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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的历史起点的提出问题探讨

时间:2022-09-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新的历史起点”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根据我们手中掌握的资料,党中央最早提出“新的历史起点”,是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因此,我认为,这些新情况还不能证明“十一五”时期是“新的历史起点”。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 论新的历史起点[1]

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党:“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2]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新的历史起点”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新的历史起点”的提出

“新的历史起点”,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根据我们手中掌握的资料,党中央最早提出“新的历史起点”,是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那次全会的任务,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在对“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作了一个全面概括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这就是:“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3]

“新的历史起点”的起始点

既然讲“新的历史起点”,总有一个起始点。哪一年度是这样的起始点呢?或者说,以什么为标志我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呢?

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论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新的历史起点”指的是以“十一五”时期为起点的历史时期呢?“十一五”时期确实有许多新情况,“建议”已经指出,包括:“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4]这些因素显然并不是“十一五”时期特有的。

“建议”也指出了“十一五”时期面临的挑战,包括:“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5]这些因素显然也不是“十一五”时期特有的。

因此,我认为,这些新情况还不能证明“十一五”时期是“新的历史起点”。

作为“新的历史起点”的历史阶段,应该是有客观标志的。这个客观的标志,应该就是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回顾一下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的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是因为,这次全会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决定党的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历史事件,足以成为同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划线的“标志”。

当然,最初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曾经说过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是大家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还有“两个凡是”,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发生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一个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起始的标志。

在进入“新时期”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些发展阶段。这又有一个怎么样划分阶段的问题。

现在一般通行的观点是,如果划分思想理论创新的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阶段;十六大以后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阶段。如果划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阶段,那么,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划分,和思想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明显不一样。一是,划分阶段的标志和时间段不一样;二是,所谓“阶段”的概念也不一样。思想理论三个阶段的界线很清楚,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是三个段落,而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新阶段”,不是“新时期”后的“新阶段”,而是“新时期”中的“新阶段”。

那么,“新的历史起点”作为一个历史新阶段的起点,怎么样界定呢?

第一,应该讲,“新的历史起点”不是“新时期”、“新阶段”后的一个新阶段的“新起点”,而是“新时期”、“新阶段”中的一个新阶段的“新起点”。我们在中央文件中经常可以见到“新世纪新阶段”这个提法。“新的历史起点”应该就是这里所讲的“新世纪新阶段”的“起点”。

第二,“新的历史起点”应该有自己阶段性、历史性的“标志”。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国在2000年完成了“奔小康”任务后,从21世纪开始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在“奔小康”与“全面小康”之间划一道界线,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新的历史起点”应该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点。时间,就是进入21世纪开始。具体地讲,就是2001年以后。这和中央讲的“新世纪新阶段”也是一致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的任务

我们讲“面向未来,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也讲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有哪些任务呢?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这个起点出发的中国,决定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我们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十八大还将继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一句话,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2020年,都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六句话的概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6]这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主要是:(1)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同时提出了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2)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3)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发展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4)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十七大根据新的形势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是:(1)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把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调高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3)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4)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5)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

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之前,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还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7]屈指数来,邓小平关于“制度成熟”的时间表也定在2020年。这里,除了邓小平关于“制度成熟”的谈话是他老人家的“政治交待”,或者说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其他都是党代会这个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决定,也是党对人民的承诺。

不仅如此,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还在许多会议和文件中提出了各个方面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比如2012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2011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这之前,我们制定和颁布了科技、教育、人才这三个方面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任务很具体,时间都是定在2020年。还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时候,也提出了到2020年和谐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我们只要罗列一下这些任务和要求,就可以意识到我们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

因此,党中央提出的“新的历史起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起点。具体地讲,是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新起点,是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新起点,是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新起点,是中国科技、教育、人才建设取得新进展的新起点,是中国为社会和谐阶段性目标奋斗的新起点。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中国,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有着极好的新机遇。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形势,坚定信心。

首先,要认识到当前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增长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从国内看,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水平仍处高位,房地产市场调控处于关键阶段,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凸显,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一些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关联,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但是,我们更要认识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首先是,我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明显优势。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日益显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日益显现,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引起关注,对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也是根本保障。其次是,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大幅度增强。这为我们在当前和今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再次是,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十六大以来,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取得明显进展。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不仅对于减轻“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的压力,而且对于我国扩大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将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第四是,我国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正在形成新的功能性发展格局。第五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建设加快发展。十六大以来,我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全面实行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的科技、教育、人才三个配套的规划纲要等。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民气上升。

因此,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中国,有挑战,有机遇,机遇仍大于挑战,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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