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废墟之村到达吐鲁番_马仲英逃亡记

通过废墟之村到达吐鲁番_马仲英逃亡记

通过废墟之村到达吐鲁番

终于，清除了阻止我们启程的一切障碍。2月12日晨，我们在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露头的时候，就起了床。点着灯，炉子里的火在劈劈啪啪作响。院子里人声熙攘，有些病人赶了来找医生看病。医生一个接一个地给他们检查治疗。护送队的士兵们在扳弄他们的来福枪卡哒卡哒地作响。商人们在向我们的厨师讨价，出卖烤饼和鸡蛋。我们热情的房东余先生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取房租。他说我们勘查沙漠里的道路，对于归化的汽车公司是有利的。

周围是无休止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在忙乱之中，雅克甫伯克来了。他说他的妻子生了病，双手神经麻痹了。医生答应在我们路过他家时，进去给她看病。

尊贵的张凤鸣司令来了，给我们的护送队下达了他最后的命令。他带来了6个人，但我们解释说，车子上最多只能再容纳4个人了。最后，交给了我们5个人，其中一人（我们决定）得在下个村庄下车。

张为我们指定的担任护送队指挥官的那个上校是个东干人，名叫马英彪[1]。他的光荣生平可以概述如下：他在甘肃时曾经充当过年轻的马仲英将军的部下，而在那里被称为尕（小的意思）军长。马仲英本人则在甘肃以“尕司令”著称。1931—1932年间，马英彪像一个恶魔似地从宁夏，经过兰州、甘州和肃州闯到安西。一路上，把旧皇家公路边上的城镇和乡村，烧杀掠夺二空。(www.guayunfan.com)

据说，他有着几千条人命的血债。被杀害的都是汉人，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所到之处，不论村庄或农舍都得化为废墟和灰烬。

马仲英侵入新疆的时候，马英彪是他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受命前来哈密。正如前一章所叙述的那样，他检查了外交部长的行李之后，部长向马将军提出了抗议。马仲英撤销了他在哈密的职务，而让他当了巴里坤的司令官。这几乎没有任何惩罚的意味。他在巴里坤由于主事不公正、任性和极端的凶残，而惹起了汉人和维吾尔人的莫大仇恨。他们决定把他干掉，他幸亏逃跑得快，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他带着六七名部下跑到了那个城镇的西门。但是，这伙人在那里，全被守卫着的哨兵捉住杀了头，只有马英彪化了装才跑了出来。他只身越过天山的一些隘口，饿得半死，来到鄯善，又从鄯善，在我们之前两个星期来到哈密。

现在张长官派来负责护送我们这一行人的，正是这位英雄。我们相信，在去吐鲁番的路上，什么匪帮也没有比马英彪上校更危险的了。但是，他并不构成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在哈密遇到的一些汉人对我们说，他接受了护送我们的任务，是希望我们在马仲英面前，为他说些好话，并且使他能够在我们的推荐下，再度受到马将军的垂青。所以，可以预计，他在旅途中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多亏我们，才使他找到借口把一个比他本人更坏的无赖赶走，毫无疑义，对此张长官感到十分高兴。

到九点半钟，一切才准备就绪。几辆卡车小心翼翼地从那小院子里开了出来，通过狭窄的大门行驶到它本身并不比一道走廊宽的主要街道上。我们的小车，在尧乐博斯汗的漂亮的府邸外面停了一阵。说也奇怪，这所府邸居然幸免了金树仁手下的匪徒们的破坏。我们走进他儿子雅克甫伯克的房间。夫人背朝阳光坐着，头上戴着厚厚的面纱。医生检查了她的双手，拿出他的药箱子，按照他那一门科学的规定，给她治了病。这时候，阿訇巴依带着他的小女儿来了。她也患着同样的病，也接受了同样方法的治疗。

另外还有一些病人聚集到仁慈的医生周围。在一旁等候着的我们，不得不拿出耐性来。在求医的人中，有一个肥胖的维吾尔人，看上去像一个摔跤运动员。他给我们讲了一些金树仁的故事。他十分肯定地说，金树仁部队的所作所为和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魔鬼一样。他们在城镇、村庄和农舍里，杀害了五万维吾尔男人、女人和儿童。他说话的时候，因为遏制不住的仇恨，全身在颤抖。当我们有时候接触到金的对手马仲英将军时，他们也常常谈到被毁坏的村庄，惨遭砍伐的果园和林荫路，作为马仲英暴行的罪证。但是，把这个省的这一部分变成荒地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金树仁。

这时候，医生的事情已经完了，我们能正式出发了。我们顺着卡车的车辙，走过阿勒腾鲁克·玛扎尔，在被大车轮子、毛驴和牛的蹄子弄松的黄土褥垫上蹒跚地行进着。路上，我们仅仅遇到了两三辆卡车和一个小小的骆驼商队。在那以后是一片凄凉和沉寂的景象。我们时而透过弥漫的尘雾，看到耸立在北面的宏伟庄严的天山和它闪烁着奇妙柔和光泽的雪峰。

不久，路上又出现了过往的人畜和车辆。我们遇到了一两名骑着马或毛驴的农民，两三辆牛车，一个小型的骆驼商队，超越了其他的一些行路人。有几次我们超越了几小队士兵。有一次超越了一队16名骑着牲口，并且把包裹和木箱驮在牲口上的维吾尔人。他们可能是冒险从隐身之地走了出来，正在回到他们已经被毁坏了的农庄去的难民。有一两次，我们驶过了结着冰的河道。

走了大约三十公里，我们来到了头堡村。维吾尔人把它叫做“苏木卡欧”村。1928年，我们曾在这里的一位蒙古军官的住处休息过。这个村子，现在除了一堆黄土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看来是十分忠实和彻底地执行了毁坏它的命令。还有一些挺立着的树，但是，在离地三十公分的地方，有着深深的斧头的砍痕，是注定要枯死的。这个村庄以前有60户人家。其中13户被杀，其他的逃走了，有12户又回来了，正在播种小麦和玉米。

我们在头堡等了很久。几小时过去了，而长车队还没有来到。他们不是因为绘制地图而耽搁的。因为在作战地带，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不得不避免做任何易于引起怀疑的事情。不，他们一定出了什么事！我们在路上越过的骑牲口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到了。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有一辆卡车掉进了结了冰的渠道里。另一个人说，已经铺上了木板，在往外拉了。第三个人说，卡车重又启动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到呢？看，路上扬起了一道黄色尘烟！唉，那不过是几股尘土的旋风，像灰黄色幽灵似的在相互追逐着。

终于，赛拉特和他的卡车出现了。他报告说，埃弗陷进了一个冰窟窿，他的全部货物都御下来了，但是，卡车终于拉了上来。我们折回去看看情况究竟怎么样了。他又在另一个地方，陷进沙土里抛了锚。可怜的埃弗运气真坏。在沙丘上，铺了一些垫子。不久，他又掉进一个水渠边上的泥坑里。一些骑牲口的过路人被叫住了。我们愿意出大价钱请求他们帮忙。我们在哈密购买的全部木材都用来在泥土里架起一座桥梁。他们再次把埃弗拖出来以后，他的轮胎又接二连三地放了几次炮。骑牲口行走，比乘像蜗牛似的行进的汽车要快得多。但是，这在亚洲的道路上，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要有耐性，耐性！

下一个村庄的汉文名称是二堡，维吾尔人把它叫做“阿斯塔纳”。村子里只剩下少数几栋房屋了，除此之外，整个低洼地的部分都被夷为平地了。一个人，甚至连一条狗都没有见到。还有一些没有受到损伤的树。泉水或融雪水从山里流下来，水渠里盛满着水，上面结着一层冰。穿越村子的那条路，就是过往的干道，泡在了水里。村外有一段路也同样被水淹没着，车子驶过的时候，冰面既有禁得住的，也有破裂的。

赛拉特的车子驶进二堡的时候，它的右后轮陷了进去，车轴触到了地面。不一会儿，左后轮也同样地陷了进去。结果，两个后轮都架空了。看起来要费大事了。但是，我们的小车继续开了下去，在村子西头的一块地里扎了营。过了许久，卡车队才终于集中到那里。在纯粹的戈壁滩上，比在绿洲的边界内行驶，要轻松和舒适得多。因为，在绿洲内行驶，必须穿过一些没有架设桥梁的，或是架设着既高而又摇摇欲坠的小桥的水渠，而且还得走过细砂很厚的河床。

第二天早晨，我趁近来连续不断地发生事故的卡车正在装货和刷洗的时候，驱车到村庄北面，现在已经变成荒地的小山丘上。这个小山丘是“阿斯塔纳”墓地的所在地。它上面，在一些生长着高大白树干的白杨树中间，排列着无数平放着的由土坯堆砌成的坟墓。所有的坟墓都是相互平行着的。因为死者必须面向麦加。在这些坟墓中间，有几座玛扎尔（圣人的坟墓）和一位苏丹的饰有圆顶的庞大的纪念碑。晨曦在清新的空气中，几乎水平地照射着，把树干和墓碑的东面染成金黄色，而在它们的西面投下了长长的浓暗阴影。耀眼的白雪覆盖着的天山绚丽多采的岩壁，在这自然的回廊的树干中间，闪闪地发光。我几乎没有见过这样奇妙的树丛和这样庄严的墓地。阿斯塔纳的死人，住得比活人好到无可比拟的程度。真想在那里住上一天，去欣赏那童话般美丽的情景。但是，在那些卡车修整、装车就绪以后，就发出了出发的信号。我们向极少数几位住在墓地附近两三间小棚屋里的幸存者告了别。这些幸存者中，有一位是到麦加朝过圣的阿吉，曾经两次到过印度和伊斯坦布尔。

出了村子，我们驱车过了两三条结了冰的水渠和一条50米宽的河流。我们在渡过这条河流之前，不得不先弄来一两辆大车从浅滩上试渡过去。这个办法成功了。我们的五辆卡没有一辆陷进去的。这条河的西面，就开始出现硬的戈壁，但是不时也要走过一些块状的、梯形的和垅沟形的细沙黄土地。有一条垅沟，十分深邃、狭窄，我们的卡车队费了很大力气才能勉强缓慢地行进。

白杨沟是一个有着果园和渠道的村庄。南面那条通往吐鲁番的沙土路，从这里转向西南和西方。它比我们行驶着的路要平坦得多。但是对于装着货物的卡车来说，沙土太大、太软。

在维吾尔人称之为“托乎契”的三堡，住着15户人家，已开始了耕地和播种。这个村庄大部分已经成为废墟。但是，就在这荒凉的场景中，依然高耸着一座三层楼的塔式建筑物。在柳树泉村，我们的车轮陷进了一道水渠边上的薄冰里。用了一个小时，才把车子弄了出来。在这期间，我们分食了从阿斯塔纳老乡那里弄来的几个瓜。

有几只浅灰色的狼在路旁徘徊着。战争时期，是狼最称心如意的时期。乔木恰的后轮让一个朽木桥的桥板给卡住了，又耽搁了一些时候。我们一会儿进入了杂草丛生的草原，一会儿又进入了戈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羚羊。有一处车马店被夷为平地了。有一些小村庄的所在地，仅仅剩下了一些黄土堆。有一座隙望台，作为往昔岁月的纪念物，耸立在那里。

我们驶进了1928年2月曾在那里住过一夜的陈墩村。它用泥土盖起来的房屋，大都成了废墟。那车马店虽已摇摇欲坠，却依然站立在那里。我们走进了它零乱的院子，三条狗、一匹马、一只山羊、一只公鸡和两只绵羊似乎是嘹墩的全部居民。我们走进院子旁边的那一排可怜的黑乎乎的房子，其中有一间屋子里，放着一支来福枪，还有一根连在电报线上的电话线。这一定是个军事哨所。但是，这村庄已经空无人烟，被遗弃了。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好久。太阳落山了，天渐渐的黑下来了，而夜晚的阴影开始了它们无言的嬉戏。那排房屋的门洞，张开着黑魃魃的大嘴，因为门已经用来当柴烧了。天愈黑，这地方就愈显得阴森可怕。天还亮的时候，我们窥视了其中的一两个房间，发现里面空洞洞的，满是灰尘，十分肮脏。但是，也有一些房间，可能被土匪当做巢穴了。

过了一阵，一个孤单单的士兵，走进院子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灰色军装和一双曾经是白色的鞋子，头上没有戴帽子。他对我们的到来，神态自若，显得十分镇定，彬彬有礼地答谢了我们递给他的一根纸烟。他告诉我们，陈墩岗哨通常有四个人，但是，另外三个人被派到其他地方值勤去了。那位孤单单的士兵家在安徽，曾在河南“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服役，后来到了甘州，是1933年7月被编人马仲英的部队的。

据他自己说，他被指派为一名副官。答应给他月薪390两[2]。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口粮以外，还没有拿到分文。

他还告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两百名维吾尔土匪的情况。他们大约在十天前，袭击了二堡。后来马仲英的部队开到了，有些骑兵就驻扎在隙墩的车马店里。居民都跑光了，留下了他们的一些家畜，现在由这位士兵看管着。但是，现在他该回到他那屋里去准备接电话了。这个可怜的孤单单的家伙，给人以忧郁、凄凉的印象。

2月14日清晨6点钟，三娃子叫醒我们的时候，赫美尔、般格门和我同住的那间帐篷里，炉子和两盏灯都已经点着了。外面还漆黑一片。但是，在麦片粥和咖啡煮好以前，东方地平线就开始发亮，而到七点半钟，天就大亮了。整个天际为云层所遮盖着，只有东面接近地平线的上空，温暖的玫瑰色曙光染红了云层的下端，而它的上方也渐渐地变成乳白色和紫罗兰色了。红色的光辉愈来愈强烈而壮丽，于是太阳升起在彩虹色的天空。这是一幅奇异、雄伟、令人敬畏的景象。

虽然，我们自从离开哈密以后，已经爬到1200米的高度，但是，气温却仅仅降到零下3.9度。

尕上校马英彪来到我的帐篷里，敬了礼，并且军人式啪地一声磕碰了脚后跟。他对我说，他在占领嘹墩的两年前就和马仲英在一起了。他认为金树仁之所以破坏了整个地区，是为了给马仲英将军的进军增加困难。树是难民自己砍的，因为他们需要燃料。说到我们的护送队，他告诉我一位年岁大些的，总是高高兴兴的人，曾经是个收税吏；另一位曾经是一个兵工厂的工头；再一个是负责马军冬季服装的皮毛供应事宜的。

车队8点钟出发。南面是一望无边的沙漠。它是一个长形，并呈现着深浅不同程度的红色，有着起伏或阶梯状条纹的盆地。道路通向一个夹在红色山丘之间的峡谷。山间的一个狭窄的入口通向一个同样狭窄的长廊地带。它的底部蜿蜒着一条冰带。我们在这里，越过了一辆带篷的大车，车上坐着一个商人的家庭，正在向吐鲁番行进。

路的两旁有一些并不高的山，有的被雪覆盖着。不久，我们驶出了山区，走入一片不大的沙砾平原。靠近一碗泉的地方，出现了五个“炮台”——小型的截角锥形的标志，我们把它们叫做路标。这里在一块砾石平台上挖有许多洞穴。没有见到一个人影，但是洞穴的内外依然有几处在冒着青烟。从吃剩下的东西看，最近在这里宰杀了三只羊，是用这些火烧着吃的。看来似乎有一队士兵，前一天在这里过夜。也许是马仲英派去驱散从库车流窜来的土匪的那支部队的一部分。

等了一个小时，那四辆卡车发着喷气的响声赶来了。于是车队继续向前行进。南面的地平线似乎在无限遥远的地方。很难说，大地在哪里到头，朦胧的云层从哪里开始。

我们重又驶进了山丛之间。电报线拖在地上，横穿过了这条路。我们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到溪谷。有时坡度很陡峭。黑色、红色和褐色的山岭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一个牌子标示着这是哈密和鄯善行政区划的边界。路上，骆驼的骨骸可算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了。

我们在车轱轳泉越过了一个由25名维吾尔人组成的商队。他们驱赶着230头毛驴，在向吐鲁番行进。他们估计还得走7天的路。他们从哈密已经走了5天了。

这里不多的几栋房屋，也都已成为废墟。有一个汉人运载棉花的商队在这些废墟里休息着。这里的高度是1280米。路又在向下倾斜，河谷变得宽阔起来，而成为天山中心的一块平原。

我们在这里遇到一群行走着的维吾尔青年。他们就是前几天离开哈密的那一批新兵。他们像我刚刚谈到的那些毛驴一样，是到马仲英的部队里去送死的。他们扛着红色和蓝色的国民党的旗子，吆赶着驮运着他们的装备和食物的毛驴、马、骆驼和大车。他们的首领尼牙孜伯克——尧乐博斯的大儿子，来到我的车前，要求搭个便车。我们在乔木恰的卡车上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

看着这批要成为马仲英野心的牺牲品的年轻人，我们内心感到悲伤不已。他们渴望的只是和平。但是，这个地区的和平被没有心肝的大烟鬼金树仁破坏了。难怪他们离开哈密时，送他们的妇女都在哭泣。后来，我们听到一种传说，说来自乌鲁木齐的追击马仲英的北军碰上了哈密来的这一批人，把他们杀个一千二净。但是，根据另外的一些报导，这一传说与事实不符。

我们的车子停了一阵，看着这些年轻人打着中国的国旗，唱着穆斯林的歌子在行进。我们透过他们所掀起的一股股的尘雾，瞥见他们所穿着的褴褛而色泽艳丽的衣衫。他们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会从马仲英在吐鲁番的军械库里得到武器的。

这时候，我们所处的高度是950公尺。一分钟后，我们到了七角井子。为数不多的房屋外面，新修建了一堵高高的围墙，墙上有两道维修得很好的大门。这里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军事哨所。因为路在这里分岔，一条通向古城子，另一条通向辟展[3]。

七角井子和那里的岔道在我们的心里引起了悲痛的回忆。我们在北京就已经听说，那位年轻能干的德国人哈尼肯（1894年中日战争时，在中国方面服务的一位将军的儿子）的事情。他沿着皇家公路到达了哈密，想要去乌鲁木齐考察贸易的前景。他的商队人数不多。他在1933年9月到达了七角井子，沿着公路继续向辟展行进。他们没有走出多远，他在兰州雇用的仆人们就劝他不要走这条路，而改走由七角井子，穿过山区到古城子的那条路。哈尼肯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动身穿过峡谷，沿着到古城子去的路行进。但是，他没有到达，而就此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我在叙述我们在乌鲁木齐逗留期间的情况时，将回过头来叙述这件十分动人的悲剧。

村子外面，有一个汉人的庙宇和一座塔。死马和破烂衣服说明最近曾在这里发生过战斗。我们护送队的指挥官马英彪告诉我们，不久以前，附近山上的哈萨克人曾经袭击了这个村子，杀了人，抢去了一些马匹。他警告我们并且建议我们加强护送队。哈密的张司令在我们启程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地区不安全，并且向我们保证他会把我们要到那里去的情况和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电话通知那里的卫戍司令。那位护送队的指挥官认为每辆卡车需要再增派两名士兵，护送我们十英里的路程，或是到走出危险地段为止。由于护送队的那个指挥官，据我们听到的种种消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无赖。所以，我们怀疑他是不是需要再增加八个人好来袭击我们，并抢夺我们的车队。我们只答应每辆卡车增加一名士兵。

我们到了东盐池以后，停下来休息了一阵，并且让多余的东干士兵下了车。我们一直在向山峦的深处行驶。我们的左方是陡峭的大块岩石。我们时常越过一些骑着牲口的人和牛车。那个惠井子泉所在的狭窄的山谷里的道路并不坏。太阳被高山崇岭所遮蔽，但是，却把东西的山谷照得分外辉煌壮丽。

5点钟，我们到达了那条隘路的起点。它的高度是1630米。隘口的西侧，道路向下倾斜，直向夕阳奔去。它的坡度相当的陡。山谷逐渐地开豁起来。在西盐池的西头，有一个村庄。马仲英派有四名士兵在那里迎接我们，把我们带到吐鲁番。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了三天了。

太阳在徐徐地降落，暮色逐渐浓郁起来。我们穿出了天山，在漆黑的夜暮中，驱车走过长着草和芦苇和松软的沙壤平原。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几辆牛或马拉的大车，约二十头毛驴和一个骆驼商队。这个骆驼商队共有4对骆驼，把成包的棉花运到哈密。再从那里，越过沙漠运到归化。

我们已经走了152公里的路。这在亚洲的道路来说，就是快的了。九点一刻，我们到达了契克塔木村。这是我们的第37个宿营地，海拔400米。

2月14日夜，气温仅仅是零下0.5度。我们离吐鲁番盆地的春季越来越近了。我们醒来的时候，营地就被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难怪他们好奇！有5个欧洲人，12个汉人和蒙古人[4]的汽军队！而这个汽车队竞来到了近几年来，只有军队、新兵和难民徘徊的这个地区！契克塔木村的情况非常特殊。这个村子从前只住有12家人，而现在却住着100家人了。他们的大部分是从古城子那边来的难民。我们在这些人中，看到有一些维吾尔人在胸部的左侧缝了一块方形的白布。据说，这表示他们已经被征召入伍了。

在这个村子外面，我们不得不驶过一个水渠上的一座很不牢靠的小桥。赛拉特在前头。小桥右侧的纵板发出可怕的嘎喳嘎喳的声音断了。装载得很重的卡车倾斜得很厉害，眼看着这个笨重的庞然大物就要翻车，掉进水渠，车轮朝天了。我们的心紧张得都要跳了出来。但是，赛拉特猛踩一下油门，平平安安地冲了过去。接着，我们就修理了那座小桥。这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但是车队总算平安无事。

比尔布拉克（即“一个泉”）村，汉人把它叫做鹰嘴树村，仍然有几丛树活着，并且住有4户人家。它位于一些低矮的光秃秃的小山丘之间。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一座危险的桥，但是，总算安全地通过了。

下一个村叫“塔孜”[5]，没有人居住。我们的车队沿着这条路行驶的时候，被整个缠裹在浓密的砂烟尘雾里，丝毫也看不见踪影了。小车子在最前面行驶着，所以它的乘客的肺里就不会吸进像后面那些车子的乘客所吸进的那么多灰尘了。在“托克兹坎儿孜”[6]村附近，有一座名叫“卡尔噶吐拉”（乌鸦塔）的陈望台耸立在一处高坡上。西南方伸延着一条沙丘带。我们遇到了一些吱吱作响的牛车，骑着马的士兵，时而也遇到一些难民。他们可能是回家来看看他们的农舍里还剩下什么的。

我们差一点陷进一条很深的水渠里。下一座桥简直太危险了，所以，我们认为还是绕个大圈子走辟展北面好些。

我们在一个古老但依然没有受到损伤的树林之中，沿着一条像“8”字那样旋绕着的道路，进入了一个小城镇。我们穿过一条中间有着一道深沟的可怕的街道，险些翻了车。刚过两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这个城镇的巴扎尔，在一栋相当大的房屋外面停了车。马仲英的高级副官何司令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他年轻，高个子，长得相当漂亮，举止文雅，待人彬彬有礼。他对我说，他读过我的《戈壁沙漠横渡记》的汉译本。看起来，他不是那种通常目不识丁的下级官员。

这位司令官把我们请进一间相当宽敞的屋子。里头有两个圆桌，上面放着茶、花生和糖果。一个桌子是给领导人准备的。另一个桌子是给我们的司机和仆人准备的。接着就是晚餐一大块的煮羊肉和抓饭。

我们按照原来的安排，把护送我们来的5名士兵留在了辟展。我们想给他们一些小费。但是，何副官解释说，马仲英禁止他们接受礼品。我们是他的客人，我们到他占领的地方，就不能让我们破费了。何和他周围的辟展的显要人物挽留我们在那里过夜。他殷勤好客的态度令人十分感动。他确实采用了一个很新颖的说服方法。他说，“如果您同意留下的话，我就同意我的部下接受您的小费”。

但是，我们走的决心没有为之所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欢宴，喝着中国的白兰地，说着笑话，寻着开心以后，我们告了别，走向外面的汽车。外面巴扎尔上，人群熙攘，绝大多数都是东干人。他们一排排地站着，穿着华丽衣衫的妇女和儿童拥挤在每家的大门口和小巷子里。街道有很长一段泡在溢出的渠水里。

出了这个城镇，我们登上了一块约有20米高的陡峭的平台上。我们在它的顶上休息了一阵，俯视着显著凹陷下去的绿洲和它周围广阔的灰黄色的沙漠。南面突出地显露出来的带状沙梁所形成的那条参差不齐的轮廓，名叫“库木塔格”，也就是“沙山”。它背风的一侧，陡然地向东倾斜下去。在那沙石地带的中心，可以看到一座嘹望台。

其他卡车又落在后面了。只有赛拉特在我们前头。我们和他一起在一个平台上的洞穴外面停了下来等候。在火红的夕阳落下以后，闪烁着银白色光泽的新月升了起来。它目睹着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在来来往往。终于，乔木恰开着他的卡车到来了。他报告说，乔格车里的冷却器没有水了。所以，我们去找到一条小溪，装了一汽油桶的水，送到乔格那里，然后才和那个洞边上的其他人会合。

我们在黑暗中行驶，穿过一些村庄和树丛，越过一些危险的桥梁和变化莫测的河道，终于在一个名叫“连木沁”的大村庄外面扎了营。这个村庄的地势高度约170米，住有300户人家：其中4户是汉人，25户是东干人，其余的都是维吾尔人。

16日晨，我们从这个村庄在一个小山岗上的墓地上，观赏了西南方向的一个峡谷和它周围整个地区的优美风景。一个平台上，矗立着一座古老的陈望台。这一天，天气晴朗，天空一片瓦蓝。我们的路伸向西北面的方向。路上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桥。我们得在委身于它的腐朽了的木头之前，把它修理一番。

通往吐鲁番的路上有三家小旅店。它们的门敞开着，附近有些被土匪们劫后幸存的杨树林。路的左边有一些小丘。到喀拉和卓废城的路就穿过这些小丘。勒·寇克关于这个废城描述得很好。这些小丘的下部被侵蚀得奇形怪状，使它们带有显著的雕塑的风貌。

地面上一长串一长串泥土的圆圈，标明了巨大的地下水渠，也就是坎儿井的流向。埃米尔坎儿井村，就是用一道坎儿井的名字命名的。苏巴什村种植着大麦、玉米、小麦、瓜和棉花。

苏巴什村住有50户人家。身穿蓝色和红色衣衫的少女们，带着惊异的表情，跟在我们的身后。穷苦但十分俊秀的年轻母亲们怀抱着她们的孩子。路旁长着几株伦巴底种的白杨树。

一辆卡车想要避开道路中间被水泡软的浅槽，而倾斜得很厉害，使一些货物滑了下去，其中就有陈的仪器箱。有一支温度计和两个经纬仪的玻璃摔碎了。车轮直到车轴以上都陷进泥泞里，非得把货物御下来不可了。铁铣、原木板、垫子、千斤顶，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风似乎在低声地提出它那老·套的忠告：“要耐心啊，要耐心！”

大车和骑牲口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得出我们正在靠近一座相当大的城镇。我们把胜金村抛在右侧，然后通过同名的山谷向下驶去。这里有一道小溪在白色的冰带中间流动着。再往下，它在一个像峡谷似的碎石的绝壁之间奔流着。根据高度计，我们现在处于和海拔同样的高度，到了世界最低的干燥盆地的边缘。这个盆地最低的地方是鲁克沁村的西南，地势低于海拔约220米。

在村子里，我们赶上并越过了12辆为马仲英的士兵运载小麦的大车。这些大车是征调来的，从不付给运费。

道路在峡谷的左侧山顶上变窄了。我们的右侧是悬崖峭壁，那条小溪在它的底部流动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路架在小山谷上，使人望而生畏的摇摇欲坠的桥！右侧车轮的车辙经常令人不安地靠近悬崖的像刀切出来的边缘。我们十分担心，这黄土的绝壁在三吨重的卡车的压力下，会不会塌了下去。

我们在山谷的底下，靠近胜金阿齐斯村的地方，又一次休息和等待。有两辆卡车在这十分险恶的道路上颠簸而来。但是，可以看到其他两辆卡车还在山谷遥远的上方。后来听说他们被三个维吾尔小孩耽搁了。这三个孩子从喀拉和卓附近的一个村庄出来。想抄山里的近道，顺着陡峭的山坡蜿蜒行走，直到他们来到胜金山谷左侧的绝壁的边缘为止。这时，有一个孩子不注意，踩空了脚，摔了下去，大概有三十米深。他正躺在山脚下呻吟着。幸好，这时候赫美尔坐在其中的一辆卡车上。他护理了这个孩子，给他包扎好裂开的下颔和其他伤口，把他送到一家能够安静地休息并且得到照料的人家。另外两个孩子紧紧地抱住他们身下的狭窄崖沿。他们的前面是万丈深渊，后面是看起来没有退路的悬崖绝壁。

在我们等候赫美尔和两辆卡车的时候，有一名年轻的军官走上前来，邀我们到他那里喝茶。他名叫马登元[7]，是胜金阿齐斯哨所的指挥官。他带我们到他的住处——个漆黑的，有一段陡直阶梯通进去的地下洞穴。吐鲁番和周围的地方，人们都有洞穴。也就是地下的房屋，以躲避夏天透不过气的闷热。马登元就住在这么一个洞穴里。

赫美尔来到后。我们听到三个孩子的不幸遭遇。我们恳求我们的主人派人去营救那些遇难的孩子。他郑重地答应了去照看他们。但是，他实际上做了没有，我们就无从查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