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的《昌言》

第三节　仲长统的《昌言》

仲长统（180—220年）字公理，山阳（今山东金乡）人。他少年好学，20岁以后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后被尚书令荀彧举为尚书郎。仲长统成年时期，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他以比王符更高的理论性和概括性总结汉代40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昌言》34篇，10余万字。《昌言》早已佚失，《后汉书》本传中录引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的节要，另外在《群书治要》《全后汉文》《齐民要术》中收有一些残存片断。现在只能依据这些仅存的材料叙述他的思想。

仲长统与王符一样，从封建国家整体利益和君主、官吏的私利的关系着眼观察社会治乱问题。他认为君主有无“公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他说：“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他认为分封制就是君主行私的制度。秦统一后废分封行郡县，汉初又部分恢复了分封制，仲长统评论说“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杀之权”，就是去其公而行其私，是汉代衰乱之源。主张“收其奕世之权，校其纵横之势，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损益》）。他反对分封制，认为实行中央集权制是正确的。他还认为，君主的“公心”应该表现为“官人无私，唯贤是亲”（《群书治要》卷四十五）。然而汉代的现实却是“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信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同上）。这种背公从私的做法造成外戚专政，宦竖弄权，宠信佞谄。这些人又培植党羽，鱼肉百姓以满足私欲。他们治理国家，无异于豺狼放牧猪羊，盗贼主管征税，国家怎能治理好！

仲长统综合前人的意见，提出一个治乱扶危的方案，包括16条措施：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损益》）

这里罗列的措施从户口、土地到生产、税收，从法律制度到军事、政令，从举官任人到道德教化、社会风气都说到了。其中有两个要点：①刑德并用，更多强调刑的作用。16条中只有“敦教学”“表德行”“察苛刻”三条措施明显地讲德治，其余大部分措施与法治思想有关。关于刑罚，他还主张恢复肉刑。②提出“限夫田以断并兼”的主张，反映出仲长统已经看到土地兼并这一封建社会的基本问题。以后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都是从这一思路出发的。

仲长统提出“乱世长而化世短”的社会史观，他认为社会历史总是处于“乱”—“理”—“乱”三个阶段的循环之中。第一阶段是新王朝建立的过程。这时豪杰并起，拥兵角智斗勇，于是战乱不断。等到其中一人取得压倒优势的时候，其他人都失败了，羁首系颈做了他的阶下囚。然而失败者或曾为成功者的尊长，或曾与其地位相当，或曾将其打败过，这些失败者在心里叫骂诅咒，企图东山再起，哪里会甘心认输呢？第二阶段是新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统治者的恩泽能够超过阳春时雨，像天地一样广大；统治者的权势可以超过暴风迅雷，像鬼神一样威严。这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由腐败走向灭亡的时期。

在天人关系方面，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命题，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他注意到历来所说的“天道”混杂着迷信和科学两部分内容。讲究“吉凶之祥”是迷信；“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是科学。对于迷信的“天道”观念，他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治理国家只能依靠现实的努力，不能依靠鬼神的力量。所以，他说：“唯人事之尽耳。”

历来“天道”观念中包含的科学内容，仲长统叫做“天之道”，以与迷信的“天道”观念相区别。这指的是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天文气象和四时变化规律。然而自然规律能否为人类社会造福也在于人类是否利用它。如果舍弃人事，自然规律也不能为人类社会造福。“天之为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十釜为一钟）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齐民要术·序》）这里仲长统又强调了人的后天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