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本质是在人格、观念平等基础上形成的法治、制衡制度。这种法治制衡制度天然地要求人格和观念平等的文化传统和对社会自生规则的信仰，要求对权力的控制。同时满足对权力的控制和观念的平等的学说就必然是天人两分的责任伦理学说。这是因为对权力的控制要求使权力者处于道德的低端，那么就出现了与人格和观念平等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思路必然是不将权力者视为“人”，而将其视为一个墨子所说的“天下器”——工具。在权力者身上虽然仍然需要有一个典范的“人”的道德素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权力者必须扮演好“天下器”的角色，和不给予权力者意志的自由。另一方面，就民众来说虽然要有高程度的意志自由，但同样要受到来自自生秩序的约束。毕竟人性如湍水，其内有奔腾之动力。自私与趋社会共存，见义勇为与从众共存。而自生的秩序正是人类经历数万年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所得。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规范。如此首先就要将权力者和民众进行区分。西哲言“权力必然导致滥用”，用华夏传统的概念就是“天人两分”，甚至如老子所说“天之道与人之道则反”。然后需要如墨子所说“天与地孰仁？翟以为地仁”，给予民众更高的道德地位。同时承认精英们胜出一筹的理性能力。通过民在理性状态下立法的责任伦理和法治、制衡制度，将精英们的治理活动约束在被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宪政的精义早在2500年前，甚至在更早的“尧舜禹”三王时代已经被华夏民族所发现。具体来说，是被《庄子•天下》篇“古之道术”诸子所继承和保守。
“中国人崇拜权力，但中国人不会轻意崇拜官员。领袖崇拜只可能集中在一些超凡拔俗的人身上，如毛泽东、邓小平等等。但是，“权力信仰”之外的“宪政信仰”会冲击这种“个人崇拜”。中国人崇拜官员往往只出现在具体关系中，这更多的是一种“小圈子文化”现象。“个人崇拜”完全有可能是“小圈子利益”的感情图腾”。这段话分析得非常到位。儒家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宪政格格不入。
然而与现代接轨必然需要“传统”的接引，民族的独立性必然需要民族特色的现代理论。人们不可能脱离传统提供的人群和民族认同感。东欧某些国家的人们因为民族身份的不同一夜之间从互相通婚的亲密邻里，变成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敌。充分说明了人们的身份认同需求和必须正视这种需求。传统还具有巨大的惯性作用，人们所能接受的观念往往要与大部分传统相契合。必然是渐变的，而不可能是巨变的。清末以来，中国从专制走向动乱，再从动乱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再走向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用一个高速率按照儒家传统完成了一次儒家社会的治乱循环，所不同的只是人们嘴上挂着的“主义”有了新名词。欧洲大陆同样如此，文艺复兴、启蒙、大革命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专制社会。“传统”的威力就是如此巨大。观察东西方革命的教训，有两个要点：1、不重视对传统的继承，使人们的思想发生断裂，盲目相信“新世界”；2、精英层未能正确引导而是顽固抵抗或者直接投身冲向“新世界”。做为对照无疑是英国的变革。相对中国和欧陆的失败变革，其中最大的亮点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同时接受新教做为国教。新教在当时是最为符合新的平等秩序的折中。英国的变革首先就是互不侵犯理念下的变革，在互不侵犯的基础上追求平等。诸侯与君王的互不侵犯条约成为英宪的发端，然后是税收等互不侵犯人群范围的扩展，一步步通往平等和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需要封建制的支持。封建制中诸侯、家君手里都有军事力量，本就有与君王之间的制衡存在。这还是我们将思维集中在“制度”这一问题上所获得的“经验”。这种偏取的经验，在清末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却不能对中国的变革起到指导作用。原因很简单：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基础相脱节。即使在与英国一水之隔的法国也未能如此变革，法国的孟德斯鸠等大师都是英国思想的阐述者。同样未能拦阻法国走向极端。原因同样简单：与法国的文化和制度基础相脱节。中法有相同之处，都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奇妙的是人们的思想中也更为民粹。在法国是“平等”口号，在中国是“民贵君轻”“宁有种乎”。这种高度矛盾的奇妙组合使得集权稍一放松，或者说人们稍稍体验到自由、民主带来的甜头，马上就走向民粹。民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在权力崇拜的文化中很容易将权利理解为权力。君权不被制约是专制，民权不被制约就是民粹。所以儒家中国未能正确转型，然后又被社会失序和民族主义操纵所惊吓，重归对圣人和权力的崇拜。文革的错误渊源概括一下也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有人反驳说：新台韩日怎么就成功了？日韩是在美军刺刀下被迫成功；新台则只是家君级别的政权，大一点的台湾实际就地区和县两个层级，新加坡也就只有县一个层级。他们不管是被解释成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其实都说得通。而且台湾和新加坡实际也在美军刺刀之下，只是他们主动完成了变革而已。与本文更为相关的是新台之前都已经接受了现代。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教训，认真全面考察可用经验和危险。然后我们将发现文化变革与制度变革必须同步，精英层必须顺应但又要保持理性去指导变革。
当今中国，平等观念已经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之中，甚至被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平等观推向了极端，根本不可能阻挡。阻挡的结果必然是类似儒家社会那样的历史循环。循环中间要经历的大破坏我们谁也不希望出现。然而中国人仍然像儒家社会那样缺乏信仰、缺乏对社会和规则的敬畏和谦卑。人们期待的是救世主，敬畏的是权力。在这种人群中使用儒家传统的头脑、使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排除传统之中的毒素，已经被毛先生的尝试所证明不可行。而且传统的反弹又加速了社会的堕落。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必须是制度和文化并进的，必须是有来自传统的支撑的。西方人在变革的时候，“发现”了古希腊传统。当时他们的思想比较左倾，所以“发现”的古希腊也是左倾的。造成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西方的变革在经历文艺复兴、启蒙、宗教革命、大革命、反极右极左之后才得以接近完成。
传统和历史两个概念必须区分清楚，历史的存在不等于传统。所幸的是我们认真考察先秦诸子和更早的典籍之后发现，华夏子孙的极端主义（极左极右）、集权专制全部来自儒家思想，而被儒家击败的“古之道术”恰恰是法治宪政的雏形。所以通过“清除儒家，恢复华夏”的中国的“宗教革命”有望避免大革命，一次完成宗教革命和反极左极右阶段。使华夏子孙的精神状态重归正常。使中国人的“传统”建立在无需丑化先秦以前历史的、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
由于诸子的作品、典籍等存留不多。秦皇烧书、汉武独尊儒术之后华夏传统近于绝迹。使得先秦墨家思想尤为珍贵。《墨子》一书由于长期沉睡于《道藏》之中，唐朝之后只是偶尔被提及用于“儒墨相互为用”，其中内容被改写得比较少。清朝之后《墨子》虽然被严重曲解，但由于清朝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微言大义”改写经典的危害性，《墨子》仍然保持了相对的真实性。更由于《墨子》书中所保存的先秦名学体系，将使我们得以完整认识先秦诸子之思想。《墨子》书中反复讨论“同异”和“偏观”问题，结合“儒墨冰火不相容”的史实，我们发现儒家之所以能将法治宪政的华夏传统逐渐解读为集权专制，所采用的手法正是“偏取”“偏观”。老墨结合必将是未来华夏学的核心，甚至由于《墨子》以上天信仰——天志为主轴，使得墨学必然可以成为华夏学的先发者。以上天信仰为主轴，一方面可以促进恢复华夏传统的上天信仰，与其他正统宗教一起构建有信仰的社会；一方面又避免了过大的理论构建难题，抢先完成华夏特色的与现代等价的学说。然后再结合老子道论发展出华夏特色的现代学说。如此完成华夏之学的复兴和与现代的接轨。
笔者当初只是个哈耶克先生的信徒，正是从哈耶克先生的作品里发现“需要发掘传统”之信念，开始接触国学，试着遍读先秦经典。笔者当时之所以对华夏传统有信心，是因为魏国王权制以前华夏是封建制的。而当今的宪政制度也不过是封建制的改良。那么只要找到了能正确继承华夏传统治道的学派，自然就找到了宪政的雏形。后来有幸遇到了南方在野先生在介绍《墨子•尚同》篇。让笔者感到震惊的是前辈注家对《尚同》篇的误解如此之大。其中明显描述了惯例法立法过程，被人们视而不见，反而着重于“上之所是必是之”这个后于惯例法立法的执法主张。其实即使“上之所是必是之”如前辈注家所解读。同样也是伟大的。原因很简单，当今的英美正是法官所是必是之的社会。《尚贤》讲法官，《尚同》讲执法王，“上之所是必是之”不就是法官所是必是之吗？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墨子》，更发现了“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皆天臣”、“本先王”“兼爱”“交相利”“非攻”等等伟大思想。特别是其中所坚持的无知论，正是哈耶克先生的理论起点，而惯例法的法治社会也正是哈耶克先生的理论终点！与《墨子》书中完全一致！
与孔孟系统儒家空谈道德不同，《墨子》还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兼爱社会要由天志信仰指导，要由“交相利”去实现。交相利的社会又要“不相攻”去实现。“不相攻”又要由惯例法的法治去落实。在“人”的素质方面又需要上天信仰和名辩、数理机械等科学的支持；需要“去六”“义利、知行重一”避免人性泛滥；需要“无善无恶”的人性论去论证……等等。相当地通畅。可惜当时笔者训诂能力低下，只好花费两年时间去解读老子，跟随解老者（目前唯一还在讲求训诂的国学群体）们学习训诂。由此又发现《老子》的解读也是大幅偏离原意的，然后《尚书》《国语》《左传》就像多米诺骨牌。而且老墨居然不但不是相反，而且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老子》中“道天地王，域中四大”和“天之道与人之道则反”。老墨为什么表面是相反的？其中原因一戳就穿！因为老子是站在帝王师的角度去讲述治道、劝诫君王，而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去讲述华夏传统治道，反击儒家对华夏传统的偏取。正是一个讲“天道”一个讲“人道”，天之道和人之道字面相反，而理路为一。实际上，重新认真考察《墨子》书中哪些内容是对君王言，哪些内容是对社会言——天人两分。那么仍然可以发现老墨两位对君王的要求也是完全一样的。君王就是“天下器”（墨子）、“器成之”（老子），在老墨所代表的“古之道术”诸子眼里就根本不是“人”，所以说“天地不仁”。而用儒家的天人合一思维去看老墨就反动得很，老墨怎么会要求老百姓们不要做人要做机器呀？那是用儒家概念和思维看老墨，而不是老墨本来如此。经过解老的训练，笔者重新开始解墨。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大喜过望。原来所有宪政所需要的理念、文化、制度、论证过程等等几乎全部都写入了《墨子》书中。只缺横向权力三分，纵向制衡则体现在封建制和官员对社会正义的坚持。但三权分立是17世纪末的产物。另外还缺人权体系，但所谓人权不是天才发明而是法治制度下逐渐总结和固化的结果。墨家既然已经主张“皆天臣”和法治分权制度，也就有了人权理论的开端。而且更厉害的是《墨子》一书逻辑之通畅和完备，即使到清末也无出其右者。先秦墨家学说的完备性、逻辑贯通性几无漏洞和弱点。像黄宗羲等明末大家，实际只摸到先秦“古之道术”诸子的衣襟而已。文明并不总是进步，很不幸在华夏子孙身上被鲜明体现。不过不要把笔者这段话与儒家“今不如古”相联系。通观《老子》《墨子》，先秦老墨两个学派，实际都是后人胜过了前人。老墨两位大宗师应该为他们的弟子而骄傲。都不需要通过指称后学“未能继承”去保持老墨两位大宗师的虚名。只有干尽丑事的学派有这种需要。
墨子说：「君亲师不仁则不可法」；「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先秦墨学之开放性，不是能用儒家的情形能够类推出来的。为什么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说墨家学者显荣于天下，韩非仍然说“儒墨并称”显学，荀子甚至称墨家有越演越烈之势？这与我们看到的“墨者”们再无大师的“历史”相矛盾。原因也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墨家后学实际被划入了各个学派之中。先秦实际只有两个思想主线：“古之道术”和儒家。古之道术的特征是：认为君王是“天下器”——社会角色，是受人们委托的社会的保护者和前锋（轻的本意）。是要管理好臣子的“父”，而百姓则是臣子、乃至君王的“母”。此所谓“天父民母”而“贵母”。老子学说之所以被称为“贵阴”，原因在此。而儒家恰恰相反（虽然大家用的都是中文）。儒家的特征是：认为君王是人——不从社会角色去理解君王这个职位，而官员们是君王的下属和伙伴。由于官员们（或者说儒生）道德水平更高，应该管制、教化君王和百姓们，甚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此所谓“君臣是老百姓的父母”。天地人之中，人能天行健、参天地而与天地合德、顶天立地。儒家之所以被称为“贵阳”，原因在此。儒家“天地人”三才，那个“人”字指的不过是儒生罢了。儒家体现的正是精英层的狂妄和没有信仰，与我们熟悉的“战天斗地”口号何其相似。这种饱含精英层狂妄的主义，与当今所说的精英主义有本质差别。当今的精英主义是敬畏的，以发挥理性能力协助社会为目标的精英主义。不是那种自封人类掌控者、教化者的半神化人格的精英主义。哈耶克先生所反对的“理性构建”实际就是指的儒家式精英主义。这种精英层的狂妄如果不去遏制，那么就是专制的理论渊源。如果将之扩展到全民，那么就是民粹，同样是专制的理论渊源。汉武之后到大清是前者，当今是后者。渊源都在儒家思想那里。没有儒家思维惯性的接引，民粹思想怎么会成为清末之后的主流呢？清末以前和清末以后，中国人思想的唯一变化也就是之前有个极度狂妄的精英层，之后平民层也加入了极度狂妄的行列罢了。
没有儒家思想的接引，怎么会出现五四之后的弯路呢？同样是去欧洲学习，日本人学英国经验主义，中国人去学德法理性主义。条件所限不能尽言，那么让我们看看历史表现。事实上儒家发明和维护了王权制长达2500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儒家精英们，也就是成功挤过独木桥当官的那些，几乎统统都是腐败分子。儒家的真义到底在哪里，不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嘛？如果我们辩解说“那是制度的错误”，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否认了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巨大作用。那么又何必去“恢复传统”呢？儒学根本就扶不起，除了被民族主义情感和“传统”口号所迷惑的人之外，谁不知道这个事实呢？即使是张君劢这样兼具中西顶尖学问、曾经写出一部漂亮宪法的大家，都未能找到让儒学接轨现代的可能。何况当今不再读原典的儒生们呢？可笑部分人士自以为能用自由主义去替换儒学内核，但他们却又不敢去碰儒家自著的核心经典。而是采用与张君劢先生相反的路子去倒腾其他经典，将之嫁接到儒学身上。可惜只要一联系儒家自著经典，所有谎言就被轻易戳穿了。及早戳穿这种幼稚的尝试是好事，否则这些人只是为真儒学抬轿子而不可能毁掉儒家那些经典。只要不否认儒家是华夏传统，那么儒学就会继续制造精神失常的人群，继续破坏宪政的努力。
传统之所以具有传承价值，是历史存在经过前人长时间不断纠错而沉淀下来的精华，所以，开放社会能形成传统，封闭社会则遗失传统，对封闭社会下的历史遗留物进行重新纠错，是回归传统的必要前提。“第三次启蒙”如果回避对儒家思想的清除，那么仍然是文人们自己的游戏罢了。儒家不能再作为染色体（传统的一个学派）而存在，不得依据儒家经典推导出什么结论。否则人们都会重新去研读儒家经典被其所染，即使是其所唱道德高调，特别是那些道德高调最有迷幻作用。也不能继续拜孔。只能将儒家经典拆散为基因片段，从中选取一些句子重新解释后做为中国的语言特色使用。其实这样做反而能挽救孔孟等儒生的声誉。用墨家的概念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语句片段，能去掉其核心错误而延续使用。清除儒家思想，必须找到来自传统的替代品，这个替代品目前只能是墨学。未来是以老墨为核心的华夏诸子学。可作为理论构建和推导基础的典籍包括《古今文尚书》《帛书老子（甲本）》《墨子》《黄帝四经》《周易（除儒家易传）》。
不过，虽然先秦墨学之伟大令我们这些当今的墨学者们惊讶不已，但墨学始终面临现代化的任务。当今的墨学首先需要面对用儒家概念和思维对墨学的遮蔽。必须拨开这厚重的遮蔽去显露先秦“古之道术”的真实。这个任务之学术部分，我们这些民间的墨者就可以基本完成，也接近完成了。然而表达真实的先秦诸子之扩散部分，却被儒生们以“不符合文化政策”和反复在百家讲坛等公众媒体上歪曲宣传所阻挠。还原先秦墨学目前主要的障碍来自儒家思维太严重的国学界，和文化明星们。至于下一步的“新墨学”则需要各种倾向的人才加入，由更为熟悉现代理论构建方法的学者们去完成，去创建“新墨”乃至“新华夏”学。新墨学的创建甚至难度比还原先秦墨学还要低，可借鉴的经验非常多。只是与还原训诂领域不同。笔者之所以将本文改为“宪政学说”，主要目的正是想提醒各种公众人物：没有了解墨学的真实之前，不要因袭清朝儒生对墨家的解读去赚取稿费。这样做对人们重新认识华夏传统危害非常大。而华夏传统不能重光，则中国的法治宪政就不太可能实现。
法治宪政是目前国人的共识，唯有路径问题存在争议。墨家认为义利是重一的，人们的主张无非也就是自己利益的一种体现罢了。所以当今的争议实际是各方利益的平衡问题，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利益平衡问题就变成了该如何文化、制度并进，在并进中不破坏社会秩序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发现中国目前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目标制度将人们的精神、观念现实抛离了。与清末无异的人群，与清末无异的对未来的制度构想，更为严重的既得利益，甚至还有与清末无异的严重民族主义。结果会如何呢？其中越来越激进的民族主义尤为可怕，他们中的极少数甚至开始将民族主义指向国内其他民族。其实从《史记》的记载看，北方民族本就是华夏子孙，甚至是血统更为纯正的华夏子孙！南方少数民族也同样是华夏之正统。其保持的文化传统更为古老。如果从华夏民族的渊源算起，青藏高原可能是华夏民族甚至现代人类的发源地。所谓汉族不过是一个保持了儒家传统的大杂烩罢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来自“传统”的、血缘的优势。所以当今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必然是“中国的宗教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儒家思想，并且要承认少数民族文化一直都是华夏传统的继承。
本文中笔者将宪政制度和宪政制度所需要的精神、观念等与先秦墨家原文一一对应。理解了墨家十天志，理解了墨家天人两分、非强制、民若法也、君臣萌（职责），通约也、盈坚白（相互渗透不可分离）、义利重一、君亲师均未必可法等观念，和《尚同》篇所表述的民立法之惯例法法治之后，宪政理论就在眼前了。这里重述一下墨家十天志：⑴、唯天：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⑵、贵生：（自）生与生生；⑶、法天：以天志为法、贵义；⑷、皆天臣：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⑸、兼相爱；⑹、交相利；⑺不相攻；⑻、尚贤和志功为辩；⑼、天生民不同义；⑽、必有政权：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使助治天明也。请特别注意前四点，那同样是未来华夏学的起点。后六点则是墨家的特色。墨家天志即使直接作为宪法前言也不会不合适。《墨子》书中的原文甚至能直接论证宪政。而无需“转进”、“下沉”，抽取少数不知所谓的字词，然后云山雾罩、迭次偷换、千里奔袭，通过让人们“不知庐山真面目”来“支持”宪政。更何况那是试图借苍蝇的屁股去孵凤凰的蛋、与虎谋皮之举呢……华夏传统并非诸位想象得那么不堪，不需要使用如此没有信心，不符合工具正当性、没有诚信的手段。试图用谎言去实现正义目标，正是信念伦理的体现。当今中国人恰恰缺少了工具理性和责任伦理意识。做为时代的推动者应当避免这种错误才是。墨子说，「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 厚，原意是“特殊的”，这里指私利。]。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宣称华夏传统就是宪政的，我们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华夏传统经典直接论证宪政，我们完全可以用华夏传统去取代儒家传统。我们完全有正道可走，无须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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