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历史经验

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实践的启蒙阶段。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通过创办学术团体、发行刊物、理论争鸣、参加并指导工人运动等多样化形式，开启并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一群体在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以灌输的方式进行的，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中就阐明了其著名的“灌输论”。他认为，虽然工人阶级具有天生的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特性，但马克思主义不能自发产生，只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28]。他认为，通过“灌输”，不仅要把思想武器交给人民，而且还要用它指导实践；不仅要指导经济斗争，还要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自觉意识。列宁同时还强调“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且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29]。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之际采用灌输方式的必要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灌输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三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这主要得益于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首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给人民群众。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式传播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首先，列宁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30]但自发性不能等同于自觉性，毕竟工人阶级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31]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理论体系，其中蕴含着西方文化的精华。一方面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反差，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论证方式也使其不容易被中国大众接受。最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不断壮大，迫切需求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灌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传播方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人民群众革命实践对科学理论指导的需要。

所以，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为鲜明的特点就体现在单向“灌输”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主体，人民群众是客体，两者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被定位为客体的人民群众无论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革命实践中都表现出对主体的依赖。然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行之有效的灌输式大众化也存在其问题。首先，灌输的主体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但是鉴于当时传播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局限性，灌输的客体对象过于单一地集中于工人阶级，而忽视同样作为中国革命基本力量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再者，灌输主体对于灌输的内容理解得不够透彻和系统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一致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还未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李大钊等人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革命的需要，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翻译介绍和宣讲传播。此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篇目极其有限，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这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化研究，从而也阻碍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高水平普及读物的创作，直接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作为大众化的一种思想教育方式，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简单易行而又行之有效的选择。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当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时，其又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所以，这一阶段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反思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灌输方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价值属性、人民群众革命的现实需要，及时调整并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这也是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一直面临的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也预示了主体间性传播将成为继“灌输式”传播之后，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教育的未来方向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