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夫樊家桢

汉章先生与樊家桢，其关系用樊家桢儿子樊恭烜的话说就是:“伯舅之与吾父，不仅亲戚，兼有师生之谊，其融融之情，终始未替，而抽扬小善，伯舅之心也；抱朴藏拙，吾父之志也。”樊恭烜:《象山县志志文存疑·跋》，《经史学家陈汉章》第365页)他们彼此的情谊，我们已不能一一追述，不过从现有一些文字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非一般。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樊家桢为汉章先生校书稿。首先是为汉章先生独纂民国《象山县志》校勘。县志刊出后，发现“讹字如韩淮阴之将兵”，“不独校勘不详，误字错出”(致樊信中语)。樊家桢也有同感。他说:“丁卯七月(1927年8月)新志刊成，内兄伯弢先生送一部予余。余读之曰:体例之善，证引之博，固超越旧志矣。惜与事诸君，不能同心协力，以致讹字多多。使读者不能开卷了然，亦一恨事也。继欲校正讹文，然既无原稿，又无藏书，欲校无从。”正在此时，汉章先生想到妹夫樊家桢，请他帮忙，校勘县志之错。于是写信给樊说:“恳浏览县志时，随意书校正字于上方。弟意将来拙集中附《县志纂修原始》一卷(李知县往复信札)、《订误》一卷、《补遗》一卷，阁下有意玉成之否?(遗失于采访者不少。)”(陈汉章:《陈君手札》，《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04页)樊接受汉章先生之委托，开始做这件校勘工作。他说:“戊辰(1928年)、己巳(1929年)屡受陈君之托，并蒙赐借《雍正县志》三本(残缺)、《乾隆县志》六本、夏王庙志(附《西域杂录》)一本，又向唐岙俞宅借得《雍正府志》十六本，原版《道光志》(附夹某先生笔记)八本。于是以旧志校新志，并以新志校旧志，遇有讹文录之，异文亦录之，可疑者录之，汇抄一本，以便陈君采择。”(樊家桢:《志文存疑存稿原因》，手稿藏于浙江图书馆，载《经史学家陈汉章》第355页)

校勘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樊家桢儿子恭烜著文回忆说:

今吾父之校勘县志也，或参订新旧志之异同，或指录新志之失检，或释群言之踳驳，或增衍其字，或书摘其疑，颇多逸出原稿之外，有异据稿对勘之为，信乎能得校雠之旨也。然吾闻之父曰:“斯志疑曾添印，纸版皆殊，有前版误而后版已正者，有后版误而前版反是者；甚属同版，有此本已红戳校正，而他本反付阙如者，安得所出之书，而尽校之哉!顾亦已稍得异本异版而参校之，纰谬并畜，故人之仅藏单集者，见吾之校，不当遽论以矛盾与遗夺也。”吾父从事于此，断续相间，几及三载，稿凡数易，甘苦自知……(樊恭烜:《象山县志志文存疑·跋》)

陈怀玉也著文说:“丈为余季姑夫，往季姑归时，述丈构草时，夜每篝灯至午分，体倦腰酸不自休。姑劝之稍逸，曰:后必有抵瑕攻隙于斯志者，吾为汝兄盛名惜。幸及汝兄存，吾将供汝兄采资自正耳。”(陈怀玉:《象山县志志文存·序》)樊家桢想到的是“后必有抵瑕攻隙于斯志者，吾为汝兄盛名惜”，故不辞辛劳，费三年之功，终于完成此校勘之事，名曰“象山县志志文存疑”，之所以如此称呼，原因用樊自己的话说就是，“明知舛错不免，遗漏尚多，故不敢曰刊误，但曰‘志文存疑’而已”(樊家桢:《志文存疑存稿原因》)。

汉章先生收到樊家桢《志文存疑》后，非常高兴，赞叹不已，他给樊信中数次提及，说:“腊月拜读大著，精核微至，无与伦比，服膺厥角，忻感无已。将来为县志补正，都存‘荩臣曰’三字，以传吾兄校正之真。”又在另一信中说:“自镇江回，为《四明文献社书》，念及本县新志之舛讹，读大著《志文存疑》，爱叹不忍释手，乃于二月十二日录出《县志补正》，以字句繁富，分作四卷，至今月二日始完，手为之酸，目为之眵，欲罢不能。幸能成帙，订作两本，特送呈阅，未知尚有误处否?更请暇时纠正，并送还大著一厚本，祈为察收。此志若非吾兄细心遍加雠校，直同废物。传至后世，岂不诋訾攻击，体无完肤。幸及生存有大著为补苴罅漏，铭感奚如!今所订成册首留红格纸，请作一序冠之，万勿谦，鹄立以竢，拙作一序次之，亦求是正。”(陈汉章:《陈君手札》，《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04—605页)樊的《志文存疑》后被汉章先生采入《象山县志补正》一书稿中，作为陈、樊两人合撰。对此，樊说:“陈君采余入《县志补正》，且著‘合撰’二字，惶惶无地也。”据樊儿子说，被采入三分之一，各条均以樊曰、陈案分说之。《陈汉章全集》出版，已将《象山县志补正》附于《象山县志》后，读者可一睹为快。

汉章先生主纂《象山县志》时，可谓矛盾重重，曾一度辞职主纂之务，留有《辞修志局书》，并在报刊上发表有不信任(象山)志局协纂之议《感怀杂咏得十二绝句》，抒发心中之不满，其中原因之一，是有关立传之争。对此，樊家桢也深有体会。他说:“此次修志，为列传争执者，指不胜屈。始则央人请托，继由公举事实，由县署移至志局，由志局推至县署，公文往返，无人任责，识者避之。陈君尝告余曰:‘此间苦衷，殊难剖白。意欲自《同治志稿》以后不立传，而虞竹亭、王纫香二先生又不能无传。至万不得已时，惟有照事实来稿申笔直录，不删改一字以明心迹而已。’此修志将竣之言也。余初本欲为堂伯父回川、水成二先生及先大人请立传，后以邑人争尚虚名，恐谋事虽成而人格反轻，无以慰先人于地下，遂不出诸口。及闻陈君此语，窃喜先人之灵早已默佑，故使余先见及此乎!”(樊家桢:《民国〈象山县志〉编修始末》，载《经史学家陈汉章》第353页)从樊之言，也足见他人格之魅力。

樊家桢不仅帮汉章先生校民国《象山县志》，而且还校过其他书，笔者手头刚好有樊家桢给汉章先生大儿子陈庆麒的两封信件，资料珍贵，不妨照引如下。其一:

子良内阮英鉴:

此书有抄误者已大致校正，但原稿有疑点数起，一一录出，祈细心订正为要。

桢识

以下举数条:

周考王五年辛丑，表为田庄子白五年，何以次年壬寅为十六年?周考王九年己酉，表为卫昭侯元年至甲寅为昭侯六年，表内有“四弑”字，次年乙卯有“七弑”两字，则六年下弑字是否衍文?

周威烈王三十二年丁卯，表为田庄子四十一年，何以次年戊辰即为四十三年?

周显王十一年癸亥为燕孝公十三年，何以次年甲子仍是十三年?

周显王四十八年庚子为西周惠公朝四十六年，何以次年辛丑仍为四十六年?

周隐王四十一年丁亥，表为赵文王二十五年，何以次(年)戊子仍是二十五年?

周隐王四十一年丁亥，为卫君九年，何以次年戊子为十一年?

樊信未提及所校汉章先生何书。翻阅汉章先生《史记六国表新校正》一书稿，发现樊信提及的几条，赫然在目。《史记六国表新校正》根据汉章先生自序，定为庚申(1920年)，汉章先生五十七岁时所作。他在序中说:“《六国表》与他书抵牾，纠正者多矣。顾今本《竹书纪年》，出自后人捃拾，未可凭信，今专取《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及《水经注》所引《汲冢古文》校正《史表》。”《竹书纪年》为何不可信呢?是因明人补撰的《竹书纪年》剽窃凑附甚多，故清代学者纠其舛误的著作多至六七种，所以汉章先生说“未可凭信”。汉章先生采用宋裴骃所撰一百三十卷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撰的三十卷《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撰的一百三十卷《史记正义》，三书“所引《汲冢古文》校正《史表》”。樊校此书，还提出内中可疑之处，说明樊家桢这位秀才，也非泛泛之辈。樊给汉章先生大儿子的第二封信:

子良贤内阮英鉴:

蒙赠米餈、馒首多种，谢谢!寄回《孔子弟子传后录》正稿及原稿，又《象山县志补正》稿，祈查收为要。倪君所抄极佳，校对之亦无甚错误，惟成回下文遗“敬”字，已补注。仲子崔下文遗“崔”字，已补。田子方下当有误三字，须细酌。蒯子伯仪下误“城”为“盛”，尹文子下章，桑章字须酌。世子硕下文注俞序下遗“篇”字，其余看不出破绽矣!《象山县志补正》稿中物产考、方言考、古迹、典礼等考多有纠正注中之误，鄙意当写明某某注，则眉目稍清是否?余不细述，顺颂

潭吉

愚樊家桢泐

旧历十月初十日

占三兄前祈代道好，不另。又注。

从此封信可以看出，樊还为汉章先生校勘《孔子弟子传后录》一书稿。该书稿一卷一册，笔者拙著《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把它定为弱冠之作。当初把该书稿定在三十岁前，是因为汉章先生写过《七十四弟子》一卷(佚)、《读〈论语·子张篇〉》、《孔门再传弟子考》等文章，因而怀疑此书稿是在《七十四弟子考》基础上完成的。现在从此信中可知，这是不当的。信中提及的《象山县志补正》已是1930年之事，此稿也应在此时为是。当然，也可理解为弱冠之作，晚年定稿。樊家桢同样对《孔子弟子传后录》又校又勘，指出内中错误。

从以上两信件可知，樊家桢已为汉章先生校勘过民国《象山县志》、《史记六国表校正》和《孔子弟子传后录》。

汉章先生一生遇过两件诉讼之事，一是兄弟不和，胞弟为争遗产，诉讼汉章先生，以汉章先生胜诉而告终；另一件事是家族内有人争资产，汉章先生受到牵累，他希望樊家桢出来当证人。

1931年汉章先生从南京回老家后给妹夫樊家桢的信中说:

在甬时，闻顾一天言，励氏兄弟于讼事只肯出钱三分之一，是与吾兄在舍时所说四千之数相去甚远，并云:三分之二要弟与洗心室陈郑氏同出。此讼本由励氏与陈郑氏买卖塘田而起，弟为所累，今反谓弟所累，何其谬耶!弟前于励氏反案时，恐舍弟一蹶不振，悔恨成疾，故愿其一切罢休，酌听讼费。今已变从初判，判由励氏出讼费，故弟可不出费外之费。吾兄疑弟改变前言，非改变也。(陈汉章:《与樊荩臣》，《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37页)

1932年，汉章先生又给樊家桢一信，说:

端以控人之文，是盖犹未知平素存心。弟于交接，固无才能，但公正平恕四字，不敢不勉。曹操之奸，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岂如陆宣公之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乎!即如前年刑事之讼，既当堂宣告无罪，得弗按法律监禁一年。凡是非无两立之理，一方既无罪，一方当然有罪；法律家言诬告罪，亦监禁一年。假令弟有借端以控行为，即可控以诬告之律，而弟不欲反颜相向也。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至于厉港塘田之讼，兄弟若易地以处，则弟自信必不至于控人盗卖缠讼，至数年而不肯一放手。(陈汉章:《与樊荩臣》，《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49—650页)

从上述两封信可知，此讼是最初“由励氏与陈郑氏买卖塘田而起”，讼事最后以励氏败诉而告终。而败诉的励氏，只肯出讼费三分之一，反要胜诉方和作为中人的汉章先生出余数的钱。而信中提及“如前年刑事之讼”即从1929年开始到1932年还未结束，故有“数年而不肯放手”。其原因何在?原来励氏“始讼从弟，继讼一胞兄，终讼一伯父”(见汉章给樊1931年3月14日信)。这里涉及的励氏、陈郑氏、从弟、胞兄、伯父，均为汉章先生兄弟一家。那么汉章先生因何累及此讼事呢?且再看汉章先生给樊的第一封信，信中说:

吾兄又疑弟不赞成复尚义堂之议，夫使尚义堂本有此义举，如范文正公《义章规程》；弟欲坠败之，是直千古罪人，罪于不孝，不止不梯而已。无如家从母独力创造此祠，附设尚义堂，中间奉佛，为老寡妇拜佛诵经养老之处，何尝有义庄之意?故前修县志、修宗谱，并不敢列入此名。今所有碑文及章程一本，并由一手制造，俟家从母病卒时，突出而示人，此可欺他人，不能欺其所斤盗卖祠产之人。盖其所谓尚义义举，由同族而兼及异姓，皆出强迫，非义之义，何由赞成?今已身故，为之子者，苟知干父之蛊，直将此讼罢休，此祠此堂，一切由创造之家处置，恢复家从母生存时故态，岂不斩断葛藤，与道大适，而且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梯焉!钦颂之不已，能不各有所佽助哉! (陈汉章:《与樊荩臣》，《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37页)

第二封信又说:

从祖母丧中一争祠产，争杭州试馆之产。试馆之争失败，祠产则得步进步，提出百亩之田，未餍所欲，更凯觎塘田，缠讼至讼者，一病而亡。弟为中间人，安能不分曲直是非，而坐视孤寡?力为议和，以为亲者不失其为亲，自此可言归于好，有以对祖宗矣!又不料和约中留一条，不肯实行。弟当时亦屡次催问允中表叔。表叔模棱，以为无碍。夫自其时言和之后，和好无他，诚无碍也。无如法律传家，并不知门内之治，当以恩掩义，一切以法律从事，则不独今日。以吾兄及中人尚有说公道话者，不敢提及此一条。若至数十年后一纸发动，弟之儿孙，岂不为鱼肉乎?此非过虑也。凡不顾及天理人情、眯目而道黑白，其势所必不及也。若不发动，有备无患。吾兄过虑，反疑弟有借端控人之心，犹未谅其平素存心。兄前许为作证人，今既为难，自可作罢，听天受命而已。(陈汉章:《与樊荩臣》，《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50页)

从上述信件可知，此次讼事，不光和塘田有关，而且还和祠产、杭州试馆有关。祠堂和杭州试馆，均是昌朴之妻孔粹卿所创建。昌朴是汉章先生的从叔父(1851—1877)，他无子，由他哥哥昌棫(1830—1888)第三子得森(1830—?)过继。得森元配象山半河郑秀文次女，故称陈郑氏。这里的励氏从信件看，似乎是昌棫第二个儿子得先(1858—1881)的妻子。得森是她从弟，得善(1855—1908)是她胞兄。但又觉得不是，得先妻是葫芦门武举郑安邦第四女，得称陈郑氏，不是励氏。信中又提及诉伯父。此伯父是谁?因昌棫只有兄弟二人。而有资格争祠产和杭州试馆之产的，只能是昌棫的后代，因昌朴无子。汉章先生作为“中人”，请樊家桢作证人，而家桢似乎犯难。

下面说一件有趣的事。汉章先生急着从北京大学回来，本想整理出版自己的书稿，但回家后，脚跟未定，又被中央大学聘去当史学系主任。汉章先生屡次提出辞呈，但三年后才回老家，忙着出书的事，拟订书目一百种，终于于1936年刊出十种，称之《缀学堂丛稿初集》，而此丛书的序的作者，署名为樊家桢。2005年笔者翻阅汉章先生藏浙江图书馆的文稿，竟见到了这篇序文原文。不仅笔迹为汉章先生自己的，而且在文旁注明“托名樊荩臣”五字。现在一些著作引用这篇序文均说为樊家桢所著，如《经史学家陈汉章》一书，是因未见到原稿而造成的错误，笔者在拙作《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已指出，这里再次提出。当然，此序中有些话可能是樊家桢曾对陈汉章先生说过。但序确是他自己所为。避开作序人，光从托名可以看出，汉章先生是如何倚重他的四妹夫樊家桢。

最后，附带说说樊家桢儿子樊恭烜向汉章先生请教声韵方面的问题之事，现存汉章先生写给他的两封信，很能代表他对声韵的观点，故还有学术方面价值，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相关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