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生长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我们以往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教育学、传播学，总之是理论主体的普及化和通俗化的范畴。所谓“自我生长型的大众化”，就是由下而上，在群众自发心灵培养史的角度来谈的。是指在无特定意识的生存交往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初始元素如“人本学”、“异化劳动”、“人化自然”等等的自发呈现。这里最需要引导和规制，需要培植和提升。一首朴实的小诗，一则天真的童谣，凡有人心律动的场合，都有“我们”活动的舞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在文学世界找寻时代精神，是所有作者、读者、评论者共同生活的灵魂家园。

沈从文也许并不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老舍可能也没有读过几部“经典原著”，可是从他们的作品里，一个个栩栩如生、活跃跳动的人物中，我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百姓、贪官、市侩、小人、英雄等等。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对社会运动的记录，是作家对政治时局和人心向背的评判。沈从文只读过两年私塾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98.htm>，所受的正规教育仅止于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部大书给与他的。他的《边城》是一幅传播着天籁之声，散发着古朴幽香的百姓生存图画。虽然有人觉得它不现实，立意不高远等等，但是作家的独特经历，他的独到眼力，都是形成作品的独特因素，因此也是不可重复的。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展现了老北京的世象百态，每一位城市居民都可以通过这些立体的人物想象出自己前辈的影像。

当代的“实力派”作家，对人间的情感、意趣、忧患与渴望更是抓得准、刻画得深、引领及时、呼唤到位。铁凝的《哦，香雪》，主人公和那座铁路边的小镇，共同拥有着静谧中隐藏的澎湃，含蓄中孕育的张扬。毕淑敏的《预约死亡》，是不折不扣的终极关怀……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士阶层，恪守良知与责任的学者越来越担心民族的阅读情况。“可能是环境污染的缘故，空气和水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质地。这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贫瘠的时代，国外有汉学家指责中国文学是垃圾，可是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大奖作品’来看，情况也差不多，甚至更加让人失望。原来这种失望不是来自某个族群，而是世界性的悲剧”。当我们知道了以下这种情况时，谁不感到吃惊：“一个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也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 从中央到地方，对软实力的认识已经很深入了。前文化部长高占祥几年前就写了一部名为《文化力》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从“文化元素力”、“文化潜移力”、“文化吸引力”、“文化竞争力”、“文化先导力”、“文化微调力”等二十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功能与价值。大家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这个民族的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读诗的人，找不到一个热爱经典的人；虽然读了中文系，可是从未热爱过自己的专业，说白了只是权宜之计。这样的族群是多么可悲多么危险。在这里文学哪里仅仅是一门专业，它显现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力、对于美的追求力。”

现在的网络生活已经成了文化建设的负担。儿童听故事的场面已经很少，他们更热心网上游戏。网络小说更是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而且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劝我也读读这些东西，说是有的写得特别好。看来，为了搞清问题，也有必要查个明白。但是，让我们首先感到的一种情况是：由于读者的没有耐心，让作家也失去了耐心。一开始就急于讲故事，这个人不需要成长，不需要转变，直接把最终结果说出来就称心了。至于内心的独白、气氛的渲染、机缘的巧合通通都是浪费时间。为什么青年人好说：“京剧那种节奏实在让人不可忍受。”这里用节奏不如用速度更合适，这是在谈功利不是在谈美。

面对现状，“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对于那些破坏主流文化的因素后面再谈。这里主要是人民中间那些健康向上的文化素材，禁得起“现代化技术手段”洗礼的精神胚胎，我们应该去加以呵护和培植。

全民开展阅读活动和评选书香门弟等方法自然很好，但是还有更深刻和更重要的渠道，那就是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可以归为三个方面：引导阅读、促进创作、提升文学的价值。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有人用了“信息污染”这个词。实际上真的不过分。我当何为，看什么书，听谁言说，关注什么，用电视人的话“眼球被谁吸引”。当然，你就是不管，凭自发倾向，最后也会做出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据。但是必须承认，更多的人还是有迷茫，有困惑，需要引导和宣传，要不然教育是干什么的呢？我这里说的教育是全民教化的意思。正如邓小平说的：“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就是这个意思。

拿一个实例来说，每年二十四期的《新华文摘》，对于中短篇小说的登载就是一个引导。我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肯定与推介，也有一定的权威性，是文学创作水平的制高点。因此，十几年来我一直订阅这个杂志，受益匪浅。这上面选择的作品，你就是没有对它们的直接评论，凭读者的一定修养，也能体味出它的价值功能和美感。我就经常向学生们进行介绍和推荐。我还打算在课堂上组织讨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作品，评价人物，加上自己的体会和受到的启发等等。这不由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书籍并不多，我恰巧有一位远房亲戚在文化馆工作，可以借给我好多书。拿上一批，大约十几本，过一段时间看完了，还回去，再借新的，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我前面提到的好多书，都是来自这个渠道。而且，我还召集一帮伙伴，共同欣赏其中的片断。我记得很清楚，《马兰花》这个剧本，就是我从头至尾读给大家听的。后来，我十七岁就读《共产党宣言》且深受激励，与前面的阅读积累关系密切。所以，我十分感谢那位亲戚，她不但借书给我，还向我进行讲解，做提示和点评。要知道，少年成长中的阅读是黄金万两的。另外，还有一个阅读动力，是另一门亲戚，总是两个人一起，每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或初二，都到家里来拜年。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起这一年读的书。从《家》、《春》、《秋》到《三国演义》，就是后来的手抄本小说，也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为了这一年一次的“讨论会”，自己就不能不读更多的书。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父辈的一些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加上《人民画报》《新观察》等杂志，给了我很多的文化滋养。    实际上，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向，家长们已经开始大力扭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宝贵资源，正在成为他们向孩子强行灌输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四大名著和历史经典。尽管推行起来有些困难，但是文学意蕴的美感吸对孩子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是那些文化垃圾不能埋没的。

对于大学生来说，也要引导他们阅读经典，“那些经典的美是经过千百年确立、筛选和检验的，它们恒久不变。大学课堂上，有人一直要求推荐中国的经典，于是就一次次说到了‘屈李杜苏’和诸子百家，说到了鲁迅等。他们很失望，说原以为会推荐多么生僻的、让人眼前一亮的闻所未闻的作家作品。这怎么可能？经过漫长的时间筛选出来的那种经典作家，我们无法遗忘。这就像阅读外国经典，不可能略过英雄史诗，还要提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和歌德他们一样。它们是在更大的时空坐标里确立的。我们无法与之隔离。我们如果整天埋在一些娱乐的文字垃圾里，生活就将变成垃圾。” 有学生问我：“《红楼梦》怎么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呢？”这就看你是真的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是只停在表面。在这里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最近的。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吧，大观园之所以崩溃，还不是中国的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高度而引起的么？“大有大的难处”，探春远嫁，全面抄检等等，这不正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具体表现吗？再说“阶级斗争”，“贾府里的焦大不爱林妹妹”这句鲁迅的名言，早在“文革”时期就覆盖全国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真理吧？当然，它的美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是直接就能看清的。你不要一说美就是指人长得漂亮，衣服好看，诗的美妙等等，马克思主义最重视人性美，讲劳动品格，自由开放、忠贞义气、宽容有信等等。这些宝贵的人性美以及与它们相反相衬的东西，在大观园的众多人物中，我们不能找到与它们相对应的载体吗？除非你不去读《红楼梦》，不去反复读它的精华部分，不去揣摩它的美罢了。

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艾思奇，提到他的《大众哲学》。他之所以写这本书，不是因为他自己就处在“大众水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超越了一般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者，在精神世界急群众所急，应百姓之需，说中国话，讲世界理，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每个思想的结点都还原到它的实践环境中。这是一种高超的理论技巧，也是一种博大的学术勇气。他在书中已经做了这样的表白：“那些专门在书斋和大学教室里过惯了生活的人，是难免要笑我们‘浅薄’的。浅薄也罢，但我们所说的总是很真实的道理。你们许多砖一样厚的哲学书其实也不比我们所说的高明，它不过是把这些浅薄的道理说得更有系统一点吧了。”就拿他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来说，只用了一个剥胡桃的例子，就从正反两面进行了形象演示。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试问我们的直观（或感性的认识）所能觉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眼睛看见它是黄褐色，圆球形，表面凸凹不平，再可以用手触一触：是硬的，或者用鼻子嗅一嗅：没一点气味。还有什么呢？怕不再有什么了。我们直接所能感觉到的是这样贫乏！

但我们有理性的认识，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我们马上就知道这胡桃不过是世界上千千万万胡桃中之一个，它们中间有同类的关系，“胡桃”是它们共同的名字，是一个概念。我们还可根据过去的常识，想象到这胡桃里面一定有可以吃用的胡桃肉。这是想象中的知识，不是我们直接能够看得见的。我们虽然想象这胡桃心里一定有肉，但是真有没有呢，是不是枯了，或是已被虫吃空了，或者腐坏而不能吃了？这一切，我们却不能直接知道。

“胡桃一定有肉”，这种推测，就普通的情形来说，并不算错。但这只是普通一般的道理，要用这种空洞的道理来断定现在的胡桃有肉，那是不一定靠得住的。因为这种推测还只是我们心里的推测，只是主观的推测。这种主观的推测是不是和现在的胡桃本身（也就是客观的东西）一致呢？这就没有把握了。

因此，理性的认识虽然比感性的认识更丰富，更深刻，可以推测事物的内部的情形。但可惜它同时也滞后了。感性还能直接触到外物的表面的形状，虽然只是表面的感觉，总还亲切得多。而理性的认识却缩回到主观的圈子里，没有办法确实抓着外物真相。它只晓得用普通的道理去推测，用一般的公式去推测。但目前的东西是否只能适合你这公式呢？这一点它就没有能力负责了。有许多人就是太看重了一般的公式，太看重空洞的理论，结果对于世界上活生生的事实没有能力观察，俄国普列哈诺夫派的形式主义，就是犯了这种错误。

还是回到胡桃来说罢，因为一定有人早就要想这样说了：“你为什么这样痴！一个胡桃内部有没有肉都没有办法知道吗？把它的壳打坏，剥开，不是就可以看见了么？不错，这是谁都懂得的很简单的方法。天下间万没有这样的蠢人，只顾痴想胡桃里有没有肉的问题，而不打开来看。但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得很，不一定都和破胡桃这样简单明了，对于某些事物，人们常常不知道动手将内容剥出来可以做证明，只管老是在公式和理论上呆想，结果没有把握，只好说事物的内部无法知道。以前我们常常说到的“不可知论”就是一个例子。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以为物质的本身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这也就因为他不知道物质的本身可以有方法剥出来的缘故。一切物质的本身可以像剥胡桃一样地随便剥出来么？当然不是这样简单容易。但根本的情形倒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什么事物，我们要使它潜伏的内容显露出来，使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真相，就只有设法打破它的现状，努力去改变它。这就是以前我们常常说的“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把实践称做“变革的实践”或“批判的实践”，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最高的真理。为什么呢？上面胡桃的例子就可以做一个说明。当我们未剥胡桃以前，我们所推想的胡桃内部有肉的事，仅只是主观上的理性的识，不一定能与客观的事实一致。但是，剥胡桃的实践一开始以后，它内部的肉就给我们直接看见了，理性的认识又回复感性的认识了。抽象的理论变成直观中的事实了。物自体就暴露出来了。于是我们主观中的想象与客观的东西统一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物质本身真正的性质，看见了现实的真理。实践是最重要的，它能使我们认识现实的真理。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得最重要。但这自然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理论。理论虽然有主观的色彩，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实践。如果我们看见胡桃而不会想象到它里面有肉，那我们也就不会想去打破它来看。这一种指导的能动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 这种阐述，在那些“理论专家”看来，恐怕有点不规范，不“逻辑”，或者说理论性差，甚至有点啰嗦。但是，可以说这正是老百姓“原生态”的思维语境。顺便说一下，“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糊涂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只要是“马克思主义”，那就绝不是原生态的；或者说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不成熟的思想，并不能包含在“马克思主义”里面。因为这个理论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思想在我们学习研究它的时候，就像我们研究任何已经成形的东西一样，必然是“从后思索”。但是在群众的思维运动中，必须允许有原生态。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时候，那是他的思维运动的原生态，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

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艾思奇的影响，“战败的蒋介石曾经大骂他的属下：为什么共产党就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写不出来，全是吃白饭的！胜利的毛泽东则称赞艾思奇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原因是他的书能顶十万兵”。

实际上，艾思奇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说，远不止《大众哲学》这本书。在解放后的“1951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丁玲曾对王丹一（艾思奇的爱人——本书作者注）说：‘我母亲每次必听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不亚于《大众哲学》。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这本书在全国高校中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同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说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我们上大学时用的课本，好多同学当时就说：“读这本书有时都忘了时间，简直有些激动了。”艾思奇在1966年住院时，病情刚刚好转便做出要写一部文学笔调的通俗读物。但让人遗憾的是，他因为终年积劳，同年三月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和祖国，时年56岁。我想，他未竟的事业，特别是他最后那个“文学——哲学”一体化的愿望，只能交由后来人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说文学批评（或文艺批评）的第二个功能，那就是促进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展。毛泽东告诉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第一个标准说的是文艺为工农兵的问题，第二个标准说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先说第一个标准，这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文艺批评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为人民大众说话。“任何对价值判断的回避、含混、缺位，都不值得提倡。”“没有价值判断的文学批评是没有灵魂的、琐碎的和苍白的言说，因此也有理由被认定为没有生命力的言说。”“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在于人们指望它能对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文学生产有一些实际的影响。”“我们要反对批评的游戏化倾向。”“当前批评的另一弊端是日渐商业化和庸俗化，为现实利益、朋友义气和物质实惠的评论太多，……如果到处都是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意气用事的草率结论，文学批评的实效自然无从谈起。”要想让自我生长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健康地发展下去，文学批评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先行一步，树立一个“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统一认识，坚决从书斋走向旷野，力推那些带着群众生活趣味的文学作品，帮助他们提高，给他们开辟道路，通过他们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交融，共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吸收。

文学批评的第三个功能就是提升文学的价值。文学作品的对象，直接的是广大读者受众，当然根据文学修养的层次和反映的生活内容不同，读者群也会有不同，但是这个群体无论如何也是很庞大的。再一种接受对象就是间接的群体，那就是文学评论员（我们先不要冠以评论家的头衔）。可以说，没有文学的评论，也就没有文学的成长。很多读者都是跟着评论阅读的。因此我认为，最好是作家本人多写点评论性的文章，这就好比导演直接走到前台来，与观众交流一样，他比演员出来说话更有深度。曾经看过这样的提法，就是让作家多写散文，说一个作家写不出有质量的散文，他的作品就不会有立意上的深度和美学上的高度。我非常赞同。比如钱钟书和杨绛夫妻，钱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其中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说笑》等等。最近杨绛先生又写了《坐在人生的边上》，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出许多人生哲理，思考终极精神。

为什么存在主义哲学就成功地栽种在了文学的土壤里，我们就不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