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缘起和问题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成效斐然，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中国各大中小城市以史前未有的速度，在资本和权力的强力推动下快速膨胀，城市面积像“摊大饼”一样向周边扩散。各式各样的经济开发区、规划区、先导区以条块状的形式呈现在城市地图的边缘。一条条柏油马路、一排排工业园区、一栋栋新建居民楼，与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低矮分散的平房及零星的农田混搭在一起，学者们把这样的地方称之为“城乡结合部”。

往昔的城乡结合部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一片片农田养育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建，正亟需这一片片土地，这些土地是现在和未来城市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之一，至此，“征地”产生了。按照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简称《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征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农村，表现为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或临时使用，并给农民集体或被征地农民一定补偿的行政行为。

从历史上看，英国的产业革命和圈地运动拉开了全球城市化的序幕，并率先在1851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国家。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城市化席卷全球，如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已然区别英国“羊吃人”的血泪历史。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相关法律法规，城市化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政府规划发展经济，征地拆迁建设城市，让农民成为市民，脱掉传统落后农业大国的帽子，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对农民来说，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住进楼房成为了市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征地补偿款，提高了原先的生活水平，政府给安置就业和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后顾无忧。并且征地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民主程序和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一切为农民着想，不会产生较大的矛盾冲突。^[1]

如按照上述设想推论，征地政策，肯定是备受欢迎的，但事实上因征地引起的矛盾冲突频频出现，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出现了农民抵制征地与政府强征、农民维权与政府“维稳”的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双方往往超出法律界定范围，采取各种手段，集体冲突、流血冲突事件屡见报端。同时，被征地的农民失地失业，造成了农民的生活困苦和社会局部不稳定，^[2]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一些学者的广泛关注，于建嵘惊呼：“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3]，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赵树凯，2003；于建嵘，2004）。

基于此种社会背景，笔者不仅查阅和梳理了大量有关征地冲突的文献，而且在读博士期间就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研，从北方的S村到南方的L村，写过多篇调研报告和学术文章，对征地冲突有了较为深刻的研究。纵观国内对征地冲突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土地资源管理科学等多门学科；在研究的内容上主要关注征地冲突产生的原因、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失地农民的就业及安置、农民的权利配置、征地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纠纷产生的利益诉求及化解机制、征地冲突主体间的关系、农民抗争或维权的方式方法及政府的“维稳”策略以及对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制度的研究和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从上世纪90年代征地冲突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以来，到如今已有30个年头了，因征地产生的冲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是学者研究得不够充分，还是社会的发展变化过快？笔者在长时间的田野调研中发现，学界的研究往往具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个是理论的研究未能嵌入到具体的农村政治社会环境中去，脱离了“社会”，另一个是未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瞬息万变的动态社会环境。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征地冲突一旦产生，就会延续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有关征地冲突的持续性问题，国内外的学者较少关注。笔者认为，征地冲突并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解决，因为在发达国家也有征地冲突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动态的社会变迁中把握动态的冲突持续性问题，才能免于僵化研究，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冲突问题。所以，研究征地冲突的持续性问题，才是解开中国土地冲突的一个症结所在。

本论文选取的个案研究地点为东北S村，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研法、文献法和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描述和分析该村自1992年新一届村委会领导班子上任后，直到目前30多年的管理期间，土地在逐渐被征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农民从乐于征地到不同意征地，再到抵制征地和反复上访集体维权抗争，以及地方政府及村委会多方“维稳”的现象。从这个较长时段的冲突中，不仅考察冲突产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更主要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冲突的持续性，冲突持续性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在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什么样的冲突持续是有利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以避免社会走向崩溃动荡，这也是笔者做此项研究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