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喜读薛荣久教授《教学游炼记》
朱成器
案头的这册游记是老友薛荣久教授惠赠的。薛公是对外经贸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的治学成就一向为我所钦羡，而他用心于撰写游记散文，且写得如此率真动情，真是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薛公无意于缀文以鸣，只是有感于祖国山河之胜而寄情翰墨，这尤其令我钦佩之至。他将参观与旅游视为促进教学科研之助，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观照风物，审察世情，确有其独到的见地。
作为读者，我从他那质朴无华的文字中读出了一位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热诚。我爱读他的函授归来咏叹，他真情地描绘中西部开发后的璀璨前景；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他的忧患心迹更是袒露无遗，他大声疾呼；如对长江上游大片森林继续砍伐，中国的第一大河将步黄河后尘陷于万劫不复之境。他直面那些麻木不仁者喟然叹息：“呜呼，我简直无言以对？”古人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不敢自诩为薛公的“知者”，却看到了他胸腔里跃动着的那颗赤诚之心。
他的《云峰山魏碑书法石刻称奇》一文也值得一读。薛公是书法艺术的爱好者和鉴赏者，他之观摩魏碑书法石刻艺术，真正是不与俗者为邻也。我无缘瞻仰云峰山古人书法真迹，但也约略知道北朝大书法家郑道昭的传闻，他的《郑文公碑》被书法家奉为北魏书法之冕，说它怀有“云鹤海鸥之志”。可我时常想，那位出身满族而对汉字书法艺术“兴怀珍慕”，又写得一手好字的乾隆皇帝，却何以未曾巡狩云峰山，以致乾隆十二年梁诗正等奉命编次历代书家墨迹的《三希堂法帖》，竟然未录《郑文公碑》拓片？这难道是编次者的一时疏忽，还是别有缘故？乾隆对《郑文公碑》石刻，想必是“知道了”的，他南巡数十回，却似乎从未幸御云峰山，个中原因，我至今不得其解。
话说回来，薛公评点《郑文公碑》石刻，虽非书家宏论，但片言只字颇见眼力。这与时下某些自视通晓中西却对千百年来积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甚了了而又不以为憾的学者相比照，再读读薛公在“前言”中的一节文字，我总觉得他的治学品格是多么笃实敦厚，他在“前言”中说：“写作游记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自己的无知和语汇的贫乏，游记是在我不断脸红的过程中完成的。”率真性情，可谓跃然纸上。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专业，当年老师教我们读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必不能绕开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和《四书集注》。朱熹是宋代的大思想家，也是卓杰的文学家。他在南宋以后五百多年的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我以为很少有人可与之比肩的。单说他的《四书集注》，自元代起至明清两代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令莘莘学子愤发苦读却又乐此不疲，更显其精神力量之大。朱老夫子解读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固然有不少迂腐之论，却多有创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我上大学之初便对朱子学说心向往之的缘故，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谁想涉足朱子学说领域，谁就必定头戴“推崇封建反动文人”的高帽，遭到无情的批判。于是，我那刚冒出的研读朱子学说的幼稚念头只得战战兢兢收敛。此次奉读《武夷山美不胜收》一文，勾起了我的沉重的记忆。且不说别的，只说自13世纪以来，朱熹创立的新儒学，流响及于全球，尤沾溉于日本与东南亚诸域的史实，足可证明它的思想价值。何况他还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如“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那样的名诗，以及《诗集传》、《楚辞集注》和《四书集注》那样的名著。恰如薛教授所说的，毛泽东当年外出视察时常身不离朱老夫子的《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且又将《楚辞集注》作为珍藏，奉赠东瀛的相国，可见朱熹在当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心目中的位置。薛教授用质朴的文字称颂朱子的治学业绩，自然是蕴涵了“高山景行，私所仰慕”这一层意思在内。我在这里又看到薛公还是一位具有宽阔学术胸襟的仁者。
我与薛荣久教授非属同门，却巧为同龄。我仰慕他的学术成就，却又常为自己生性驽钝、学无所成，以致辜负了我的众多名师而深感不安。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人入老境，重图愤发，圣人则可，吾辈恐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经贸大学旬报》200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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