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在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双重压力下，中央政府对西藏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却无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主导下进行着现代化的初步改革，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队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家逐步从形式上的完整向实质上的统一过渡，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的治理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治藏理念上也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强调与内地的“同一性”，推行地方自治，到更多地注意西藏的“特殊性”[38]。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得以重建，政治环境趋于稳定，经济交往重新密切，西藏城市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机遇。
（一）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即高度重视改善内地与西藏的关系，一方面宣布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的“蒙藏委员会”，管理西藏地方、蒙古地方（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各省蒙古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作为中央政府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并多次派专使赴藏宣慰，试图消除隔阂，改善关系。蒙藏委员会成立后，在国民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巩固国防、抵御外辱的需要出发，在对待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的指导思想上，逐渐以国防问题取代民族问题，并奉行和平主义原则，公平调解康藏、青藏纠纷。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进入了热振摄政以及汉藏关系有所恢复的历史时期。1934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一行抵达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册封大典，颁发玉册玉印，并与噶厦政府进一步磋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等问题。在十三世达赖的三名转世灵童寻访完成后，1940年2月22日，中央代表吴忠信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坐床仪式，使中央和西藏关系、汉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抗战胜利后，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拟定《战后蒙藏政治设施方案》，就战后西藏应实行的政治体制做了整体的设想[39]。同时，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知噶厦选派代表参加，噶厦派图丹桑批、索朗旺堆等十人参加。国民政府又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如任命沈宗濂为驻藏办事处处长入藏工作，许诺西藏地方高度自治，积极帮助热振活佛复位等。然而，国民政府与热振活佛的亲密关系反而引得西藏亲英派与英国的不满，他们将热振活佛秘密毒死。后因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发动第二次国共内战，无力西顾，西藏的亲英势力更加活跃。
（二）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对西藏城市的影响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在逐渐破冰和缓和，西藏与内地关系也开始得到重建，从而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首先，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打破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对立与战乱局面，为西藏城市的平稳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球的普遍展开，英国、苏联等曾经对西藏有过野心的国家忙于应付自己的敌人无暇东顾，也在客观上放松了西藏的政治压力，这就更为西藏城市提供了发展的良机。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缅甸后，国民政府苦心经营的滇缅交通线阻断，很多物资不得不从陆路经西藏运输，由此促进了沿边贸易城镇的发展，其中帕里和亚东有较大的发展。其时帕里、亚东两地居民人口总数近两万人，除部分务农外，有相当部分人以从事商务为生[40]。故而各种人口汇聚，亚东的“房屋、人口均增加一倍多”，内地商人由三四家发展到11家，西藏的大商行邦达昌、三多昌等也在亚东建有大型货物堆栈[41]。1944年，亚东有“店铺百余家，平行街道两条，房屋多系木制，无楼房，整洁精雅”；英国于亚东“设有商务委员官署，驻扎军队，开办有学校、医院、邮电局”[42]。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拉萨城市因战事物资运输及贸易得到了畸形发展，一度成为云南、四川、康区、青海等地商人云集之地，由拉萨、昌都通往云南、四川的运输通道上马蹄声不绝于山间[43]。
其次，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重建，促使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将西藏纳入统一的抗日战争战略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构想来推动西藏发展，由此也带动了内地与西藏间以经济贸易为主的交流活动，西藏城市经济又一次因内地因素而提振。
抗战时期，滇缅国际交通路线被阻，通过西藏与南亚的交通与商贸受到政府的重视。黄慕松分析认为：“康藏交通不便，年来战事时起，内地货物多改海道入藏，因之无论英藏印日中各货物，大半由亚东关进口，经江孜分转各地以及其他尼泊尔、不丹等小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大米、五金、药草、香料等，及“内地北平商人、青海货商每年一次由青海草地来藏贩卖马匹、酒、醋等件，购买羊毛皮货运青，多在拉萨交易”[44]。随着西藏与内地关系的修复，越来越多的内地商人进入西藏。在西藏的汉商主要是北京、四川、云南和甘青诸商帮，主要经营绸缎、瓷器、玉器、小手工业品（北京商帮）及茶叶（云南、四川商帮）、骡马、杂货、枪支、酒（甘青商帮）等。在拉萨的北京商帮，开办有“文发隆”“兴记”“德茂永”等商号，以经营绸缎为主。云南商帮，在拉萨设有云南分馆，以经营茶叶为主。此外，四川（包括西康）、青海也多有在西藏经商者。到1945年，“兴记”与“文发隆”两家最为兴隆，商业资本都在万品（每品50两）藏银以上，其他商号资本各在五六千品左右[45]。汉商的进入，促进了西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西藏城市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西藏地区的封闭性。
其三，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城市发展的治藏法规与治藏政策，尤其是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藏族教育的法规、法令与政策，建立了藏族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推行了一系列的兴学措施和奖励制度，促进了藏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近现代藏族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南京国民政府为发展西藏现代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扶助的措施，如划拨专项教育经费、编译教材、奖励办学、优待民族学生与在边疆学校工作的教职员等。国民政府曾在西藏的拉萨和昌都等地创办过学校，其中以1938年夏末开办的“国立拉萨小学”影响最大。该校隶属于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由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直接领导。第一任校长由办事处参议蒋致余兼任，建校初期，学校的教员几乎全部由驻藏办事处的官员兼任。最初在校学生不到100人。学校设有藏文班、阿拉伯文班、汉文班，课程设有藏文、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公民、常识、音乐、图画、体育、习字和阿拉伯文等。后由于经费充足，学校规模不断扩大，除修建了礼堂、操场等各种文体设施外，还增设了幼儿班和上层人士子女特别班，在校学生人数达到300余名，教职工20余人。1947年，教育部决定把该校原有班级调整为国藏6班，分6年完成。此时，全校有学生187人，教职员12人[46]。虽规模与内地相比较不值一提，但却是“全藏唯一之现代化小学也”[47]。除拉萨小学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40年代还筹建过拉萨占扎小学与昌都小学。昌都小学于1941年9月7日正式成立，有学生53人[48]。1945年后又筹建了扎什伦布小学、拉萨藏民小学与龙厦学校汉文班。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在藏印边境印度的大吉岭和噶伦堡创办了两所中华小学，就近招收藏族子弟入学。
这些学校，其设施、规模虽然无法与内地学校相媲美，但是对于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的西藏来讲，现代学校的兴起意义重大。虽然这一时期西藏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还十分不成熟，但是与历朝历代的教育形式单一化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方面，教育从神权的控制下走出来；另一方面教育逐渐走向了大众化、平民化。尽管这种演变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却为以后西藏现代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西藏三级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初步形成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下属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有基巧（一般译作“总管”）、宗谿和谿卡三级，由此促进了三级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初步形成。
1．基巧——二级行政中心城市
基巧相当于现代地市一级的地方行政和执法机构名称。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西藏地方政府在重要的边界口岸、商贸汇集的地方或几个宗谿之上，又设置了基巧一级行政机构，称基巧公署，委派噶伦或四品以上的官员前往施政、执法，处理宗谿难以解决的军政、司法、宗教事务。有关边境归属的纠纷、重大的军事行动以及杀人等重大司法问题，基巧仍需请示噶厦后遵行。基巧任期一般是三至四年，任满去留由噶厦决定。基巧兼任其公署所驻宗宗本者，称为“基宗”。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共有九个重要的基巧：
（1）拉萨基巧（雪基巧），管理拉萨地区29个宗谿；
（2）霍基巧，后改称“羌基”，即藏北总管，管辖东从丁青，西至朗茹，北至西藏、青海交界，南至当雄广大地区的14个宗谿，主管府设在丁青；
（3）洛基（山南基巧），也称山南地区总管，基巧府在泽当，管辖山南地区30个宗谿；
（4）日喀则基宗，后改称为藏基巧，即后藏地区总管；
（5）阿里基巧，管理阿里5宗和6个世袭“本”，负责收税、执法，管理各地金矿、盐池、集市及马年大转经等活动；
（6）多麦基巧，西藏各基巧中最大的一个，最多时管辖昌都和西康地区34个宗谿；
（7）工布基巧，设于西藏工布地区，管辖工布宗谿；
（8）卓木基巧，即亚东总管，主要负责管理卓木地区行政事务，征收出入印度和西藏地方的货物税及管理与印度、锡金的商务往来，处理边民间民事纠纷；
（9）江孜商务基巧，负责为部分英国人供应柴草和日常用品，并办理商业口岸事务。
基巧的建立是为了削弱其他地方势力，把西藏统一在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各地基巧的设立，使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辖区扩大至西从阿里，中经后藏、前藏，东至昌都甚至西康一些地方，比清代噶厦管辖的地区扩大了许多，因而基巧所在地也就成为西藏的二级行政中心城市。西藏的基巧在1959年后陆续撤并，改设为地区或市。
2．宗谿——三级行政中心城市
西藏古代的“宗”，本意为“城堡”“碉堡”的意思。“宗”一般是各地大小酋长的住地和各地大小政教首领的官寨。元朝统一西藏后，开始任命宗本，新建了13个宗一级的行政机关。但相当于宗一级的“谿”的组织出现还要早些。一般宗的辖区较大，谿的辖区较小；宗设宗本，谿设“谿堆”。民国时期宗隶属于基巧，相当于县，因而宗本所在地也就成为西藏的三级行政中心城市。西藏的宗在1959年后陆续撤并，改设为县。参见下表。
1949年西藏宗谿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周振鹤主编，傅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3～524页整理。
3．谿卡——西藏城乡联结点
谿卡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农业区的基层组织，在宗的行政管辖之下。谿卡分属各个领主，它既是经营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也是基层政权组织，是三大领主统治、剥削农奴的具体机构。西藏的谿卡在1959年后陆续撤并，大多改设为乡。
民国西藏地方政府设立的基巧、宗谿和谿卡三级地方行政机构，规范了西藏地方的行政建制，为现代西藏地方地（市）、县、乡三级行政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西藏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区域一级中心城市，以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基巧所在地为二级中心城市，以大、中宗谿为三级中心城市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从而为20世纪下半叶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西藏主要城市的变迁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的影响下有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拉萨出现了若干现代化的新要素，但新的要素仍然较弱，故而对城市规模的扩张作用不大，据时人对拉萨的考察，其人口较清代变化不大，“全市人口，除住民2万外，有各大寺之僧侣四五万。住民之中，藏人最多，汉人在清季有2千，今则寥寥矣；蒙人约1千，尼泊尔人约800，不丹人约50。经商者，汉人常有二三千，其中滇人最多，川陕人次之；此外，新疆、蒙古及西伯利亚、印度等之商人，亦常往来不绝。贸易以牲畜、砖茶、织物、佛具为最盛”。“拉萨输出品中，以铜佛为大宗，经典中最为名贵者厥为《甘觉尔》《丹觉尔》两种，《甘觉尔》1002卷，每部值银400两，《丹觉尔》2008卷，每部值七八百金，行销于内外蒙古及青海、西康等地为多，惟版权在日喀则，非拉萨所有也。又拉萨所制之各种金银细工，及妇人之耳环佛阁等类，雕镂镶嵌，均极精巧，惟业此工者多为尼泊尔人，唐古特人虽亦能制造，但不如尼泊尔人之精巧也。又拉萨有以毒狼草根造白纸者，基质颇坚，可供藏人写字之用”[49]。拉萨附近皆产陶器，民初以前，仅烧瓦缶，不能制釉，“后由夏鲁寺（在拉萨之西，距日喀则50里）之大喇嘛名曰夏鲁教彦者，始发明制琉璃瓦及各种上釉之法；惟作陶器者无窑，其法置种种泥坯于大滩中，上覆以木柴牛粪等烧之，成品颇与内地相仿佛”。民国以后，藏汉冲突不断，故而拉萨与内地的商贸联系减弱，而与印度等境外的经济联系加强，“惟所出甚少，普通所用者，均由印度输入”[50]。
民国时期，前藏的城市除拉萨外，大都较小，与清代相比均变化不大。德庆城，位于拉萨河之南岸，“距拉萨60里，为通川大道之要驿，地多候馆，往来行人多栖息之”。墨竹工卡城，在拉萨河支流乌苏河右岸，“西距德庆120里，东接川康驿道，水驿通皮船，为交通之要冲，卫东之门户也”。泽当城，“在拉萨之东南，滨雅鲁藏布江之南岸，水上交通允称便利，为前藏之一名城也，其地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所产果实尤称丰美，村落稠密，人口繁昌，大小寺院，夹江棋布，僧侣甚多也”。曲水城以河流逶曲得名，“在拉萨西南170里，土地平坦，土质肥沃，阡陌纵横，物产丰富，曲水西南15里，渡雅鲁藏布江，有铁索桥，名曰朱力桥”。白地城，在曲水西南140里，“滨羊卓雍湖北岸，为有名之市镇也。自白持西南50里西南至达鲁，有歧路，一由江孜，一由然巴，然巴为春夏商贩所必经，冬以在雪封途，多所阻滞”。旁多城，在拉萨之东北，“当通甘大道之要驿，其西南有达隆，东北有勒整，皆小市邑也”[51]。
位于藏东门户的昌都，在清后期，为“川、滇、康、藏之孔道，而横断山脉之第一重镇”[52]，人口“计3967户，男8313丁，女11521口，喇嘛2800余人”[53]。昌都作为藏东政教中心，以藏传佛教寺庙最多，民初有详细记载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20多所，仅南北大街就“有大殿三座，高皆数层，金瓦宝顶，宏丽庄严”[54]。昌都第一寺庙强林巴寺，“殿宇壮丽，广阔数里，石楼参差，光彩耀目”[55]。此外，还有回民的清真寺，汉人的关帝庙、观音阁、龙王庙、土地祠、万寿宫等[56]。然而民国建立以后，藏汉不和，爆发数次战争，使昌都城市遭受严重破坏，人口流失，经济凋敝，商业停滞。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昌都“有街市之名，无街市之实”[57]。在战事平息后，虽有云南、陕西、四川等地商人来昌都设立分号，如云南“仁昌和”、青海湟源“歇家”、陕西“毛盛福”等，但这些商号大都“资本既小，商务不大，营业亦不发达”[58]，而且所售商品所占市场份额也有限。由于外国商品大量向西藏倾销，因而到民国后期昌都甚至出现“英印货品充斥，国货几乎绝迹”的现象[59]。
后藏地区的城市在民国时期也无大的变化。后藏首府日喀则以扎什伦布寺而闻名，为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之所。然而民国以后，九世班禅受十三世达赖喇嘛排斥，于1924年逃至内地，1937年返藏受阻，圆寂于青海玉树。因而日喀则受到政教斗争的影响，发展缓慢，规模未见扩大，“住民约9千人，但僧侣尚多，总计约2万左右”。“在扎什伦布寺与日喀则之间设有广大市场，商业颇称繁盛，惟不及拉萨耳”[60]。
后藏另一重要城市江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埠，“惟贸易以不丹为主，商业地位亚于拉萨、日喀则，而甲于亚东、噶大克，为西藏第三大都会也。输出品多金砂、藏香、麝香等，制造业亦盛，如织物、毛毯、马鞍等，颇称有名”[61]。清季，英军侵略西藏，遭到西藏军民的英勇抵抗，爆发了江孜保卫战，经此大战，江孜遭到很大破坏，元气大伤。民初，康藏战事迭起，交通中断，内地货物多改由海道入藏，英、印、日货物也大量从亚东进口，经江孜分转各地；拉萨及各地所需日用品都经江孜分别运往[62]。故而江孜又因其区位优势而成为后藏重要的商贸城市，由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63]。为了便于对外交流联系，江孜还设立有邮电局一所。
亚东，位于西藏极南之门户，通印之咽喉，光绪十九年开为商埠后，其贸易发展迅速，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贸易额达290余万元。除江孜、亚东外，后藏其他城市在民国时期并无大的发展。
民国时期，由于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减弱，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因政治、军事原因变得时断时续，故而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大幅减少，由此城市未能得到发展。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城市拉萨在民国时期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比内地中心城市的发展仍然十分迟缓。至于西藏的一般城市多数仅能维持清代的状况，部分城市如昌都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衰退。
作者：何一民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注释】
[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
[2]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下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66页。
[3]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下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67页。
[4]袁世凯：《致北方各督抚各府州县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5]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6]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7]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京报社1925年印行，第58页。
[8]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京报社1925年印行，第58页。
[9]陈渠珍，任乃强校注：《艽野尘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10]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414页。
[11]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414页。
[12]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京报社1925年印行，第26页。
[13]《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14]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15]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1932年12月，第95页。
[16]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55页。
[17]任乃强：《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边政公论》1946年第5卷第2期，第12页。
[18]刘赞廷撰，张羽新增补：《昌都县志·商情》，《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7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19]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京报社1925年印行，第52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5页。
[21]西藏自治区政协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5辑，第35页。
[22]［英］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3页。
[23]朱少逸：《拉萨见闻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45页。
[24]［英］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5页。
[25]［英］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6页。
[26]西藏自治区档案资料，转引自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2页。
[27]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西藏第十四辈班禅喇嘛坐床典礼纪实》，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页。
[28]《第十三世达赖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0年10月），第130页。
[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88－189页。
[31]黄慕松：《使藏纪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1991年，第307页。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33]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西藏第十四辈班禅喇嘛坐床典礼纪实》，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7～108页。
[34]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西藏第十四辈班禅喇嘛坐床典礼纪实》，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6页。
[35]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3页。
[36]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3页。
[37]［法］大卫·妮尔：《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耿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
[38]参见徐中林：《南京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刘国武：《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王海燕：《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9]中央设计局：《战后蒙藏政治设施方案》，1945年9月8日，转引自陈谦平：《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40]［美］以利亚·托尔斯泰著，向宇芳译：《横越西藏记》，《风土杂志》3卷l期，1949年。
[41]戴新三：《藏印纪行》，《康藏研究》25期，1949年。
[42]周海萍：《印藏行》，《康导月刊》5卷10期，1944年。
[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西藏与中地商务金融情形及建议报告》，1946年1月4日。
[44]黄慕松：《使藏纪程》，《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影印，1991年，第27页。
[45]韩修君：《北京商人在拉萨经商略记》，《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3页。
[46]韩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
[47]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西藏第十四辈班禅喇嘛坐床典礼纪实》，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页。
[48]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558页。
[49]洪涤尘：《西藏地理》，《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7页。
[50]洪涤尘：《西藏地理》，《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7页。
[51]洪涤尘：《西藏地理》，《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9页。
[52]翁之藏：《西康之实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第42页。
[53]刘赞廷撰，张羽新增补：《昌都县志·乡镇》，《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7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54]刘赞廷撰，张羽新增补：《昌都县志·治所》，《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7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55]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56]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57]陈文瀚：《昌都调查》，《康导月刊》1939年第1卷第7期，第47页。
[58]陈文瀚：《昌都调查》，《康导月刊》1939年第1卷第7期，第47页。
[59]陈文瀚：《昌都调查》，《康导月刊》1939年第1卷第7期，第47页。
[60]洪涤尘：《西藏地理》，《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8页。
[61]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6页。
[6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9页。
[63]洪涤尘：《西藏地理》，《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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