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央羸弱，无力西顾。蒋介石在1934年3月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演说中指出：“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即采用“柔性的政策之羁縻。”[108]然而随着抗战的进行，大后方交通事业发展迅速。国民政府在川康、西北、西南新筑路线20余条，其中川滇、川康、康青、青新和青藏公路的修筑，使国民党对边疆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以西康为例，抗战时期在西康修筑了乐西、西祥、川康、康营、雅富等5条公路。川康公路1942年3月全线打通。乐西公路起自乐山，终点是西昌，是开发川康资源、加强川康二省交通之主要干线，1941年6月开始通车。西祥公路起自西昌、经会理、大姚至滇缅公路之祥云，是沟通康、滇两省交通的主干线，自缅甸内运物资取道此线，再循乐西公路以达成都，较之川滇、成渝两路，可缩短300公里，1941年底通车。1943年康青铁路开始修筑，目的是与正在修筑的青藏铁路和青新铁路对接。总之，这些公路的修建，为中央政府踏进西康，控制西藏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日本在完成东南亚的进攻后，开始向南亚渗透。1942年3月仰光失陷，丘吉尔指出华南可能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109]进而有消息称：“日敌派遣军人扮成喇嘛，秘密入藏，散处各寺，大肆活动，竟谓中英皆已战败，日本为真正佛教国，将来日军入印时，即助藏恢复自由。”[110]国民政府在1942年底的诸项机密情报里，也证实由日本扶植的“第五纵队”已深入藏南、印北边境。这些报告表明，一旦印度政局不稳，英国殖民统治垮台，将会影响西藏噶厦的政治动向，如果拉萨决定与日本合作，则中国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其安危将受到严重威胁。[111]国民政府担心一旦日军进入毫不设防的西藏，之后就可以继续东进西康再进入四川。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在此期间有了明显转变。战前，由于西藏距离遥远，中央本着“既无所得，亦无所失”的态度，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态度虽然强硬，但往往口号多于实际。战争进入中期后，随着西南、西北公路交通的发展，以及日军对南亚、西藏所构成的威胁，国民政府需要提出更切实有效的对藏政策。1942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拟定的《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之关系》指出：“中央对西藏不外采取两种可能之关系：甲、恢复藩属之地位。乙、中央给予西藏以自治权，除国防、外交及其一部分交通、经济、财政与教育由中央主持外，余皆允许其高度自治。”[112]同时建议中央“似宜采取乙种关系较为切合西藏环境”。蒙藏委员会则建议中央：“对于西藏之金融及出口贸易，似宜由政府统筹对策，其由经济方面着手，打开中央对藏关系。”[113]军统西康调查组组长唐磊也认为：“筹藏之策，首重结铸汉藏二民族内层之联系，故如着重于政治或军事方式之浮策，则无论为联络、为宣传、为怀柔、为羁縻、为威压，皆适足以添划二民族间之裂痕。反之，如能建立汉藏之同一经济机构，暗中扶助其经济与文化之发展，则立可利用其域内之财，初以补助办法，渐谋深入其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实业诸内层，从而结成汉藏不可分之密切联系。”[114]随着抗战的深入，国民政府有了巩固西藏的可能与必要，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政治、经济手段，采取积极的对藏政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