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_马仲英逃亡记

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_马仲英逃亡记

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星期一，3月5日是我们谁都忘不了的一天。我因为疲倦而起得迟了一些。早晨，我检查了乔格制作的筏子。那个筏子放在院子中间，几乎已经完成了。它下午就得作一次试验性的航行了。

但是，我们之中的一两个人得首先去拜访那位县长。他是一位不拄拐杖就不能行动的年老体弱的汉人。我们在他的衙门里，还结识了那位态度和霭可亲，留着白胡须的副县长。他和那维吾尔人的领袖和加尼牙孜阿吉同名，但是，没有“和加”这一尊贵的头衔。我们谈了我们的意愿和计划。那位县长反复的警告我们不要到库车去。他认为现在那里正在打仗。后来，这两位县长都给我们送来了几只羊和一些馕[1]。

接着，我们驱车到司令官的衙门。一位副官在院子里接见了我们。他省略了一般对待尊贵的客人要请他们进屋喝茶的礼节。他告诉我们，司令官骑着马到喀拉沙尔去了，几天之内可能回不来。我们留下了名片，而后来听县长说那位司令官在库尔勒。我们和那位县长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躲避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又见到了那位神情傲慢的东干副官。

那天下午，般格门和我坐在小车里，我口述，他打字记录。我们还没有进展多少，赫美尔和尤就来到小车旁边。赫美尔告称，那位县长找他去给治腿病。尤对我说，从吐鲁番来的护送队张指挥官要他去一趟。(www.guayunfan.com)

张用一种傲慢的挑战性的语调要我们在第二天早晨，交出一辆卡车连带汽油和一名司机，听他调度。

“你们走得太慢了”，他说道，“马仲英将军命令我和我的同事们在6天之内，带着他的作战计划，从吐鲁番赶到阿克苏。我们现在已经在路走了11天，才到库尔勒。我刚接到喀拉沙尔方面的电话，说马有命令说，我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得用你们的一辆汽车，不惜一切代价地继续往前走”。

尤答称他得问我。他问了我，并且和我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是决不把一辆车子交给那些肯定不会归还它的人。

现在，我们明白了黎将军在吐鲁番对待我们的过了分的客气和一再希望我们尽快出发到库尔勒和库车的缘由了。这是因为马仲英下达了特别指令的缘故。马仲英完全清楚，他逃跑的时候需要汽车，而在逃跑前，为了便于迅速地向库车的指挥官传达命令，手头掌握一两辆汽车，也方便得多。所以，说在我们出发之前，得把从吐鲁番到喀拉沙尔一路上的土匪肃清，可能是真话。马仲英想落实一下，在他需要的时候，随时都有车子任他支配。兵工厂的那幕喜剧的目的在于让我们知道，除了已经投入战场的所有武器之外，他还有几千支来福枪的储备。

六点半钟，来了两名军官，要我给他们一个最后的答复。我们请他们进入我们简陋的房屋。他们向我转达了张当天晚上需要一辆卡车的要求。我十分简单地答称，我们受南京中央政府的委派来完成一项特殊使命。我们无权把不属于我们所有的汽车借出去。他们站了起来，行了个军礼，走了出去。

我们吃了从孔雀河捕来的新鲜鱼。九点半钟，我走进乔格和埃弗的房间。赫美尔和陈已经在那里了。乔格认为我们不应该接受那个无赖的命令，但是，应该回答他们说，我们在情势适宜的时候，出发继续往前走，而到那时候，他们可以按照在吐鲁番达成的协定，随同我们到库车和阿克苏。

过了十分钟，尤进来说，来了两名士兵，要我到司令官那里去接电话，因为喀拉沙尔那边有重要情况要和我说。有人反对，认为这可能是个圈套。我带着尤和乔格当翻译，让埃弗开着小车去了。车上有我的日记、手稿、地图等，都装在一个公文包里，后座上放着我的采斯公司出品的精制的望远镜。我们上了车，两名士兵站在踏脚板上，给埃弗引路一没有到电话所在的指挥官的衙门，而到了张和护送队其他成员的住处，也就是头一天晚上吃饭的地方。

他们带我们斜穿过那个院子，来到点着一支蜡的房间，让我们坐在桌旁，摆出了茶、糖和纸烟。有六名用来福枪和手枪武装起来的士兵站在门口。屋子里也站着同样数量的士兵。仅仅被从窗户射出去的光亮照明着的院子里，还有二三十名士兵，也都拿着武器。

这时候，张重申了他的要求。马仲英从达坂城打来电话，并且派信差把书面命令送到了喀拉沙尔。这些命令的内容很清楚。他当天晚上非要一辆卡车不可。

我一字一板地坚定地回答道：

“我们供职于中央政府。我负责执行政府的指令。汽车不是我们的，所以，一辆也不能出借。”

“军务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张喊道，“什么也不能妨碍军务。在新疆这场战争中，南京算什么。说起来，我们也归南京管，帮助我们，对你们对南京都有好处”。

“在给我们的指令书中，特别地指出我们不得卷进新疆的内部纷争。所以，我们拒绝交出任何一辆汽车”。

张气得脸色刷白，咬紧着牙齿，用低沉的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不管你们怎么决定，我接到的马仲英的命令，是一定要执行的。今天晚上，你们的一辆卡车非开到我的门口不可。”

我投以蔑视的微笑，猛然地站了起来，也不向他们告辞，就向外面走去。乔格和尤也随着我走了出来。我用手电筒照着路。我走到街上。埃弗正在小车里等着我们。我打开了车门，坐到后面的座位上。当尤的脚踩上踏板，他的手拉着扶手正要上车的时候，三名士兵从他身后扑了上去，硬把他拉了下去。尤转过身去，正要伸出手臂进行自卫。我喊道：

“别动，跟他们去吧！”

我一面说，一面跳出了汽车。两名士兵紧紧地抓住尤的手臂，另外两个士兵用枪托把他推搡到院子里。我刚一跳出车，就被更多的士兵围了起来。他们抓住我的手腕，也用同样的办法推搡我。埃弗也跳出了车，关上了车门，也受到了和我们一样的对待。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赶到那漆黑的院子里。乔格已经被绑了起来站在那里。我们3名瑞典人和尤被40名官兵包围着。我们在那些军官里，认出了从吐鲁番来的那几个使人厌恶的护送队成员和那位库尔勒司令官的副官。也许，那位宣称到喀拉沙尔去了的司令官本人也在那里头。张板着面孔，脸色灰白，用尖锐简单的语言下达着命令。每个士兵都理解他自己扮演的角色。这是一种他们从前扮演过不少次，使许多无辜的人丧失了生命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都被6名士兵围着。他们都十分急促。这都是在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情。当一个人要被枪毙的时候，想办法拖延时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越快越好，一瞬间一切就解决了。

一只粗硬的手从我手里夺走了手电筒。一个家伙猛拉了一下，解开了我夹克的钮扣，然后把它脱了下去，而另一个人把我的衬衫从裤子里拉了出来，把它翻了过来蒙住了我的头。在这时候，一个凶神恶煞的土匪，把手枪对准我的心脏。几双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手腕，把它拉到我的背后，用绳子捆了起来。尤、乔格和埃弗的双手都已经被紧紧地捆在身后，并且裸露着胸膛。似乎每个人的心脏附近都顶着一只或几只手枪。那些杀人凶手们的手指扣着扳机。他们之中的一个，要是在漆黑的院子里坑坑洼洼的地上，绊倒了的话，就会扣响扳机，这又会成为引起一场更大事件的信号。

在这期间，来福枪在喀嚓喀嚓作响。因为他们在拉动枪栓做好射击的准备。士兵们在一边排成队，斜举着他们的来福枪，枪筒对着我们。只是等待着：“准备，射击！”的命令而已。

一瞬间，我看清楚了整个形势。忽然，我的一生掠过我的脑海。我想到了我在北国的亲爱的家乡，我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的那些年轻人，我必须向中央政府汇报考察成果。我们在三十秒钟之内就要被枪毙了！在天有灵的救世主啊，这是绝对不行的！我的三位同事和我自己的生命，要比一辆卡车的价值大得多。我快如闪电似地，对乔格喊道：

“我们要被枪杀了，答应他们今天晚上那辆车吧！”

乔格，这个比谁都高出一头的人，用平静而低沉的声音把我的话翻译了过去。心理上的趋向发生了变化，紧绷着的肌肉放松了。来福枪垂了下来，发出了新的命令：

“把老汉带进去，看好那些年轻的。”

最初把我的手腕给拧到后面去的士兵，现在解开了绳子，放松了我的双手。两名士兵把我推进屋子里，把一把椅子拖到点着蜡烛的桌子旁边。我坐下来，想点支烟抽。烟盒没有了，口袋里的其他东西也不见了。奇怪的是，表却还在。其他人也丢了他们的东西。

那以后的几分钟，使我觉得那样的永恒长久。

“他们不来吗？”我问那像狼似地站在那里监视着我的卫兵们。

“他们就来！”他们答道。

但是，他们没有来。我坐着，心情极度地紧张不安，随时都期待着听到宣布我的朋友死讯的三声枪响。

“他们快来了吗？”

“他们马上就来！”

但是，他们不曾出现。焦虑的心情折磨着我，我猛然地站了起来，想要冲到院子里看看到底发生了或是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两名士兵像一座铁墙似地，挡住我的去路，指着椅子，示意我坐下。那是十点半钟。一切都发生在只不过几分钟内。我表面上保持着冷静，但是，心里急得像火烧似的。过一会儿，尤被猛猛地一推，冲了进来，他喊道：

“他们的最后通牒是：答应不答应给车。”

“告诉他们，今天晚上车一定开到这里，条件是给你、乔格和埃弗松绑，并且把那两个瑞典人带到这里来”。

两个人给尤松了绑。尤活动了几下手臂说：

“他们捆得太紧了。我的手腕痛。我的一双手都麻木了。”

就在那时候，乔格和埃弗被带了进来。张下令把他们放开。

我们完全落在张的手里了。屋子里挤满了士兵，门口又站着一名哨兵。他们都拿着来福枪和手枪。张可以为所欲为。

“一辆卡车，一个司机和足够开到阿克苏去的汽油。卡车要立刻开到这里。在那以前，你们（指尤和我）得留在我这里”。

派一个蒙古人去和这帮土匪打交道，似乎太残酷了。埃弗才20岁。乔格是惟一可以派去的人。而他，在我下过命令以前，就主动地提出承担这个任务了。

乔格和埃弗由士兵们护送着离开了那个房间。小车仍然停在原地。他们要步行着去。埃弗向小车里看了一眼，想把它锁上。车里坐满了士兵。我曾叫他去看看我的公文包是不是还在那里。如果已经没有了的话，要立刻回来向我报告。那里头有我的日记，我们的各种护照和其他重要的东西。他没有回来，这就是说，公文包没有被偷走。

乔格和埃弗走进我们院子的大门后，正要走向司机们的住房的时候，他们的警卫大声地喊道：

“站住！再走一步，我们就开枪了。”

他们显然是怕赫美尔、般格门、陈、龚和其他司机以及仆役们开枪。

乔格沉着地回答说，要准备好车，首先得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装上到阿克苏去所必需的汽油、备件和工具。所以，他必须享有行动的完全自由。他们同意了。两名手持来福枪和手枪的士兵，紧紧地跟在他后头，监视着他。

般格门已经上炕睡觉了。一名士兵手持手枪，走了进去，向他大声叫喊，要他起来穿上衣服。赫美尔已经来到院子里了。谁也不准呆在屋子里。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为空着手被扣留起来的尤和我十分担心。

尤和我作为张的人质，坐在点着蜡烛的桌旁一个半钟头。张由于对他的突然袭击和迫使我们就范的方法感到得意，而渐渐地和蔼起来了。他在谈话中说道：

“我不是为了取乐才这样对待你们的。执行不执行马的命令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我对于你们迫使我使用武力，感到遗憾。苏联刚把北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占领了。和马仲英结了盟的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将军被枪杀了。乌鲁木齐本身也被俄国人占领了。这些事件使马的处境变得极端危急。他根据新的军事形势向他在库车和阿克苏的部属，下达新的命令，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除了借用你们的一辆汽车外，没有别的办法。今天电话里下达的命令，是要绝对照办的。你们能够让步，是再好也没有了，不然的话，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我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我很快地就要死在库车或阿克苏。在我被枪决以前，我对你们说的话要严守秘密。”

他坐在那里神情严肃沉默地思索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

“我和那些从吐鲁番来的同事们和一些士兵，今天晚上就要乘你们的卡车离开库尔勒，直奔阿克苏。你们的司机在那里会得到释放的。他可以径直地把车开回到你们这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里等着，也可以跟我们到阿克苏。但是不要在三天之内出发，最早也得等到后天。”

我插话道：

“你借我们的卡车应该打一张借条，并且还得赔偿我们你们用掉的汽油和石油。”

张拒绝给我们打借条。这就等于我们丢了一辆卡车。我接着说道：

“我感到惊异的是，马仲英曾下令他占领的所有地方，殷勤地接待我们，而他的部属却对他的客人施加暴力，并且还拒绝履行为借用属于中央政府的物资开一个借据的这样简单的义务。”

他耸了耸肩膀，重复地说那是战争时期，在战争时期，一切法律或义务都没有约束力的。他只能执行马的命令，别无选择。

正在那时候，听到街上传来汽车的嗡嗡声。卡车停在了大门口。乔格和般格门走了进来。般格门要亲自看看尤和我是不是真的活着。

我们站了起来。乔格获准回到我们的住处整理自己的行装，然后马上到张那里报到。张送我们出来，到小车旁。我们上了车回到家里。甚至那时候，还有两名士兵站在汽车的踏脚板上。这座城成了死城，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没有点着一盏灯，没有一条狗在吠叫。

在我们的住处，大家全都焦急万分地眼睁睁地坐着。他们对于我们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感到十分诧异。我们回来了，他们简直无法掩饰他们欣喜的心情。尤和我详尽地描述了那个不愉快的事件。我们的仆役们也倾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对东干士兵感到非常气愤，诅咒他们永生永世受地狱之火的燃烧。

在我们被捆起来，脱掉部分衣服的时候，士兵们把我们的手电筒、一两块表、纸烟盒，甚至尤口袋里装的一支温度计都给偷走了。他们还从小车子里拿走了那个采斯望远镜。我向张抗议他的士兵拿走了这些东西。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它们已经找不到了。然而，比较起来这是不怎么重要的事情。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备用的。我高兴的是，他们没有拿走那个公文包，而更高兴的是，我们活着回来了。

当我们的人对张和他的那一帮刽子手愤恨得不停地诅咒的时候。我答称，他能够作出巨大的自我克制，没有在那漆黑的院子里，枪毙了我们，理当得到一枚金质奖章。那真是死里逃生。尤、乔格和埃弗都深信，如果我不肯让步的话，张和那个司令官以及他的副官都已经暴跳如雷，不顾一切，是会下令开枪的。如果张在他暴怒的一刹那丧失了理性，而大喊一声“射击”的话，那就够了。其余的人都会站在他一边的。当事情危及到迅速地传达军令和马仲英的逃跑时，没有人会指责他为持有敌意的外国人所迫而干出的事情的。如果他采取了这最后一着，而把我们四个人枪杀了的话，就有必要采取另一个措施了。那就是占领我们的住处，枪杀所有的其他人——主人和仆役，并且消灭死者的一切痕迹。但是，到那时候，卡车就因为没有司机而没有什么用了。除非马仲英的军队里有司机。可能，他们急于需要我们的车队，才使我们得以活命的。

在那个不愉快的夜晚到来前，埃弗向我宣称：“谁要碰你一指头，我就要像打死一条狗那样，用枪把他打死。”

“你可不要胡来，小伙子”，我回答说，“要不，你和我们大家都得被他们干掉”。

在那可怕的夜晚的决定性时刻，我的三位同事都表现得非常的冷静沉着。我们没有武器，而我们敌人多于我们十倍，全都武装到了牙齿。尤镇静自若，使人敬佩，没有流露丝毫害怕的样子。在骚乱的高潮里，他的上衣被剥去，双手被绑在身后的时候，他大声地喊道：

“你们是一群胆小的猪！你们竟敢对南京的代表和马仲英的客人下手？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们在这里和来这里的一路上，狂妄自大，专横霸道。现在该轮到我们的时候了！”站在周围的士兵们回答道。

我们坐在我们屋子里的炕上。夜慢慢地逝去。现在是一点钟。乔格按要求是在两点钟回到张的住处的。士兵们不时地来传达新的命令。在快到两点钟的时候，一名士兵走来说，乔格可以睡到四点钟。他们可能仅仅想落实一下，乔格有没有溜之大吉，我们有没有开着四辆汽车就此逃之天天。

乔格没有去睡觉以前，谁也不肯睡觉去。我们全都认为，这是和他见的最后一面了。他和东干人在一起，必然会目睹到一些不能在败兵退却的路上泄露的事情。所以，他一旦把他那些野蛮成性的乘客送到他们的目的地之后，会立即被干掉的。乔格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再一次和我们见面。到快要分手的时候，他要我念几段瑞典文的赞美诗，我照办了。

那天夜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自然后果使我们放弃了把勘查队分为去罗布泊和喀什的两个小分队的计划。显然，我们必须在一起，而不能分开，削弱我们的力量。

新的计划是，整个勘查队要跟随乔格的车辙行进，直到不论死活找到他为止。

乔格极其固执地坚持，勘查队为了自身的安全，应当尽快地逃到罗布泊的沙漠里，从那里设法到敦煌，沿着皇家公路到兰州。他认为，“牺牲一个人而救出其余的人，总比整个勘查队都遭到杀害好些”。

瑞典人也好，汉人或蒙古人也好，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肯接受不和乔格重新会合的意见的。我甚至说，他提出的建议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所能采取的一种办法。但是，依然不能说服他。不能任人落水，而不去设法救他。如果我们任凭他在西部边境漂泊，那全世界都会骂我们是一群懦夫的。

那天夜晚，我们谁也没有再睡着。清晨，乔格到他的房间，等候那致命的信息。7点钟，来了一名士兵，叫他到张的住处去。那时，我还醒着。听到他走进赫美尔的房间，喝了一杯咖啡。他一夜不曾合眼。我把他叫到我的屋子。我们紧紧地握了手，我说：“愿上帝保佑你！你在阿克苏等着我们，我们明天动身。”

我们听着他穿过院子的脚步声。大门在他身后呼的一声关上了，而他走上了那凶吉未卜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