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英的故事

马仲英收走了我们的卡车，而库尔勒遭到了飞机的轰炸_马仲英逃亡记

马仲英收走了我们的卡车，而库尔勒遭到了飞机的轰炸

到3月13日了！从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的种种迹象来判断，这一天，对于我们，可以说是十分危急的一天。我们听到的，尤其是从黄将军那里听到的，要比亲眼看到的多。我们是俘虏，只能通过闲谈，听到这个小城镇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西北方面听到了机关枪声的消息把我惊醒了。但是，我在七点半钟吃早饭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我们大家都清楚，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这种平静是不能持续多久的。我们焦虑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有两三个不属我们卫兵的士兵径直走进乔格的屋里，索要食物——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他给了他们一些饼子。但是，后来他们过于放肆，竟至要拿茶壶的时候，他把他们赶了出去，并威胁着要把他们的行为报告给马仲英。

医生把一张印有一个大红十字的白布钉在走廊的墙上，于是就有新的伤病兵们来到他的战地医院要求治疗了。(www.guayunfan.com)

一名青年军官进了院子的大门。径直地走到赫美尔面前。

“骑兵将军马虎山病了，请医生立刻到他的住处去”。

医生把绷带和药箱收拾妥当，随同那位军官去马将军住处了。在这期间，其他病人不得不等候着。这位马将军就是被弹片射穿大腿，在吐鲁番经医生治疗过的那个人。尤和他们一起去了，以便给他们翻译。司令部设在桥北面那条主要大街上一座最漂亮的汉人住宅里。赫美尔和尤在去那里的路上，看见市场上和交通要道上挤满了士兵、难民、骆驼、马和驮载着干草或麦秸的牛车。他们的印象是败军已经名副其实地涌入了库尔勒，但还保持着一定的秩序，尽管每个人都匆匆忙忙的，却不能说是一片惊慌不安的局面。

从大街拐进一条相当窄的，仅有四米长的巷道，通进一个不大的长方形的，四面都是汉式木房的院落。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那位受伤的将军躺在床上。给他治疗了伤口，又给他仔细包扎好。这位将军不知怎样表示他的谢意。

尤抓住这个时机问他马仲英征用我们的汽车的事情怎么样了。这位受伤的将军答道：

“马仲英将军两三个小时以前已经骑着马到了这里，他随时都可能去向你们借车的。”

“我们的汽车是中央政府的财产”，尤说道，“即使我们为军队所迫，不得已而把它们交出来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反对用它们来运输作战物资”。

“它们如果被用来运载作战物资的话，那是因为我们的骆驼留在城外不远的地方休息吃草的缘故。只要车一到那里，就把武器从卡车上卸下来，放在骆驼上。然后用汽车运载伤兵。”

“马仲英准备把汽车还给我们吗？”

“当然准备还的。你们尽管放心。我为了表达对医生那样有效地为我治疗伤口的感谢心情，必要的话，将要求他们在一旦不再需用汽车的时候，立即把它们还给你们。在汽车归我们掌握的期间，我的床就安放在一辆卡车上，我就呆在车上。对马仲英也好，对我也好，在世界上赢得好的声誉，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帮助你们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们知道你们要把在这次战争中所看到和听到的公布于世的。”

“马将军要我们的车最远开到什么地方，要多长时间？”

“最远到库车，也可能到阿克苏。”

“那么，你们只要有足够去阿克苏，再从那里回来的汽油就够了？”

“是的，那就够了。”

“您能保证，除了必需的以外，不向我们多要汽油了吗？”

“我可以担保。”

他们起身走了出去。他们在那狭窄的巷子里，遇见了一位看起来和蔼可亲而精力充沛的高个子年轻军官。他注意地看了看他们，但是，没有行礼。赫美尔和尤都在马驻北京的代表潘某人的屋子里看到过马仲英的照片，他们认出了他。他很快地就消失了。

在赫美尔和尤去探望那个病人的期间，我们接到马仲英的一封信，要一辆卡车立刻把他送到库车去。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个送信人要征收我们全部四辆卡车和尽可能多的汽油。

乔格已经把四辆汽车去阿克苏往返所需要的汽油放在一旁。油桶是装满的，428加仑是计算好的需要量。乔格第一次开车去库车时，是轻负荷——运送12个人。1加仑汽油行驶了12公里。库尔勒到库车的距离是268公里，库车到阿克苏是218公里。

司机们正在把汽油往卡车上装的时候，有一两名士兵走进院里，声称按照最高当局的意图，得把我们所有的汽油全都带走。幸亏赫美尔和尤正好从病人那里回来。尤用非常冷静的语气说道：

“除了马将军所需要的以外，一滴也不多给你们。”

“我们有命令，不得不服从”。

“骑兵马将军刚刚确定了所需要的汽油数量。去问问他去，是不是真的”。

那些士兵匆匆而去。他们回来的时候，开始卸下多要的汽油。

我们的院子里现在站满了东干士兵。大门敞开着。他们进进出出，用马、骡子或牛驮来了机关枪、旧式野战炮、来福枪和弹药。待这些武器一到，就装上卡车。几个军官站在周围监督装车。

11点37分，北面轻轻地响起了一种不吉祥的风琴声响，有人喊道：

“飞来了三架飞机。”

一点也不错，它就在那里，大约五百米的高度，但是，在缓缓地下降到四百多米，或更低一些的高度。现在，飞机正在城市上空盘旋，三分钟以后，在我们住处的南面响起了一声沉重的爆炸声。看看汽车周围的士兵们，真是一场悲喜剧。他们仰视着空中，转眼间院子里空无一人，他们像表演魔术似地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般格门把我们最大的一面瑞典国旗铺在了院子中间。然后，他和我们所有的人走到和我们的院子连在一起的西面那个大后院里，坐在柳树底下。我靠着两个院子间的那堵墙的外侧，记录着时间和爆炸次数。过了两三分钟，第二颗炸弹又炸响了，也在我们的南边。在那以后，有7颗炸弹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落了下来。大部分落在我们的北边。我们猜想炸弹瞄的是十字路口。通往库车的公路就在那里转弯。那里挤满了逃跑着的士兵和运载着伤兵、弹药和粮食的车、马、骡子。

随后投下来的6颗炸弹落在我们的南边。我们听说有四百名俄罗斯人过了库鲁克塔克到通向库尔勒的公路上的铁干里克，和加尼牙孜阿吉的部队离开了且末和若羌在向北进发，在南边的炸弹或许是为了他们这一批人而投的。

随后，库尔勒的北郊响起了一颗炸弹的爆炸声。飞机在城镇上空和通向库车的公路上空盘旋。它们正在向我们飞来。第十七和十八颗炸弹在我们的北边爆炸，离我们只有100米远。一颗炸弹落在一间茅草棚上，把它掀到空中，化成一股黑褐色的尘烟。接着落下来的三颗炸弹离我们更近了。驾驶员飞得越来越低，贴近了我们的住房。他们在我们去托克逊的途中，已经见到过我们的车队，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我们院子里的五辆汽车。大概，他们认为汽车是马仲英的，所以，瞄准着它们，希望炸毁它们以延迟马仲英的逃跑。

三颗炸弹正好落在我们的东面，大约150米的地方。我们后来听说，大批大批的维吾尔人带着妇女和儿童在向西面逃跑，但是没有走公路！他们吃什么呢？可怜的人们！空袭时间，大多数维吾尔人躲在他们的屋子里，认为在屋顶下面就够安全的了。他们惊恐万状，无疑认为他们的末日已到。

12点过5分，第二十八颗炸弹落在我们的北面。在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爆炸声，飞机走了，消失在北面喀拉沙尔的方向。他们可能在那里有一个临时的机场。

刚恢复了平静，医生就站在他的手术台旁，从一名战士的手臂里取出一个弹片。

士兵们又从他们隐蔽的地方爬了出来，拥挤到汽车的周围。这时候，装载作战物资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分离的时刻逼近了。我们的情绪低沉。我们感到有某种灾难在等待我们，有种像临刑前最后几分钟的感觉。我们知道马仲英这人冷酷无情，只要有助于达到他的目的，牺牲多少人的生命，都是无所谓的。这场战争是打败了，但是还有一线希望。而他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而著称的。我们知道我们司机们的生命在他手里，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一次乔格是逃脱不了了。因为他回来时必需经过的路上挤满着逃兵。

其实，在那监狱院子里的最后时刻，我们没有能够多看上乔格、埃弗、赛拉特和乔木恰几眼。他们对汽车进行最后一次检查，装上备用零件和工具之后，还得急急忙忙地收拾他们的个人用品。他们随身只携带了最小限度的铺盖和衣服，每人带了一个杯子，一些咖啡、茶叶、面粉、糖和几个果酱。他们都没有忘记携带相当数量的纸烟和火柴。

在这期间，我给他们每人用俄语写了一张证明信。

士兵和军官们来了几次，催他们快一些。每一次，乔格都一如平日那样心平气和地答道：

“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出发的话，会在路上抛锚的。”

十二点差三刻，我们的那位从吐鲁番来的朋友，教导团团长张某人来了。他一如往日那样微笑着，彬彬有礼地通知我们，到了出发的时间了。但是，还不十分紧急，因为在我们问他，要不要喝点茶的时候，他说：“好吧。”他呆了一刻钟。他告诉我们，他准备乘坐作为马虎山将军救护车用的那辆车。一小时前，马仲英将军由少数几个骑兵护送着骑着马离开了库尔勒，车队很快就会赶上他，到时他会坐到一辆车上。

快到一点钟的时候，张站了起来。司机们已经报告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再三地对乔格交待我以前就说过的话——那就是他和他的三名同事的生命，比卡车贵重得多，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要为保住我们的汽车而蛮干。“我们没有汽车是可以过得去的，但是，失去了你们，可不行！”我们和每个司机都紧紧地握了手，并且祝愿他“上帝保佑，快些回来！”

他们跳进了驾驶室，汽车开始发出嗡嗡的声响，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大门外面。

参加装车的一些士兵走了，看热闹的人们也散了。我们把大门关上了以后，回到了战地医院。医生正在那里忙着给一个病人包扎。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比3月13日下午更恼人的那种空虚感。我们从北京，经过半个亚洲，一路上开来的卡车远走高飞了，只有小车子剩了下来。那些卡车落在马仲英的手里，就等于没有了。这院子空荡荡的给人以孤独和凄凉的感觉。这次，我们真成了俘虏，已经没有办法逃脱了。

那样忠诚勤劳地执行他们职务的乔格、埃弗、赛拉特、乔木恰走了。他们不再属于我们的大家庭，而属于马仲英和他逃跑着的败军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气氛压抑着我们的心灵。我们还能够见到他们吗？

我们走来走去闲转着，聊天和记笔记。这要延续多久呢？一定很快地就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逃走了，而我们协助了他，加快了他的逃跑。所以，在北军的眼里，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受到指责，或者说至少要被怀疑是马仲英的同伙。我们不仅为我们司机们的安全和我们的车子愁得要死，而且还有充足理由为打了胜仗的将军们会怎样对待我们而担心。我们的处境决不是“危险”两个字能够表达的。勘查队已经一分为二，四个人和四辆汽车所组成的那一半受着马仲英的威胁，另一半——十二个人和一辆汽车，受着盛世才的威胁。整个事业被夹在两块磨盘里。那时候，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少挽回的余地了。

据说，骑马逃跑的一批又一批东干人正在陆续地通过库尔勒以北的十字路口，难民们像河水似地不停地向西流去。他们来自吐鲁番、达坂城、托克逊和喀拉沙尔等地方。

几个维吾尔人来到我们的住地。用谨慎的语言说出了他们对于轰炸和马仲英抢走我们汽车的愤懑。

县长派来了两名维吾尔人为我们到市场上买东西、拉水、劈柴和做其它杂务。他们知道不少的事情。他们告诉我们说，飞行员散发了传单，劝告人民倒向会给他们带来和平和安宁的乌鲁木齐一边。

据说，马仲英发布的一个告示声称，“我是‘阿尔特沙尔’王”。但是，人们却说，“正是他把新疆变成废墟的。从前，我们丰衣足食，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大家都饥寒交迫”。

关于和加尼牙孜阿吉，据说他在阿克苏有一万五千人马，全都装备了俄国的来福枪。他的军队有六万只羊，四万头牛。

我们所到的各个城镇和达坂城以及通往乌鲁木齐的道路上，大部分居民都是东干人。有一名东干士兵焦虑不安，情绪低沉地走进我们的院子。他原在盛世才军队里当兵，被马仲英俘虏了，现在想回乌鲁木齐去，他的妻子在那里。他在库尔勒和另一个女人勾搭上了，现在他不想要她了。他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但是，我们不能。为什么呢？我们自己不都是在押的人吗？

为了使库尔勒的人民尊重我们，我们在大门上挂起了一面瑞典的国旗，在两扇门的外面贴上了一个白底红十字的标记和用中文写的机构名称。

“中央政府铁道部绥远——新疆公路勘查队”。

这也用俄文写在一个牌子上，钉在了大门上。

卡车开走的前一天，我们在每辆车上都贴上了一张白底红十字的标记，表示它们是用于医疗服务的。因为他们告诉我们，卡车是用来运送伤员的。令我们诧异的是，它们却被用来运输作战物资了。我在上面叙述了受伤的马将军是怎样对尤解释的。我在最后的一分钟，告诉乔格，如果卡车被用来运输作战物资的话，就去掉红十字的标记。他确实把它们取掉了。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挂羊头卖狗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