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会有以上的曲折发展道路，究其根源，还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种问题的理解并未一步到位，其间充满着曲折的认识。可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贯穿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始终，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这一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的有普遍性的最重要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搞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搞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承继了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即“斯大林模式”。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所采取的是那种完全消灭私有制，废除商品、货币、市场，高度计划、高度集中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后来列宁又提出新经济政策，尝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小商品经济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如何搞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后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强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排斥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计划管理，轻视市场作用等。苏联这一模式曾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效仿。
虽然，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斯大林模式的一些问题，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我国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这场探索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有：（1）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3）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主要讨论了经济问题。（4）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些初步的探索，尽管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但总的来说，探索出现了重大失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我们曾无视社会发展规律，急于求成，试图单纯依靠群众的政治热情来搞建设，企望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为此，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结果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灾难；我们曾脱离具体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把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我们曾离开生产力标准空谈社会主义，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这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极大。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进行房屋普查的时候，还有数万户人居住在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之中。为此，我们党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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