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

在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党不仅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而且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一切实践成功都是源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成熟并且理论成果不断丰富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已经决定了其自身在中国化的同时也意涵了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此就进行过精辟阐述，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其原因“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98]。从阶级性上看，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只有以整个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作为教育宣传的对象，才能使人民群众接受、理解、认同并最终信仰指引自身走向彻底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就实践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的理论价值定位不在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然而改造世界必须通过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社会实践这个关键环节与群众相结合而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性，而且对大众化的对象、内涵、实质进行了研究。1945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大众化的对象：“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99]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也同时兼顾了对大众化宣教者^[100]的理论教育与宣传。毛泽东在带领全党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同时，也对其内涵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早在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际，张闻天就已经认为“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101]，从而引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此后毛泽东也在不同讲话和座谈中论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他在《反对党八股》报告中提到“‘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0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的阐释更加简洁明快：“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03]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行了高度概括，即要将马克思主义“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104]。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内涵和实质形成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又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客观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和实践探索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层次化处理，针对不同的对象因材施教，提高党员、干部、先进知识分子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十年中，改变了在建党之初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单纯地向工农大众进行直接灌输的方式，而是注意受众对象的层次化。宣教者针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根据不同的政治觉悟、理论基础、文化水平、认知特点，因材施教，分别进行了内容不同、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因如此，这一历史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最为迅速、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

在毛泽东看来：“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105]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将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效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宣传首先是针对党员干部展开的。对待政治觉悟比较高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号召他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到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06]。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全党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肃清党内不良思想与作风的影响上。以延安整风运动为代表，毛泽东倡导“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107]，“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08]，从而使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有了比较一致的科学认识，在全党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带领人民群众改造世界，以赢得自身的全面解放。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宣传并没有止步于科学认识，而是更进一步地学以致用，学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10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队伍中存在一个独特的群体——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热情激昂、文化水平较高，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刻，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毛泽东特别对这一群体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政治立场与传播方法的教育。毛泽东首先揭示了“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10]。这其中就已经表达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说明了革命的文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而且，还明确“人民大众”的所指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11]。毛泽东帮助先进知识分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政治立场，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所指，还帮助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提升革命文艺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12]，“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13]，“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114]，“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15]。毛泽东在肯定并发挥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的同时，注意从事理与事实出发，通过交流、座谈、平等探讨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政治立场与传播方法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主力的一分子。

独立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力量——党组织自身，以及主要力量——先进知识分子入手，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思想理论、作风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继续坚持了对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极其稀少……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116]的客观状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知识普及教育与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相结合。正如毛泽东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117]这不仅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广度拓展的量的积累，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质的提升。这为中国共产党运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宣传教育群众，将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持续引向深入，为人民群众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自觉创造了条件。

此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观实际，对党员干部队伍、先进知识分子、人民大众进行了层次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与主要力量之间形成了优势互补，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主体——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普及宣传中总结经验，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提高全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多方协同共进的局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体进程，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性。整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没有宣教者与人民大众之间主体—客体界限的划分，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认识论，但实践中已经具有了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的意蕴。党员干部和先进知识分子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但是并没有被看作绝对的权威，而是首先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不断自省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虽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引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但却始终立足于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理论基础、文化水平、认知心理、思维习惯和生活兴趣，“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并在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118]。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非是宣教者凭借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权对人民群众的强制性灌输，而是二者之间基于平等对话与尊重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共识，并最终成为宣教者和人民群众共同的坚定信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层次化处理是针对不同对象的因材施教，主体间相互尊重，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先进知识分子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水平。此一历史阶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遵守主体间性认识，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期。

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指导大众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密不可分，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并将实践探索中的经验提炼升华为新的理论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中国革命和实践是由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来完成的，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就需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19]，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探索中展现真理的光芒，就必须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人民群众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并举推进。延安整风运动就是针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彻底肃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的干扰，纠正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使全党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达到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而延安整风运动本身就是针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党员干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更重要的是教会党员干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斗争实践并最终获得胜利。而毛泽东也正是在带领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大众化探索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且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与魄力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破题所在。毛泽东认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20]如何进行符合本国革命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新创造，毛泽东提出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21]，“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122]。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带领全党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与党内的整风运动中检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精髓精辟地抽象概括为“实事求是”。而这种抽象的概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实事求是”本是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用典”，毛泽东引来借以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本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23]之要求的最直接反映。由此，实事求是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从马克思主义本质出发践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主要的内容，引导人民群众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方向指导和丰富内容。至此，中国人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24]，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它更多表现出的是对人民群众这一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实践指导的需要。

总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经验经过总结、抽象，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则是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再传授给人民群众的大众化的主体。所以，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指导大众化实践，其本身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的集中体现。

三、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在实现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

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5]。马克思主义始终公开坚持自己是为着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是为着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从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全面彻底地解放出来，并在维护与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过程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仰认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都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也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政治认同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认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是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实践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取得成功。而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科学的表达。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目标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能实现。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授给人民大众，使他们熟练地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是源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实践。

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也是以人民群众最实在的经济利益为突破口。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也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得出了与马斯洛相一致观点，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6]，“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127]；而当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自身利益的被剥夺，作为一个阶级“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28]。马克思在此指明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经济原动力。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首先解决了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这一行动就一以贯之。1928年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初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肯定广大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1929年颁布的《兴国土地法》更将斗争的目标瞄准了地主阶级。到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抗战期间，根据革命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团结地主阶级一致抗日，暂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但是仍然注重减轻其对农民的剥削；及至解放战争期间，颁布《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旨在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保障农民最根本的土地利益。通过最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夺回并保证了自身最根本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将农民对于土地利益的满足转化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认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29]的方法收效显著。农民阶级即使处在还难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但通过切实感受马克思主义是为大众谋利益的理论，就会出于感性自觉地相信它、拥护它、捍卫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由此成为人民群众的自发要求。

马斯洛指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人民群众的利益随着“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0]。当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得到满足之后，也必然趋向实现更高级的精神文化需求之满足。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131]。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132]，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最高呈现，要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虽然要“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133]，但是这不意味着理论的发展与传播始终处于低水平的徘徊，也需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基础，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顺利对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也的确充分关照到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权益。政治上，倡导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文化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致力于打破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文化垄断，促进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引导中国的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方向发展。坚持不断、灵活多样的文化教育途径、形式和方法，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总体文化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并为人民群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初级阶段的建设实践中以历史创造者的身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