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

1940年，樊仲云以汪伪教育部政务次长出任伪中央大学校长，这是他的全盛时期，然而也正是这个最高点，导致了他此后的一蹶不振。他是因涉嫌贪污而辞职下台的，即中央大学的所谓膳食风潮，以这种形式黯然去职，对于一个享有一定声誉的国际政治经济专家来说，是相当难堪的。回想当年他在《古今》刊出《读书杂记》，谈到妻子在家中给他唠叨柴米油盐的不快，如今却必须要为中大数千学生的膳食奔忙请托，想必心里既有无奈，又有些得意，却不料就栽在上面，在他也始料未及吧。

那时，中央大学的大门还在建邺路，有一个凯旋门式的校门，校长办公室在大门右边的月洞门里，是一个花木扶疏的小院落（纪果庵总务主任的办公室当也在附近）。樊仲云有一辆专车，是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那种“泼赖马司”的流线型汽车。中大学生柳君南曾经回忆樊仲云在开学后进行第一次精神讲话的场景：

在那会作回声的罗马剧场式的大礼堂中，穿了西服的“白面书生”式的樊先生，显得异常的渺小。他的略带低喑的绍兴官话，幽□（原文此处为方框）在静肃的空气中，显得十分软弱无力，樊先生的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但是他的讲词，言简意赅，大致是说，大学的英文名“由尼凡雪丹”是从“由尼凡史”即“宇宙”这字变化语尾而来的，大学各学院，包括整个宇宙的各种学问，大学各院之间，以及教授学生之间，为有机的结合，如宇宙一般，在横的方面有类别，在纵的方面是没有阶级可分的。宇宙是无所不包的“大块”，顾名思义，大学各院所研究的学问，也是无所不包的。

这样的意思真好，现在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恐怕说不出。这使我想起经常被大家引用的“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不是因为有大厦，乃是因为有大学者”云云，大意如此。我不想认真引用（只要在网上一查就行），是因为所谓梅贻琦的话，其实是稗贩于德国的某校长，在中国一学舌，便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至理名言，中国学者不学之甚，贻笑后世。其实，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大抵是大学要凭软实力，而不是所谓硬件也，很平常的一句话罢了。我认为樊仲云的说法，实在比梅贻琦的学舌更为深刻。

对于演讲，柳君南认为：演说不是他的擅长，他不能侃侃而谈，但出言精警，自然非浅学所能办。这也是樊仲云名下无虚的确实见证。

我曾说过，纪果庵就是经过樊仲云大力识拔的人才，如果没有樊仲云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纪果庵。纪果庵不过是因为投稿而被樊仲云赏识，然后就一举从边塞宣化的师范教师，被拔擢到了南京做教育部秘书，兼中大教授、中大总务主任，完全称得上是不次拔擢。纪果庵要资历没资历，比起那种留学的博士硕士，他只是很一般的国内师范本科，一下就任中央大学教授，樊仲云厥功甚伟，而以纪果庵的才能完全能胜任，也见樊仲云任人唯才、任人唯贤。当然，这里面也有人才寥落的大环境问题，纪果庵刚到南京那几年，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确实在学界和文艺界打开了局面，赢得了声誉。我们看看那几年纪果庵写下的文章，就明白他在稳固自己的地位、提升自己的声誉上是如何地殚精竭虑。

在中央大学，樊仲云与纪果庵关系密切，不过并没有因为樊仲云的去职而受牵累，也算相当谨慎了。柳君南曾看到：“平日学生与他见面的机会是不多的，课余常见他偕了总务主任纪国宣，即新近在京沪各大杂志上颇露头角的果庵先生，悠然散步于园林间。他很爱好花木，在他的计划中间，要建设一个‘园林化’的中央大学，来改善我们的读书环境。”这样的描写是可信的。

樊仲云掌中大的时间不长，对他的事功，我不想多说什么，在战乱之后的南京，迅速恢复创伤，建立弦歌不辍的秩序，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这是功还是过？在膳食风潮中，他究竟做了什么？我这里缺乏真确的资料，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