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哲学难道有什么秘密可言吗?如果有的话，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否有助于这种秘密的发现呢?虽然或许有人会对此类问题感到疑惑，但我们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一种依然活着的思想总是被不断“发现”的，因而总是有秘密可言的;所谓发现，无非是这种秘密不断被揭示出来罢了。所以，当代思想家能从伟大的先驱者(如帕斯卡、施莱尔马赫、康德)那里不断有所发现;正如马克思能在1844年谈到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并从《现象学》中卓越地揭示出“劳动”的原理一样。

秘密及其揭示始终是与重大问题的提出相联系的。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似乎是清晰的、不成问题的:它是唯物主义(就此而言，它与旧唯物主义没有区别)，同时应当附加能动的、革命的因素，应当附加辩证法。所以，普列汉诺夫能够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当然，附加一些补充说明)^[1];梅林能够声称，“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2]至于其他的重要理论观点，只要提一下拉法格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就够了。

然而，当卢卡奇开始激烈反对“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时，当柯尔施尖锐攻击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科学实证主义时，问题便出现了——这是重大的、关乎根本的问题;并且是以严峻对立的姿态被提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说，马克思的实践观乃是其哲学的重要原则，甚至可说是最关根本的原则(马克思曾明确将其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把费尔巴哈的“生活”、“实践”等提法与马克思的实践原则混为一谈。他批评马克思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误解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因为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3]另一方面，卢卡奇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构成了一种全然相反的“马克思的”实践观。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卢卡奇后来的自我评论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它虽然“对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却不仅遗忘了“劳动”，而且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4]

在这种对立中所形成的问题确实是至关紧要的，是涉及马克思哲学世界观之基础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关乎根本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解决;而如果仅从思想史的学理来说，那么由于《手稿》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它应当非常有助于这一世界观基础的阐明。我们在这里丝毫也不想夸大文本本身的作用，毋宁说，它的意义是被发现的;而这种发现(问题本身的提出)较少地取决于该著作的单纯发表一事。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设问:如果《手稿》早三十年发表的话，普列汉诺夫的哲学立场是否可能发生根本的、全局的改观?也许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但几乎不可能是根本的、全局的变化。我们知道，《手稿》发表之后卢卡奇曾就《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观点作了重要的修正(主要是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但西方世界的人们以及思想界却根本不顾及这种修正，而依然给予其先前的见解以高度的赞扬——这种情况是颇能说明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