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恰当视界

奥康纳说过：“要想对环境史的丰富内涵作出正确的解读，我们就必须把它置放进最近二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编年史的谱系中”^[32]。这就意味着研究资本主义历史不是纯粹地研究人类史，而是为着揭开资本主义历史上集中爆发环境问题之原因，换言之，对资本主义史的书写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对人的生存危机的历史性反思，也就是说：“对历史写作之内在逻辑的解析，应该把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而不是把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具体的叙事模式作为研究对象。”^[33]事实上，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对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了解了，尽管如此，人们实际上还是在“一种粗略的逻辑”^[34]上对资本主义发展史作了某种肤浅的书写，比如资本主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问题在于，这些历史书写都不是环境史的，环境史也没有参与其中。

为什么批判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根源也需要环境史支援呢？奥康纳的回答是：“环境史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革命性变迁的角度来加以认识，也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及环境的历史书写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在这一意义上，环境史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历史书写模式的一个顶峰（或者，谦虚一点讲，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历史书写中的一根看不见的链条）。……环境史正在越来越被置于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由此它也正在变得更为激进。”^[35]环境史研究为什么会“变得更为激进”？他认为，因为“马克思、波兰尼及其他批判理论家为资本主义社会及文化的分析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36]。

一方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在各自的历史书写中激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斗争，揭示了这种斗争实质上是人类自身的生存斗争，从本质性上讲也是环境斗争。奥康纳这样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阐明了资本主义状态下的社会斗争是怎样采用以及为什么会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市场交换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资本各部分之间的斗争、在‘竞争性积累’的过程中一个领域中的所有资本与其他领域中的所有资本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差不多100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历史学家……把社会再生产、社团、文化生活（包括‘传统的’生活方式向社会生活的工资和商品形式演变的过程）领域内的以及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社会斗争，也包括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社会斗争的范畴之中”^[37]。之所以如此是可能的，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诸如移民、城市化、无产阶级化、身份危机等）“主要源自于环境保护运动（环境史的书写模式只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以及全球性的、多方面的环境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导致了为自然界而进行的各种斗争”^[38]。重要的是，在这一原因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资本的积累、社会生活及文化的商品化促成了……对一种新的自然，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式的‘第二自然’的建构。这里包含了作为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自然与作为消费资料及消费对象的自然之间的分离。就像在它之前就已被投入市场的各种规则。湖泊、海岸、森林、生态系统等都变成了‘财产’。它们虽然没有‘真实的价格’，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工程师们正在给清洁空气、干净的水面，甚至整个生态系统标注价格，用来作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投资业绩’的一部分。更进一步，自然界按照资本的要求被加以重构，譬如，通过生物工程技术来建构出的工厂化森林（factory forests）等。在社会及文化生活被商品化……之前，对自然的这种重构及其各种表现形式无疑是不可想象的”^[39]。

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揭示了资本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因此只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变得更加激进”些，才能警示人们想方设法解决资本主义时期复杂的社会斗争。奥康纳说过，“如果说，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用社会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譬如政治斗争、资本内部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社会及文化领域的斗争、在自然界问题上所进行的斗争）来标明的话，那么，这些斗争的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是不平衡的”^[40]。关键在于，这些斗争的不平衡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并深刻地影响着“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变迁——资本主义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这种影响又通过“与自然相联系的方式”来“不断地展示自己”^[41]，因此说，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斗争是复杂的，同时交织着环境斗争。过去，人们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历史研究不像马克思那样激进。也就是说，在今天看来，激进的历史研究，不再是过去那种历史书写的模式，而是环境史研究的，从环境斗争意义上研究资本主义时期的全部斗争，一方面，把“环境”这个主题纳入自身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已经自觉地把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斗争纳入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