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研究》2014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力作
——吴恩裕著《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高放
一、1946-1947年我错失早先拜读本书的机遇
从我个人来说，1946年我从家乡福州英华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时，就见过1945年新出版的这本专著。当时给我们上政治学的是楼邦彦教授，他采用的是美国加纳教授英文版的政治学著作。我们感到太脱离中国实际，同学们自己找来邓初民著《新政治学大纲》来读。当时吴恩裕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讲过课，但是在我们心目中，他是进步的民主教授，积极支持我们开展的反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学生民主运动。我们这个年级政治系的进步同学虽然都知道他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这本新书，但是又感到：第一，他所写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还是离现实较远，我们这批思想激进的民主派学生都在热心地拜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论著；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他是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得意门生，而拉基斯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臭名昭著的反共的改良主义者。我们担心在拉基斯指导下写成的这篇博士论文，恐怕会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误导，所以并没有到图书馆借读这本书。现在看来，这是错失了一次从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机遇。
历史发展的戏剧性变化，往往是人们难以准确预料到的。1948年年初我急于离开北大，投奔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本想到前线当随军记者，却被华北大学选拔为研究生，1949年当学习助理员助教。自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我就在这里长期执教政治理论课。由于深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影响，我在课堂上曾经多次批判过包括拉斯基在内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痛定思痛，深感很有必要重新研究评价民主社会主义。1981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我曾先后指导两位博士生分别撰写评论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和拉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均获得校内外十位评审专家的好评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被认为是对麦克唐纳和拉斯基的社会主义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可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内思想理论界又刮起“左”的歪风。这时又有人跳出来指责我指导的研究生对拉斯基做了过高评价（论文中认为拉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思想已接近马克思主义），无中生有地硬说，“这显然是受他的导师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的影响”。其实，博士研究生都有独立研究、独立思考能力，不会轻易被导师牵着鼻子走。我自信全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多有无产阶级改革派思想，所以对于极“左”派对我乱扣政治帽子的整人言论只是一笑置之，心中鄙视这种跟风整人、抬高自己、图谋高升的人。
现在我读到吴恩裕教授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更加尊敬拉斯基这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大师。他当年并没有用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去指导中国留英博士生吴恩裕，而是同意他的中国博士生“既不采取感情上的赞成态度，也不采取感情上的反对态度，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通读全书，也可以看出书中全无歪曲马克思政治思想、宣扬拉斯基改良主义的痕迹。而拉斯基审读完这篇博士论文却认为：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博士论文之一”。甚至对吴恩裕说了这样一句令其感到“惭愧”和“感动”的满怀期待和厚望的心语：“我相信它（指这篇博士论文）将是对这个学科做出有价值增补的作品。”虽然我不同意拉斯基的基本理论观点，但是我敬重他这种尊重别人独立研究成果的学者风范。
拉斯基当年对吴恩裕的夸奖却给他后来带来麻烦，以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吴先生的续弦妻子骆静兰女士，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编辑室主任和副总编辑，那时我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编委。因此我同她联系、交往较多。她告诉过我：“吴先生自1939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是任职教授，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他调到北京政法学院执教，1955年全国评定教授时，他本来应该定为二级教授，可是由于领导上认为他是拉斯基的得意门生，深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把他压低为四级教授。当时四级是教授的最低级、副教授的最高级，即所谓交叉级。这种不公平、不公正评级，对吴先生是很大的打击。更有甚者，学校还剥夺了吴先生的教学权。1952年以后停开政治学，他改而开法学和国际政治，1955年以后干脆不让他给学生讲课，生怕他会给学生传授错误思想，于是他只好转行去研究《红楼梦》了。像吴先生这样富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在新领域也取得了专家公认的新成就。可是这对于政治学科的研究，却失去了一位能工巧匠的长期辛勤耕耘，这真是莫大的损失。由此可见，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仅我个人在1946—1947年早先错失了拜读吴先生著作的机遇，而且吴先生本人也错失了20多年继续深化政治学研究的大好时光。
好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恢复了政治学研究。我国1952年院系调整时取消政治系和政治学课程，显然是直接受苏联模式影响。俄国诸多大学原来都有政治系和政治学课程，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都被取消了。政治学统归苏共中央政治局掌控，不需要学者独立研究。苏联实行的一党专政、以党代政、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高干特权制等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如果苏共能够及早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有益思想，重视党内民主、议会民主的某些经验，自觉进行体制改革，苏共和苏联完全有可能自我改革成功。正是由于苏联长期延误政治体制改革，以致后期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造成政局大乱，这是苏联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正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1978年吴先生从北京政法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立的政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本来是他重新在政治学领域大展宏图的新机遇。可惜他因长期受“左”的路线压抑和积劳成疾，于1979年12月12日突发心脏病过世。从此我们无法再读到他的新政治学论著，实在万分遗憾！当今我们只能重读他于1945年出版的旧作《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重新领会他早年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价值的成果。
二、《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全书梗概和要点
吴恩裕的博士论文，题目原是《1840—1848年特定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演变》。其实内容不仅限于研究早年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涉及他的中年和晚年著作。这篇博士论文于1945年出版时改名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全书共分六章，前三章都是写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首先从马克思的辩证法入手破题，其次重点阐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特殊意义，最后集中诠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所在。作者厘清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这样也就简要说明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三个部分（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要点。作者之所以用三章、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来论析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作者是1928年19岁入东北大学哲学系学习，1930年入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大学时期他就下苦功研读了马克思的诸多论著，深究其哲学思想的演进。1935年2月他年方26岁，就担任北平《晨报》哲学副刊《思辨》主编，10月又出任《文哲月刊》主编，同月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全书分六章，分别叙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和方法论等。1936年8月他以此书为基础，完成学士论文，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当即考取了公费留学，到伦敦大学深造。可以说他就是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进而撰写博士论文，所以在博士论文中哲学占很大比重。其二，他刻意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政治思想坚实厚重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着重揭示了生产方式（书中使用“生产方法”）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实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客观规律，突出指明了暴力革命（书中使用“强力革命”）和政权更迭是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据此，书中把唯物史观与革命理论并列为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创新。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寻求革命的动因，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之上；而唯物史观又从革命理论的实现来取得新的实践验证和实际论证，而且又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革命理论，两者都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武装无产阶级、指引无产阶级去改造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书中这样说：“这些共产主义者们，实践的唯物论者们，将以两种理论教给一般劳动者。以两种理论即唯物史观和革命理论。教给他们这种理论就等于使他们‘阶级自觉’，了解唯物史观等于有‘知识的自信力’。这种知识的自信力，可帮助他们取得解放的地位。共产主义虽然是可能的，但无产阶级若不起来促其实现，也是不会成为事实的。唯物史观告诉无产阶级，这个历史演变的必然过程。革命理论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必须做‘接生婆’（midwife）的工作。此工作不过是一种‘诉诸强力’（force）。”“这种强力乃是历史的发动机，这种行动即是革命。”（见第92-93,96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下同）。吴恩裕先生在1939年能够发表以上见解，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很精确、很深刻，表述得很精练、很精彩。
本书第四章革命理论阐微，这是全书的重中之重。这一章在说明革命的经济根源之后，着重分析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内容包括马克思对阶级的看法，阶级斗争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这样三个部分。
关于什么是阶级、阶级的定义和划分阶级的标准，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曾经准备详细论述，然而没有完稿他就溘然长逝，恩格斯后来重新整理第三卷并没有另外添加以新的发挥。因此后人多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的阶级观做出种种阐释。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在《共产主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区分阶级“是以人们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为标准”。吴恩裕却敢于提出“用这标准并不能得到阶级的正确分类”，因为教书的、卖花生的等等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都不相同，照此标准划分阶级，岂不是有太多阶级了吗？这是职业的不同，而不是阶级的不同。由此他的结论是“所以，拉斯基这个看法是有毛病的”（见第104页）。他敢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批评导师的见解，而导师依然充分肯定他的博士论文。师生之间这种独立思考、平等探讨、追求真理的务实态度、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恩裕自己同意主要要以对生产手段（即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关于阶级斗争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他不同意有人把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念。他指出：阶级与阶级斗争都是由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方式才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基本观念；将来消灭了阶级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再有阶级斗争，但是社会依然会有进化。只是他当时还未能进一步指出消灭了阶级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依我个人浅见，劳动者的创新劳动及其合作与竞争、竞赛将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关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书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联合抗争要求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强力革命”（即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消灭阶级，最后取代国家政权的是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认为，这些论述都是符合马克思政治思想原意的。
第五章，按照马克思原意批评了德国博学的社会科学家康德的伦理和政治学说。书中指出：康德所主张的用“善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永久和平”，把人性抽象化，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康德的自由主义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落后性。在这一章中，作者还遵照马克思的思想批评了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边沁认为，苦与乐这两种观念支配人们的一切行为，也包括政府的各种行为；所以人们经常要力争使个人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都能增进人们的功利、快乐，减少以至避免、消除人们的祸害和痛苦。马克思指出：边沁是用超阶级的观点来看待苦与乐，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苦与乐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实现避苦趋乐的能力也是各阶级和各个人都不相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只不过是代表具有“人剥削人”现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功利关系而已。
第六章论道德与人性。从表面上看，这已经超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范围，实际上却与政治思想有密切关联。对道德问题，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阶级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道德，各阶级对于一般的道德观念与道德标准，各有不同的理解和内涵。书中以勤、俭、贪、善、恶、正当、不正当这些道德观念为例，说明资本家勤俭经营企业是为了更多地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们勤俭持家是为了活命和可能持续地出卖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上的平等、自由被资产阶级视为最高贵的政治理想。可是当工人们处于经济上不平等、受剥削的条件下，这些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对于工人们来说都是虚假的道德说教。作者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平等”即“共产主义”。可见，道德与政治、与阶级、与社会制度是有内在密切联系的。书中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学说的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给道德上不完美行为蒙上美德的外衣，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德行的伦理学”（ethics of virtues）,书中表述为“德目的伦理学”（见第161-162页）。例如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又可以是慈善家和孝子。
在第六章中还谈到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马克思批判了荷兰斯宾诺莎、法国卢梭、英国边沁、霍布斯和德国康德的人性观。简而言之，康德和卢梭主张性善论，霍布斯主张性恶论，边沁和斯宾诺莎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人性是趋乐避苦，或者是“自求生存的冲动”。这些观点显示出片面性和表面性。马克思以其唯物史观来观察人性问题。书中引述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第一，“一般的人性”的根本规律表现为人具有一种“保持和改进其物质生活形态的趋向”。我认为这一点是人性的共性，也可以说这具有普世价值。第二，人性是由人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形态决定的，也就是要从人生存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求索人性。第三，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的变化而演进。第四，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在不同阶级中往往表现出有不同的形态。资本家的“人性”必然是要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劳动者的“人性”必然是要反抗资本家。第五，人性本身根本与道德无关，性善论或性恶论都是从道德标准上做出判断，用道德上的善恶来判定人性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人性只是随着物质生存形态的变化而演进。由此可知，人性的变化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是息息相关的。人性趋向专制是植根于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物质生存形态，人性趋向民主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物质生存形态决定的。资本家的“人性”是要通过民主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人们的“人性”是要通过民主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治理国家。
综上所述，全书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为中心，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哲学及唯物史观的道德论和人性论与其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这样一本194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在当今再版对于面向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我认为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三、本书的欠缺
由于本书是作者1939年青年时期初出茅庐的作品，难免受当时时代和时间的限制。当今看来当然会有不少局限和欠缺。这里仅举出以下三点为例。
第一，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写到马克思哲学的应用范围及“唯物论”一词的特殊意义时，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是一种无机及有机的自然界的哲学。”（见第49页）即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应用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历史，马克思哲学唯物论的“物”仅指“物质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而不包括自然界的无机物和有机物。这个见解我以为是有偏颇的。其原因在于作者当时没有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这本早期著作于1927年才由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三卷附录中摘译了一部分。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三卷才刊出全文。中译本最早由何思敬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随后该社于1979年又出版刘正坤中译文。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文收入该社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马克思在这本早期著作中发表了很多辩证唯物论关于自然界与社会统一的见解。例如他指出：“社会是人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这句话把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关于自然、人类、社会三者统一于物质世界而且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说得多么深刻，多么精彩！可见不能把马克思的唯物论哲学只限于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而把自然界排除在外。唯物史观不仅是人类社会史观，而且也是自然界发展史观，更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统一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历史观、科学世界观。所以，人类一定要与自然界，与社会和谐共处，共同繁荣。
第二，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不仅限于革命理论，而且还应该包括他的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马克思主张建立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政党，党内既有充分民主，又有严格纪律，由党制定出合乎实际的纲领、战略、策略和政策，密切联系、依靠、发动、组织工农和人民大众，开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适时夺取国家政权，推翻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统治，打碎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新型民主国家。共产党要善于依法领导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使官员成为社会公仆。依据1871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要与熟练工人相当，与最低工资差距不超过五倍。共产党要善于联合其他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协和治理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建成之后，国家政权和政党逐步消亡，全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高度自治。我认为，只有添加进马克思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的这些要点，才算是较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全貌。
第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并非是一直主张暴力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议会民主制和普选制的发展，马克思多次讲到在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民主与普选，较为和平地掌握政权，通往社会主义。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在同《世界报》记者谈话中曾经明确表示：“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指夺取政权——引者注）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2〕两个多月后，即9月25日他在《纪念国际七周年》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是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3〕再过一年，即1872年9月8日他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讲演中更加具体地讲到三个国家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这样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4〕可见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与时俱进，适时更新，并非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把暴力革命视为唯一的革命手段。
本书虽然尚有以上这些欠缺，但是月圆未满，瑕不掩瑜，我们要善学先贤，不苛求前人。总而言之，本书还是值得我们细心研读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18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人民出版社,1965.68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44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人民出版社,196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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