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马仲英的参谋长和虎王在一起_马仲英逃亡记

同马仲英的参谋长和虎王在一起_马仲英逃亡记

同马仲英的参谋长和虎王在一起

我们从那个军事岗哨的地下室上来的时候，夜的帷幕已经把大地笼罩在黑暗之中了。

在离吐鲁番10华里，也就是5公里的地方，有三位仪表堂堂的人物把我们拦住，向我们施礼表示欢迎。他们是我们1928年结识的老朋友尧乐博斯汗（虎王），马仲英将军的参谋长黎海如[1]，马仲英驻北京的代表潘某。这个潘某是我们秋天在故都认识的。我请尧乐博斯坐进小车，另外两位只好骑他们自己的马回去了。

我们到达维吾尔人住的“考纳沙尔”（老城）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我们进入古老的吐鲁番倒是“值得给家里写一番的”。它倒像一篇冒险小说里的情景。

沉重的“大象”队列发出可怕的隆隆声和嘎嘎声，尾随着小车进入了像铁路的隧道似的巴扎尔的那条漆黑的主要大街。这时，有些地方依然点燃着油灯或中国式的纸灯笼。在少数几处仍然营业着的售货摊旁，站着一些爱好夜游的维吾尔无业游民、商队的向导、乞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他们凝视着我们这夜间行进的行列。哨兵和警察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是，尧乐博斯消除了他们的疑虑。他给我们的司机指点着方向。他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栋房子。我们在它的门前停了车，走了进去。有一间大房间是给我们住的，屋子里放着几个箱子是为我们日常需用而准备的。另外，还给了我们一间小房间和一间厨房。大房间里摆好了一桌中国式的饭菜。(www.guayunfan.com)

我们交谈了很久，而且也很活跃。尧乐博斯汗问道：

“我借您的两辆卡车用几天，行吗？马将军需要它们。”

“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坚定地回答道。“那么，您无论如何得借给我50加仑汽油，供我们惟一的那辆汽车使用。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汽油了”。

“那也不行”，我答道，“我们得完成南京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滴油也不富余”。

“我只不过向您借一些。喀拉沙尔和库车都存有汽油。您可以在那里收回借给我的汽油”。

“张凤鸣在哈密借走了我们60加仑汽油。他答应我们到了土鲁番，就可以如数归还。这是他亲笔写的收据，张还答应打电话告诉您。他打了电话吗？”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汽油。但是，因为张再没有打电话提到这件事，我们就把汽油送到达坂城马将军的司令部去了”。

“我既然不能相信张的话或他的收据，我就不能担保您说话算数。喀拉沙尔和库车的人可能会说，我们要求归还的汽油，正好运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说的话是算数的”，尧乐博斯说道，“向客人借这类东西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马将军准备派潘先生和另外的15个人明天早晨坐我们的卡车到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和喀什噶尔去。他们要促使这些城市倒向我们这一边。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我恳求您在这方面帮我们一次忙”。

“我得先向喀拉沙尔和库车拍个电报，问一问那里有没有汽油”，我说道。

“电报线断了。无论如何得告诉我，能不能借给我少量的汽油”。

和乔格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给尧乐博斯20加仑汽油。他向我道了谢，并问他能不能明天早晨就来取那批汽油。我们是面临着汽车燃料被抢掠一空的危险的。我们就在他们的手心里。我们如果丝毫不肯让步的话，他们有可能扭断我们脖子。这从尧乐博斯的谈话中，是可以明显地体味到的。他说马仲英的处境不太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向天山南路的各城镇派遣使节上。

尧乐博斯告诉我们，那一天和前一天都有敌方的机群向吐鲁番投扔小型的炸弹和大量文告。文告是乌鲁木齐的盛世才督办签发的。他威胁说，这里的居民如果继续抵抗的话，他不久就会派十架大型轰炸机来。

尧乐博斯认为第二天很可能还会出现轰炸机，所以，我们车子停在外面，招引炸弹就太不值得了。他给我们推荐了一所可以确保车子安全的设有带顶的走廊的房子。乌鲁木齐的飞机前两天都是12点钟来的，明天也很可能中午时分来。

2月17日晨，四辆卡车转移到尧乐博斯建议的那所房子去了。小车子停放在我们院子里的一个遮蔽着的地方。当天下午，赫美尔和我到乔格的住处去，看到那几辆卡车停放在一个有拱形顶棚的走廊里。这个走廊似乎是为它们准备的。

有两个神秘的操俄语的波兰人在那所房子里住了4个月。一个名叫列斯钦斯基的所谓的医生，另一个是名叫普拉夫斯基的他的助手。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一年前参加了一个科学考察团，从东京湾出发，途经云南到西藏。由于某些原因，他们脱离了考察队，把行李驮在马背上，徒步跋涉，路经湟源、西宁、兰州、肃州、安西和哈密，到达了吐鲁番。

列斯钦斯基说，他在马仲英将军属下担任着一种军医的职务。他毫无保留地发表了他对军事局势的看法。他直到最近还呆在达坂城的司令部里。所以，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进展情况。枪炮没有弹药，士兵穿得破破烂烂，食物不足。乌鲁木齐飞来的机群在达坂城山口马将军营地的上空飞得很低，造成部队的极大混乱，士兵们向四面八方逃散。他认为那位东干将军的入侵军剩下了不到一千人，已经在向托克逊和喀拉沙尔逃窜。他坚持劝告我们，不要朝那个方向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置身于狂暴而没有纪律的士兵之中。这些士兵实际上就是土匪，会毫不犹豫地抢走我们的汽车和其他东西，也许还会枪杀我们。库尔勒地区也在打仗。

“不要去喀拉沙尔，或是顺这条路去喀什”，他叫喊道，“那里到处都在打仗，道路胜似地狱，你们决不会会活着回来的”。

尽管如此，他却恳求赫美尔劝我让他和我们一起到喀拉沙尔和喀什去！我想那可能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丢失的吧。

我们去看望那两个波兰人的时候，有三个年轻的苏联人在他们那里。他们和大约30名其他苏联人驾驶着十辆满载军备物资的卡车到玛纳斯，并且从那里继续向乌鲁木齐行驶。但是，在距离省城大约12公里的地方遭到东干骑兵队的袭击。有很少的几名苏联人跑掉了，有些被当场杀了头。有四名苏联人的首级，现在还装在小木笼里，挂在吐鲁番的城门上。这三个人是被俘后，押到吐鲁番来的。

这三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被俘车队的驾驶员。他们长着金黄色的头发，身体健壮，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待人很有礼貌并且颇有风趣。他们沉着冷静地述说了他们惊险的遭遇。但是，他们很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并且问，据我看来，他们会落个怎样的结果。我尽力安慰他们说，马如果想伤害他们的话，早就可以那样做了。

我遇见参谋长黎将军，就立即说起希望能够饶了这三个年轻人的性命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不过服从了他们的军官的命令而已。黎答称：

“马将军的原则是，落到他手里的俄罗斯人，一个不剩，都要立即枪决。这三名司机从乌鲁木齐押到吐鲁番，被俘一个月而依然活着这一事实，是马不想枪毙他们的最好明证。”

整整一个月以后，我听说那三个年轻人在吐鲁番的驻军撤离那里的时候，都倒在了东干人的枪弹之下。

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先后拜访了吐鲁番的一些重要人物：参谋长黎海如将军、尧乐博斯汗，原哈密王的孙子——那个城的司令官和他的参谋长，同时还有指挥着教练团的张新铭。只有尧乐博斯汗在家。我们在他家遇见了吐鲁番的县长——一位蓄着白胡须和缠着头巾的庄严的老人。

马驻北京的代表潘某是一个塔塔尔人。他和其他15名代表，乘坐吐鲁番仅有的一辆卡车，用我们的20加仑汽油，动身到天山南路各城去了。我们不知道，在汽车抛锚，或是汽油耗尽之前，他们能够走出多远。

不大一会儿，所有的显贵都前来回访我们。我们只得陪他们没完没了地喝茶、抽烟、谈一些废话。我们队里有些人在黎将军当塔城专员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快乐、活跃的人，但却毫不犹豫地承认局势的严重性。毫无疑问，他知道我们自己也会察觉到这一情况。他在战争初期，是站在盛世才那一边的，但是，被马仲英俘虏了过来，并被指派为马的参谋长。他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影响。

黎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动身向西去。但是，他作为马的代表，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他得了解到去喀拉沙尔的路途上的局势后，才能放我们走。这条路到目前为止，是很不安全的。

张新铭宣布，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到达坂城去见马仲英将军。“因为道路太坏，而山口也太危险”。马仲英将军尽管希望见到我们，但是，也许在我们在吐鲁番逗留的期间，不会到那里来。因为他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何况前几天，他才在吐鲁番度过旧历的年初一。

我们进入新疆腹地的旅行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奇怪的是，马驻吐鲁番的代表，不仅没有在我们到喀拉沙尔的路上设置障碍，而事实上却在鼓励着我们前去，显然还在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的旅行。

马仲英的骑兵司令马虎山将军[2]把赫美尔请了去。这位司令和总司令的关系特别亲密。他被炸弹的碎片击伤了大腿，曾经得到那个波兰“医生”和一位中国医生粗暴的处理。现在，他总算找到了一名高手。

吐鲁番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感觉。巴扎尔上除了极少数店铺外，其他的都关了门，上了门闩，插上插销。贸易瘫痪了，生命的源泉干涸了。大街上几乎空无一物，没有一点生气。有一种不祥之兆。不幸的吐鲁番居民，像所有想要摆脱金树仁统治的穆斯林一样，没有得到他们所渴望的和平，却被卷进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我们在一起分析了我们的处境，事态当然是严重的，尽管尧乐博斯用瓜、苹果和葡萄干来鼓舞我们。我们以哲人似的冷静的态度等待着事态的发展。看到我们的中国同事陈、尤和龚泰然自若的态度，使人感到欣慰。我深信他们也和我们瑞典人一样，绝没有梦想到退却到那像安息日一样宁静的戈壁沙漠里去。无论如何，这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中，也是行不通的。即使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会遭到虽然客气，但是很坚决的拒绝的。我们实际上是行动自由受到严厉控制的俘虏。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尽可能打好我们的牌。

人们告诉我们，吐鲁番的县长在东干将军刚占领那里的时候，带领75户汉人，沿着通往乌鲁木齐的道路逃跑。他们没有走出多远，就被东干人的巡逻兵追上了。那位指挥官走到县长跟前，问他知道不知道，在他们正要进城的时候，带头逃跑，为他们造成多大的危害。然后，他枪毙了那个不幸的人，并且把那75户人家，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杀死，没有一个幸免的。

2月18日，昨天夜里的气温是零下1度。整天客人络绎不绝。黎将军孜孜不倦地关心照顾着我们，并说总司令命令他，完全听从我们的吩咐，一切都要满足我们的愿望。教练团的司令张新铭上校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有风趣，并且仪表不凡的人。他成为我们的侍从官或副官了。

城里充满着各种谣言。据说，马仲英将军准备在达坂城再呆上三个星期。他把军队分散到山里，以防止飞机轰炸。他很想能和塔城的苏联领事馆接上头。人们还认为，他想派凯末尔·卡雅阿凡迪乘坐他在乌鲁木齐外面缴获的两架飞机中的一架到莫斯科去。但是，凯末尔不喜欢坐飞机，所以这个计划就落空了。这位凯末尔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一位土耳其军官。他在甘肃给马仲英当了几年的军事顾问。我们从前考察队的一些人，特别是鲍林、拜克赛尔和鲍肯卡姆甫在甘肃见过他。

据说，马仲英的军队里有百分之二十的士兵，都感染了一种传染病，同时，负伤的人数也很大。据说他最骁勇的将领中，有三名也因负伤而脱离了战列。据说，马仲英和伊犁的张培元将军结了盟。

我们听说，马仲英本人大胆、鲁莽，对于死毫不畏惧。他总是置身于炮火连天的前线阵地，并且以蔑视的态度，把自己暴露在飞机炸弹之下。他的性格复杂而令人迷惑不解。他既有天真、爽直、愿意帮助人、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也有野蛮、残忍的一面。有的时候，他把他攻占的地方的全体居民杀得一个不剩。如果惹恼了他的话，他会用自己的手枪枪杀一个犯了过失的军官或士兵。据说，他有一天就这样枪杀了一名没有按时开饭的厨师。他坦率到了轻率的程度时，会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但是，除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真的想干什么。

马仲英将军派驻在吐鲁番的代表黎参谋长似乎有不少空闲时间。因为他和我们闲谈，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说也奇怪，不论马，或是黎都没有对我们流露出任何不信任的态度。我们有绝对的行动自由。从不让我们为任何东西付款。这使我们实在于心不忍。因为，有些东西明显地是从那些可怜的被榨干了的居民那里征调来的。

尧乐博斯汗和我们谈到了和加尼牙孜阿吉这个人。他是哈密的维吾尔人。他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是尧乐博斯汗的部下。但是后来，他背离了尧乐博斯，而在哈密和乌什之间的各城镇里，煽动维吾尔人反对马仲英，并且倒向了乌鲁木齐的盛世才一方。

2月19日下午二时，气温达到12.2度，是货真价实的春天的气候了。头一年夏天，吐鲁番的气温记录曾经达到54度。在一年的这个时期，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那样，所有的人都和在巴格达、摩苏尔[3]一样，住到地下室去了。

我们那间大房间装饰有中国和瑞典的国旗。院子里的旗杆上一面瑞典国旗在飘扬着。在房屋的一边墙头上，用瑞典文写着“恭贺新禧”的字样和用汉文写着的美好祝愿。那天早晨我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事们——科学家、工程师、司机和仆役们——都用欢呼和祝愿以及用我们的留声机播放进行曲，来向我祝贺。原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的事实被泄露出去了，所以汉人、东干人、维吾尔人和波兰人都来向我致贺。那些军事指挥官们打算举行一个大宴会，但是，我们已经邀请他们吃便饭了。最后的安排是很别扭的，马的军官，包括吐鲁番的军需处处长尧乐博斯汗，四点钟请我们吃饭，而我们七点钟请他们吃饭。

尧乐博斯汗祝贺我的方式极不寻常。他请尤让他检查我们的全部行李，并且指出南京发给我们的护照上，没有提到喀什这个地方。

“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对他说，“您竟把我们这些中央政府的使者，当做嫌疑犯对待。我们到这里已经三天了，而正当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您竞要我们打开捆在卡车上的全部箱子，至于说到喀什，我们护照上写的是汉文名称‘疏勒”’。

“我接到马仲英将军的断然命令”，尧乐博斯答道，“要检查路过吐鲁番的一切行李和一切货物。我得履行我的职责。我们没有更早的这样做，是因为我昨天才看到你们的护照。至于喀什的问题，请原谅我的失误”。

在我的建议下，他开始检查放在我们房间里的箱子。接着，他由陈和龚陪同着，前往乔格和埃弗住着的，放置着卡车，有着拱形顶棚走廊的院子。乔格因为事先得到了警告，把装有无线电设备的箱子，放在走道中间乱七八糟堆放着的帐蓬下面。

两个小时以后，陈和龚回来报告说，那些大的沉重的箱子都打开过了。那些装有弹药和仪器的箱子特别引起了尧乐博斯的兴趣。他把弹药和我们携带武器的证件相对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尽管差一点被无线电器材绊倒，可是却没有发现它。

我们在吐鲁番遇见的另一批古怪而神秘的流浪者，是一位矮小留有黑胡须的李教授。他在1933年6月，率领着四个学生，从北京出发，长途跋涉步行到哈密。他们10月里到达哈密，又继续向前行进，于12月到达吐鲁番。李和他的一行年轻人也来拜访了我们，并且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在新疆至少呆上五年，目的是研究这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字。新疆的文字，需要五年的时间来研究？

4点钟，我们的主人到了。波兰人和李教授也被请了来。这是一次真正的大宴会。上了三十来道菜，用小杯子喝了中国的热米酒。做了各种喝酒的游戏[4]，目的是让别人喝酒，直到8点钟才结束。接着，稍事休息，在这期间重新摆放了碗筷等。

这时候，正好凯末尔·卡雅阿凡迪来看我们。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话题主要转向我在他的故乡的旅行。他渴望着回土耳其去。他在甘肃和新疆呆够了，想要回国。他这次到吐鲁番。奉有马仲英将军的特别使命，第二天就得回到马那里。

凯末尔也被邀请留下和我们共进晚餐。这次吃的是欧洲风味。赫美尔、尤和李教授都作了精彩的讲话。李教授表示，想带他的学生们坐我们的卡车向西去。我解释说，由于是中央政府正式派出的使团，我们除了军事当局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认为必须给我们派的护送队以外，没有权力携带任何乘客。

黎将军告诉尤说，潘和那15名使者乘坐的那辆卡车奉命在托克逊等候我们。因为有吉尔吉斯和蒙古土匪的骚扰，道路不安全，一起走，对双方都好。所以，我们越早动身越好。我们怀疑，实际上，使者们乘坐的卡车抛了锚，或是需要我们油桶里的汽油。后来看，我们的这种怀疑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到托克逊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到库车以前，没有追上过他们，而他们的任务是到库车。

凯末尔表示，我们如果两个月以后再回到吐鲁番的话，就能见到马将军了。但是，他的这个预言没有说对。

2月20日上午，尧乐博斯派人给我们送来一个信息，说我们在三天之内，不能离开吐鲁番，因为到托克逊的路遭到了吉尔吉斯土匪的骚扰。他们杀死了两名商人，并且抢走了一些骆驼、马和牛。已经命令巡逻队为我们清扫道路，所以，我们得等清扫完毕以后，才能动身。

那两名波兰人一直在竭力说服尤和我，带他们到喀什去。他们就是想到喀什，那里的英国总领事代他们收存着国内寄来的邮件。我们没有理睬他们的恳求，他们就找到凯末尔那里。凯末尔于20日回到马仲英那里后，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他在信里向我保证，如果我让两位波兰人乘坐我们的卡车，马仲英将军就会对我由衷地感谢。我也同样客气地答称，“不行”。我们对要求搭车的人的俨然不买帐和硬心肠的态度，到后来证明是正确和明智的。李教授后来在乌鲁木齐被捕。而他的一个学生被枪毙了。我们在后来的一次机遇，也就是6月初，遇到了普拉夫斯基，他告诉我，列斯金斯基已经被处决了。他本人到乌鲁木齐后不几天，就被逮捕了。和任何一个不论是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受到怀疑的人，发生任何类型的亲密关系，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后果。幸好，有关列斯金斯基被处决的消息，后来证明是被相当地夸大了。我最近听说，马将军进入喀什时，他也在场。

我们接到马仲英将军打来的电话，向我要几个胶卷，并希望我们给他的吐鲁番军火库拍个照。

般格门和我坐着沙木胡索特的旧马车，驶过“考纳沙尔”[5]。那个城镇的西门外，有少数店铺和摊贩在营业着。那里，有一些人在骆驼、马和牛车中间，走来走去。有几条街道泡在了水里。因为没有谁肯管一管水渠里溢出来的水。那里也看不到被毁坏的房屋。吐鲁番幸免于遭到破坏。显而易见，它的人民没有参加哈密的第一次叛乱。

我们驶过了“扬吉沙尔”[6]的西门，刚一进去，就离军火库不远了。在一个主要的建筑物前面，排列着准备拍照的18门老式野战炮和14挺机关枪。般格门拍了6张照片。一个大厅里，有两千支破旧生锈的来福枪成捆成捆地竖立着，其中有德国造、法国造和美国造的。有些标明的制造日期是1866年。但是，大部分都应该陈列在武器博物馆里。新式的一支也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张新铭对我们说，有和这差不多数量的来福枪，送到街上的铁匠铺修理去了。试想，用这些破烂玩意儿去打仗！张估计，马在从哈密到喀什这条线上，有27000支来福枪和60挺机枪。

黎将军坚持所有的底片在冲洗以后，得交给他，而我们连一张也不能留。我们当然服从了这道命令，首先是因为我们对这么个可笑而寒碜的军火库没有丝毫兴趣。

白天，士兵们在大街上巡逻，捕捉那些没有职业的男人和青年，冷酷无情地把他们编进他们那濒于覆灭的军队里。

晚间，尧乐博斯约我们全体和东干军官一起参加他主办的一个联欢晚会。赫美尔和往常一样，来得晚一些。他一直在护理着那位姓马的骑兵将领的伤。弹片打穿了他的大腿，伤口化满了脓。我们的医生给他治好了伤，作为报赏，他得到了500支哈德门香烟、10个瓜和一些俄国奶糖。

2月21日晨，我们注意到前一夜晚的气温是2.6度，第一次没有低于零度。这一天，我们的住处，来来往往的，人多到了可怕的程度！有从达坂城来的两位军官，要我们把他们的8个同事带到阿克苏去。我们答复他们说，由于汽油不足，我们只能从库尔勒开一辆或两辆车到阿克苏，所以，不能容纳那么多的人。后来，我们又和黎将军谈了这个问题。经黎调停，我们只需带4个人走就可以了。

奇怪的是，黎突然要求我们马上动身。看来，可能潘坐的卡车在托克逊抛锚了。我说，我们没有准备好，不到明天早晨走不了。

他为我们开了给喀拉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的军事指挥官的介绍信，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给予我们方便，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告诉了黎将军哈密张司令的情况，和他答应在吐鲁番还我们60加仑汽油，以及尧乐博斯非但没有还清债务，而且又拿走了我们20加仑汽油的事情。于是，他就特地为我们给库车的司令官写了一封关于汽油问题的信。他知道那里确实有着汽油库存。

那一天，有人昕到凯末尔在电话里和马仲英说话。凯末尔为我们说了好话。他劝马仲英要很好地对待我们。因为外面的世界会知道我们勘查队的全部情况。同时，我肯定会写一部书的。我在书里会谈到我对马仲英的看法。那位将军是怎样回答的就不知道了。但是，那一整天，人们对我们明显地更有礼貌了，并且甚至在请求我们早些出发。他们再也没有提出“借”汽油的事了，尽管他们非常需要汽油。因为，马仲英邀请了那位漂亮的林小姐和两位飞行员到吐鲁番来驾驶他俘获的两架飞机。我们在北京就听说过那位林小姐。那里的报纸宣称，她要坐汽车和我们走同一条路线到哈密。勘查队的年轻成员中，有的已经从中嗅出了尖刻的冒险味道了。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却听说，她在兰州，正准备飞到哈密。命运之神是这样安排的，我们也好，马仲英也好，都连这位空中美人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传说，汽车公司驶往喀什的两辆汽车，就此渺无声息了。它们遭到哈萨克土匪的袭击，乘客们都被俘虏去了。

黎将军给我们介绍了那既要同我们一起旅行，又要承担护送任务的四名军官。他们乍一见面就给人以不愉快的印象。

那天傍晚，我们的一些同事看到，有一批年轻的维吾尔人，被赶到这个城镇的两个新兵集合点之一了。他们看起来十分忧愁苦闷，耷拉着脑袋，拖着脚步，不时地被用枪托往前赶着。他们大约有两百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哭泣着的妇女。

赫美尔参观了吐鲁番的医院。它设在一个车马店里。病人在屋子里的坑上。卫生兵是一群14岁左右的男孩子。屋子里光秃秃的，又脏又臭。张说有些斑疹伤寒症的患者，但是，赫美尔医生却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剩下了1220加仑的汽油。有两三个商人在出售着石油。但是，我们可以在库车和阿克苏以便宜得多的价格买到它。因为，那些地方的石油是从阿拉木图和普尔热瓦尔斯克（喀拉库尔）运来的。

2月22日，是天主保佑的一天。那一天，我们顺利地离开了被称之为吐鲁番的魔窟。而六年前，我们所见到的同一个吐鲁番却是那样的安静、可爱和繁荣。我们的车捆扎好了。因为重的东西都在前一天装在了车上。到11点钟，乔格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吧。但是，医生还在那位受伤的骑兵将军的住处，而尤也在那里，给他当翻译。所以，只好由陈和我与那辆小车子留下来等他们。黎将军和尧乐博斯陪着我们。黎将军向我们转达了马仲英将军的美好祝愿。将军得到了两本我的著述的汉文译本，要黎将军立刻把它们送到达坂城。

尧乐博斯给我们讲述了他当军需处处长的苦恼。他每天要为马仲英的军队筹集两到三万斤的小麦，为他的马筹集同等数量的玉米。另外，他还得供应吐鲁番的一千名市民和几百名士兵粮食。但是，他的话有些夸张。马的军队已经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些残余了。最后，尧乐博斯说了他的心里话：“马如果打不下乌鲁木齐的话，我就离开这个国家，到瑞典或是德国去。”

终于在12点30分，医生由尤陪同着回来了，我们在仓促地告别之后，跳进了车子，沿着吐鲁番市场的街道向前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