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服务对出租车司机是利好

“专车”服务的出现，事实上是绕开了政府的管制，打破了原来出租车市场的垄断，减少了乘客和司机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双方交易的效率。最明显的一点是，司机们今后要交的“份子钱”可能没有了，至少是“减少了”。如此一来，将促进需求，增加社会福利。而这个事件更重要意义在于，给决策者启示和提醒；除了出租车领域外，借助科学的管理或新的技术，还有哪些领域存在不必要的过度管制？

“‘专车’的出现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太好了。”谈起“专车”及出租车的话题，不少朋友聊天时说。

不过，自从诞生以来，“专车”的服务模式一直受到诸多非议。

据《新京报》，某市交通执法总队表示，私家车借助网络平台和手机软件预约租车，提供的是门对门、按次计费、按里程计价的服务，实际上就是提供出租车服务。进而认为，“专车”就是黑车。^[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事实上，各类包车、专车接送服务已存在二三十年。现在，有的企业只是凭借互联网的技术，多接几单生意，就说这是黑车，是非法的。这合适吗？

这就好比，前几年，我偶尔会受邀请去学校或金融机构讲个课。但近一两年，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良好的口碑让我知名度有所提高，信息更加对称，联系我也更加方便。因此，出去讲课的次数多了一些。如果有关部门硬要我提供教师证。这不是强词夺理吗？

当然，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法律法规毕竟是人制定的，如果不合理，是可以改的。所以，先抛开合法性问题不谈。“专车”是否应该获得鼓励和支持，最关键的是，“专车”的出现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对此，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想了好几天，发现“专车”服务的出现，除了对特定部门和官员是利空，动了他们的奶酪外，对老百姓，对出租车司机，对经济，都是利好。

“专车”服务的出现，事实上是绕开了政府的管制，打破了原来出租车市场的垄断，减少了乘客和司机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双方交易的效率。最明显的一点是，司机们今后要交的“份子钱”可能没有了，至少是“减少了”。如此一来，将促进需求，增加社会福利。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打车软件及“专车”服务，是继余额宝之后互联网带来的又一次颠覆。那么，下一个被颠覆的行业会是谁呢？

“专车”的出现带来哪些好处？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毋庸置疑，“专车”的出现是利好。比较直观的有：满足多元的用车需求；服务体验更好；打车，特别是早晚高峰变得容易。

而间接的好处，可能是降价。目前，即使不算促销因素，有的专车的服务价格已低于出租车。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租车司机交的“份子钱”，其实是乘客在买单。“专车”不需要交或少交“份子钱”，那么乘客就成为最大获益者。

此外，“专车”的出现可以减少拥堵。平日里，交管部门尽管会打击黑车，但他们绝不会“下重手”，让其消失。否则，罚款没了，处罚权带来的灰色收入也没了。更不用说，他们有时还要完成一些查处任务。

但“专车”出现后，黑车将会大大减少。如此一来，路上停车招揽乘客或议价的黑车就减少了，这一定程度会减少拥堵。

与此对应的是，家庭拥有汽车的积极性会下降。当经济型汽车已经不再有炫富的功能，如果平日又很少开车，那么，“专车”的出现可能会使不少家庭放弃买车的打算。这可能可以节省资源和减排。

不过，对于“专车”，人们还有诸多顾虑。比如，消除管制之后，“专车”会不会无限多，满大街跑？我想，市场一定会自动调节，最终出现新的动态均衡。“专车”企业不是雷锋。这个事，市场会自己调节，不用我们操心。如果车子跑在街上，一天到晚没有顾客，“专车”企业会自动减少车辆，甚至选择关门。

还有人顾虑的是“专车”的纠纷及安全问题。对此，知名经济学家谢作诗先生很早就预见到打车软件带来的颠覆效应。他在2014年出版的《人人都是资本家》一书中曾提道：“因为交易在电子平台上留下了记录，应该比传统出租车更安全。”

同时，老百姓是理性的。管制松动之后，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考虑到品牌形象，“专车”公司会比任何运管部门更加重视服务质量及投诉、纷纠等问题。

另外，人们还会问，目前出租车司机被收“份子钱”，那么“专车”公司今后不会收吗？我想，“专车”未来也会收。但是，如果这个市场足够开放，不被垄断，那么，相比以前，“专车”公司收的“份子钱”肯定会大大减少。

司机需求的增加促使劳动力价格上升

尽管如此，地方运管部门可能会以“出租车司机的就业和薪酬”问题，作为继续维护原有管制的借口。但是，这个借口其实站不住脚。

由于出租车牌照的管制，很多城市存在打车难的问题，特别是上下班高峰。但仔细分析，这种管制导致的出租车牌照稀缺，其受益的是既得利益部门和官员，及通过非市场手段拥有出租车牌照的人。

比如，牌照拍卖带来的财政收入，办理各种证件带来各种收费，“黑车”罚款收入，以及管制和权力所带来的寻租空间、机会。

不过，出租车牌照稀缺，出租车司机并不稀缺。驾驶员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驾驶员的收入，是根据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牌照稀缺只是可能导致提高出租车的“份子钱”，并不能使出租车驾驶员获益。至于失业，更无从谈起。说得直白一点，出租车司机可以选择不开出租车，去开专车。

事实上，专车的出现，对出租车司机不仅不是利空，反而是利好。因为管制的减弱，未来将使高昂的“份子钱”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后，这部分财富将做一些新的分配，首先是老百姓“分到肉”，而司机群体可能多少也能“喝到汤”。

而从劳动力供求与薪酬关系的角度分析，由于“专车”的出现，其便利性和服务的改善，会释放和提升需求，使老百姓用车的次数增加，平均客单价可能也上升。交流中，多位朋友说，有了“专车”后，用车次数略有上升，特别是上下班高峰也“敢”出行，会选择专车。

如此一来，将使劳动力需求和效率上升，这将有利于司机这个群体的薪酬增加。

由此分析，放松管制及市场化的推进，唯一受损的是，相关权力部门及官员。他们也正是外界说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怕没东西可管，因此失去权力。

那么，我们就要问，“管制”到底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还是为了相关部门的利益呢？如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己发挥作用，民众已经不需要你再管了，你为什么还不松手呢？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管制减少，提升了经济活力。

但是，不能否认，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仍一直处于高成本运行，甚至中国经济正因此遭遇天花板。其很重要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员们的权力过大，过度管制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老百姓和企业最直接的感受是，生活和商业活动中，需要各种审批，办各种证件。在一些地方，要做一个房产项目需要盖一百多个章。

通过对“专车”这个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明白，通过放松管制确实可以释放社会福利，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企业活力，提高老百姓福利。

由此来看，这个事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给予了决策者启示和提醒：除了出租车领域外，借助科学的管理或新的技术，还有哪些领域存在不必要的过度管制？

【注释】

[1]《新京报》2015年1月10日，A8版，《北京多部门约谈“滴滴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