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逻辑，云技术

合纵与连横

公元前334年，苏秦在今天的北京附近见到了燕文侯，苏秦说服燕文侯顾全大局，与赵国合为一体共同拒敌。这个议题也不是苏秦第一次提出来的，为什么苏秦能够成功说服燕国呢？那是因为苏秦向燕文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技术“桌面虚拟化”，之前之所以大家联合虚情假意，那是因为大家信息不能统一、各有各的宰相，如果无论苏秦在哪里办公，苏秦的桌面上都拿着赵国和燕国的相印，那么就不怕各国心怀鬼胎了。为了达成苏秦的“桌面虚拟相印”的战略规划的实施，苏秦派自己的同学张仪入秦，向秦国建议秦国也使用这种桌面虚拟化技术，张仪掌握反秦国联盟国的相印，与秦国一起结盟攻打其他国家。苏秦的“众弱以抗强秦”和张仪的“事强秦以攻众弱”的纵和横，从今天讲，就是计算机技术中的客户端虚拟化中的纵向云、横向云。

苏秦与张仪一唱一和，保持了秦国和六国难得的15年太平日子，整整100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次年，秦始皇就着手建立从咸阳出发通往全国的高速公路：驰道。在秦始皇看来，只有建立全国物理集中的统一管理体系，才能有效地管理这个国家。客观地说，秦始皇在中国的皇帝中是比较够爷们的人，统一全国后没有杀功臣，也没有图安逸，秦始皇做了以下几件事情：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建立驰道、修筑长城。胸怀宽广的这位帝王，希望用他那个年代能够想到的最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有效地沟通中央与地方，彻底解决夏商周王朝倾覆的源泉。事实上，秦朝的崛起就一直与信息化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鸣金收兵、烽火台的广泛使用、15年重用外相与门客，使得秦王朝一直是信息化的强国。嬴政完成以上规划以后，还不满意，他在这种纵向一体化的信息化建设基础上，增加了郡县制，王的封土和地方官的执行，双向信息的掌握使得秦朝实现“信息集中、权力集中”。秦始皇为了在横向信息上得到更多和更及时的反馈，开始不辞劳苦地巡游六国。可以说，秦始皇是将苏秦的纵向云、张仪的横向云集中在一起的实践家。秦始皇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是统一六国后，将六国的12万户贵族迁往咸阳附近，秦始皇通过咸阳这个“虚拟主机”技术，达到有效地降低国家行政控制成本的节约和集中，这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版图的后世基础。

二战期间，因为担心德国研发核武器，一批科学家向美国总统建议并实施了曼哈顿计划。于是，在美国西南偏僻的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秘密聚集了大量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建立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原子弹和氢弹就诞生在这里。战后，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单靠军方维持是不足以支撑1万多雇员平均每月8万美金补贴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所在地是新墨西哥州，但美国能源部没有管理科研的能力、新墨西哥州没有持续的科学家资源，于是这个机构又引进了第三个虚拟服务器机构——加州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战后开始一直由加州大学控制和管理，一直到后来演变成加州大学控股的公司运营。仅仅解决了运营问题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不能让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持续成为科技创新的基地，还要有科学家。然而，圣塔菲这个地方，科学家长期生活和定居并不合适，更重要的是长期固定的研究人员，这样就失去了当初成立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初衷和跨界创新的机制。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创新使1万名服务类的长期雇员定居于此，而4000名科学家，绝大多数是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各行业的科学家，还有大量自带干粮的访问学者。这么多学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虚拟应用”的环境，从事各种不同秘级的科研活动。在计算机领域，这种思维就是“应用虚拟化”。

EMC公司位于波士顿市郊的生产车间，严格生产的VCE应用云的一体化机柜，测试后很多直接运往高原的机房，插上网线后就成为一个几千公里外大型企业的数据和网络中心。

服务器虚拟化、客户端虚拟化、应用虚拟化是三种计算机常用的云技术，与其说是三种技术，不如说是三种哲学思维，就如上面我讲到的三个历史和科技故事。服务器虚拟化集中物理主机，应用系统不再分散在靠近客户的地方，在提高效率、节省资金、专业服务、节能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客户端虚拟化更加适应移动办公和客户的多元需求，将大量的计算机和资源放到服务器端；应用虚拟化的核心是前台应用、后台计算，我们传统的电脑，操作系统要想操作一个应用软件，调动的是本机的系统和与本机相联系的网络上的硬件和数据资源，而应用虚拟化是颗粒度更细致的桌面虚拟化，用户不是整体上访问远端服务器虚拟的一个虚拟客户端并全部获得那个客户端的全部资源，而是根据用户的权限，取得个性化和受控的应用。

那么，虚拟技术：服务器、客户端和应用虚拟化，是否有安全隐忧呢？当然有。就如纸币的发明带来假钞、信用卡的应用带来信用卡诈骗一样，东西放在云上也会带来安全的新问题。然而，事情也有两面，有的银行有破产的风险，但也有银行为用户的资金担保，这反而比将钱放在家里的保险柜更安全。几年前，一批狗仔搬到了香港著名影星的楼下开了一个电脑维修店，守株待兔地得到了这位影星电脑中的全部艳照。而2014年，美国某影星将自己的艳照放到亚马逊云上也被人窃取，二者的不同在于，后者得到了巨额的赔偿。

无论是主机虚拟化、客户端虚拟化还是应用虚拟化，都依赖于网络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和网费的快速降低。主机虚拟化和客户端虚拟化更多依赖于主干基础设施的发展，而应用虚拟化和客户端虚拟化能够推广，就要靠网络的最后100米。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提出中国的网费要在年内降30%，是促进云与互联网战略的重大措施。但这种措施的背后，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是，为什么贵州和内蒙古成为新一轮的云与大数据中心呢？

而事实上，不仅在中国，美国盐湖城、科罗拉多、密苏里等偏僻、高原地域都将成为新一轮的云和大数据中心。由于物理集中，使得偏僻和没有税源的地区政府可以给予更多的税收政策，将原先的税收转向偏僻的地区，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原因；高原和偏僻地域人烟稀少，只要解决100人的就业对于当地政府已是大事，而逻辑集中使得大规模的服务器机房放在偏僻地区还可以进行更好的专业的服务，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服务器机房的房租、能源供给、天气与节能原因、战略安全因素。大规模数据中心可以有不同可用性等级模块的组合方案。而容量规模可分解为电量、面积、制冷量三个指标，对新建数据中心而言，制冷量可以按照IT电量进行配套设计，因而核心指标是电量和面积，电量与面积之比即为功率密度。容量规模体现出来的建设指标如“总IT电量1万kW、功率密度7kW/机柜”等，在美国2000平米的数据中心已经超过600个，而我国数据中心数量虽然已经接近45万个，但超过2000平米的数据中心不足美国同等规模数据中心的10%。2015年，拉斯维加斯的Switch通信公司拟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27.9万平方米规模的数据中心“SuperNap”。这个数据中心的选址位于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市工业园区，为内华达州增加就业100个，已经是一个大事，但由于拉斯维加斯沙漠之都更加适合员工生活，这个公司的服务人员绝大多数在拉斯维加斯，人数5000之多。NSA这个正在建造中的“数据中心”位于盐湖县与图埃勒县交界处，此地正好有两条主力电线经过，因此，NSA选择了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多人愿意去的地方，NSA在很繁华的马里兰州和犹他州就建立了配套的数据中心，犹他州由于教育资源丰富，仅招募翻译就达到1600名。

2012年的云计算浪潮中，贵州凭借高海拔、低气温、低能耗成本等优势脱颖而出，成为了与内蒙古并列的数据中心集群地。三大运营商投资150亿在贵州建设数据中心基地。发展云中心需要四个要素，第一是天气凉爽，第二是电力充足，第三是网络基础设施完善，第四是人才优势，如果某个地方没有所有的要素，就要几个地方综合配备才行。

其实，真正阻碍云发展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因素。上海海事大学在距离上海市区80公里的海边，每周三下午所有的市区教师都要驱车90分钟左右到达那里报到，开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会议，然后再驱车90分钟回到市区。与此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对上海的8所大学进行教师激励计划，要求每个老师每周坐班一天，海事大学的老师又要驱车去值班一天（实际上在网络时代学生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坐班的答疑，绝大多数教师一学期也碰不到几个主动上门的学生），这种物理集中的思维原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网络时代提供了另外一种权力模式，仅限于物理对人的控制并不总是有利于创新和创意的发展。如果注意到中国各类体育运动在全世界的表现，大家会发现凡是在隔着网进行的团队比赛中，中国人的井田式的物理集中模式尚可适应（例如网球、乒乓球、排球等），但如果去掉网以后，物理上敌我丧失必要的界限，国人的组织能力马上跟不上形势，很少有去掉网的运动我们在全世界具有优势的（例如足球、篮球、曲棍球、棒球等）。相比起来，游牧出身的西方更接近云思维，而农业思维的包袱，让我们不适应逻辑集中和应用集中的思维模式。在巴基斯坦，一个10个人的小公司就极有可能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大家非常习惯于2个员工在美国、3个员工在欧洲、5个员工在巴基斯坦、半年到一年见一次面、每周电话会议、每天邮件列表和项目制的运作外部资源。

凡是有排队的地方就有信息化，凡是有浪费的地方就有巨大的投资机遇。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沪深股市对教育类上市公司就情有独钟，2015年初更是创造了全通教育这样沪深第一牛股的神话，各种投资机构也纷纷涌入教育类创业公司。这当中固然有或多或少的炒作成分，但是之所以教育类上市公司能够发酵，和其背后的经济规律不无关系：一方面教育不均衡，大量的民众愿意进行教育投资排着队等着接受优质教育；另外一方面各类学校的实验设施和场地设施以及教育资源极大浪费。云技术似乎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在线教育、实验室共享、开放课程、创客空间、教育资源库、智能实验室等等。从横向角度来讲，一个区域教育资源的共享、课程的共享、师资的共享、授课资源的共享等可以跨越组织机构让资源以高效率发挥，而另一个方面跨地域的以专业条线为逻辑的纵向云，可以提供更多的跨地域的专业资源的共享。在横向云的实践中，上海市一直在进行的教育城域网建设和跨校选课等，方便了整个城市的教育资源的共享。上海的数十所大学的无线认证已经能够实现对接，上海海事大学的师生到80公里之外的上海大学的校园，用自己的用户名、密码，完全可以实现上网应用。

更为重要的教育纵向云和应用云，在网络带宽的支持下，正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上海海事大学杨斌教授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物流纵向应用云：“物流教育科研公共服务平台iLogistics”，将数百种物流的应用软件放在一个云平台中，整合了数十个物流软件供应商和数据提供商，服务于全国522所具有物流专业的本科院校的十多万师生。在今天没有纵向云的绝大多数专业物流实验室，一个专业的老师即使资金非常充裕地购买了几套教学软件，一个学期也只能用几次。杨斌教授的这个成果，连接了全国纵向的物流专业，一个学生只要注册得到认证，就会接到一个邮件，输入用户名密码，就会得到自己申请的学习资源：网上的硬盘、内存、软件、数据甚至连同企业真实的数据，而等他下课的时候，这个学生只要关上笔记本电脑或者手机，学生的资源就会全部或大部分释放给其他排队使用的另一座城市的学生。

物流教育云资源的申请就像一个网站，背后是客户端、主机和应用三种云技术。

在美国，绝大多数上市教育技术公司都是做大学业务的，因为大学业务用户多、个性化和专业化，而中国仅有的一些上市的教育技术公司多数是做K12教育，原因在于中国大学的横向云、纵向云与应用云整合率很低，全国每年1000亿左右的大学实验仪器设备和信息化市场，几乎没有企业市场占有率能够超过1%，而云技术的使用会很快改变这些现状。一个物流专业就有522个本科院校，足可以支撑2家上市公司了，而全国机械、纺织、化工、信息、电子等数十个大类专业，未来足以支撑200家上市公司。

这样想来，教育投资的高潮，还远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