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乔格_马仲英逃亡记

寻找乔格_马仲英逃亡记

寻找乔格

3月6日早晨，我和尤去拜访县长。他已经知道了夜里发生的事情，因而问我们有没有人负了伤。接着，我们去见那司令官的副官，告诉他我们准备在第二天早晨出发去库车。直截了当地把我们手里的牌都摊到桌面上倒好一些。不然的话，他们可能把我们当囚犯拘留起来。这个无赖副官是前一个夜晚暴行的真正策划者。但是，他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宣称，我们的旅途上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出于外交策略，收下了他送来的礼物——两只羊和六只鸡。

1我们的院子里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其中主要的是老人和孩子。有些维吾尔人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这些东干兵”，他们中的一人说道，“是我们穷人的祸害和瘟疫。他们吮吸着我们的血汗，我们快要饿死了”。

那位令人敬慕的县长在他衙门的墙上，贴出了一张用汉字写的告示说：

“司令官！你要杀的话，就杀我吧，我会高高兴兴地死的。但是，我恳求你怜悯一下我治下的老百姓们。”(www.guayunfan.com)

由于这张告示，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征调一切物品，都得付给价款。但是，没有一个人理睬这道命令。士兵们像从前一样，任意偷抢。所以，市场上的店铺依然关闭着，上着闩。

另一位老人说：“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小麦、大米、鸡蛋、鸡、鸭，赶走了我们的羊、毛驴、牛、马，从没有付过一分钱。”

据说，现在住在库尔勒的，有两三百户维吾尔人，五十户东干人，但是没有一户汉人。

那天，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和购买物品。我们在3月7日的清晨，离开了库尔勒。我们指定埃弗接替乔格，担任我们技工和司机们的负责人。许多人涌到街上来看我们。我们驶过了警备队队部。这时，它的大门口没有设着岗。我们第一次在黑夜里检查过的孔雀河上的木桥，现在又经龚检查了一次。他保证它经受得住我们的重压。路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但是，我们驶近绿洲的边缘以后，人变得稀稀拉拉的了。道路两旁的柳树、榆树和白杨树的树枝遮蔽着道路，形成了一道拱廊。

我们已经走上了公路，把我们决不会忘记的那座小城镇一库尔勒抛在了身后。38年前，我和库尔勒的士兵打过交道。我的考察队的管事伊斯拉木巴依正坐在市场上和一个安集延商人闲谈的时候，有一队士兵骑着马在旁边走过。那时，所有的维吾尔人都得站起来，以表示对天子恭顺之意。伊斯拉木巴依因是白沙皇的臣民，而没有站起来。那队士兵站住了，其中有一两个人抓住伊斯拉木巴依，把他打了一顿。我向他们的司令官提出了抗议。他的判决是要伊斯拉木本人指出殴打他的人。这样做了后，那个被认出来的家伙挨了一顿打，作为对他所犯错误的惩罚。他现在在那里呢？伊斯拉木巴依死了。现在轮到我和库尔勒的那些没有军纪的士兵发生纷争了。

再往前追溯，1877年，侵略者阿古柏败在左宗棠手下以后，是在孔雀河旁的这座小城镇里，结束他自己的生命的。

赛拉特陷进了被水淹没的路上。在挖出他的车子的过程中，一群人重又把我们的车队围了起来。一个诙谐的托钵僧[1]得到了一块面包。他像是位哲学家。对他说来，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一回事。不论谁统治新疆，他都没有什么可以丢失的，都和从前一样，一贫如洗。

一位老人给了我们一个馕，得到了五两银票。一位老年妇女伸出她瘦骨嶙峋的双手，祈祷上帝保佑我们一路顺利。她得到了那位老人刚刚给我们的那个馕。她急忙地把它塞到怀里，以防其他饿着肚子的人抢走。我们在这笔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那位老年妇女的祝福。

人们来来往往，有抱着孩子骑着毛驴的妇女，有到市场上去买卖东西的人，有无目的地流浪的人、乞丐、托钵僧、村民和正在返回家园的难民们。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看了一会，才继续他们的行程。但是，没有见到卖羊、卖家禽或粮食的乡下人。卖那些干什么？因为，士兵们见到什么东西都要抢的。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的食物藏起来，好不致于饿死。

惟一一动也不能动的是赛拉特。他的后轮一直陷到车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现在得用三辆卡车装载四辆车的货物。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那座摇摇晃晃的桥和那些傲慢的哨兵们。现在，公路上的泥坑，又把我们困在这个可怕的绿洲里。但是，我们终于在草垫子的帮助下，又使赛拉特能够开动了。我们继续向前行进，而那些爱看热闹的人散开了。

车队路过了一所汉人的寺庙。它的大门上方写着“灵长寺”三个字。我们把我们在3月4日驶过的孔雀河谷里的那条路，抛在了右侧。现在，我们上了通向库车的公路。前一天乔格行车留下的车辙还没有被那稀疏的过往车辆抹去。路上见不到一个人。这里是库尔勒的公墓，是睡在墓碑下面的那些死人的住地。离公路很近的地方，有一些新坟。有人告诉我们，里面埋的是被土匪杀死的人。

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耀人眼目的沙漠，看上去非常光彩夺目——它是既没有人，又没有鬼魂居住的沉寂、安祥的沙漠。我在以前的旅行中，足迹几乎踏遍了南疆的所有道路。但是，只有库尔勒和阿克苏之间的这条路例外。这里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

出现了另一个“古瑞斯坦”，也就是墓地。这里有五个“巴依”（有钱人）的带有圆顶的坟墓，一群羊正在普通老百姓的墓地里吃草。往往很难分清哪些是羊，哪些是和它们一样白的石头。

有一条水渠的支流从这里流出，成排的树木——柳树和白杨，泄露了它的存在，并且遮蔽着它的流向。这里可以看到一两栋房舍。一位老年妇女站在路旁招揽着鸡蛋的买主。又路过了几处墓地和一处有商队在休息着的旅店。牛车在拉运着原野上生长的植物作为燃料。

我们左侧，出现了孔雀河的一个猛然向西拐的河湾和一个椭圆形的湖。行驶了近一个小时后，我们驶过了在村庄和树丛之间的这条河渠的终点。我们离库尔勒才24公里。接着，我们经过一段完好的沙土路，进入了戈壁沙漠。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库尔勒绿洲。

我们遇到了一支有21辆大车的军用车队。它装载着马仲英军队的军服，由13名骑兵护送着。一个孤单单的维吾尔人脸朝下地趴在路旁。他死了吗？不，我们急驶过去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从库尔勒到这里的一路上，甚至连电线杆子都是倒在地上的。但是，由这里往前的一段路上，电线杆却是直立着的。我们的右侧，群山在向后退去。沙漠看起来十分平坦，但却不知不觉地向塔里木的方向倾斜着。

这里，在沙丘之间，有着一条约三米高的覆盖着草木的土丘。道路接着就通过了一片开阔的白杨林，有时在一些草丘之间，陷下去约两米深。我们现在正走在那条真正的古代丝绸之路上。一群牛羊，看到我们驶近时，慌忙地跑开了。

察尔齐村住着12户维吾尔人。他们正在播种着小麦。有6名骑兵住在这村子的茶馆里。他们见什么，拿什么。

频繁地出现宽阔的白杨树丛和长着柽柳的土墩。我们一再地驶过从群山中伸展出来的河溪的枯竭了的河床。道路有时是沙土的，有时是细尘土的沙尘，在车子后面涡旋。艾西木村住着不多几个人。

道路不久就变得很不好走了——尽是沙子和松蓬蓬的浮土。一条两面长有枝权茂密的老树的小道，通向恰迪尔村。河流在这里分成几道水渠。这个村庄连同它的优美的树丛，给人留下了愉快的印象。南面可以远远地看到一片森林。

原野继续向西伸展，路很不好走。过了一阵，我们越过了几条小河。

我们第47号宿营地设在了喀拉沙奇哈乃木村子外面。这个村的名字取自座落在这里的一所陵墓。这个村子住有12户人家。我们行驶了117公里。这里的海拔是1080米。

我们的晚餐是炸鱼和鸡蛋汤。我们的旧炉子报废了，所以改用了一个火盆。村里的人很热情的，给我们供应了大量的鸡蛋。我们询问鸡蛋的价格时，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是远方的来客，免费地招待你们是应该的”。结果，只好由我们自己规定价格了。

塔里木在这一带被称为“夏洋”河（蝎子河），而在阿克苏那面，被称为穆扎尔特河。一个村民告诉我们，他和另外33个人赶了一万二千只羊到苏联境内卖给吉尔吉斯人和俄罗斯人，两个月前回来的。他们卖了好价钱，但是，钱被当局没收了。他们声称，库车只有两百名东干士兵，而有两千维吾尔人住在周围的村子里。维吾尔人是骑马的，但是，只有“卡拉一穆尔托克”（黑枪）。这种枪用来打猎没有问题，但用来打仗是不成的。

我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见到商队和商人。他们说，这些人因为害怕士兵，走的都是沙漠里的路。

夜间，温度下降到零下4.3度。3月8日，上午9点42分出发，通过了一片灌木地带，过了一座相当大的和几座较小的桥。我们一直行驶在一条古木挺立、美丽如画的林荫道上。

我们在离阳霞林巴扎尔不远的地方，买到了馕、肉和干果。许多店铺都关着门，但是，周围却有不少人。村外，有一座相当大的桥架在一道水渠上。

离阳霞不远的地方，有大约一公里长的路通过盐碱地带。山里的融雪水和泉水从地下渗了出来，使地面经常保持十分潮湿的状态。尽管挖有相当深的排水渠，架有不少的桥梁，但却是一段很不好走的路。我们的三头“象”一次又一次陷了下去，抛了锚。但是，乡里人去拿坎土曼[2]或铁铲，来帮助我们，终于，这个障碍也克服了。

在那以后，树木不见了，只有柽柳和草丛，地方变得更荒凉了。我们不时地驶过一些桥梁。地方贸易在一些村子之间进行着，规模很小。我们没有见到商队，只见到少数几头毛驴和马，偶尔一辆牛车。

我们驶过了几道小河，接着是另外一片盐碱地。有些地方寸草不生。然后，又出现了一连串的桥梁和一条树木挺拔的林荫道，伸向一个名叫布古尔，也就是汉人称之为轮台的大村子的巴扎尔。这里的人几乎到了拥挤的程度。有顶棚遮盖着的巴扎尔给人以繁荣的印象。所有的店铺都开着门。商队，骑着牲畜的人，驮着东西的牲畜，买主和卖主，熙熙攘攘的十分热闹。

我们没有停车，而继续行驶下去，以便能够在天黑以前赶到库车。乔格的车辙一路上没有断过。我们问到的村民们告诉我们，前一天，有一辆汽车从这条路上驶过。

我们继续向前行驶，穿过一些林荫道和架着桥的新水渠。又是一片让人心烦的潮湿的盐碱地。我们的车子不时地陷了进去。一个坟墓上，插着一些挂着牲畜的尾巴和角的“塔夫”。桥是没有办法数的，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的。

我们在一道河的堤岸上，靠近一座结实的木桥处，我们停了一阵，用热水瓶里的茶，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

我们刚驶过了群巴克村的巴扎尔，在向西行进中，时间是4点差10分，正在掌握着小车的方向盘的般格门喊道：

“那不是乔格么！”

“什么！乔格！不可能，他前天才动身的。不会是他！”

无论如何，在远方大路两旁排列的柳树之间，可以看到翻滚的尘烟，那只能是一辆开得飞快的汽车扬起来的。不太远了，树木把它遮住了。

“他的车上还坐着兵呢”，陈说道。

“不”，尤说，“那只不过是一些旗子”。

我们的车子前头都插着中国和瑞典的国旗。瑞典旗表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不能受到干扰。

转眼问，乔格来到我们跟前，跳下了车。我们也停了下来。般格门急忙地伸出手臂去迎接他。在那以后，那个回了家的孩子向我走来。

“谢谢上帝，你还活着，乔格！怎么回事？你怎么这样快地摆脱了那些人的？把一些情况都告诉我们吧！”

好吧，我在3月6日早晨，离开我们在库尔勒的住地以后，就直接到了张的住地，也就是前一个夜晚我们被捆起来的地方。整个护送队，也就是从吐鲁番来的那5个家伙和另外7个人，都要跟车到库车去。他们立刻上了车，而没有携带任何装备。我拼命地把车子往快里开，管它是高低不平的地也好，过山坡，过渠，过桥也好，一路猛冲猛撞。让那些家伙一路上滚来滚去，拼死地抓住车子不敢松手。他们不停地东碰西撞。终于使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他的人都晕了车，像猫似的哇哇地吐个不停。张本人也受不了啦，坐在驾驶室里我的旁边，把他周围吐得一塌糊涂。有趣的是，这次倒像我在绑他的票了。他那时可老实啦，甚至使我想到把他捆起来，推到渠沟里去。但是，他们尽管很受罪，却依然没有放下他们的枪。他们终究，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争分夺秒地要把马的命令送到阿克苏。

我不由得拉拉张的腿问他，是不是认为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旅行，行驶在一条优美平坦的道路上……一但是，我也向他说了我的心里话，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全世界都会知道，他们对我们的队长和其他三位成员所施加的暴行，而使他们丢脸，并且损害他们为之服务的马仲英将军的威信。他们在亚洲和欧洲的声誉，都会因之而遭到败坏。

张说，‘我们才不在乎我们的声誉好坏呢，我们只要服从命令就行。’‘好吧’。我说道，‘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是怎样看你们的。我孤独一个人，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地坐在这里，置身于你们12个携带着来福枪和手枪的军人之中。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枪毙我，我不怕。但是，只要我还能说话，我就要告诉你们事实……’

前天傍晚，我们到了布古尔。他们被我胡乱开车弄得精疲力尽了，不得不在那里住下，好好地休息一番。张和那里一位指挥官以及另外两名东干军官谈了很长时间，听到了许多有关战争的消息。然后，我们坐在大炉旁闲谈了一阵。

张使人吃惊地坦率地对我说：‘我听说，我们只能到库车了。通往阿克苏的路堵塞了。你肯定可以从库车回到库尔勒去了，我们再也不需要你了。’

‘你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呢？’我从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他在上面写道：‘准许乔格·苏德布驾驶他的卡车到库尔勒，沿途部队不得阻拦。’张在那个条子上盖了章。我拿了它，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却把它好好地收了起来……

昨天早晨，我把他们送到库车。我们是12点钟到那里的。我们停在警备司令部的大门外头。我把他们赶了下去——实际上是，他们急急忙忙地跳下车子，奔了进去，打算在递交了他们带来的命令之后，打听有关战争的消息，喝茶、吃饭。

我等最后的一名贼兵消失在大门里面之后，马上尽快地掉过车头，像离弦的箭似的，沿着我们去的那一条路，开出那个城镇。在离库车12公里的地方，引擎熄了火，我一筹莫展。那时候，我想这可糟了。我没有得到离开那个城镇的许可，而很可能，还得把有关战局的新消息尽快地送到马将军那里去。我对引擎毫无办法。我提心吊胆地拼命地检修，引擎依然发动不起来。但是，到天快黑的时候，我终于把它修好了。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无论从东面，或是西面，没有一个人前来干扰我。于是，我想到夜里继续向前行驶，但是，我没有敢开头灯！怕那样会暴露我自己。我离开库车是一种逃跑，我们的乘客发现我走掉以后，一定会暴跳如雷的。他们没有立刻派人骑着快马追我，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了一路的经验，我确实是狠狠地踏着油门行驶的我当时非常疲劳，所以，睡了一阵。但是睡得不稳。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从后面赶来。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他们从库车的警备司令部那里听到了溃败和总退却的可怕消息后，把我和卡车的事都给忘掉了，而除了逃命之外，什么也不想了。他们要跑的话，地球上往哪里跑都可以，但决不会向东跑的。因为向东跑的话，会遇到气急败坏的马仲英。

我今天早晨醒来时，周围一片沉寂。我一大早就出发，3点钟左右到了群巴克的郊区。在那里吃了午饭。饭馆的主人告诉我，头一天傍晚，有4辆汽车到了阳霞附近的地区。所以，我对我们在这里会合，没有像你们那样吃惊。

乔格说完了他的经历。他是那一天的英雄。他站在那里，悠闲地微笑着，抽着一根纸烟。我们终于逃脱了这次灾难。他对我们是用英语说的，对蒙古人和仆役们是用汉语说的。就我的心情说，既然已经到了这里，而不能继续向库车、阿克苏和喀什行进，完成我们的这一部分计划，实在使人十分扫兴。但是据乔格看，如果按照原计划那样去做，就意味着被俘或死亡。

他从东干人和其他人的谈话中得知，伊犁已经被盛世才手下的白俄占领，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将军已经自杀。我们以前听说，他是被杀害的。然而，这位张将军的部队已经开拔，到了阿克苏和库车之间的拜城附近。他们可能从那里向库车或更往东的地方去。可以预料库车是一定会有一场新的杀戮的。

乔格希望我们早晚得到一次库车。那是一座有着美丽如画的街道，整齐的房屋、桥梁和花园的使人心旷神怡的城镇。他没有能够去看望那位独身的瑞典女传教士恩瓦尔小姐，因为那是要冒丧失生命和卡车的风险的。

另一方面，他听说那个城镇里，一滴汽油也没有。所以，偿还我们借出的汽油的一切允诺都是骗人的空话。就那件事来说，我们早就知道是那么一回事。

乔格也明确地感觉到，马仲英的处境是丝毫也没有希望了，他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夹攻。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取道哈密或库尔勒，退到安西去吗？

这里，在这群巴克绿洲，我们似乎面临着一个岔口。我们如果继续向西行进，就得在拜城通过一道战线。根据乔格的说法，我们会遭到射击，被俘，并且丢失我们的汽车。我们如果向东退回到库尔勒，我们十之八九会遇到马仲英，他的参谋部和他的溃逃的军队。对于我们和我们又凑到一起的车队来说，落到一支败军的手里，比落到一支得胜的军队手里，危险更大。

我们恰恰被夹在两堆烈火之间，很难猜测哪一堆火，会把我们烧得更厉害一些。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感觉到，我们已经被卷进一场极其野蛮和残忍的中亚细亚的战争旋涡里。不，还不止如此。我们接近了战争的舞台上最炽热的地方，而且是在战争的最后和最关键的阶段。眼前，我们被包围在一片不吉利的沉寂之中。这里的乡下人和大车，和安全太平的年代一样，往返于大路之上。但是，人们能从空气里感觉到，这是暴风雨前的沉寂，决战的时刻即将来到这里——库尔勒和阿克苏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上。古时候，无数的巨大商队，运载着珍贵的货物，向西方世界走去。现在要我们作出英明的抉择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注定被毁灭。

到五点钟，我们才决定把这个问题放到明天再说，并且到离那里12公里的布古尔去过夜。我们前一天因为想避免不必要的耽搁，尽快地弄清楚乔格的命运，而没有在那里停车。

天黑以前，我们很难到达布古尔。我们知道那条路很坏。我们把车掉了个头，顺着我们自己的车辙往回走。15分钟以后，乔木恰陷进了泥坑，接着其他一两辆车也陷了进去，把它们重新弄出来，花费了一个小时。薄暮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我们只得随便找上一块干燥的地方扎营。有一位热情的老人帮了我们的忙。我们的帐篷就扎在一块田地里。

那位老人给我们弄来了柴火和鸡蛋。他还动员来4个维吾尔人，在夜间轮流为我们站岗。我们第48个营地叫肖雅契，属于群巴克区管辖。这位老人简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

“昨天，开过去一辆卡车”，他说道，“今天开过去4辆，而今天晚上，5辆全都回来了。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西面的仗已经打开了吗？你们不得不回东面去吗？”

农民们对于我们的来来往往感到惊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担心出了什么事情。那位老人告诉我们，已经很难搞到草料了。因为商人和乡下人宁愿把他们所有的东西藏起来，也不肯拿到布古尔的市场去卖。“当兵的拿走我们的粮食，牵走我们的牲畜”，他说道，“一个钱也不付”。

村里的“阿克沙卡尔”（头人）对我们说，有一条通往塔里木的路，没有沙子，适于大车行驶。塔里木河畔有“阿巴德”，也就有耕地和村庄，居民是罗布泊人。他们有船、马和骆驼。他们把几个独木舟连接起来，铺上厚木板，用这样的渡船运载大车和货物。

夜间的气温是零下4.3度。3月9日晨，我们很早就出发了。每天早晨，我都不知道这一天会怎样收尾，而我们这出戏的下一幕会演出一些什么。

我们进入了布古尔，并且把车子停在了县衙门的大门外面。我们递进了名片，被带到伯克的客厅里，这个客厅是汉式的。县长是一位五十上下的人，长着满脸的胡须，缠着头巾，有着一个有旋律的名字，叫贾巴里丁阿吉。所以说，他到过麦加，见过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它精华的一部分。

这位伯克给我们敬了茶和纸烟。过了两三个小时，那几辆卡车才到。赛拉特的空气过滤器出了毛病，得找巴扎尔上的铁匠给修理一下。其他人买了大米、面粉、鸡蛋和20加仑石油。

我想听一听贾马里丁对时局的看法。但是，他是，而且也必须是，一位善于辞令的外交家。他就他所知道的马仲英的可能失败只字不提。因为，他是本村维吾尔人的最高官员和伯克，即使他确信马要失败，只要这个大村庄里还驻有忠于马仲英的东干人的卫戍部队，他就不能胡说乱道。

我述说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怎样在无意之中落进了圈套，以及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活着冲出去的想法。

“您如果处于我们这种情况的话，会怎么办呢？你看我们怎么办好呢？”我问道。得到的答复是：

“您是体面的有权势的人，我是渺小而无力的人。您比我见多识广。您来自东面的事件发生的中心地，而我则一直守在这里，一无所知。但是，不论你们决定怎么办，只要有需用我的地方，我将尽力而为。”

“您认为我们今天能够开到库车去吗？”

“可以，可以到库车外边的杜夏木贝——巴扎尔村。没有人敢碰你们的汽车的。”

他进一步想了想之后，补充道：

“今天不要去库车。六天前，我派了一名探子到那里。我让他确实地把局势摸清楚，并在两天之内回来。你们最好住在这里，等我派出去的那人回来再说。”

几个小时过去了。车队还没有做好出发的准备。那位伯克请我们留下来和他一起吃“阿希”。我像是坐在针毯上似的烦躁不安，因为我觉得我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随着每个钟头的流逝，我们遇到马仲英的可能性在加大，因为他和他的败兵会像飓风那样扫过丝绸之路，从库尔勒涌到库车。

大路是军队要走的路，对我们来说是最危险的路。所以，我为了摆脱困境想到了驱车到塔里木河畔，渡过那条河，隐藏到森林里，等候时局平静下来的办法。

我就这个办法，请教了伯克。他说，从布古尔到塔里木河畔的一些村镇去的道路是浸饱水的，汽车不能通行。即使我们把车子开到那里，而船也太小，装不下卡车。他补充道，有一条路先到奥根河，然后再到塔里木的大河。塔里木的大河流进一个相当大的湖。库如达里亚的一个支流就发源于这个湖。在察尔齐下面，160“尧尔”（大致80公里）的地方是鲍特库尔湖畔的赛克奇克村。这位伯克说，“你们可以驱车到那里，等着看看时局怎样发展”。

又有几个小时悄悄地流逝了。赛拉特依然在等待着铁匠为他修理车子。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到巴扎尔上闲转，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去了。大约有一半店铺开着门，另一半却关着门。有各种食物——肉、馕、面粉、大米、果仁、蔬菜和干果，特别是有葡萄干和杏干出卖着。市场上一些朝大街开着的饭馆里，厨师们站在那里用勺子在锅里搅动，或是把“阿希”[3]、“曼塔”[4]、“克瓦甫”[5]等盛在木盘子里。而它们的香味都在刺激着顾客们的食欲。

有几只宰好的羊吊在灰尘弥漫的街道上。苍蝇很快地就围着它们打转了。有些店铺售卖着皮靴和鞋子，另一些店铺经销着各种帽子和绣花的头巾。还出售着纸烟——十支装的一小包，卖一块银元！戴着白色面纱，或蒙着黑头巾的妇女在市场上闲逛。在开设着妓院的小巷子里，没有戴着面纱，打扮得花里花俏的美人儿，在倚门卖俏，招引着顾客。

我们能够看出，人们的衣著陈旧而褴褛。曾经是红的、蓝的、黑的，或带条纹的袷袢都脏了，并且褪了色，所以，色泽变得难以辨认了。从前一度闪光的柔软的皮靴，已经陈旧和破烂不堪了。人们添置不起新的衣服。贸易瘫痪了，商人们不愿意让他们的资本冒风险，这个地区在打仗。目前，人们只能凑合着混下去。只有乞丐和托钵僧们的穿着与和平时期一样，破旧、寒碜、半裸着身子并且饿着肚子。

巴扎尔的动物市场里，除了出卖的马、骡等商队用的牲畜外，有牛、羊、鸡、鸭、鹅等，还有鸽子、狗和猫。

我们重又回到那位伯克的家里——以前汉人县长的衙门。我们有个印象，是在1933年汉人的新年里，布古尔有180名汉人遭到杀害。只有5个人幸免，他们似乎是在贾马里丁阿吉的保护之下。

我们兑换了钱，每块银元只兑得20两。那位伯克在这个交易上占了便宜。

晚上，贾马里丁伯克的住处，举行了歌舞晚会。两个维吾尔人随着缓慢而单调的音乐节奏跳起了舞。他们举着手臂，曲着膝盖，一面旋转，一面围绕着对方转动。他们也和着“杜塔尔”，也就是二弦齐特拉琴和达克即铃鼓唱歌。晚餐是羊肉、大米、洋葱和茶。

修理汽车和采购物品都没有按时完成。我们只得在布古尔住下了。贾马里丁的衙门供我们免费过夜。他热切地希望我们住上几天。这使尤想到，他是想把我们留住，与此同时，派几名骑马的信差到库车和库尔勒去报告我们的动向和计划。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效忠于眼下的权势人物——马仲英将军。

参加音乐晚会的一位维吾尔老人低声对我说，伯克听说属于已故张将军部队的两千名东干人已经开到了库车。他说杜夏木贝·巴扎尔还有两三千汉人。

3月9日夜的最低温度是1.2度。我虽然下令六点钟出发，但是“埃茨尔”出了毛病，发动不起来。我们又得等。我们在布古尔整整地浪费了一天一夜。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明天才能知道。晚上，贾马里丁问我们，他能不能随我们的车到阳霞。他要办突然在那里发生的要紧的事。当然，可以！后来，他又小心地问乔格到了他的目的地，是不是会让他下车。还说，我们会不会像闪电似的驶过那里的巴扎尔，而不让他下车。到了真要出发的时候，我们准备上车了，而他却嘟嘟嚷嚷地说，他眼下有点特别重要的事，到十二点以前走不成了。所以，准备到时候骑马去了。我们既不想说服他提前动身，也不想等他完了事再走。他可能想到，谁也不知道我们究意是哪一面的——这就是说，我们是属于马仲英方面的，还是盛世才方面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他坐了我们的车子会要他的命的。

到我们要动身的时候，衙门的前院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巴扎尔上也非常拥挤。车子开到田野和树林之间空气清新的公路上时，我们都不禁地感心旷神怡。

快到阳霞的时候，乔格和“埃茨尔”掉进了一个有一米深的沟渠里。用了三个钟头，才把他和车拉了出来。看来，命里注定我们赶不上看到东面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了。

聚集在等候着的卡车周围的人群中，有一些健谈的维吾尔人。他们之中有几个是从库尔勒来的难民，他们哀叹着自己的一度是肥沃的田园的城镇和绿洲，现在却被弄得彻底荒芜了。7个月前，和加尼牙孜阿吉带着七千名骑着马，但却没有武装的维吾尔人来到阳霞。所有为他服务过的，协助过他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他从乌鲁木齐那面，领取了经费。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哪里。他们对尧乐博斯却一字不提。一位老年人说：

“你们前天路过这里，向西开去的时候，我们希望并且以为你们是南京派来的在和加尼牙孜阿吉和东干人之间做调解工作的。所以，我们都很高兴。而现在，你们又向东去了，我们都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盼头了。”

另一个人说道：

“我们这些起来反对过东干人的人，失去了一切。现在剩下来的只有我们的灵魂了。”

维吾尔人和东干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值一提的。和加尼牙孜阿吉经过一个阶段的波动以后，终于加人了乌鲁木齐的盛世才将军的营垒。

我们停下来的时候，阳霞的伯克由5个骑马的人陪同着，骑着马走了过去。他是一位有风趣，有礼貌而又亲切的人。他在谈到其他一些事情中，对我们说起我从1896年和1899年起就熟悉的那条奥根河现在已经干涸了，由叶尔羌、喀什、和田和阿克苏流出的水，现在都汇人夏杨河，但是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够流到若羌地区了。

空气混浊，北面的群山朦胧不清，地面上弥漫着一种雾样的东西，使人有一种阴云弥漫的感觉。

我们在曾经作为我们的第47号宿营地的喀拉沙奇·哈乃木·玛扎尔停了一阵，并且和我们在那里认识的人们谈了话，他们对我们那么快地折回来感到十分惊异。

我们在恰迪尔靠公路的一间小茶馆里休息了一会。那位神秘的“行者”普拉夫斯基又在这里出现了。他是两个小时前直接从库尔勒到达这里的。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离开库尔勒的那一天，整个警备队，足有150人，突然向北开拔，进入了孔雀河谷。普拉夫斯基问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告诉他，离库尔勒20华里的地方正在打仗。他们是到那里去的，他们不知道是和谁打仗。

警备队开拔了以后，库尔勒的老百姓吓坏了。他们惊慌失措地避开公路向山里和沙漠逃去。在这次大撤退开始以前，原来开着的少数几个店铺也关了门。3月8日早晨，更多的人逃跑了。普拉夫斯基是个说话没有底的人。但是，他告诉我们的那些消息，似乎不像是胡说八道。

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的乔格，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三名士兵。他们告诉他，他们是直接从库车参加三天前在那里召开的军事会议来的。他们现在是携带信件，到喀拉沙尔和吐鲁番去的。乔格问到他们库车的局势时，他们以讽刺的语调回答说，“十分安静”。但是，他们补充说，我们向东折回是对的，“因为向西去，住着的都是维吾尔人，他们可比我们坏多了”。

重要的是，我们得抢在这些送信的士兵的前面到达库尔勒。他们骑着马，需要两天才能到达库尔勒。我们必须在明天中午前后到达那里。所以，我们尽量缩短了在恰迪尔停留的时间。

但是，我们已经坐在车上后，我突然地想到普拉夫斯基说他要去喀什。他估计要二十天才能到达那里。我告诫了他，对他说了乔格的见闻和拜城战线的情况。他笑了，并且说他不走战火纷飞的大道，而抄小道，会走通的。好吧！他既然从东京湾一路来到恰迪尔，所以也许，同样能够完成他下一阶段的旅行计划吧。

于是，我尽快地给驻喀什的英国总领事写了一封信，用寥寥数语告诉他我怎样来到恰迪尔的。并且请他给我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妹妹发一封电报。我在电文里说，我们正在前去罗布泊的途中，几个月之内可能听不到有关我们的任何消息，还说了一切都很顺利，请派驻北京的代表（埃里克·诺林博士）设法运1000加仑汽油到安西。

我把这封信委托给普拉夫斯基转交，并且作为报酬，给了他10块银元。这份电报既没有到达斯德哥尔摩，普拉夫斯基也没有到达喀什。我们在国内的亲属们倒霉，又是一连几个月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但是，侥幸的是，运汽油的订单没有投到。不然的话，诺林会以他充沛的精力，亲自带着骆驼和汽油到安西，而且还得在那里坐等6个月，得不到任何有关我们的消息。实则在这期间内，我们不需要从中国内地运来一滴汽油。

至于那位“行者”，怎么样了呢？他在去喀什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实在无法克服的障碍，终于和我们一样，认识到还是回去好。他把我的那封信委托给一个维吾尔人送去。那位维吾尔人用真主和大堂上的一切欢乐起誓，一定亲自把这封信交给英国总领事本人的手里。了解这封信的下场会是很有趣的。也许这位维吾尔人觉得事情可疑，而把这封信给烧了。也许，他在到达奇尼瓦克[6]之前，被人杀害了。奇尼瓦克是领事馆的所在地，从前，我经常到那里访问我的老友乔治·马继业爵士。也有可能，这位转递信件的维吾尔人被东干人的卫兵抓住，他们搜查了他，在他的腰带里发现了这封信，而把它当做了卷烟纸，或是派了比那更糟糕的用场。因为总领事忘记拍发电报而把这封信当做文物收藏起来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

在这期间，我们和“行者”告了别。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因为寄给家里的平安信要经他的手转送到我在瑞典的亲人那里。车子离开了恰迪尔的那所小小的旅店，向前奔驰。天已经晚了，夜晚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大地。周围的一切都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那条路了。我们行驶了96公里之后，到达察尔齐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了。这个村子是我们的第50个宿营地。

到这里为止，一路上十分安静。我们只遇到几个过路人。交通似乎断绝了。黑暗中未出现传令官——败兵逃亡时的骑马先驱，更是没有理由叫醒我们。在我入睡前，能够听到更夫的低声哼唱和他平缓的脚步声以及他用来吓唬盗贼，表示自己没有睡着的用小锤敲打一块木头的清澈响声。除此之外，坟墓般死寂给人以不吉祥的感觉。我们依然保持着我们的全部车辆。我们会顺利地驶过人口减少的没有人防卫的库尔勒，而不为人所发现和阻拦吗？我们会到那东面的，东干人的匪帮再也够不上我们的宁静的沙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