休战期间,军调部执行小组将在一切危险地点执行监督任务——在中共军队防线内的执行小组没有政府代表,在政府军防线内的执行小组没有共产党代表,两军防线之间的执行小组有政府与共产党两方代表;执行小组的美国代表有权决定派遣小组的地点和时间,并报告破坏休战之行动。(3)由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宣布停战,两党均不宣布。

同日(10月6日),我向总统和代理国务卿报告了最近的局势发展,并指令我在国务院的代表取消我前一天的电信中有关结束我的任务并将我召回的部分,但是仍把它交给总统和代理国务卿,作为了解当前形势的重要材料。

在蒋委员长刚刚同意十天休战而尚未将此项建议通知共产党代表之时,我发出一封紧急密电给军调部的美国工作人员。在电文中,我叙述了休战建议,并指令制订必要的计划,以便行使建议中规定的军调部执行小组的职责,但是要将有关这一行动的消息保密,直至收到接受建议的通知为止。

10月8月,中共南京代表团的王炳南先生拜会司徒雷登博士,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将军从上海转来的延安对十天休战建议的口头答复。司徒雷登博士把所列各点写成书面材料,并且为了准确起见同王先生进行了核对。这一答复的要点如下：

1﹒休战应无时间之限制,除非政府军队撤退至原来阵地,则方案似仅系一项策略而已。

2﹒共产党希望召集三人小组及五人小组会议,但讨论者不应限于蒋委员长10月2日的备忘录中之两项。在休战条件下,讨论此等问题,应视为系在军事压迫之下进行谈判。

3﹒共产党方面对于蒋委员长10月2日之备忘录尚无答复,因共产党希望自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获得其阐明局势之消息。最近之建议暗示局势并无甚多之改变,因此,周恩来将军将准备作一书面之答复,而以为无返南京之必要。

共产党拒绝这项休战建议,使我处在一个与我以前所持的反对继续军事攻势行动的立场相对立的地位。现在是国民政府至少已经提出暂时停战,而共产党则拒绝之。我向司徒雷登博士建议,我们要求共产党代表团的董必武先生和王炳南先生来访问我们,就此事进行一次讨论,以此为手段使我们有机会确定他们的态度是否同周将军的提法有所不同。司徒雷登博士说,他感到首先要做的是对谈判问题发表一个客观的声明,这项声明将不把责任归于任何一方,并不加任何指责。随后我口述了一个作为那一天(10月8日)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联合发表的声明。声明开头叙述了周恩来将军9月30日就国民政府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以及共产党对此的态度给我的备忘录,并引用了这一备忘录的结尾段落。声明说明这一备忘录已被递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在10月2日给我的备忘录中作了答复。并引用了两段蒋委员长的备忘录,其中包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问题而作的“最大让步”。声明接下去叙述了中共代表拜会美国调停人,询问蒋委员长的备忘录(此备忘录已立即转交中共代表)是否为对周恩来将军9月30日备忘录的答复,并指出,蒋委员长对张家口之事并未提及。声明接着提到蒋委员长同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之间进行的讨论,并提到蒋委员长同意的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休战十天的建议。声明最后说,这一消息立即转告了共产党代表,并于10月8日得到了王炳南先生口头转达的共产党的答复。声明引用了这一答复的要点。正如对声明的这个叙述所表明的,这是自接到周将军提出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备忘录之时起,至共产党拒绝对张家口停止十天军事行动的建议之时止的谈判的详细叙述。

董必武先生和王炳南先生于10月8日下午来访,与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举行了一次会谈。在通知他们我已将由司徒雷登博士提供给我的一份共产党的答复送交蒋委员长之后,我发表了以下评论：我对共产党目前的立场感到完全迷惑不解,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竭尽全力才得到蒋委员长对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同意,以及对停止军事行动十天之久的同意。我最为关切的是,当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施加一切压力尽力使国民政府停止进攻张家口时,国民政府曾屡次告诫我们,共产党的反应必将是使情况进一步复杂,而周将军递交我的9月30日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声明将即刻随之产生其他复杂情况。我曾否认这种说法,因为据我看来共产党似乎明显地希望停止对张家口的作战。然而从这次的答复判断,我显然是错了。8月初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就建议成立五人小组,通过小组会议尽力为促成停战提供基础,但是延安方面把这项建议曲解为国民政府以拖延战术尽力掩盖他们的军事进攻。由于共产党的态度,接着就是极大的拖延,如果接受我们的建议,就一定不会有这样长的拖延。这项十天休战建议体现了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为得到周将军所要求的东西而作出的进一步努力,这种努力远远大于共产党所明显地理解的程度。这是根据通讯和共产党的声明而设想的：共产党希望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可是两天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周将军留驻上海使谈判更加困难。我目前的疑问是：你们目前期望于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的到底是什么?

随后董先生解释了共产党为什么拒绝接受关于五人小组的建议。他的声明表明了对五人小组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误解——这显然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就五人小组讨论的权限范围对共产党人所作的声明引起的,虽然,像我提醒董先生那样,司徒雷登博士和我都曾在不同场合尽力向共产党代表说明,该小组将只限于讨论国府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和否决权问题。董先生随后继续说,当共产党得知国民政府和美国调停人不能保证颁发停火令时,拖延便产生了,因为共产党在这些情况下不能参加五人小组。谈到共产党拒绝十天休战建议时,董先生指出,共产党希望全面停止国民政府对张家口的进攻,而不是十天的休战,在此十天里,国民政府可以增援它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就可恢复进攻。

我指出,他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我已作出规定通过军调部执行小组的作用防止这种不测事件。这是针对这类违犯行动的保护措施,而且应该记得,国民政府也曾提出同样的理由——即休战将使共产党得以重新集结和增援兵力。

董先生再一次陈述了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党要求断然停止对张家口的攻击,国民政府表示诚意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它的军队撤回他们的原驻地。他说明周将军推迟答复蒋委员长10月2日的备忘录,是由于他希望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能够使国民政府认识它正在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付被征服者;同时希望我们能够使国民政府改变战争政策。现在共产党已失去了希望。他们非常感谢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本人的努力以及我们调停中国国内事务所持的立场,但是中国现在已在内战中。他最后说,共产党希望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一方面能使美国政府停止其对国民政府的单方面援助,另一方面能“有使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平的调停方法”。

我回答说,我不接受他声明中关于美国政府的部分,而且我也并不喜欢他最后声明的第二部分的推论。我在结束时说,目前,我深恐在谈判中所尽的努力已告终结,这就是我必须要说的全部。

司徒雷登博士插话指出,国民政府在张家口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守信用的问题似可由执行小组的安排提供充分保证,这构成了对共产党的保护。他继续说,如果在十天休战期内对于国府委员会和其他政治问题的讨论能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就可继续讨论军事事务;如果双方愿意在联合政府和宪法方案中合作,那么很快就可颁布停火令。他最后说,因此他认为共产党已拒绝我们的建议,而且他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

董先生指出,十天对于期求任何成果来说都未免太短,此外,国民政府要共产党接受十天休战并履行一切要求的条件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王先生说明,共产党不能接受建议中的两项条件——第一项是十天休战,第二项是共产党必须实行蒋委员长10月2日备忘录中的两点。

司徒雷登博士答复说,这里一定存在着某种误解。我们曾考虑这将是一次协商,在协商中美国调停人愿意看到以合作的精神实行休战,以便在像国府委员会和宪法草案这些事情上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当国民政府得到共产党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合作的证据时,自然就会导致军事问题的解决,在永久的基础上解决张家口周围及其他地方的停战。他说,我们相信结果将是这样。他继续指出,我们曾建议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共产党开始希望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其后又希望停止国民政府对张家口的进攻——我们的十天休战建议则包括所有三者,既包括召开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又包括停止进攻张家口。我们认为这次休战将成为完成双方所希望的一切事情的开端。会见结束时董先生说,他将把我们谈话的要点报告周将军,并补充说,周将军返回南京尚待将来。

鉴于这次谈话不能令人满意,并希望在此紧要关头竭尽一切可能,我决定飞往上海会见周恩来将军。我安排吉伦将军邀请周将军于10月9日在他的住宅吃午饭,但不向周将军透露我将出席。这样能使我同周将军举行三小时的会谈。当我在吉伦将军的住宅见到周将军并向他说明我以这种方式安排约会是为了避人耳目之后,我叙述了前一天在南京同共产党代表的谈话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补充道,鉴于这件事的严重的含义,以及我为挽救局势不愿留下任何我能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的愿望,我决定到上海来见他。然后我交给他一份前一天谈话的记录,并建议他在开始谈话前先看记录。

看完这份文件之后,他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我回答说此刻没什么要说的,周将军便发表了下述评论：他已看过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发表的联合声明的中文本,并愿意指出,南京的共产党代表在拜会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时尚不知道这一声明。联合声明同我给司徒雷登博士的备忘录中的十天休战条款之间是有出入的(备忘录的一份抄件已送交上海的周将军)。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两个小组将举行会议,以便“考虑”蒋委员长于10月2日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两项建议;在我给司徒雷登博士的备忘录中却表示休战目的在“实行”蒋委员长的两项建议。如果理解成两项建议要加以实行,就会距离共产党的认识更其遥远,而此种条款则相当于一份投降书。

我答复如下：这两份文件都是我口授的,一份用了五分钟,另一份用了十分钟。周将军现在所谈论的是我的英文,而不是蒋委员长的意图。我主动给王炳南先生送去一份我给司徒雷登博士的备忘录,随后,在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的一名助手在场的情况下非常仓促地口授了新闻稿。国民政府没有看到这份备忘录,他们只是在新闻稿在报上发表以后才看到它。在口授新闻稿时,除最后几段以外,我尽力压缩了一些字。我没有引用的并且明显地可以避免现在这种误解的段落是：“政府为节省时间,掬示忠诚起见,特坦率声明其对解决时局可能让步之最大限度。”周将军提出的问题显然把问题本身归结到“实行”这一词的使用上,这个词涉及蒋委员长10月2日递交我的备忘录中的两点建议。我或许说过对这两项建议的“考虑”,或“考虑”这两项建议。但是我希望提出的一点是,蒋委员长从没看过这一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只是我给司徒雷登博士的一份文件。因此,在我看来,除了新闻稿上用的是周将军最少异议的那一措辞之外,这两个不同措辞的使用不应成为他关心的原因。两个措辞都不是直接引自蒋委员长,因此我不认为它们会成为如此明显重要的事情。董先生在前一天提到的以前的不同意和误解是围绕着周将军的要求——这要求通过司徒雷登博士转达给我了——即关于国府委员会的名额须于五人小组召开正式会议以前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定。蒋委员长只能同意五人小组的正式会议,而这显然使周将军相信,该小组的国民政府成员将不被授权谈判国府委员会的席位问题和否决权问题,或者不被授权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停战问题。周将军对该小组讨论军事事务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从开始为召集该小组而努力时也是这样理解的。我已向蒋委员长提出周将军关于国民政府成员无权谈判国府委员会两项问题的声明。蒋委员长向我保证,这是错误的,并同意我的意见,即国府委员会的两项问题是由该小组考虑的唯一的两个问题——自然,国民政府代表在会议上将有权进行谈判。当军事行动在继续,而我的重大问题是作出如此的安排使得张家口地区的积极的军事行动能够迅速停止之际,我无法理解对谈判的这种拖延。为了这一目的,我曾秘密指令军调部的美国委员和执行组主任制订一个迅速部署执行小组的详细的全面计划。因此我难于理解当军事行动在继续,而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于控制之际,为什么能容许事情拖延。时局中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蒋委员长规定只讨论某些问题,周将军表示严重关切对休战期间讨论事项所加的限制。在这一点上大概完全误解了。我曾试图为停止冲突获得协议,然后接着进行谈判,我也曾试图尽可能限制在颁布全面停火令之前需要调整的事项的数目。按照我目前的理解,周将军关切的是其他事项可能不被讨论。然而我的设想是,在战斗停止之时,就将进行全面的讨论。我最后说,我到上海来的原因是要询问周将军,我们是召开一次会议呢,还是在举行会议之前继续卷入种种纠纷。

休息进午餐以后,周将军作了以下答复：他之所以认为使用“实行”这个措辞很重要,是由于它出现在他所收到的同十天休战有关的唯一信件中。然而,当他看到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的联合声明时,这一措辞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声明表明建议将被考虑。然而呈现的问题是,蒋委员长认为他的两项建议是他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但是依照共产党的观点,这不是让步——相反,这是难于接受的条件。建议中的第一项规定在国府委员会中将分配给共产党和民盟一定的席位,这种办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除非提供所要求的否决权。同时,把社会贤达一席算作国府委员会中中共和民盟集团的一部分是同政协程序不一致的,而且让共产党在完成宪法草案之前提出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名单的要求也是违反政协决议的。蒋委员长建议中的第二项是个单方面的要求,它超出了6月的休战。这等于说,当中共军队的驻地被固定时,国民政府的九十个师却可以自由移动,并且能够占领共产党地区。

周将军继续说,他没有立即答复蒋委员长,而只是请南京的共产党代表将口头答复通知司徒雷登博士转达给我。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两项建议不能接受,他感到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可能仍在寻求某些停止国民政府进攻张家口的办法,以防止国家分裂。国民政府建议的作用就是强迫共产党屈服;如果在十天内不接受条件,国民政府就继续进攻张家口。当前的形势不同于6月的形势,因为在6月那段时期问题都提出来讨论,而现在却限制了讨论范围,连解决办法也事先制订了——这等于是个最后通牒。

我重复了我的解释：对讨论事项的限制是我为在停火问题之前尽可能少提出困难问题的努力造成的。我指出,双方都提出了条件,如果未能在会议桌上的讨论中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就将是失败的;建议休战绝不表示赞成蒋委员长所概述的具体条件——例如国民大会的代表和军队驻地。我说,如果不坐到会议桌旁讨论条件,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随后周将军提出了以下评述：我曾提出反对不经过初步讨论以寻求获致协议的基础就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同样的理由对五人小组也照样适用。关于国府委员会的问题,在缺乏这类非正式的初步讨论的情况下,召开五人小组会议也将是同样困难的。撇开这点不谈,也仍然存在着对颁布停火令缺乏保证的问题。在他离开南京之前,他曾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就共产党对改组国府委员会的建议向司徒雷登博士说明他的一些想法。然而,国民政府拒绝非正式地讨论这些问题。蒋委员长目前对于国府委员会席位的建议显得非常可笑,将不会为民盟所赞成。当前,国民政府从事于大规模地进攻张家口,如国民党报纸和在北平的国民政府军事将领所宣布的,这场战争正式开始于9月29日下午2点。当时共产党得出结论,形势已难以挽救。虽然我赞成必须停止进攻张家口,但我并不认为这一行动等于国家的分裂。然而,共产党还是认为,国民政府向构成共产党政治军事中心的少数城市之一如延安、张家口和哈尔滨发动进攻就是意味着国家的分裂,他希望我能明白,共产党自撤出长春以来,一直处于守势,而国民政府却在许多地区任意进攻。目前共产党认为,继续进攻张家口就是蒋委员长决心放弃谈判的最后希望的宣言,这也是他轻率地使国家走上全面分裂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有一种结局——要么停战,要么不停战——这不是一个暂时停战的问题。在蒋委员长10月2日答复周将军9月30日关于张家口的备忘录之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过一次会议,会上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首领决定了武力解决的政策。蒋委员长立即发出他的10月2日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不提张家口,并提出了他知道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建议。这样,国民政府便利用这项建议作为战争的掩护。共产党从6月的两次休战期间已经吸取了教训——这就是尽管他们让步,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因此共产党不能同意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的十天休战;事实上,共产党甚至也不能同意对全国的有限停战。依共产党的观点,只有无限期地休战,才足以表明国民政府不愿全面分裂。

然后周将军提出了以下几点,他说这代表共产党在军事、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军事

(1)双方军队在关内应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6月7日的位置。

(2)双方军队的驻地均应固定,直至军队整编时为止。

(3)政府方面在1月13日以后调动的军队,应退回原驻地,以便复员易于进行。

政治

无论由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讨论,均应包括以下几点：

(1)在国府委员会中,中共及民盟应占十四席,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被违反。两党派之间的席位分配将由双方单独讨论解决。

(2)行政院应与国府委员会同时实行改组。

(3)必须立即重新召集宪草审议委员会,为提交国民大会的宪法草案定稿,各党派应保证拥护此宪法。

(4)政协综合小组应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和国民大会各党派席位的最后分配。

(5)在国民政府改组后,各党派应根据改组后之政府商定的名额提交国大代表名单。

(6)地方政府问题,将根据政协和平建国纲领解决——即暂维原状,以待国民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

(7)为保证蒋委员长1月在政协会议开幕时所提四项诺言的实施,必须释放政治犯,恢复1月以来所取缔的报纸、杂志、人民团体,取消秘密警察。

(8)根据政协的军事决议,必须严格实施军民分治,重新开始复员工作。

周将军说明,以上八点均包括在政协决议内,都应该实行。他进一步陈述,五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应仅限于讨论如何执行政协决议并确定是否某些点是同这些决议相违背的。他补充道,这些就是他准备答复蒋委员长10月2日备忘录的内容。

他进一步说明,为了避免国家的全面分裂,必须无限期地停止国民政府军队对张家口的进攻。他继续说,三人小组,五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都应随后召开会议讨论休战和政协决议的实施。他指出这就是他对蒋委员长的明确答复。在结束时周将军说,他还想提到其他两点：(1)在内战继续时,中共不赞同美国政府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也不赞同在中国的美国军队还没有按以前所许诺的撤退这一事实。(2)他注意到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的声明总是选定在共产党拒绝国民政府的要求之后,而不是在国民政府拒绝共产党的要求之后发表。他谈到这种情况：在6月休战期结束,当共产党实际上放弃了全部要求,而国民政府仍旧拒绝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致使谈判破裂时,我们并没有发表声明。接着他列举了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在8月份发表声明时的形势和我们未发表声明时的其他形势,并指出,虽然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最后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没有包含谴责的内容,但它所选择的时间引起了公众的误解,且没有真实地描述形势。

在答复中我告诉周将军,我将把他提出的八点列单送交国民政府,但建议他本人给国民政府一个正式答复。我说明,我来上海是为了同他亲自讨论一下,形势是否像我在同董先生和王先生谈话时看来那么严重。

我以下列声明结束道：我感谢他的坦率,由于我们已经谈过了所提到的大部分内容,我不准备再详细回答。我只是痛惜他继续坚持认为蒋委员长计划的休战是为了邪恶的目的,因为我花了四五天的时间试图说服蒋委员长停止战斗。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停战是国民政府为赢得时间以调动军队和军火而作的努力。在听取周将军的声明以后,我所能说的一切是,看来我对调停所作的努力是徒然的,而且,我看不到采取任何其他行动的实际基础。在我们的讨论结束之际,我只能表示我的遗憾。前一些时候我曾告诉他,如果共产党感到他们不能相信我的公正,他们只要这样表示,我将退出谈判。现在他这样说了。我将立即离沪回南京。我感谢他光临吉伦将军的住宅,给我提供了直接同他谈话的机会。

周将军回答,他希望指出两点：(1)八点只涉及政治问题,但他也提出了同军事问题有关的三点。他想进一步说明,国民政府停止进攻张家口必须是永久的。他给蒋委员长的书面答复将由我转交。(2)虽然他不满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刚刚发表的联合声明,但他愿意说清楚,他并没涉及我在整个调停期间所做的全面努力。

同一天(10月9日),周恩来将军给我一份注明日期是当天的备忘录,作为他对蒋委员长的10月2日备忘录和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休战十天的建议的答复。备忘录的要点如下：

由于蒋委员长在他10月2日的备忘录中不仅未答复周将军9月30日的备忘录,反而提出违反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的两项要求,故周将军未立即答复他10月2日的备忘录,而仅指示王炳南先生转达了口头答复,“以期待阁下与司徒雷登博士将继续为中国的和平而进行公正的努力”。

共产党拒绝张家口休战建议是由于以下三项原因：(1)依照既定协议中的原则,中共及民盟必须在国府委员四十名中获得十四名,方足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变动,而政府所提议的十三名不能给以这种保证。(2)国大名单仅能提交改组后的政府,且须在宪法草案业经政协修正为提交国大的唯一草案及国大代表名额业经最后商定之后;国民政府对此事的建议与政协决议相违背。(3)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应规定在整军时双方军队的驻地,而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驻地,让政府军得保持随意调动,并任意进攻中共部队及共产党地区居民。

周将军接到我于10月6日致司徒雷登博士的备忘录,得悉蒋委员长仅在“实行”他10月2日备忘录中的两项要求之下,才同意对张家口的进攻暂缓十日。这显然是压迫共产党屈服的最后通牒,“使我们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建议”。周将军要求我向蒋委员长转达下述答复：

对张家口的进攻必须立即停止,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只要国民政府立即无限期地停止进攻张家口,共产党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两项问题：(1)停战,(2)实施政协决议。

备忘录结尾列举了周将军10月9日在上海向我提出的几点,其中三点是由三人小组讨论的军事问题,八点是由政协综合小组或五人小组讨论的政治问题。

共产党对休战建议的拒绝结束了又一个曲折的谈判时期,这一谈判时期开始于周恩来将军滞留上海,以等待三人小组会议的召开。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发动了对张家口的进攻,并在9月底公开宣布它占领该城市的意图。共产党因坚持获得停战保证,并坚持在参加五人小组之前先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该问题,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地位：国民政府迅速地进行军事进攻,而可能为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停战提供一个基础的谈判却未进行。蒋委员长在此期间坚持着顽固的立场,拒绝发表我提议的声明,而这一声明我认为是可以给国民政府以充分的保障,并且可能导致停战的。这一态度含有实际上迫使中共完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严重危险。由于国民政府公开宣布进攻张家口,共产党警告说,这将在两党之间产生全国性的分裂。国民政府的继续使用武力和拒绝停止进攻张家口使我确信：如果美国继续调停,而这场战役却继续进行到底,则我本人的公正立场以及由我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公正立场都会成为问题。由于共产党宣传攻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我本人,我曾通知共产党代表,如果对我的公正有怀疑,只要照此通知我,我就退出谈判。鉴于国民政府的行动,我感到我也须向蒋委员长说明我的立场。当我看到他不愿放弃夺取张家口的意图时,我这样做了。当时,我建议总统将我召回并结束我的使命,但是当我得知下面的情况时,就取消了这一建议,这时我得知蒋委员长同意对张家口的进攻休战一段时间,以便让三人小组和在司徒雷登博士主持下的五人小组讨论国府委员会成员、共产党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和中共军队的防地问题,在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就正式停战。尽管共产党曾坚持把停止进攻张家口作为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尽管周将军曾经说过,一俟三人小组重新召集,他将返回南京,但共产党却拒绝接受这些建议。他们要求永久的、而不是暂时的停止进攻张家口,并表示就建议中所提的问题(也包括对张家口问题的讨论)进行谈判,这就等于在压力之下进行谈判。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很令人费解,因为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坚持要求停战,而且坚持在颁发停火令前限制讨论的问题,目的在于把在战斗结束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减少到最小数量。这一时期结束了,正如在上海同周恩来将军谈话时所说的,其含义是：我的调停努力结束了,但是,我们感到,尽管共产党的宣传攻击美国的调停努力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共产党并不真正希望美国退出谈判。

【注释】

[1]国民党中央社9月30日报道这项建议是“我的”,因此我于10月3日授权发表下列消息：
“今天下午,美国大使馆正式发言人布雷德利·康纳斯向报界发表了下述声明：
9月30日中央社在南京发表声明——大意为蒋介石委员长同意接受马歇尔将军的三人小组与五人小组同时召开会议之建议——将该建议归之于马歇尔将军是不正确的。”

[2]在三人小组成员签署这一协定终了时,我在简短演说中声明：“我认为这协定代表了中国伟大的希望。我只有希望这一文件不会被一小群不妥协的人所玷污,这群不妥协的人为了自私的目的,想要使中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压倒一切的热望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