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其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对于哲学，马克思自始就有“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理论掌握群众”的理论志趣。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诞生之后，哲学“改变世界”的历史作用逐渐彰显。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作为科学家有两大科学发现，其一是历史唯物论，其二是剩余价值学说。追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史，我们还可以发现大众化的相伴和相继，是马克思两大科学发现能够持续、深入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一）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哲学大众化原则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光辉著作。以上著作写就于1845—1846年。科学世界观诞生之后，马克思迅即运用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批判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错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大成者蒲鲁东和他的代表作《贫困的哲学》。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及时解答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难题并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工人群众揭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经济根源。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它以工人阶级为之振奋、因之觉悟的铿锵话语，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之间的理论和现实联系。无论是它的逻辑演进，还是它的语言风格，《共产党宣言》都已成为历史唯物论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剩余价值学说的诞生。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在第一国际的历史实践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历史典范。马克思最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获得极大的成功。恩格斯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写作方式，不利于工人阶级有效地接受科学理论，这必然影响剩余价值学说的广泛传播。1861年，马克思以《工资、价格与利润》为题将剩余价值学说通俗而深入人心地讲授给工人群众，剩余价值学说在大众化的进程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在第一国际之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广泛而坚决的论辩和斗争，而论辩和斗争又促进了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进一步大众化和系统化。经过理论大众化的一系列磨炼，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获得成功，马克思充满自信地评价《资本论》第一卷是“理论王冠上的宝石”。《资本论》问世之后，马克思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广泛传播之中，他热情地解答各国工人阶级在阅读了《资本论》之后的诸多提问，指导各国工人阶级，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在世之年，恩格斯就已经开始了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化、大众化的探索之路。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与大众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面对杜林的全盘的庸俗社会主义观点，以全面叙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为使命，将马克思学说系统总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此外，恩格斯又专门研究了马克思未及展开的研究领域，他研究了自然辩证法，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宇宙观的论证；他又研究了原始社会及私有制的起源，追溯了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源头。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通过大量通信，继续指导广大工人群众阅读《资本论》，回答各种理论提问。在解答各国工人阶级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如何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提问时，恩格斯就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论点。最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结尾处指出：“德国的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0]这一论断，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一个重要论断遥相呼应，在那里，马克思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相隔40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孕育到成为成熟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以贯之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根本性的命题：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继承科学的哲学精神——辩证法，从而成为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这一命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

（二）列宁所开辟的哲学大众化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有一个根本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在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法精神内化为无产阶级的自觉精神。这一命题点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使命。列宁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葛兰西、卢森堡、卢卡奇等一起探索了辩证法如何上升为阶级意识的问题。在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舞台上，工人群众获得了创造历史的伟大机遇，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改造自身的自觉精神也获得空前的解放。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在长久的受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境遇中，与理论思维和文化精神相分离，资产阶级在长期的阶级镇压中，对工人阶级的自觉精神和革命斗争不断施加瓦解和分化的反动策略。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期望工人阶级自发地发现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违背历史现实的。因而，从实际出发，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最初必须要由党对之实行科学理论的“灌输”。

列宁的以上观点总容易被人误解：将工人阶级视为哲学的被动的接受者，从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是辩证法的真正继承者的观点相背离。事实上，要理解列宁关于“灌输”的论点，必须转换视角，即必须由理论的“瞻望”视角转换到实践的“推移”视角。十月革命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走向现实的历史时代，历史发展的落脚点不是理论如何走向实践，而是理论正在变成实践。恩格斯曾指出，革命“一天等于二十年”，革命在实践中快速检验着理论的正确性，在这种“检验”的历史背景中，革命者必须拥有理论思维，如果尚缺乏它就必须快速地掌握它，否则就不能看懂历史的快速演进，不能正确判断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现实要求他必须快速学习辩证法，党对广大的工人群众进行科学理论的“灌输”，是由革命的节奏决定的。我们所须注意的是，在革命进程中“灌输”不可能沦为“填鸭”。因为“灌输者”和“被灌输者”正处于历史的抉择之中，工人阶级快速学到的革命理论，将被立即投入历史实践之中接受检验。理论的“灌输”与理论的“砥砺”是同一个历史过程。

当我们放眼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完整实践之时，我们可以发现“灌输”只是列宁哲学大众化思想和实践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一个阶段。“灌输”的前提是党作为先锋队的前提性存在，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先锋队是因为它由马克思主义者率领并正在执行着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其次，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实行“灌输”的制度保障，民主集中制既发挥党的理论引领和实践表率作用，又充分尊重工人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及其对党的民主监督。后来卢卡奇总结道，以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党是科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是工人阶级掌握辩证法的现实途径。正是因为有以上的前提和保障，列宁作为党和阶级的领袖才能循序渐进地对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展开哲学的培训，可以说在政策宣传和路线论争之中，列宁无时不注重启发广大党员和群众站到哲学的高度，运用辩证法正确地认识革命形势和前途。

（三）毛泽东对哲学大众化历史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实践范畴的主体性原则和现实性原则，总结了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将之概括升华为群众的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在实践中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现实化，就是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改变现实、创造历史，党必须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范畴到群众观点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扬。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由理论走向实践的系统过程。毛泽东指出，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是革命的法宝。这一论断，系统阐述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矛盾中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三大作风”中的“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才能实现向真理的飞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然而，实践绝不是“彼岸”的、抽象的主观理念，实践就在历史现实运动的“此岸”。理解和把握实践检验真理的真谛，关键是要发现和尊重从事实践的主体，而人民群众正是从事实践的历史主体。因而，理论联系实际，在现实中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还向我们指出，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但是主观主义以及它的变种——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却总是造成“画地为牢”的困境，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途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即在主观层次多反思理论在实践面前的有限性。在实践活动中，将改造自身的努力融入群众无限的改造世界的历史洪流中，以此不断提高理论认识水平，锻炼将主观见之于客观、经得起客观检验的实践能力。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民主集中制的内核，党的先锋队要实现自身作为理论引领和实践表率的作用，就必须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因而党需要不断向群众学习最鲜活的创造性，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群众则需锻炼自身监督先锋队的能力，不断成为先锋队的补充力量。为此就必须接受理论思维和党性的培训。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不断反思自身、互助进步的民主制度。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介系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途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哲学大众化的内涵

从理论来源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肇始于对理论教条化的批判。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即是在批判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的。然而，在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实践中，又曲折地发生了教条化的倾向，这就造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科学精神的损害，进而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从而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挫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应秉承这一科学精神，完整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用之武装头脑，探索创新之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探索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就需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地揭示历史实际，是纠正教条主义倾向的基本方法。在当前，我国最大的历史实际在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发展的第一主题。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发展既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也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就必须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借鉴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经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充满了哲学的提问。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通过改革不断完善自身，通过改革跨越“卡夫丁峡谷”，这是一道艰深的辩证法难题。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何以相加，需要扩展列宁所揭示的革命辩证法的外延，深化毛泽东所探索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要比如何推翻资本主义更为复杂，与资本主义打交道要比与之对抗更为艰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辩证法的真正继承者。在我国，广大劳动者是掌握辩证法、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真正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