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划界”何以可能
赵 克
在科学哲学领域，由于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家都对“科学划界”问题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解答，因此，所谓的“划界”问题已成为理解和梳理科学哲学思想演变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拟以在概括和回顾有关“科学划界”标准主要取向的基础上，对有关形而上学取向作进一步反思，以期表明多元论取向的合理性并发掘其人类学根基。
一、一元论“划界”取向
一元论“划界”取向主要是基于逻辑经验论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引起的。为人们所熟知的主要有可证实性（vindicability）、可检验性（testability）、可错性（falsifiability）三个标准。基于其知识和观点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以下仅简述之。
（一）“可证实性”标准
“可证实性”标准是逻辑实证论者对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以命题或陈述形式存在的知识）的一种原则性要求。最早指出杜里舒的新活力论“是形而上学，而不是科学”的学者就是该流派著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Carnap，Rudolf）。“可证实性”概念是该流派的核心概念。他们以“可证实性”标准反对形而上学，“可证实性”标准既是他们的“意义”（meaning）标准，又是他们借此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
由于假说与理论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因此该流派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确定“陈述”和“命题”的含义及其用法上。基本见解是：1.句子是语言中表达陈述或命题的，不同的句子可以表达同一个陈述或命题。如果一些句子在逻辑上是等值的，那么它们就只是同一个陈述或命题的不同表述。2.一个“陈述”或“命题”是无意义的则被称作“伪陈述”或“伪命题”，有意义的称之为“陈述”或“命题”。3.“陈述”或“命题”的意义是通过可证实性标准来区分的。可证实性既是意义的标准，也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持上述标准的逻辑实证论者大多是那个时代卓有成就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视域转移到专业范围之内，例如围绕如何形成（有意义的）“陈述”或“命题”提出了“中性观察”和“归纳合理性”两个前提性假定。无论是“中性观察”还是“归纳合理性”问题，其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确保形成的“陈述”或“命题”是有意义的。其问题主题就是在“观察对象、观察者与观察后形成的成果以及对成果的陈述”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毫无疑问，当涉及对象的前提假定进行判断或反思的时候，问题的性质便转化为“形式科学”与纯人文哲学问题。当主题问题转移到对“中性观察”、“归纳合理性”何以成立这类前提性问题的争论和质疑时，逻辑实证论者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消解了“可证实性”标准的本来地位与作用。
（二）“可检验性”标准
为早期逻辑实证论者提出和主张的“可证实性”原则，在思辨哲学家们富有成效的变换角度的不断追问下弱化。如果把早期的逻辑实证论者的“可证实性”原则称为强检验标准，那么，后期的逻辑实证论者所主张的“可检验性”就是一种弱的“可证实性”标准。
该标准一方面沿用了“中性观察”、艾耶尔（Ayer，A.J.）所提出的“基本陈述”或石里克（Schlick，Moritz）所言的“记录语句”等可以被证实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该标准又意味着通过“检验”这种验证途径，“基本陈述”或“记录语句”在（结果上）可能被否证。1950年，卡尔纳普在完成的“可检验性和意义”一文中，就已开始明确用“可检验性”替代“可证实性”。
作为“可证实性”标准的一种延续，“可检验性”标准在前提上预设并沿用了几种方式：1.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绝对二分法；2.观察陈述与理论陈述的二分法；3.理论陈述可以还原为观察陈述，一些观察陈述又可以最终还原为“记录语句”（必须是陈述“单一经验内容”的语句）的逻辑“还原论”；4.归纳合理性预设；5.拒斥形而上学。
无论后来的批评如何，“可证实性”、“可检验性”标准的提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可重复（检验）性”标准都是对人类认知系统的一大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为继承了自17世纪开始时牛顿（Newton，Isaac）关于科学要警惕形而上学的忠告和19世纪以来以孔德、马赫为代表的实证论学派传统，并且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确的、系统化地提出了关于“科学划界”的理论及其标准，不仅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内容和方向，而且为逻辑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
（三）“可错性”标准
可错性（falsifiability，又译“可证伪性”）标准，是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Popper，Karl）就“科学划界”问题处处与逻辑实证论者“作对”的产物。与逻辑实证论者不同的是，波普没有把视域局限在构成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的语言学与逻辑学基础上，而是把科学理论或假说作为一个整体，以观察渗透着理论为出发点作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
与“实证论”相对应，波普学派的划界标准也被称为“否证论”。“可错性”标准是一个原则性划界标准，这意味着任何可以被称为科学的理论或假说都必须具有可证伪的属性，即原则上具有能够被一个或一组可能的观察陈述所否证这种属性。“可错性”是任何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根本属性，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可错性”标准要求构成科学理论或假说的基本陈述必须是包含一定信息量的经验陈述。形而上学是没有经验内容或者是“非经验的”。例如，“明天下雨或者不下雨”，“过马路有时停有时行”，“大道达于天”等都是不包含任何确定信息量的、不具有可错性的形而上学陈述。
波普认为“划界”问题不是为了反对形而上学，而是为了“表述概括经验科学的合适特征，或对‘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概念下一定义，使得我们对于一个给定的陈述系统，能说对它的仔细研究是否属于经验科学的事情”。因此，他把“划界标准必须被看作对一个协议或约定的建议”。并且，“归根结底，是价值的判断和偏爱指导我达到我的建议的”。认为，是否有“意义”不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形而上学有阻碍科学进步的，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有促进科学进展的，如思辨的原子论。
波普认为，构成科学理论的规律陈述都是严格的全称陈述，涉及无限潜在的检验对象，而观察陈述都是一些单称陈述。因为在逻辑上，无论有多少有限数目的正确的单称陈述，都不能保证由单称陈述推演出来的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即使是概率意义上的正确性也无法保证。有限与无限相比，其概率总是零。而依据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形式，从单一的单称陈述，就能否证一个全称陈述。因此，在波普看来，由于全称陈述不可能被任何有限数目的单称陈述所证实，所以逻辑实证论的“可证实性”标准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可证实性”标准，就会出现一方面把自然科学也当作形而上学而清除掉；另一方面又会把像占星术之类的形而上学纳入科学中来的现象。在波普看来，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原则区别不在于它们是否具有可证实性，而在于它们是否具有可错性。
事实上，一元论标准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可证实性标准的主要着眼点是构成理论的“命题”和“陈述”，可错性针对的问题单元是“假说”与“理论”。与可证实性和可错性标准相比，可检验性则可以看成是其他一元论标准所蕴涵的一项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前提预设。意义或者价值问题则是用来说明一元论标准的语言学陈述，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
二、“划界”的形而上学取向
由于波普提出的“可证伪”标准仅仅为划界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波普之后，有关划界问题主要存在两种取向，形而上学取向就是其中之一。该取向沿着一条模糊、取消和否定划界问题的路径展开的，其肇始于库恩（Kuhn，Thoms S.）的划界观，完成于罗蒂（Rorty，Richard）。
在库恩看来，划界的标准既不是可证实性也不是可错性。库恩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界的基准单元不应放在理论和陈述上，而应放在科学实践尤其是应放到具体的历史中；2.波普的可错性主要表现在非常时期，在常规时期却难以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3.波普把批判当作科学所特有的个性，事实并非如此。“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与其他事业区分开来”。“在检验与释疑这两个标准中，后者既更加准确，也是更加基本。”(1)按照库恩的逻辑，科学是从前科学演化而来的，科学有范式；有无范式是科学与非科学、前科学的划界标准。而在“范式”中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价值观的等方面的因素。
严格说来，以“科学”为对象与以“科学发展”为对象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在库恩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历史理解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不可通约”概念是进一步引发相对主义思潮的根源。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的本意是指“没有共同的测量”。不可通约被理解为：1.世界观的差异（要么不变，要么是一种格式塔转换）；2.判断标准的差异（引起对“科学”的理解不同）；3.概念基本涵义的差异（同一概念不同涵义）。(2)如此一来对科学理论的选择就失去了理性的基础，科学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也成了问题。
柯德（Curd，M.）和卡夫（Cover，J.A.）在《科学哲学》一书中把库恩的相对主义观点概括为6点：(3)1.观察依赖于理论。针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科学家由于依赖的理论背景不同，所“看”到的就和实际“对象”有所差异，这使得科学家无法找到中立的证据对相互竞争的理论作出选择。2.意义变化。概念依赖于理论，要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比较，使用的术语的同义性必须得到保证。但是，在范式转换后，同一个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改变。这样使得缺乏中立的语言作为理性比较的基础。3.问题权重差异。不同范式对同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同，科学理论的选择取决于科学家对理论解决问题能力权重的衡量，没有一套固定的算法或规则来进行跨范式的理性选择。4.（范式转变前后的）标准的改变。5.（不同范式给出的）共同标准的歧义性。6.规则的集体不一致。由于理论选择涉及很多方法论规则（如简单性、精确性、广泛性等），这些规则在理论选择中可能给出相互冲突的答案，即使科学家持相同的规则，对规则的解释也一样，方法论规则也无法解决甚至是范式内部的理论选择。
库恩的相对主义分界观与不可通约性理论，开启了以否定、模糊与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为内容的所谓“后现代科学哲学”的闸门；并为此后的以库恩的不可通约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建构论、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在立论前提上提供了依据。
在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Paul）不仅继承了库恩的相对主义标准而且大加发挥，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口号，反对有任何形式、任何层面的科学方法，指责科学享有特殊的文化、社会地位是一种科学沙文主义。结合了对科学史的发生与发展的考察，费耶阿本德认为：
1.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人为的、无谓的。不存在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宗教、科学与神话的绝对普遍的标准。在科学家看来是知识，在神思主义者看来却是“可笑的无知”，反过来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与神学、巫术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2.科学从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受益，划界对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费耶阿本德以医学受益于草药学、心理学、形而上学、女巫的生理学、接生婆、诡计多端的人和江湖药商为例，指出：“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4)
3.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给予科学以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是一种科学沙文主义。费耶阿本德指出，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5)。根本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给予科学以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是必须反对的一种科学沙文主义。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L.劳丹（Laudan，Larry）承继了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划界观，把“划界问题”作为一个伪问题（Pseudo-problem）予以彻底否定，认为人们用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如进步性、合理性、可错性等都经不起仔细推敲，指出，“我并不认为‘科学的’问题与其他种类的问题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尽管它们在程度上往往不同）”(6)。理由是：诸如形而上学、神学、甚至文艺批评这样的学科，都显示出了可以对它们之间相竞争思想体系相对优劣进行合理评价的一切特征。非科学与科学完全一样，也有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两者都能被表明在它们历史演化的某个阶段里取得了重大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分界问题的消逝》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从柏拉图回到波普尔，哲学家们一直在试图确定科学的认识特征，以便把它从其他信仰与活动中区分开来。”但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科学信念的内容都具有认识异质性（epistemic heterogeneity），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求划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经过详细分析，看来不存在一个认识常量”。被波普尔称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划界问题是虚假的，因为它预设了这一常量的存在。(7)
在劳丹看来，进行“划界”需体现三条哲学意义上的元哲学准则：1.提出划界标准应满足怎样的充足条件。劳丹认为，（1）“能够表明科学的认识根据或证据基础要比非科学更加确定”(8)；（2）必须对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方式作出足够的解释，并在认识论上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3）划界标准必须足够精确以使我们能说出所研究的各种活动和信念能否满足这一标准。2.要完成所期待的划界任务，必须是为一组活动和信念所设立的充要条件。如果仅是充分条件，便无法决定某种活动和信念是否为非科学的，如占星术不能满足一组对科学地位来说是起码的充分条件，这使其成为一种认识暧昧区；如果仅是必要条件，该标准仅仅把某些内容确定为非科学的，但却无助于确立什么是科学的。3.划界所隐含的动机是维护科学对非科学在认识上的优越性。尽管划界主要是按认识特征加以分类，但是却因把某一活动贴上“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的标签，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枝节问题，这些非认识的结果完全超出把信念分成两堆的分类工作。正是依据这三个元哲学标准，劳丹考察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各种划界构想，结论是要么这些标准与我们对科学范例的直觉相悖，要么违背了他所设立的这些元标准。
继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申明划界问题消逝之后，罗蒂（Rorty，Richard）重申了划界问题的消逝。在罗蒂看来，首先，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并不比其他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也不存在值得好好模仿的“方法”和值得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那种“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意义上，非科学也可以成为“理性学科”。在他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中，无论是牧师、物理学家、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科学”、“深刻”(9)。其次，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指出：在所谓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像。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0)。最后，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态度，要让费耶阿本德打出的所谓的“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
三、多元论“划界”取向
多元论取向是继波普之后沿着与形而上学取向截然相反的分析路径展开的。该取向对一元划界标准的独断性不满，但仍然肇始于对“可错性”标准的质疑与整合，最终完成由一元论走向多元论转变的则是加拿大学者邦格（Bunge，M.）和萨伽德（Thagard，P.）。
（一）对一元标准的质疑
对一元论标准有学理价值的质疑，既有来自逻辑实证论的，也有来自对“可错性”标准本身的挑战。针对这类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或如在第一章中“对于若干基本问题的考察”中所言的“知识的逻辑”(11)第4个标题下给予了解答。
由于波普的“划界标准”的基本单元是“理论”，而不是理论下的具体语词或单称陈述，而在科学领域构成理论的规律性陈述都是严格的全称（而不是单称）陈述。当它面临反例时要避免被否证的命运也总是可能的。所以“可错性”标准与“可证实性”标准一样面临着无法最终完成“证实与否证”任务的困境，即（按照实证论的质疑）是否证了理论下多少单称陈述才能够最终否证一个理论的问题。（按照可错论的质疑是）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可错性”，虽然可以从理论的逻辑形式中予以判定的，但是从逻辑上考虑，想要对一个理论进行证伪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理论具有“韧性”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在“可错性”标准外，波普引进他所说的“辨别方法或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规则”来摆脱这种困境。
在“理论”遇到麻烦时可以特设性引入“辅助假说”，进行自我辩护和避免被否证命运。波普提出的“特设性修正‘禁令’”认为：假说和理论是可以进行修正的，但是进行修正以后的假说和理论必须增加它的可错性或可检验度或信息丰度。用特设性修正的方式来挽救一个面临经验证伪的科学理论以使其免遭否证，这种做法是科学所不允许的。因为“特设性修正”在性质上并没有增加、甚至是减少了假说或理论的可证伪度，即减少了它所包含的信息丰度。只有那些引进以后并不减少，反而增加该系统的可证伪度或可检验度的辅助假说才是可接受的。波普提出的这套划界标准不仅给科学家们巨大的启发，而且还广泛地影响到了社会科学和哲学等广泛领域。
为了对科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在库恩之后，拉卡托斯（Lakatos，Imre）通过批判与综合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库恩的历史主义，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认为，一个理论只有比原有理论具有更大的逼真性时，才是科学的。夏皮尔（Shapere，Dudley）则认为，在科学的相对早期与不发达阶段，“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以及“与科学相关与不相关”东西之间的界限都是不清楚的，甚或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那时候，还不存在把某些考虑作为与科学无关的东西而予以排除的根据。随着科学的发展，成功的信念对于“什么是与科学相关的东西”作了限制，它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与科学相关的东西的范围。昨天被科学认为是不可证实的假说（如关于星体构成的，或关于生命起源的），今天可能成为科学的合法部分，被人们认为是在合法科学的“分界线”之外的（不可观察的、不可证实的、不可证伪的）东西可能只是暂时没有充分的理由成为科学的合法部分。也就是说，在夏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存在的，但是其标准不是先天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无具体的科学理由就是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这种科学与非科学的相对区分既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又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历史特征。
（二）邦格的多元划界标准
虽然波普从未申明划界标准是一元的，但是“可错性”作为理论与假说的一种特质的绝对性是无疑的。在波普之后，直接继承其可错论并与分析技术紧密结合，并以此批判科学方法上的黑箱主义（black-boxism）的是加拿大学者邦格。
邦格自称在本体论上维护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坚持批判实在论。他认为增进“精确性”既是哲学“科学化”的方向，又是促进知识增长的一种方法。邦格认为划界的单元是“知识域”；定义是“精确的”；一旦给出“科学”的定义，任何不能满足该定义的知识域都是非科学。“科学”作为认知对象是一种复杂的东西，“我们判断一块金属是不是真金，除了看颜色和光泽之外，还要考察许多其他属性。同样，判断一个知识领域是不是科学也要考察它的许多特征”(12)。基于此，邦格从定义知识域出发，给出了一套多元的划界标准。
邦格把“知识域”分解为10个组成部分，基于元素的差异则可区分出不同的领域。具体定义是：E＝（C，S，D，G，F，B，P，K，A，M）。指出：其中就任何特定时间t而言，有E＝特定的知识领域；C＝确定知识共同体；S＝承认；C的地位的社会；G＝C的总体看法，世界观或哲学；D＝E的论域即E所谈论的事物；F＝E的形式背景或从其他知识领域借来的有关D的一组前提；P＝问题集合或E可能处理的一组问题；K＝E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储备；A＝C在对E的提高上所抱的目标；M＝方法体系或E中所有可用的方法。
科学属于知识域，其构成同样是E＝（C，S，D，G，F，B，P，K，A，M）。邦格认为，任何不能满足以下12个条件的知识域都不能称为科学。这12个条件分别是：
1.E的10个组成部分都各自随着同一领域或有关领域（特别是那些提供E中形式背景F和特殊背景B的领域）的研究成果发生变化，不管这种变化多么缓慢；
2.E中从事研究的社团C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彼此交往密切，并且开创和维护一种研究传统；
3.承认C的地位的社会S鼓励或至少容忍C的成员进行研究；
4.论域D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实体（而不是自由变动的思想）所组成；
5.世界观或哲学背景包括：a.一种认为现实世界是有规律的本体论；b.一种实在论立场的（而不是唯心主义或约定主义的）认识论；c.一种推崇清晰、精确、深刻、融贯和真理的价值体系；d.主张自由探索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为功利，符合大家意见或教条）；
6.形式背景F是一个由最新的逻辑或数学组成的集合（不是空集也不是由过时的形式理论构成的空洞的东西）；
7.特殊背景B是由从与E有关的其他研究领域中得到的最新的和有理由认为得到确证的数据、假说和理论组成的集合；
8.问题集合P完全由关于D的分子性质（特别是规律）的认识问题以及有关E的其他组成部分的认识问题所组成；
9.知识储备K是一个由最新的和可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数据组成的集合，它们与B和以前在E中取得的理论、假说和数据相一致；
10.目的A包括发现或使用D的规律，把有关D的假说加以系统化以及改进M中的方法；
11.方法体系M只包括可考察的（可检验的、可分析的、可批评的）和可辩护的程序；
12.E是一个更大的知识域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至少有另一个（相邻的）研究领域使得：（1）这两个领域的整体看法，形式背景、特殊背景、知识储备，目的和方法体系具有真正重合的部分；（2）一个领域的论域包括在另一个领域的论域之中。
在界定了“科学”之后，邦格还界定了作为一个知识域内的“伪科学”，指出伪科学同样满足与科学类似、但内容有别的12个条件，并对伪科学与“科学异端”作了区分。认为所谓科学异端是指反传统的或者未普及的科学；如场物理学最初是异端，因为它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超距作用理论不一致，但却是一个真正的科学领域，具有足够的可检验的假说和令人震惊的新实验。因此，科学与科学异端的区别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和共同体的认同问题。而知识域内的伪科学却不在科学知识域内，如炼金术在当时的视域（具体背景知识、理论与工具条件等）下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理论与判断。此外，邦格还指出：“科学中教条主义对科学家比对于普通人危害更大，而伪科学则对普通人产生更大的危害。”(13)
（三）萨伽德的多元划界标准
萨伽德认为，“划界是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规范问题之一”(14)。萨伽德的划界理论主要包括前提性说明、多元的划界标准及其论证三个部分。
在前提性说明中，萨伽德认为进行划界需要澄清几个元哲学问题：
1.科学划界为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从何处区分的问题。萨伽德认为，划界问题不仅是观念上的预设问题，而且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比如，根据M.Gardner所提供的调查，在美国活动着的占星术士是天文学家的10倍。在人们对如占星术和手相术（Palmistry）这样的伪科学所提出的社会或学术意义的论证中显然预设了某种划界标准。在美国，关于是否教授“突创论”曾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争论。突创论的支持者认为突创论和进化论一样是科学。在法庭审理在Arkansas公立学校应不应该教授突创论的案例中，什么是科学的本质成了问题的焦点。因此，回避和消解划界问题无疑是徒劳的。至于怎样分，萨伽德认为，不能用逻辑主义划界者的“科学是好的，形而上学是坏的”这样的“非此即彼”的简单标准；而要用“科学”、“伪科学”与“非科学”三个概念，即在科学之外还有一个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伪科学的领域。例如像文学批评、美食等就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伪科学。
2.科学划界标准的逻辑形式问题。萨伽德认为，理想化的划界标准是采取劳丹所设立的形式：X是科学当且仅当C。其中，X是一个理论，命题或领域，而C则是X科学的充要条件。(15)这一形式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的观点，即一个概念的意义是通过给出这一概念所适合的充要条件而获得的。萨伽德认为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他主张，对鸟的典型描述，并不要求对所有的鸟为真。如果基本概念都不具备一组充要条件，对更为复杂的概念如“科学”就更不能如此要求。我们所能做的是罗列出两组特征，其中一组是典型的科学，另一组是典型的伪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将基于它们相对立的不同方面，包含在这样的方面中的特征是一个松散的标准，虽然它们不是充要条件，但它们却提供了区别好坏的方法。”(16)要判定某一领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只需察看该领域的特征是更接近于科学的典型特征还是相反。
3.科学或伪科学的区分单元问题。萨伽德认为，划界的单元不是语句或命题，而是“域（fields）”。“域”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认识概念，是一个包含理论，以及该域内的介入者的历史实体。
在萨伽德看来，实证标准和可错性标准的失败，并不必然地导致科学划界问题的消解，走向相对主义。科学的特征并不局限于逻辑程序，考虑更多的因素将使划界问题有所进展。基于上述前提性理解，萨伽德给科学与伪科学从五个方面(17)做出了区分。指出科学的特征分别是：（1）使用相关性（两个事物或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自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事实）思维方式；（2）追求经验确证和否证；（3）研究者关心与竞争有关的理论评价；（4）采用一致并简单的理论；（5）随时间而进步。与之对应伪科学特征是：（1）使用相似性（两个事物或事件的因果关联是来自它们相似的事实）思维；（2）忽视经验因素；（3）研究者不关心竞争理论；（4）采取非简单理论，许多特设性假说；（5）在文本和应用中停滞不前，保守。
在给出上述多元的划界标准后，萨伽德还从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在罗列事实重点论证相关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的差异后，萨伽德还明确地指出：相似性思维在日常生活和伪科学中普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伪科学领域都使用相似性思维，更不意味着使用相似性思维的领域都是伪科学。运用相似性思维虽然不是伪科学的普遍特征，但确是伪科学的典型特征。同样，大量的非科学的领域也使用相似性思维，如文学批评、艺术欣赏等。人们之所以认为他们是非伪科学的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没有声称自己是科学。此外，萨伽德还认为，伪科学也是一个历史范畴，某时的伪科学可以发育成科学，正如化学产生于炼金术一样。科学与非科学可以通过一组多元标准加以识别，其中作为心理学因素的思维方式和作为历史因素的进步性是区别二者的关键。指出：“在两种意义上，进步性是一个历史标准，第一，对进步性的评估需要考虑某个领域在某一时间跨度上的记录。第二，它对历史语境尤为敏感。”(18)由萨伽德的论述可以看出，伪科学的目的在于以冒充科学的方式来取代或替代真正的科学。而比近代科学更早产生的文学、艺术等非科学领域显然是与科学领域是并存的，并与伪科学领域存在着明显差别。
四、“划界”的人类学之基
建构论是划界的“形而上学”取向的最新表现形式，为彻底回击“形而上学”取向并为“划界”提供扎实的前提基础，这里再回顾一下作为相对主义最新表现形式的建构论的观点。
在建构论者看来，一元论的划界取向是所谓的“本质主义”。显然，建构论注意到了一元论划界取向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是徒劳的。自诩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基础的社会建构论主要围绕“理论与事实”这对关系作文章。为弥合所谓的“发现—辩护”之鸿沟，提出了实现科学的“情境化（contexualization）”理解等主张。所谓科学的情境化意味着任何科学知识和科学语句都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条件来抽象地加以研究。科学知识和事实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产和辩护的，离开利益、权力、价值观等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就无从理解科学，无从把握它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只能在情境条件中寻找，权力、利益、价值观、修辞等社会文化要素为辩护提供了特定情境基础。那种无情境的、凌驾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上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只能是一种幻觉。因此，在建构论那里，不仅知识论、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是融为一体的，而且所谓的“事实”也不仅仅是经过“主观”建构之后的“事实”，还是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下的“事实”，科学的边界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就彻底否定了具体科学的客观性、有效性和普适性，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对此，只要追问在普遍的宏观条件下，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关于物体的“质量、引力、距离”之间的关系是否仍然或只能表达为“万有引力定律”就已足够。因为，再肤浅的建构者也无法回避在宏观条件下，水往低处流具有普遍性，或只要克服地球引力，飞船和太空站照样建立之类的种种事实；也无法回避恰恰是牛顿力学准确地揭示了这类事实并为宇航事业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
事实上，无论是何种理解或解释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早在语义学与解释学中就已经阐明了。语义学与解释学认为，在存在文本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理解和解释的准确性，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来把握，要尽量避免的是“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两大认知陷阱。在不存在文本的情况下，从词源学意义上检讨语词的涵义是晰清语词涵义的便捷途径。(19)
毫无疑问，任何进行理解、解读或划界者都是人类的一员。这意味着，是具有一定语言、词汇和辨别力的人而不是一块石头在解读。在有关“划界”标准的三种取向中，一元论取向提供的标准虽过于“刚性”，但无疑是抓住了“科学”区别与其他门类的“特质”；多元论取向虽够宽，理解很全面、到位，但是并没有为“划界”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形而上学取向表演得虽够热烈，但他们一步步模糊、取消和否定划界问题的同时，在逻辑前提上也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是具有一定语言、词汇和辨别力的人在进行解读。为挖掘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之类形而上学取向的荒谬性，并为多元论取向提供非形而上学基础，确保“划界”成为可能的人类学前提。
多元论的形而上学（元哲学）预设完全是画蛇添足的，因为人类学研究已经表明，人这个类是自然界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命现象，至少具备了一些低等动物都具有的把“食物与背景”区分开来的“归其位”本能；这种本能在高级动物那里成为是否具有辨别力的生物学基础。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Claude）指出：“我们称作原始的那种思维，就是以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也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因为正是通过一切思维活动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质，我们才能更容易地理解那类我们觉得十分奇怪的思维形式。”(20)同样，只有经过分类学的“秩序化”（orderliza-tion）后，人的认知和思维才能把对象更具体、全面、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秩序化”及其作为学科标志的分类学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总前提、总方法与总路径；是人能否感知对象的最低线。一句话，除非费耶阿本德之流承认自己是非人类，甚至是非生物类，否则其取消划界的思想便不攻自破。
人类辨别力的提高及持续不断成长的知识和词汇的丰富是知识系统内部分化的基本动力和保障，是“划界”成为可能的充分条件。自近代以来，科学内部日益丰富，这使原本属于知识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了“科学”视域。“科学”开始由起源时代的恒等于“知识”逐渐成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划界”成为可能准备了必要条件。此时，科学开始更具体的指那些可以经过实验检验的、系统化的经验知识。一些超验知识（心理的、宗教的）和一些规范性的知识（道德、法律）以及纯工具性的知识（数学、逻辑学）开始在知识系统中分门别类地独立出来。从分类学的观点看，许多知识领域的独立同时也意味着这些知识越来越具体、深刻，但是范围却越来越狭窄，界限也越来越明确。即使退到极限看，如果科学与“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语词指代的是同一对象，谈取消“划界”无疑是空谈；若这些语词分别指代的是不同对象，谈“划界”消失至少在观念中预设了它们是有差别的，这又无异于寡廉鲜耻靠自扇耳光讨取赏钱的无赖。一言蔽之，只要人这个类还存在语言、词汇以及区分、辨别力，不仅严格意义上的“划界”（仅仅指科学划界）问题是可能的，而且一般意义上的“划界”（包括科学产生之前）问题因人具有分类或“秩序化”能力而已经具有坚实的人类学根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英】拉卡托斯：《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nd，1970，pp.148—150.
(3)M.Curd＆J.A.Cover（ed.）：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8，pp.219—226.
(4)【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4页。
(5)同上书，第114页。
(6)【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7)L.Laudan：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Cohen，R.S.and L.Laudan（eds.），Physics，Phi-losophy Psychoanlysis：Essays in Honour of A.Grunbaum，Bost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p.124.
(8)L.Laudan：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Cohen，R.S.and L.Laudan（eds.），Physics，Phi-losophy Psychoanlysis：Essays in Honour of A.Grunbaum，Bost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p.128.
(9)【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10)同上书，第21—22页。
(11)【英】卡·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译，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Chapter 1。
(12)M.Bunge：《什么是伪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第46页。
(13)M.Bunge：《什么是伪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第51页。
(14)P.Thagard：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8，p.157.
(15)L.Laudan：The Demise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Cohen，R.S.and L.Laudan（eds.），Physics，Phi-losophy Psychoanlysis：Essays in Honour of A.Grunbaum，Bost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p.124.
(16)P.Thagard：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8，p.159.
(17)Ibid.，p.170.
(18)P.Thagard：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8，p.169.
(19)赵克：《科学技术的制度供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0)【法】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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