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古代天子有蒐狩之礼，其礼包括蒐、狩两部分。前者为检阅军队或军事训练即讲武仪礼，人称“阅兵之制”；后者为狩猎礼，即《通志·礼略第三》所谓的“田猎之仪”。前人基本以为“三驱”礼即狩猎礼^[1]。所谓“三驱”，就是《周易·比》九五爻所载：“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舍逆取顺，失前禽也。”^[2]然而，“三驱之礼，经传无明文，……先儒之解，纷纷不同”。清人查慎行《周易玩辞集解》曾对其前诸多学者关于“三驱”的认识进行了爬理，将有关结论概括为三，即“三度驱禽而射之”、“三面着人驱禽”、“围合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此一概说，尚不全面。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学界对“三驱”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也就是“三用”、三面围驱禽兽以射之、三度驱禽和“岁三田”。

第一，“三用”说。此说主要就猎物的三个用途而言的。狩猎之“三用”，源于《礼记》和《穀梁传》，而较早援此释“三驱”者，为东汉经学家马融。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音义》引马融语：“三驱者，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君庖。”马说或本于《礼记》，或源自《穀梁传》桓公四年（前7 08年）。《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郑玄注：“干豆，谓腊之以为祭祀豆实也。庖，今之厨也”。可知“三田”分别用来祭祀、招待宾客和日常食用。马融之说对后人尤其唐代学者影响较大。如颜师古注《汉书》，就一概以“三用”注“三驱”^[3]；高宗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班固传下》之班固《两都赋》“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援引《穀梁传》桓公四年正月传文，将该传原文“四时之田用三焉”径书为“三驱之礼”，并云“三驱之礼，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此后，以三驱为“三用”者不乏其人。如元代黄公绍《古今韵会举要》、清初《御定佩文韵府》等均秉是说。

第二，“三面着人驱禽”。此解为南齐儒者褚澄提出。孔疏《周易·比》曰：“褚氏诸儒皆以为三面着人驱禽，必知三面者，禽唯有背己、向己、趣己，故左右及于后皆有驱之”。此后，三面驱逐说广为盛行。如唐李善注班固《东都赋》“然后举烽伐鼓，申令三驱”：“三驱，驱，逐也。三驱之法，背己及左右驰者，皆逐之；向己，舍之。故曰三驱”（萧统：《六臣注文选·赋甲》，李善注）。这一说法在宋儒中也十分普遍^[4]，清儒和今人奉此说者也在在可见^[5]。

围驱说中，又有以车、以人驱之，或笼统云围而不合、不言具体以何驱之等众说^[6]。然清人陈梦雷断然否定此说，以之为非：“若以三驱为三面驱禽以待射，则非矣”（《周易浅述》卷2）。

第三，“三度驱禽而射之”。此说可能出现颇早，或为其时主流说法。然明确将之作为一说者，首见于唐代孔颖达疏《周易·比》：“‘王用三驱，失前禽’者，此假田猎之道，以喻显比之事。……夫三驱之礼者，先儒皆云‘三度驱禽而射之’也。三度则已，今亦从之。”表明此说当为其前儒家的主流观点，孔氏亦基本“从之”。嗣后，依此诠释“三驱”者屡见不鲜^[7]。

第四，“岁三田”，即一年畋猎三次。其说源于《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郑玄注：“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周礼》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按照《周礼》，一年四季均行猎，其名称因季节的不同而有异。但郑玄为何说“夏不田”？孔颖达的解释是：“‘夏不田，盖夏时也’者，以夏是生养之时，夏禹以仁让得天下，又触其夏名，故夏不田。”由于夏天不能行猎，只有其他三季可以畋猎，故谓“三田”。这是后世学者释“三驱”为“岁三田”的依据。

另外，尚有学者释“三驱”为“三去”，即“三次除去”。《左传》僖公十五年（前64 5年）“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宋林尧叟注云：“千乘，诸侯也。言千乘三度败去，晋师三败之后，获其狐之雄者。”^[8]明代邵宝具体阐述曰：“千乘，侯国之车数也。去，犹算法所谓除也。一除则三百三十三，二除则六百六十六，三除则九百九十九。三除之余，所剩惟一，非君而何？”（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康熙《日讲春秋解义》卷17也注“三去”“犹《易》所谓‘三驱’”。

对于上述诸说，当代学者莫衷一是，且他说叠见^[9]，然不见专门系统考辨者，可能与古代典章制度的考察难度较大有关^[10]。“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狩猎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大活动，祀、戎都与狩猎活动关系至密；并且，以传统认识为基础，当代不少学者将“三驱”与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相联系。因此，认真厘清所谓狩猎礼“三驱”，不仅是解决“三驱”释说纷纭问题的需要，而且对评价“三驱”的生态保护价值，以及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等，都有不言而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