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论述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看，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无庸讳言，只要我们把目光停留在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域内，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课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理论上分析起来，至少包含着对马克思哲学的某种误解。人所共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写下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马克思哲学的正统的阐释者们常常误解这段话的意思，似乎马克思主张，一切旧哲学都是“解释世界”的，唯独马克思哲学是“改造世界”的。这种理解方式不但把马克思与以前的哲学家尖锐地对立起来了，而且也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尖锐地对立起来了。其实，这段话的意思是：哲学家们“只是”(nur)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活动中，而马克思的哲学不“只是”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诉诸实践活动以改变世界。

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马克思与以前的哲学家的关系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关系，而是批判继承的关系，至少在“解释世界”方面是如此；另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人作为理性的、有目的的存在物，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反过来说，人并不是以静观的方式去理解并解释世界的。从逻辑在先的观点来分析，人要理解并解释世界，就先得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人是在从事生存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去理解并解释这个世界的。在这里，我们遭遇到的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理解和解释活动规约着人的实践方式；另一方面，理解和解释活动又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得以展开的。从逻辑关系上看，实践活动乃是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提。正统的阐释者们由于割裂了理解、解释活动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既不重视对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的研究，更看不到由于实践概念的引入，马克思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发动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

其次，从西方诠释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人们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的呢？在探讨诠释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时，西方学者的眼光主要停留在维柯、施莱尔马赫、德罗伊生、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等人的身上，丝毫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这是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马克思使用过“诠释学”这个词的缘故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也有其他的人，如维柯对诠释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并没有使用过“诠释学”这个词。更何况，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论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兰克、胡塞尔等人也都未使用过“诠释学”的概念。这就表明，判断一个哲学家在诠释学发展史上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关键不在于他是否使用过“诠释学”这个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诠释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质性的创见。

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伽达默尔在谈到人们对宗教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时写道：“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将说些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他们把宗教说教视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时，他们才理解所有的宗教说教。马克思主义无疑不会接受这一前提，即人的此在是被上帝问题所支配的。”^[4]在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时，伽达默尔又指出：“黑格尔左派对单纯的理智和解(这种和解不能说明世界的真正的变化)的批判，哲学转向政治的整个学说，在根本上不可避免地都是哲学的自我取消。”在这段话的下面，他又做了如下的注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直到今天还是明显可以看到的。”^[5]由此可见，第一，伽达默尔没有把马克思与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追随者区分开来。其实，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80年代谈到当时所谓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第二，伽达默尔批评马克思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宗教和哲学问题，从而未触及此在在世的根本性问题，也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对诠释学理论的卓越贡献之一正在于从“经济—政治维度”出发，开辟出理解和解释一切文本的新的通道，而正是这一维度构成了此在在世的根本内涵。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海德格尔的见解时还会谈到。第三，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应用问题十分关注，并专门辟出一节的篇幅(标题是“亚里士多德诠释学的现实意义”)，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概念，并论述了法学诠释学的典范意义，同时指出：“我们已经证明了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7]奇怪的是，伽达默尔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完全撇开了马克思关于理解、解释活动与实践活动关系的精辟的论述，而这些论述远比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了诠释学的发展。此外，他也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1843)和其他著作中对诠释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就是同一个伽达默尔，在他出版了《真理与方法》之后不久选编的《哲学读本》中，在马克思的名下还选入了三篇论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及其秘密》(此篇选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显然，伽达默尔只是从一般哲学发展的角度上去肯定马克思的上述论著，而忽视了它们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我们来看看，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又是如何认识并阐述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与马克思哲学的正统的阐释者们和诠释学理论及历史的叙述者们不同，海德格尔独具慧眼地看到了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在《存在与时间》这部巨著中，海德格尔确立了“此在诠释学”(die Hermeneutik des Daseins)，从而完成了诠释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本体论转折”。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此在诠释学的宗旨乃是通过此在的生存活动来询问并展示存在的意义。晚期海德格尔虽然不再使用“诠释学”的概念，但却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学说在存在的意义的探索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管人们以何种立场来看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基础，从存在的历史的观点看来，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体验已经在共产主义中确定不移地说出来了。”^[8]在谈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时他进一步强调说，“因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而达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历史的维度，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学。但据我看来，由于胡塞尔和萨特都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一个创造性的对话的这一维度中”。^[9]与伽达默尔对马克思所持的肤浅的批评态度不同，海德格尔深刻地洞见了马克思在理解并解释世界中的历史性深度。当然，他并没有明确地阐述马克思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他却暗示我们应该去从事这一方向的探索工作。

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是：从理解的历史性出发，提出了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的理论，从而从本体论的角度肯定了“诠释学循环”(der Zirkel der Hermeneutik)的正当性：“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这个循环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10]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引入了“传统”(die Tradition)的概念，强调任何理解都是在传统的框架中展开的，从而把海德格尔的上述意思引向极端。他显然忘记了海德格尔关于“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的见解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即理解者并不是他置身于其中的诠释学境况的消极的适应者，而是积极的反思者。正是这一点被哈贝马斯抓住了，并成了他与伽达默尔进行论战的契入点。在哈贝马斯看来，理解者并不是传统的被动的承担者，而是它的积极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演化及其在某些历史时期的结构性转折正是由理解者的反思和批判所促成的。哈贝马斯强调，他所说的反思和批判并不是枝节之论，而是对诠释学境况的总体上的澄清，它表现为马克思早已强调过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形态批判。如果诠释学不与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它的正当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与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相类似，哈贝马斯的“批判的诠释学”(die kritische Hermeneutik)也向我们指出了回归马克思，从而深化诠释学研究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