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征程起始于五四运动，然而，根据不同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阶段的实践需要相结合，才能保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基于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方式、方法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才能跟得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且鉴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调整必须及时有效并切实可行。而此阶段，中国共产党也的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寻了新路，并且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通过经验的总结升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至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的指引，此阶段可以说是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效最为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发展阶段。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在政治上逐渐成长，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在实践上逐渐成功的阶段。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更加符合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更加适应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这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此阶段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会议和教育活动之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涉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解放战争（1945—1949）等四个历史时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基本延续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践方式。虽然党的二大继续坚持了“‘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32]的基本精神，但由于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做出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将党的主要工作定位为发动工人运动配合国民党正面北伐战争，放弃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低估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没有注意也没有充分发动农民阶级作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伟大革命力量。所以，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延续了前期的主要方式，派出骨干力量到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讲，并通过发动罢工斗争使工人在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但其中显现出的问题是，对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阶级）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讲和领导工人阶级所进行的罢工斗争的最终落脚点都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北伐，放弃了革命领导权，例如党的“三大”就提出“对于工人农民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但是同时也强调“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33]这也决定了此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伴随中国革命实践遭受挫折。同时，此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革命最为基本的力量——农民阶级的历史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仅局限于工人阶级，而忽视了农民阶级，故而这一阶段著名的工人运动层出不穷，而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却屈指可数，比较有代表性的仅有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民运动。党内真正认识到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则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三大”而作的《农民运动决议案》就提出重视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的提议。而且毛泽东全面考察了中国农村状况、农民问题，经过实地调研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的文章，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实际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重点是农民解放，并强调了农民武装、农民暴动的重要性。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

伴随着北伐的顺利进军，推翻封建北洋旧军阀斗争的胜利已成定局，然而此时国民党右翼反革命势力也加速了破坏统一战线、分共反共的步伐。最终，以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为标志，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然而，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否坚持革命、革命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考验。而中国共产党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的积极回应，通过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实践，逐渐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成熟起来，而且更在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对自身的认可，形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成功，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1927—1937）

鉴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以及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主要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其不仅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反而发展成了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这都对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相继举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但这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只有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攻打长沙计划受挫之后，及时调整进军路线，将队伍转移到了井冈山地区，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关键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艰辛探索的阶段。此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有很大区别。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拿来”宣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阶级。而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加注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更加注重在学以致用中让人民群众通过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而逐渐认同真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讲的对象不局限于工人阶级，而是在解决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纷争、提高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同时，兼顾对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通俗教育。而且，还更加实际地从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点由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和理论研究、观点争鸣转向革命目标和意义。

回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探索。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而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而且在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都不自觉地将俄国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起义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方式奉为一成不变的固化模式。所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建立之时起，就面临着来自党内的激烈的“批判”，尤其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最为典型。“左”倾教条主义认为“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唯一保证”^[34]。所以，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和工人罢工，而且对于党内关于革命道路的争论不是进行正常的说服教育和民主交流，而是采取宗派主义斗争的方式给予“无情打击”。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党内干部对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问题则普遍存在一种右倾悲观主义论调，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进行全国武装起义。从本质而言，这两种论调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够成熟的表现。针对以上两种倾向，毛泽东首先对党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在解决争论与批评错误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针对“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撰文《反对本本主义》（最初篇名为《调查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5]，“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6]，“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7]。其中无不渗透与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体现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首创精神，对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针对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通过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以农村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坚持武装斗争，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由此也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有力回击。在解决革命道路的争论中，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使党内同志逐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革命道路的信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对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尝试的开始。

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开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伴随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开始了新的历程。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对待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态度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式等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在开展党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同时，还突破了前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客体的局限，真正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大众”，而“大众”也在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教育实践中。

五四运动到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以及少数的共产党骨干力量，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与革命发展的需要相比较为滞后，从而极大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传播客体也主要是工人阶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民阶级这一支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如1923年陈独秀就曾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中评价农民阶级，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故一般“难以加入革命”。^[38]而毛泽东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39]。再者，传播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译文本和理论内容，而在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中国化维度上还有不足。

从中国共产党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毛泽东就领导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这些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创立之初就面临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围剿”，军事斗争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于战略高度予以保障。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要求：“党必须坚决的勇敢的在一切群众的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极力扩大党的政纲的宣传，特别是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群众解放的出路的意义。同时特别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尤为重要……同时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的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重大的任务。”^[40]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辩证关系时也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1]

那么，鉴于当时中国农村农民阶级普遍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理论基础，找准农民阶级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切入点成为首要问题。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曾经指出：“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达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42]毛泽东将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这一科学判断中国化于中国革命实践，认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43]。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也是如此，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向农民宣讲理性而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从农民阶级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生活条件入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前所未有的实践魄力解决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最为根本的利益所在——土地问题，并通过《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等法律文件，以法律形式保障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这也就在满足农民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将农民对于土地利益的满足转化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认同。毛泽东针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44]的方法。历史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农民阶级可能还难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可以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是为大众服务的理论，人民群众自觉地相信它、拥护它、捍卫它，这也使中国共产党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使中国革命具有了稳固的战略基地，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实践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通过满足农民阶级的土地利益需要推动农村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还投入力量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因为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45]，“尤其是苏区大都在山高林密的山区，广大的普通劳动群众都基本上是无文化的人。闽西山区很多劳动群众在扁担掉地下都不知道是个‘一’字，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山区中，旧中国每100人中不认识字的多达80～90人，每1000人中能够进入学校读书的只不过是15～20人，绝大部分的劳动群众都是文盲，尤其是劳动妇女可以说全都是文盲。这种无文化的状态是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46]，农村中的地主不仅垄断着土地资源而且强占了农村教育文化资源。针对这种状况，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2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斗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实施完全的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47]这使他们在具备了学习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基础同时也参加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实践中。

发展教育、提高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首先靠的是兴办各种层次的学校。其中宣传党的理论和培养宣传骨干力量的高等教育学校主要有苏维埃大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高级师范学校、江西苏维埃干部学校等；军事院校有井冈山红军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而针对根据地民众进行文化知识普及教育的主要由初级教育学校的小学、夜校、半日校、短期培训班来完成的。由此，整个中央苏区基本上“做到了乡乡有小学一至二三所以上，有些地区已村村设有小学”，直到1934年3月，已建成列宁小学3052所，所在校学生达89710人，其中兴国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60%。^[48]

除了兴办多层次学校培养革命理论宣传骨干并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根据地还采取百姓喜闻乐见的多样化形式进行革命动员和理论宣传。井冈山时期，党的革命宣传小册子都是结合革命斗争的口号、目标，采取韵文编写，内容深入浅出、朗朗上口，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编写的《初级课本》、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翻印的《群众课本》以及其他根据地创办的《妇女课本》《成人课本》《平民读本》《群众读本》《工农读本》《工农兵三字经》等马克思主义宣传读本都深受百姓喜爱。同时，这些读本和短报还经常配以画龙点睛的漫画或版画，其中《红色中华》在苏区发表的宣传画就有140幅以上，《红星画报》《猛进画报》《春耕运动画报》《互济画报》《选举运动画报》等也都为百姓所熟知，仅《红星画报》一种的发行量就达到过万份以上。这种革命理论宣传为百姓所津津乐道，效果极佳，“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很好地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49]。

在出版革命书籍的同时，由于顾及很多群众的文化水平有限，我党还将革命宣传与思想内涵丰富、内容通俗生动、百姓能够参与的民歌、戏曲的创作相结合。《古田会议决议》曾明确提出党的革命宣传工作要注意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工农剧社要大力进行戏曲创作和演出宣传，“宣传鼓动和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50]。为此，根据地的歌曲、戏曲创作将革命内容移植入了民间流行的东河戏、采茶戏、三角班、大鼓词、民间歌谣，创作了普遍传唱的《我——红军》《战斗的夏天》《谁的罪恶》《无论如何要胜利》《女英雄》《我们的队伍来了》等革命红色戏剧和《上前线》《战争动员山歌》《生产建设山歌》《学习文化歌》《春耕运动歌》《共产党恩情永不忘》等广泛传唱的红色歌曲。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戏曲等艺术化方式承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51]。由此，土地革命时期创造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红色文化生产传播模式也逐步形成。此外，党在革命根据地还利用传统民俗节日、革命纪念日、运动事件纪念日等机会进行革命思想宣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文化素质的客观情况出发，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多种艺术形式和生活化的途径，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利益需要，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转化为大众的实际行动与政治信仰的实践，是党领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起点，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使革命逐渐走出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并且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之路，使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重兵“围剿”下顽强地生存下来。然而，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党的政策和实践开始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没有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单纯命令红军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由于长征前期紧张的战争形势，党始终没有能够对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直到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才对王明等人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进行批判。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的主张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对党内“左”倾错误的自我批判和纠正本身就起到了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传播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52]，“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53]。遵义会议也为后来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正确的战略指挥下顺利进军，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结束。红军长征壮举铸就的长征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开了新局面。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解决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分歧，同时又要发动群众参加土地革命，以拓展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传播的受众面。所以，此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并尽可能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干扰降到最低限度。此阶段，为迅速扩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传播覆盖面，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接纳和认同，从而满足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需要，然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这虽然是针对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不足而做出的调整，但是这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要集中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1937—1945）

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的方式与路径选择产生了严重内部分歧，这一阶段成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的验证期。同时，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首要任务是使农民阶级在短时间内能够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因此，在革命目标宣传中，就要充分关照到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和文化心理。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地被以口号式、标语式的方式进行大众化传播，而且鉴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力量的薄弱，很多对马克思主义只具有浅显认识的干部群众也都加入了宣传队伍。党的革命目标虽然迅速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但工农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却呈现碎片化的状况，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提升甚微。而当党内出现“左”、右倾错误思想时，没有系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工农大众，甚至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都很难对其进行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党的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威胁。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党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遗留的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基本解决。

日本帝国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为凶狠的敌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最为紧迫的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6月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54]。相较于军事斗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坚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需求更加紧迫，意义也更加重大。只有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成全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铸就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思想基础，才能激发蕴藏于民众之中的抗战潜力并最终获得胜利。对此，毛泽东同志洞若观火，所以在抗战期间反复告诫全党全军以及一切抗日力量：“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55]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内容极为丰富，而其中主要是以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

（一）抗战期间延安整风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概况

抗日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关系到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关系到人民解放的前途命运。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培养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队伍，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的同时，更面临着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紧迫任务。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锋队，其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所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开展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

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从全党的思想政治状况出发，针对党内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存在的分歧，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以及实践方法。在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6]毛泽东不仅向全党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与意义，而且列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与方法。要让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7]。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告诫全党在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58]。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深刻思考将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时，就已经为延安整风运动做好了准备。而且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方法与路径本身已经意涵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59]正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所以党内才会不断出现“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全国仅53名党员的小党到抗战爆发时拥有80多万党员的大党。加入党员队伍的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不自觉地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带入了党内，致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影响了整个党的发展。因此，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对于党的建设与中国民主革命间的关系，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60]。而一旦“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61]。所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做出的全面阐释，为党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宣传的展开创造了成熟条件。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62]，在党内“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到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63]。

延安整风运动这一场党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运动，以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开始的标志，以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结束标志。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针对党内主观主义作风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报告回顾了自从建党以来，全党还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64]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不良作风，毛泽东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65]。

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报告。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与纠正党内主观主义作风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更加鲜明完整地提出了延安整风运动所要纠正的不良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清晰地辨明了党内这三种不良作风之间的必然联系——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中心工作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并且鼓励全党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是中心，而不论整顿学风或文风，最终归结的落脚点还是党风，“学风和文风问题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而且毛泽东认为整顿党风乃是使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因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66]。

可以说《整顿党的作风》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不良作风的战斗檄文。党八股又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因此，毛泽东继《整顿党的作风》之后又向全党做了《反对党八股》报告。在《反对党八股》报告中，毛泽东对党八股进行了从现象到本质、从根源到危害的系统批判与揭露，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对“大众化”的概念进行了精辟界定，并且明确提出了将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任务。“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67]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是指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68]。然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9]。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要用其指导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实践，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将真理运用于革命斗争的经验，并最终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纠正了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组织和思想基础。

然而，延安整风运动对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最终的目标并不止于党内，而是针对广大民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整风运动首先集中对党内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因为“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70]。所以，延安整风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做思想、组织和人才准备。

其实，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就已经将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并举。不仅肃清了党内的不良作风，向全党阐明了“化”的本质属性，帮助全党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就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机会，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宣传骨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更加简洁明快地提出了“大众化”这一问题。“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71]“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72]，“否者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73]。所以，毛泽东认为全民族尤其是针对工农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之切入点首要的就是学好群众的语言。因此，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以符合大众思想习惯、语言逻辑和文化心理的表达方式向工农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根据群众今天所切身懂得的东西，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能够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并在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74]

“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75]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求宣教者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但是语言来源于实际生活，马克思主义必须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76]。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大量运用生动活泼的人民群众语言，使内容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也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能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毕竟是从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77]，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要求的学习群众的语言和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不等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而无原则地迁就甚至迎合庸俗化的需求；而是要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向群众学习具有民族特色、作风和气派的丰富多彩的大众语言时，向人民群众昭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科学性、实践性，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品位与修养，将通俗化的语言表达与高雅的理论内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顾进步的政治性与丰富的艺术性。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深刻内涵的考虑，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78]。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倡行者，乃是将纯熟运用大众话语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相结合的典范。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代表性作品中大量地援引了人民大众耳熟能详的成语、俚语和历史名著典故，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吃一堑，长一智”“道听途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及《水浒传》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例子等，俯首皆是，举不胜举。毛泽东以大众化的语言，把深奥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使马克思主义很快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当中而又不失其科学理论的阶级属性与品格。这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队伍起到了良好的启发和引领作用，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1941年5月，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以及延安的新闻、文艺工作者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自身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此外，还要求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源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抽象，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们“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79]，才能认识、检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再者，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是指导实践，是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并用以指导大众改造世界。要被人民群众乐于接受，最首要的就是要学习大众的生活语言，要能把握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赢得其情感的亲近。最后，要同时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和提高的双重使命。科学理论不仅仅是单纯抽象的逻辑系统，还具有阶级属性和品格艺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80]

以延安整风运动为依托，围绕着以上内容，党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本质内涵、工作思路到具体方法都形成了一致的科学认识。1945年，全党最终通过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以正式的《决议》形式对此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系统地批判了党内历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和危害，并着重分析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推进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帮助党外革命知识分子、文艺、新闻工作者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要求与实现路径。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日臻成熟，并为其最终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进程，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延安整风运动在理论维度上为党员干部和党外革命知识分子、文艺、新闻工作者澄清了大众化的本质，指明了目标，规划了路径，探索了方法。同时，实践维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也取得了实效。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成就与实践成果最为丰硕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教育党员干部的同时，还要将其组织为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队伍。毛泽东坚信：“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81]为了改变前期宣教工作中由于零散、分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队伍，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全面展开做好了素材和人才准备。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延安大学等一批以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才为主的高等学校。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高等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才，而且还对从国统区和敌占区奔赴延安的进步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再教育，从而形成了一个延安革命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同时又逐渐成长成熟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队伍。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更具系统性和专业性，不仅组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党建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机构，而且贡献了大量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延安马列学院集中了如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何锡麟、徐冰、柯柏年、曾涌泉、张仲实等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研究者，他们按照中国人的语言风格、阅读习惯、思维方式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系列丛书和选集，在抗战期间共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作品多达192种。^[82]此外，学者们编纂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在当时都是所属学科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对满足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研究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培养高素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和宣传队伍，充分发动这支队伍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然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本身就意涵了宣教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需要宣教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匹配与磨合，宣教者主体队伍在注重理论系统化传播的同时也要兼顾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提升人民群众整体知识水平，帮助人民群众夯实文化基础。在这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继承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效方法，在基层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工作。

为改变边区民众封建、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早在1937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83]为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文化意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民众教育馆、俱乐部、读报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午校、冬学、轮学、巡回教育站、文化棚、读书会等满足不同文化水平民众需要的灵活多样的文教组织机构。到1940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等机构达到了5469处，参加人数达到了59953。^[84]抗日根据地民众经过了社会、生产、军事、卫生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政治觉悟、民族意识、精神风貌都得到了极大改观，对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目标、路线、方针的自觉认同也有所强化，这为抗战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打好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中的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达到最高峰的标志。“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85]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学习，但是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来学习，也就是要实现中国化才能奏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尤其是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日臻成熟。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是最具说服力、解释力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内容。

其实，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随着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不断丰富完善，党内就已经有同志开始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研究和总结。王稼祥在1943年7月所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接受和认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86]

而对毛泽东思想首次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论述并将其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则是刘少奇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87]。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做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88]。党的七大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达到高潮，“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89]，全国军民以空前统一的政治、思想、组织和行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传播的历史进程（1946—1949）

党的七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最适合指导全民大众革命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潮的到来，而并非宣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终结。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告诫的：“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还需要我们有更重大的努力和更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90]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科学性的最有力证明。在继承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对策与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引导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同上又获得了新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1]，“‘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2]。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也只有在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利益中才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正是立足于自身的阶级属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行动准则，于带领人民群众实现自身阶级利益的过程中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增强了其对本阶级思想理论的自觉认同。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93]经由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股剥削与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并且在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向人民群众指明了未来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前途。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全民族的长远利益而奋斗。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为实际的教育宣传实践。于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就是这种实践的集中体现。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对革命胜利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和方法所进行的客观、深刻、全面的分析是从人民群众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的。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在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和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使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并为国家工业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以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稳定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基础，这也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长远利益。

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阐述的通过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将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重点由农村转向了城市，由传统农业的土地问题转向了现代化的工业建设，而且还在注重实现人民大众经济利益的同时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由主要维护工农大众的利益转向了兼顾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正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在保障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进程的不同，对南北方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在南方即将解放的区域要继续“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94]。这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巨大发展，意味着党不再局限于单纯地以经济利益的满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是在兼顾人民群众政治、文化、教育权利要求的过程中让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走近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境界。在兼顾大众多方面利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注意到自身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的变化，不仅代表以工农阶级为主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要关注到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所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95]。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与要求，但是其对于革命胜利之后党的工作重心、中心任务的调整，通过迅速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来维护和实现包括各阶级和阶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利益和权利之历史任务的确定，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直接体现与最有效实现方式。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不仅需要速度和广度，而且更要注重长效。毛泽东带领全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量”的积累的同时，时刻没有放松对“质”的保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见革命胜利之后党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将更加严峻：“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96]所以，毛泽东向全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7]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加强自身组织与思想建设，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团结全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在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懈努力凝聚民心、统一思想，为新中国经济走向繁荣、政治走向民主、文化走向复兴，开辟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局面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