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于五四运动，而且也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才从诸多旨在救国的革命理论之中逐渐脱颖而出，并在指导革命实践中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实现了自身的大众化。五四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真正开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始于五四时期并非偶然，而是诸多历史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国际环境方面，鉴于近代以来中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巨大落差，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我国的思想领域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结果种种尝试却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民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使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向西方学习的可行性。正当中国人困窘于国家出路探索的绝境，俄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新纪元意义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落后的中国，给予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以非同寻常的革命热情关注苏联革命，尤其是苏联革命实践成功背后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国内方面，不同阶级探索国家出路均以失败告终，先进的中国人必须寻找一条救国图存的新路。伴随着救国图存的紧迫，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我国的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但是这个前所未有的革命阶级的革命实践却迫切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理论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它被需求的程度。鉴于这种状况，一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学术研究的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杨匏安、邓中夏、蔡和森等作为革命理论的宣教者纷纷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然而在五四时期，各种思潮在中国这块亟待改变的土地上传播，只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在众多社会科学理论中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这时还处于一种主体性依赖状态，需要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引到中国来，教给人民群众。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或者说信仰，因为它还没有指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实践的成功。因此，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从“精英”到“大众”的过程，其特点为：少数先进的、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传播介绍，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转化为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特征和实际需求，人民大众被动接受。虽然此时更多的只是理论形态的传播，但是这种传播却意义重大，因为正是如此，才有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尤其是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阶级基础。而当两个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成立之后，经过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开始有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领导阶级、新的政党、新的前途。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探索的道路，而且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这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相契合，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才能成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根本力量。而以后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教育人民群众而进行革命实践的历史。正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人民群众通过革命实践的成功体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变为了自己的信仰。这也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下良好基础的启蒙阶段。

一、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

20世纪20年代最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莫过于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列强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不惜把整个世界卷入进来，使世界人民成为他们战争的附庸和牺牲品。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幻想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同情支持中国效仿西方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富强之路。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像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瓜分和争夺世界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进行的非正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极大地激发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使中国人开始质疑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催生出了新的力量——苏维埃俄国。“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2]苏联的建立，一方面使人类社会的发展突破了欧美等资本主义道路的单一路径，另一方面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得以传播。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以一种与欧美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使世界为之耳目一新。它向全世界郑重地宣布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时代已经到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一个新生的国家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当时还贫穷落后的中国^[4]，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吸引，使正在苦苦探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人积极主动地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的社会主义苏联。由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到研究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科学理论，并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思考革命的主体是谁，革命的目的为了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西方欧洲列强基本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陷入战争而无暇顾及远东地区，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这客观上给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外力限制约束因素的减小，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传入中国并逐渐传播推广开来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

（一）国内环境

1840年国门被打开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都对国家出路进行了探索。但是“实践证明，封建官僚们进行的所谓自强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先后在近代中国一一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都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5]。

梁启超先生则从近代中国人对国家出路探索的维度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做了分析：“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是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6]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的确可谓风云际会。先进的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人精神文化层面的革命——新文化运动，高举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中国人质疑西方的资本主义富强之路的同时，俄国又发生了开辟新纪元的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起的还有一个新的革命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据北洋政府统计，1912年全国产业工人只有约66万人，到1919年已增至200万人。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确立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精神束缚，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十月革命实践的成功，开始吸引先进的中国人去探究革命背后的科学理论。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阶级基础。随着工人阶级这一物质力量的不断壮大，国内对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精神武器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在五四时期得到空前成功的物质力量和阶级基础。当时的国情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相结合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

这种结合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当时，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各阶级共同参与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坚决彻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也意识到了这支力量，于是他们著书立说、发表文章、创立社团，开始引导这支力量，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中国才得以传播、蔓延开来。

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的思想得到空前的洗礼和解放。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7]大多数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抱着一种幻想式的向往，只是怀着一种迫切的激情，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有零星片段的了解。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早期真正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旗手。他们以北京和上海为阵地，以《新青年》《共产党》等报刊为主战场，同地主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双方都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使改造社会中的两种不同主张，旗帜更加鲜明，并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8]。

二、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启蒙进程（1919—1927）

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传播实践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活动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介、宣传以及与群众运动的初步结合。

（一）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

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早在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片断性内容就已经开始被引入国内。1899年4月《万国公报》刊登的《大同学》就曾提及：“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偲，主资本者也。”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考评西方社会革命理论时，评价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5至1906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曾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核心观点。但是，出于阶级局限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未能汲取马克思主义精髓，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众多社会理论的一支进行了碎片化的零星介绍。而且当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暴力革命手段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目标与他们阶级利益相冲突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最后甚至走向了反马的道路。

因此，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引介入中国的是当时最早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开山者当属共产党早期两位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认为革命者应该“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政治以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9]陈独秀实际的革命行动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实践开始的。1915年，其创办的《新青年》在这一时期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传播平台，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舆论阵地。此时陈独秀“已经在理论上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成了颇为有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10]。毛泽东回顾说，在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之际，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11]。当时，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的李大钊被认定为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另一先驱，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89年10月28日，江泽民在《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的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切实坚持由李大钊同志初步提示，其后由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系统而深刻地加以阐明和完善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2]

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加系统全面。他分别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进行了介绍、传播，具体表现为：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乃至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进行过研究，在这些领域中做出了开拓性的建树”^[13]。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仍有“教育救国”的幻想，他认为“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巨”，“昌学之责，匹夫而已”。^[14]1917年十月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开始接受、学习和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5]。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李大钊是主要编纂者和撰稿人。李大钊在《新青年》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和“马克思主义专题”，并在1918至1919年间于《新青年》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在文章中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16]这标志着此时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7]。李大钊还与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篇目，有力地配合了《新青年》的宣传，成为《新青年》的姊妹刊。

然而，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并非简单地引介、翻译、宣传，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深厚影响的三次论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文化学者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大肆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追随者，胡适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把宣传主义同解决社会具体问题对立起来，提出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种种主义，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谩骂宣传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否认阶级斗争，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因此形成阶级对立，产生阶级斗争。他反对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只可以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做一点一滴的改良。

李大钊在其发表于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针锋相对地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我们社会的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8]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它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命运的必然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19]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然。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就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展开的论战，这次论战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另外两次论战主要是在黄凌霜、区声白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和张东荪、梁启超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间展开的。

1919年，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学者黄凌霜在《马克思学说批评》中大肆渲染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优越性，鼓吹反对一切国家、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和平等。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这一论调迷惑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言论进行了激烈批判。最终这场论战以区声白公开致信陈独秀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告终，从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

继黄凌霜、区声白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之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代表张东荪、梁启超一唱一和，先后发表了《现在与将来》《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鼓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合理性、必然性。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先后在《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上发表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指出改良主义就是向资本主义妥协，尤其将改良主义者所提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辨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正名。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三次论战，有力地回击了胡适所宣扬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批判了黄凌霜、区声白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反驳了张东荪、梁启超所推崇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通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阐发，赢得了更多革命者的认可，为其最终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奠定了基础。这次论战使广大革命者初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界限，认识了三者的危害，同时也使不少人改变观点和立场，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进行理论论战的过程中，革命团体的组织建设、理论刊物的创办与发展、推动理论与工人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多样化实践也在同时展开。革命团体的组织建设是从文化学术性组织向革命政治组织转化的。前期有代表性的典型文化学术组织主要有1919年李大钊、邓中夏、王光祈等人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培养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一批马克思主义革命骨干力量。1920年，李大钊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学会以多种形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并举办各种演讲活动，培养马克思主义进步青年和学生，并推动实地宣传和实际组织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陈独秀也发起组织了以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为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们也纷纷在各省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术社团。如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建立了湖南最有影响力的新民学会，创办学会刊物《湘江评论》，新民学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主要传播者。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二十余名青年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林育南等组织了鄂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团体——共存社。王尽美、王志坚、李祚周、王象午、邓恩铭、王克捷、赵震寰等在山东组建了励新学会。阮啸仙、刘尔崧等人一起组织了广东新学生社。各省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为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各省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以及最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各省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宣传也迅猛发展起来，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的出版和在工人群众运动中的教育宣传活动的深入。马克思曾指出：“报纸是作为公众舆论的纸币来流通的。”^[20]可见当时作为主流大众传媒的报刊对连接社会各个阶层和传播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创办报刊也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主要选择。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并积极撰稿的《新青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准翻译、系统介绍、学理研究、理论争鸣为重点，那么地方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普及推广为主。其中，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为代表。杂志以《湘江评论》《觉悟》《星期评论》《励新》《建设》《新学生祉》等为代表，报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随着马克思主义宣传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素养的提升，各地马克思主义学术社团和各类学会逐渐转变为更具有组织力和传播力的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最早的是陈独秀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此后，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为后来全国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组织准备。这些共产主义小组一方面继续发展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刊物，同时也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探索。

上海中共早期组织以《劳动界》和《新青年》为主要宣传阵地，北京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以《劳动者》和《工人月刊》为代表，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和广州的《劳动者》等都对大众的共产主义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办报创刊，而且还一改以往学者自闭于书斋的旧风气，主动深入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因为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并指导人民群众革命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所在，而且也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正如李大钊所认识到的“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办不到的”。^[21]不仅如此，李大钊甚至还对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宣传与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释：“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2]正是如此，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中努力推动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将“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成“街市上的群众运动”^[23]。李大钊、陈独秀自己在五四运动前后就经常到天安门广场发表马克思主义演讲。邓中夏则发起建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活动于北京的海淀、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演讲革命道理，普及革命理论，发起革命斗争号召。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充分利用工人组织——各行业工会，如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上海印刷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马克思主义与群众革命运动相结合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形式和方法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队伍的逐渐壮大成熟，各类革命学术团体、各级共产主义小组和各行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发展，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阶级领导、新的发展前途，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更加组织化、系统化。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24]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一大”党纲规定“党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全党要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25]。并且“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26]。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标，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大众所理解并广泛认同，1921年9月，中共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两种，列宁全书五种，共产主义丛书五种，共印三万六千册”^[27]。1923年又成立了上海书店，主要翻译并出版马列经典著作，截至1937年，上海书店共出版各种高质量经典著作六十余种。此外，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刊物还包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办的《劳动周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以及北京的《先驱》、湖南的《劳工周刊》、四川的《人声报》、广东的《青年周刊》、武汉的《全民通信》等。

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是理论宣传与指导工人群众运动并举。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大众化尝试，中国共产党是从罢工斗争开始的。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各地分部积极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功领导了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年9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10月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罢工斗争100多次，参与罢工人数达到了30余万。在这种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斗争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丰富经验，同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罢工斗争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一启蒙阶段不仅有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李大钊，还培养了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陈望道、瞿秋白、李汉俊、张太雷、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中坚力量。

在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翻译经典著作、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工农运动、组建先进团体、创立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开门见山的浓重一笔。然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实践进程而不断发展的。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第一次国民大革命期间，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国民党右派的反攻倒算，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失败告终，中国革命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遭受了严重挫折，并面临着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全新考验，能否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背景和实践需要相结合，探索出能够适应严峻的武装斗争形势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路径，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的历史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