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游其樊”何以可能

基于技道之辨，人之如何应物既得以明，则如何立身处世亦须考察。如此，“庸”之义方得完备，所谓“寓诸庸”之道与逍遥，其内涵也才充实而丰满。

立身处世意味着要与人打交道，意味着不离世间，甚至还要积极地融入世间。然自古以来，以隐逸解庄之说绵延不绝，似乎只有通过隐逸（尽管方式各异），才能修道成德，以达逍遥。隐逸^[1]自然与“庸”相悖：因为不论何种隐逸，是遁迹山林、离群索居，抑或是“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2]，本质上都是与现实保持距离，都是某种形式的心灵逃避或精神退缩；作为人伦日用之“庸”，则需直面世道人生，而非漠然于世或玩世不恭。

从体用不二的角度看，“庸”作为道体之用，本不可无。否则，道将何依？修道又因何而成？钟泰即否认庄子具有避世或弃世的思想，其疏《人间世》之篇名时曰：

“人间世”者，“人间”，人世也。“间”以横言，如今云空间。“世”以竖言，如今云时间。空间者宇，时间者宙。……曰《人间世》，冠人字在上者何？盖一以明人不能离宇宙而存，一以明宇宙必待人而理。宇宙即人之宇宙，故曰人间世也。说者以《天地篇》有“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之语，往往认庄子与佛氏同科，谓以出世为宗，而有厌离人世之意。不知实不然也。《齐物论》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夫言“经世”，其与出世异趣明矣。不独此也。《刻意篇》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离世避世，方在其所屏斥，彼安肯弃世以自媮乎？^[3]

钟氏之说并非孤例，林希逸就曾指出：“前言养生，此言人间世，盖谓既有此身而处此世，岂能尽绝人事？但要人处得好耳。看这般意思，庄子何尝迂阔！何尝不理会事！便是外篇所谓物莫足为也，而不可以不为一段意思。”^[4]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长庚亦云：“夫道非绝俗也，德非遁世也，夷明养晦，和光同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5]审视庄子之文，上述诸说不可曰无据。且若以隐逸弃世解庄子，所解必也流于褊狭，规模不张。

对于入世，庄子无有抵触或排斥，尝曰“入游其樊”（《人间世》）。“樊”者同“棥”，本义为篱笆。篱笆又有“藩”名，是以“入游其樊”亦曰“游于其藩”（《大宗师》）。篱笆意味着某种限制，它范围一定的场域。就“入游其樊”来说，此场域即是陆长庚所言之“世网”（按：陆氏曰：“樊，谓樊笼，世网也。”^[6]）；此“世网”之于人，表现为种种“不得已”之事。故“入游其樊”亦即入游“世网”，或曰游于世间，就是在种种“不得已”之事中通达逍遥。

“不得已”者何谓？它是如何展开的？在“不得已”中何以能通达逍遥？在此过程中，又蕴含何种修道工夫？凡此问题，皆须予以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