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奥康纳将环境史作为研究视界，用于反思人类的生存困境，重建生存生态学意义的理想生存状态。那么这样做可能吗？奥康纳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是：
其一，环境史研究是可能的。由于“任何一样东西都处在环境历史之中”[8]，因此从环境史视界上审视它们不仅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人们知道，对于工业文明的两面性、日益严重的国家间贫富分化现象、资本主义霸权等问题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史学视界是不够的，恰恰需要引入环境史视界，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在其中的消极作用。
其二，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力量是如何改造和改变‘自然’以及如何建构人工环境和空间结构的，自然与文化环境是如何既促进又限制人类的物质活动的，反过来，人类的活动是如何既促进又限制‘自然的系统’以及文化的发展的”[9]。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或久远的东西，“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仍然受到人类物质活动的影响”；同时，它们“也影响着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10]。因此，环境史研究不是纯粹的自然史研究，而是探索人类的生态性生存的演变特征和规律。
其三，环境史也是重要的历史书写模式。虽然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有过三种传统的书写模式，即：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但是最大的缺陷是三大传统模式都存在环境史的“空场”。虽然在经济史的书写中提及了自然，但是自然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始终被当作掠夺的对象，被当作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的源泉，自然始终被置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面，哪里看得到自然被作为人类的对象性存在；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抱定对资本主义的赞美而不是批判，因而这两类历史研究不可能属于环境史研究，更不要说它们如何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建设；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资本主义提出了一定的批判，但是也还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进行的，反思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公平、平等、正义和人权等问题，因而它也忽视了从环境史上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及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11]，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意味着环境史在资本主义史的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任何一种历史书写模式都将在后来所出现的新的历史书写模式的方法及视域内获得新生——政治史在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历史书写中；经济在社会和环境史（以及修改后的政治史）的书写模式中；社会及文化史在环境史（及修改后的政治、经济史）的语境中得以新生”[12]。另一方面，“过去的社会背景积淀在当今所写的历史叙事之中，而现在的历史叙事，由于其在所关注的问题上的推进，以及其认识过程处于后来者的状态，因此，能够看到一些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被遮蔽了的东西，由此而使历史书写得以激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未来也是被包含在其中的，因为现在的历史书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改变。譬如，现在对环境史的重视就可能影响未来的历史学家所居住的那个自然界的具体样式。”[13]
其四，奥康纳认为，环境史视界本质上也是一种合乎理性要求的历史视界。在迄今代表性的研究视界中思想史视界与环境史视界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既然前者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视界，那么后者也应如此，可是恰恰忽视了环境史视界，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或人的解放学说的主旨，因为人类的生存本质上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制约过程，因此关于人类生存的研究视界不应缺失环境史视界。何况，过去人们在思想史中批判资本主义，往往被西方人指责为意识形态批判、不可信的批判，如果将人类生存问题置于环境史中审查，既可以避开上述困境，也便于反思历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分配性正义等问题。
总之，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或人的解放）问题的理解，既不能选择纯粹的生态学文化视界（因为它会导致单纯的绿色政治活动，鼓动人类退回先在的自然界），也不能选择纯粹的文化生态学视界（因为它会导致单纯的红色政治活动，鼓动人类恢复对自然界的支配），而要在扬弃绿色和红色的政治活动中确立环境史书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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