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出版自由，是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反对封建统治提出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自由主义新闻出版思想和理论下，大众传媒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出现了滥用新闻自由、有悖新闻道德的严重情况。如19世纪时，美国许多报刊作为个人和少数利益团体的工具，肆意攻击他人和对立党派，毁坏他人名誉，刊登大量黄色新闻，制造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等等。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媒业与其他行业一起进入垄断时代。那些垄断性传媒机构只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和意见，自由竞争、信息与意见的自由市场遭到垄断的破坏。
同时随着传媒的发展，大量下层民众成为传媒市场的主体，许多受众缺乏对媒介的批判监督能力，又倾向于接受低级趣味的内容。传媒便降低格调，大量采用黄色新闻手段，渲染肤浅庸俗、刺激轰动、色情暴力等内容，还侵犯个人隐私，同时忽视了真正有意义的内容。传媒起了维护现状、阻碍社会变革的负面作用。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与媒介老板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心分不开。如许多报馆老板一味追求商业利益，或屈从于广告主的压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另一方面虚报发行量，欺骗广告客户和读者，违背商业道德。这些都给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危害，遭到社会各界和公众的强烈批评，于是传媒面临政府出面干预的局面，而政府干预又与西方的新闻出版自由主义原则相违背。
1942年12月，时代出版公司的创办人亨利·卢斯建议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对新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开展一项调查研究。哈钦斯挑选了一批专家学者，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一年后开始这项研究，经费由时代公司提供20万美元，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提供1.5万美元。
新闻自由委员会共13名正式委员，有法学教授、经济学教授、政治学教授、哲学教授、宗教哲学与伦理学教授、人类学教授、历史学教授和政治家、教育家、银行家，还有4名外国顾问，其中包括前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哈钦斯任主席，因此该委员会又称“哈钦斯委员会”。
1947年，该委员会提出了著名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总结了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同年，该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威廉·霍京发表著作《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这两个文本成为新闻与传播社会责任理论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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