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科学史学诸派_多元化研究

对新保守学派提出更大挑战的是一批在20世纪60年代涌现出来的新社会科学史学家(new social science historians)。新社会科学史学家研究的范围非常广，包括有“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新社会史学”等几个大派，而新社会史中又包含有“妇女史”、“劳工史”、“黑人史”、“少数民族史”、“社区研究”、“新城市史”、“厂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等。60年代出现的如此众多的学派，打破了50年代新保守学派的“一统天下”局面，有的直接对新保守学派的“和谐一致论”史观提出了质疑和批驳。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新社会科学史学派更注重基层，他们提出了“自下而上”的研究口号。

新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出现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从社会的原因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子女教育补助法案有助于将工人阶级子弟带入中产阶级教育主流。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美国的教育得到了普及，很多接受美国高等教育和史学训练的人都是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本身就有着借写博士论文的机会来重建他们自己身为下层人民的历史记忆。这批人在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和美国史学界的民主化过程中起着尖刀的作用，拆除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藩篱。其次从整个社会科学和史学这门学科来看，由欧洲学者率先提出的打破传统的单一史学研究的设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成为现实，年鉴学派的倡导多门学科综合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推动了美国新社会科学史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各领域发展十分迅速，为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奠定了基础。再加上五六十年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新社会科学史学家运用计量方法创造了条件。

美国新社会科学史学流派繁多，其著作不可胜数，下面让我们具体来看看“新经济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这三大分支的一些史学研究成果。

经济史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而新经济史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新经济史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区别在于:第一，传统经济史研究偏重于研究经济思想和制度的演化，并且与经济学理论相脱节，而新经济史学是运用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借助于经济学理论和运用各种经济学概念;第二，传统的经济史学家在进行计量分析时，主要限于阐述从标准的史料中发现的数字，限于计量那些可以直接计量的东西，能够进行计量分析的范围有限，而新经济史学家们则借助于现代的数理统计方法，加上计算机的辅助功能，以良好的统计资料在扎实的计量基础上来重构美国的经济史。哈佛大学的迈耶和康拉德发表了《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一文，在该文中，他们首次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从而标志着新经济史学的正式诞生。罗伯特·福格尔是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于1964年发表了《新经济史初探》，着重阐述了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1968年，他发表了《新经济史学的发现和方法》，系统评述了10年来新经济史学的成就、观点和方法。他的代表著作是《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和与斯坦利·恩格尔曼合著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代:奴隶制经济研究》(1974年)，后一本书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也是一本有非常大争议的著作。新经济史学家集中研究的课题之一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南北战争爆发前，南部奴隶制经济收益低下，因为奴隶价格的上涨快于奴隶生产出的商品价格的上涨，这说明奴隶制已不可能给奴隶主带来利润，奴隶制经济的生命力已经枯竭。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对南部奴隶制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运用了大量的有关南部奴隶制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复杂的数理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奴隶制经济的生产效率比北方家庭农业要高出百分之三十五，奴隶制式的经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是富有生命力的，而在南方重建之后，黑人反倒失去了比较优越的工作。他们的这一结论在美国的史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反事实的“假设—演绎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公开提出一种与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相反的假设—演绎模型，然后将其转换成计量分析模型，再根据这个模型广泛搜集数据，进行验证。这种方法在福格尔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经济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莘格对计量方法持有异议，他认为重大的历史问题是无法“计量”的。但我们不能否认，新经济史学借助于计算机等手段用计量方法等来研究历史问题，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和深化精确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

美国的新政治史学是在20世纪西方传统政治史学在国际史坛上受到空前挑战时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和计量史学方法盛行这种学术背景的直接推动下出现的。美国的传统的政治史学研究的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和机构、法律条例、政党组织、军事战争、外交政策、政治精英传记、少数政治和思想精英表述的政治思想体现和观念。这些领域逐渐发展出法律史、战争史、军事史、外交史、政治思想史等。传统政治史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政党组织、政治制度和组织、精英传记等。这一点遭到了“新政治史学”的批判。它要求扩大政治史的资料范围并且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且要求政治史应该研究决定着人们行为的社会条件和各种因素。它表示要系统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活动，不再仅仅关注精英阶层，而应关注社会下层人民。新政治史学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史学中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有:1.大众选举，包括选举变化周期模式、决定选民投票的因素和大众投票参与律等。2.考察不同时期议会内特殊的投票集团，和政党在议会表决中的作用，揭示立法选举的一般模式。3.集体传记。4.以公共权利为纽带与社会史、文化史、劳工史、妇女史等领域结合的政治史。其中最具有新政治史特征的，也是公认较有成就的领域是大众选举。本森是新政治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著作有《美国政治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57年)、《杰克逊民主的概念:纽约实例研究》(1961年)等。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本森对公众选举的观点。

本森在《美国政治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和《杰克逊民主的概念:纽约实例研究》中认为，传统政治史学在研究选举问题上有缺陷，大部分研究选举问题的学者只是根据官方文献和少数重要人物的活动，或者通过对只是很有限地反映出民众选举活动的资料的不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群体性的政治现象，对大量的、可以加以运用的资料缺乏系统的、精确的比较分析。传统政治史学只满足于对几次选举的单纯描述，没有提出检验各种结论的严格的方法。他认为，运用选举时间系列和各种研究群体行为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考察选民集团的整体行为，可以使我们把任何一次选举都纳入前后选举活动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由此把握选举活动的过程，还可以使我们对不同地区的不同范围的选举活动进行比较。他认为，传统史学对制约个人和集团投票行为的因素分析是不具体的、片面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从选民的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解释选民的投票选举，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是荒谬的，实际上决定选民选举行为的除了经济利益、阶级地位之外，还有民众的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的属性，还有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等。本森在《杰克逊民主的概念:纽约实例研究》一书中对1844年纽约州的选举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决定选民选举行为的不是选民的职业或者经济地位，而是选民的种族—文化属性或者宗教属性。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制约选民投票选择的种族—文化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思想是:选民的投票选择与选民的种族—文化属性或宗教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每个选民都生活在具有各自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共同体的价值观及一些道德规范，共同的生活经历导致了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之中的人们的特殊的政治立场。

美国的新政治史学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政治史学的主流，但新政治史学在正确地指出传统政治史学弊端的同时，忽视了其中合理的成分，具体说来有以下四点:第一，新政治史学在正确地批判传统政治史局限于政治制度、政府组织和精英人物，将广大民众作为政治史的主体和政治发展动力的同时，忽视甚至无视这些传统研究对象的作用，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史同样不能全面地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第二，新政治史学在正确地清肃充斥在传统政治史学中的“西方中心”、“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道德说教的同时，不合实际地主张学者应超脱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社会道德问题，站在纯客观的学术中立立场上，从而忽视了史学家的个人价值和情感在史学中实际上是起着作用的。第三，新政治史学正确地看到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致性，在积极地引进和应用其他学科成果，丰富研究手段的同时，忽视了政治史作为人文学科的自身特点，患了严重的“跨学科消化不良症”。并且它侧重于结构性研究和横截面静态分析难以显现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连续性和变化特点。第四，新政治史在正确地拓宽传统政治史学研究范围的同时，模糊了政治史同社会史、劳工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界限，失去了政治史的政治特点。有的学者警告，新政治史正处于成为社会史一个分支的危险之中，新政治史中没有了政治。^[20]美国当前的政治史研究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正在矫正新政治史学的一些缺陷。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新政治史同时兴起的还有新社会史。史学界对新社会史的定义问题争论很多。有三种观点比较有影响。第一种定义是，新社会史是关于生活、闲暇的历史。这种定义最初是由屈威廉在《英国社会史》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它不研究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这样就把社会史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区别开来，而社区、人口、家庭、婚姻、犯罪、监狱、各种职业集团等的社会活动与生活状况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种定义是指，社会史是关于全社会的历史，即广义的社会史，又称“社会整体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活动、阶级状况、文化领域都在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围中，各种专门史只是研究社会的某一个方面。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中系统的阐述了这种整体社会史观。第三种定义为，社会史是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蒂利。他认为，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也就是“自下向上”看来研究历史。这种观点更多地代表了当代西方社会史的主流。

美国的新社会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在80年代达到了高潮，其后便受到了新潮流的挑战。^[21]它进一步拓展了史学视野，开创了一系列的新史学领域，如家庭史、人口流动史、人口史、种族史、抗议运动史、医学史、职业史等。下面我们将以它的一个专门分支——新妇女史——为例来一窥美国的新社会史。

美国的新妇女史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之所以用“新”这个字，是为了区别传统的妇女史研究，旧妇女史只是把历史上的著名的妇女添加到传统的史学之中，而新妇女史是要突破传统的以男性价值观为标准的史学框架，以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整个的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这个新领域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首先，美国的妇女史研究是与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妇女史研究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妇女史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以此为契机，美国兴起了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这次妇女解放运动比第一次更为迅猛，很多的女权主义者需要研究妇女的历史来为当时的斗争服务，因此，妇女史研究兴盛。再次，新妇女史的出现也是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科学的总体趋势有关。在60年代，西方史学研究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社会史”日趋风行。新社会史主张重视社会中普通人集团的行为和意识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为此，就不能不考虑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的活动、行为与意识。

美国是新妇女史研究最为活跃的国家。1970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首次举行了妇女史讨论会，这标志着历来为史学家们所不屑一顾的妇女史开始进入专业史学研究领域。美国现在的许多大学建立了妇女研究中心。这几十年来，美国的妇女史出了大量的著作，下面具体看看新妇女史在妇女劳工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妇女劳工史是美国妇女史中最大的分支领域之一。著名的妇女劳工史学家们有达勒奈·克拉克·海因(Darlene Clark Hine)，琼·詹森(Joan Jensen)，杰奎琳·琼斯(Jacqueline Jones)，爱丽斯·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等。妇女劳工史的研究是从清除概念开始的。当时的一些观点认为，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妇女劳工史的开端年代，因为那时的妇女是不工作的。妇女史学家们认为，这种错觉是由于白人和精英们的偏见造成的，她们把少数雇有奴仆、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作为典型来对待。这一错觉还来自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不能干重活的标准，是一种不把照顾小孩和做家务看做是明显的劳动形式所致。妇女史学家们证明说，美国妇女除了最阔的人外，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过着特权的生活，她们都需要工作。妇女史学家们认为，同时还要界定“工作”的含义。一旦“工作”被定义为是拿工资的劳动，那么妇女在家庭内的家务活、农场劳动、针线活、护理、做饭、养育孩子等，都不被看作是工作。因此，历史学家们必须要从事实出发，寻找出劳工的真正的分类。对于美国的劳工组织工联，爱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做了研究。她指出，由于工联的许多职能很像是一个男人的俱乐部，一位女性的出现，就会使他们的成员感到别扭，使他们男人间的友谊疏远了。许多工联主义者还积极地试图把妇女赶出去，尽管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妇女为保护男性工人的利益反对给男性工人减工资出了不少力。历史学家莱斯丽·伍德科克·滕特勒(Leslie Woodcock Tentler)认为盛行的观念——妇女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而家里对妇女来说就意味着悠哉游哉，什么事情也不用做，这种观念对女工本身是有影响的。她认为，女工对家的偏爱是因为她们被灌输进浪漫主义思想的缘故。

美国的新妇女史对传统史学的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它的具体实证研究方面，而在于它的指导理论。它是与女权主义理论密切相连的，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妇女史的研究，同时用妇女史的研究来丰富女权主义的理论。当前，美国的新妇女史进一步发展为性别史、两性关系史，来考察历史上针对男女的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并且对男女两性的行为、心理和社会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史学研究的范围、史学的观念、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都不断地在变化、在前进，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注释】

[1]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9.

[2]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p.15.

[3]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87.

[4]W.S.Holt，“The Idea of 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No.3，1940，pp.354-355.

[5]W.S.Holt，“The Idea of 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p.357.

[6]W.S.Holt，“The Idea of 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p.358.

[7]Ranke，“On Progress in History”，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by George Igger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New York，1973，p.53.

[8]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9]Cushing Strout，The Pragmatic Revolt in American History:Carl Becker and Charles Beard.New Heaven，by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p.21.

[10]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1]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页。

[12]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2页。

[13]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17页。

[14]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128页。

[15]有关这一学派的专题式研究，可以参考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

[1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7]Carl Becker，“Mr.Wells And The New History”，in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edited by F.S.Crofts ＆ Co.Inc，1935，p.170.

[18]参见徐良:《美国“新左派”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5年)。

[19]John Higham，“The Ris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6，No.3.(1951)．

[20]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当前美国政治史学发展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21]凤鸣:《方纳谈当代美国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