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派

联合法国社会学学派的基本制度形态是《社会学年鉴》杂志。1898年这份杂志第一期出版，可以说这一年是学派成立的年份。学派集合了当时法国大多数最优秀的社会学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与支配着法国的社会学界。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法国社会学学派的诞生。首先是涂尔干社会学的方法论对许多学科都具有启发性。其次，当时法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助于学派的产生:涂尔干的研究纲领对许多年轻学者极有吸引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赞成社会主义，有志于社会改革，但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却无任何立足之地。最后，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涂尔干本人。涂尔干坚信思想的力量，但也意识到需要组织上的配合，才能使思想在大学机构中普及，总之“不仅通过学术讨论，而且通过组织手段，来试图为社会学争得正统地位”(科塞语)。这样，他的追随者们不仅获得了在学校从事社会学教研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交流观点、合作研究、互相考察其所获成果的学者的中心，这就是《社会学年鉴》小组，科塞称“这批人可能是有史以来社会学领域汇集的最光彩夺目的一簇群星了”^[48]。可与之相比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其他的学派大致只有由斯莫尔(Small，1854—1926)发起，由帕克(R．Pack，1864— 1944)、托马斯(Thomas，1863—1947)等人组成的芝加哥学派^[49]。

1．《社会学年鉴》

这份期刊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在社会科学史上罕有与之匹敌者，它事实上成了一个研究机构。正如莫斯回忆的那样，“年鉴不只是一份出版物，围绕它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集团’。在涂尔干的权威下，它是一个在知识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社团，一大批调查和观念在这里被精心构思……我们实践了一种真正的劳动分工。”^[50]

涂尔干的威信是毋庸置疑的，他被其他成员认为是学派中最杰出的天才。但涂尔干从不强求学派内的所有合作者统一观点，事实上合作者间的观点交换、对话十分活跃。他们合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常常很难准确地确定各人的贡献。《年鉴》的许多文章是合作撰写的，有些文章对学派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涂尔干与莫斯的论分类的各种原始形式、霍伯特(H．Hubert，1885—1954)与莫斯关于巫术的一般理论等。

涂尔干学派成员的分歧不在基本观点上，而在特殊的兴趣方面。对《年鉴》作出贡献的不仅有专业社会学家，还有其他学科的代表人物，后者的兴趣与其说是关于涂尔干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问题，不如说是其命题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应用性。《年鉴》中主要的分工便是这些专业学科的分工。

不过，专门化的研究对涂尔干主义者来说并非目的本身，事实上他们对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这种方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在第一次建立了社会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并为此在《年鉴》上辟出专栏的同时，坚定地推进社会学的统一。莫斯的名言是“不存在许多种社会科学，只有关于许多社会的一门科学”。要点是保持社会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理想，能够解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功能过程，并把这一理想与这一信念结合起来:没有一件与其他社会事实相孤立的社会事实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社会学年鉴》的战略是在各门专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完整的普通社会学，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专业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中掌握了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再孤立地对待社会事实的代表人物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而取得的，其意图旨在保障有利于成果积累的条件。

对上一年法国和国外发表的社会科学著作发表严谨而高水平的评论，是《年鉴》力图使其研究基于一种确定理论的又一证明。《年鉴》小组的显著特点不是无视他人的成果，而是把实事求是地评价同代社会科学的一切成果视为自己的责任。涂尔干学派成员的著作证明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这些成果。例如，他们大量使用了当代人类学者的发现，这使得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讨论远远超出业余爱好的水平，尽管他们并未亲自开展田野调查。同时这些评论也有助于《年鉴》成员在评论其他人成果的同时解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并将涂尔干学说的观点传递给那些既想了解但尚不信服的局外人。但另一方面，涂尔干学派对异己的理论概念却理解得不多，对这些理论他们往往只有相当表面的了解，并且不能透彻地加以讨论。

正如科塞所说，《年鉴》的光辉事业是与非凡的出版家阿尔康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不仅出版《年鉴》，而且还出版了涂尔干的所有重要著作及其他一些重要社会学家的著作。这家出版社成了“社会学新实证主义”的基地。阿尔康运用出版社的声望与信用，“通过书籍、评论、推荐、谈话、参考书目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处于领先地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方法和学说”^[51]。

2．莫斯:社会事实的完整性

莫斯(Mauss，1872—1950)是涂尔干的外甥、学生和最亲密的合作者，在涂尔干去世后领导了社会学学派。他是创建于1925年的法国社会学会的第一任主席。

与涂尔干合作期间，莫斯的兴趣主要在社会形态学、宗教和知识社会学方面。莫斯后期的兴趣转向方法论与普通社会学。在后期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研究“完整的社会现象”的要求，这一要求阐述得并不清楚，但对理解莫斯的著作及其在涂尔干学派中的地位和他后来对法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影响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要求是莫斯对社会科学中日益增长的专门化、分化趋势的反应。这一方面可视为莫斯对涂尔干的统一的社会学理想的捍卫;另一方面也表明莫斯是个革新者，而非涂尔干思想的亦步亦趋者。

在《关于原始的交换形式——礼物的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学家关于社会学家求助于过分的抽象和对社会因素的过度划分的批评是正确的。社会学家应该效法历史学家，研究确定的社会现象，例如，研究罗马人、希腊人或普通法国人、太平洋岛屿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而不是祈祷及法律本身。孤立研究与抽象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到了重建运动中的、转瞬即逝的社会整体的时候了，正是在这运动中，社会及个人获得了有关他们自己及其与他人有关的境况的情感性的意识^[52]。

首先，社会学家不应只关心人类行为、事件甚至制度的单一方面，而应更关注各种确定的“系统”。其次，应该把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同时是社会的、心理的和生物的完整的人来分析。真正想要理解人的社会学家不应自囿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方面，而必须考察人的心理的与激情的方面。“我们所描述的是有机体、有心灵(psychai)的人，是这样的人群的行为和与之相对应的心态:是群众或有组织的社会及其次群体的情感、观念和意志。”^[53]这样，莫斯转向了生物学与心理学，并且不公开地放弃了涂尔干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的二元论。因此，了解人们运用其身体的方式以及基于不同文化的心理反应的分化的方式也是重要的研究程序。正是在把个人的肉体与心理的性质引入社会学主义者的兴趣轨道上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莫斯多少有些离涂尔干而去。确切地说，反涂尔干主义的因素在于，莫斯取消了集体观念的首要地位，将一个广大的与个人行为及经验有关的问题领域视为完整的社会事实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包括在社会学之中。其结果是，当谈及完整的社会事实时，既意味着系统考察社会事实的方法，又意味着这项事实的非意识化与内在化。

这些思想一再出现于莫斯的许多论著中，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论礼物的文章中发挥最为透彻。但他仍只停留在直觉层面，而非一个方法论的方案。他设想研究整体，但却没有解释整体是什么。他没有像英语世界的人类学者那样从事过特定社会的专题研究。莫斯关于研究完整社会事实的建议看来把许多不同的问题拉扯在一起，像历史编纂学一样，试图展现具体的个人与社会的各种活动;或如心理学那样，利用整体性的人格概念;或类似语言学，既是描述的又是概括的。可以说莫斯试图发现一个最一般的理论以便能根据社会科学迅速的进展与专门化的实际状况重新确定社会学的位置和任务。他对非社会学的社会科学不能再持涂尔干式的自大态度，但也不愿抛弃社会学主义包罗万象的野心。结果，他留下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与概念，但却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3．社会学学派的其他成员

社会学学派的其他的重要成员还有G·达维(Georges Davy，1883—1976)，他始终是涂尔干主义最激进的信徒之一，他所表述的“社会学主义”甚至比其老师还要激进。他认为，同个人因素相比，社会群体是特殊生物，它用特殊方式来感觉、思考和行动。社会是对个人的解释原则，所以社会学是对心理学的解释原则。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挚信》中，试图用土著人的某些风俗来说明契约论的起源。按照他的分析，北美印第安人安排宴会、酒席及分配财产的波特拉奇节“就包含了契约关系的关系，因为它在群体和个人之间产生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因此，契约并非法律上个人主义的发明，而是客观的制度。

另一位社会学学派的著名代表是哈尔瓦克斯(M．Halbwachs，1887—1945)。与涂尔干相比，他更像个哲学苦行者。他最初的训练是哲学，从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1859—1941)等人那里得到不少灵感。他的科学兴趣十分广泛，但他的理论取径在涂尔干学派中属于中距型的。他有强烈的经验论倾向，是学派中为数不多的采用数量方法研究社会过程的人。他乐意利用历史材料，但对人类学问题似乎没有明显的热情。哈尔瓦克斯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是集体记忆与社会阶级。这两类问题都与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有渊源关系，但都越过了老师的问题范围。他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已将个人心理学包括在内。这方面的著作有《论记忆的社会范围》(1925)、《集体记忆》(1950)等。他的集体记忆理论证明，记忆不是单纯记录事实、保存印象与观察的机械能力，而是由记忆主体对往事不断重建而构成的。他力图证明仅当主体作为一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时，才会有这样一种重建能力，因为集体为每一次记忆过程提供了框架。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社会环境提供了在空间和时间中调整记忆的可能性，它是记忆本身以及体现这些记忆的概念的源泉。由此哈尔瓦克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正是哈氏的集体记忆的概念，启发了诸如“社会如何记忆”的后续研究^[54]。

哈尔瓦克斯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反映在《工人阶级和生活水平》(1913)一书中。我们已经知道，涂尔干社会学向来忽视社会阶级理论，因其是社会团结社会学，而非社会冲突社会学，自然关心使社会整合的因素，而非使之分裂的因素。对涂尔干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阶级问题。哈尔瓦克斯在这个问题上在涂尔干学派内发起了一次革命。他证明社会危机不仅源于社会的过分的个人主义化，而且还源于大批群众即穷困的阶级疏远社会。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阶级通常根据对财富的态度来确定，“因为在每种类型的社会中财富都被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哈尔瓦克斯的解释，社会阶级仍属于社会意识范围内的事实。他认为假设一个阶级的存在而意识不到其自己的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在他看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一套公认的价值，但接近这些价值的机会并不是向所有人同等开放的;很大一批人被迫周期性地疏远社会，被剥夺了实现社会理念的可能性，从而不再接受社会价值。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首先处在这样一种间歇的疏远状态。哈尔瓦克斯阶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需求概念，他认为在物质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研究特定社会中的阶级等级，意味着研究各种各样的需求及其满足的程度。这样，阶级分化问题便由生产领域转到了消费领域，这与马克思的理论取向正好相反。哈尔瓦克斯的社会阶级研究涉及人类需要的社会起源及其条件，并且他还试图通过调查家庭开支来计算这些需要，这是他的贡献。他的“需求的社会学理论”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它对现代社会学的价值，不妨引一段马克思的话来说明:“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55]哈尔瓦克斯关于不同社会阶级的集体记忆与传统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的作用等思想同样引人注目。他的著作清楚地展示了涂尔干主义的种种局限性，这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看是饶有趣味和富有教益的。

社会学学派的影响主要限于法国，在法国之外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涂尔干主义扎根于法国的知识传统，它的反个人主义、实证主义等观点并非到处受欢迎。而它所回答的问题产生于法国的社会实践，与美国、英国、德国社会生活产生的问题大为不同。它是一种独立的制度化的社会学，本能够在一场广泛的知识革新运动中发挥领袖作用，但当时这样的社会学在法国以外的任何国度尚未形成。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对涂尔干社会学主义的崇拜已经退潮，V·卡拉弟写道:“由于在社会学学派的学说中找不出解决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危机问题的答案，从此以后，青年社会学家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在韦伯和帕累托的社会学中，以及在美国经验主义中汲取鼓舞的力量。”^[56]

无论如何，《社会学年鉴》确实是涂尔干的成就，“如果没有《年鉴》，恐怕没有理由说‘法国社会学派’，进而要说‘涂尔干学派’也有几分勉强”^[57]。

【注释】

[1]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15—19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88年。

[2]Gumplowicz:Outlines of Sociology，New York:Paine-Whitman，1963，pp．1　3-15，238．

[3]See Collins: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　59．

[4]参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

[5]Giddens＆Turner(ed．):Social Theory 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1　1-12．

[6]参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7]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32页。

[8]转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潮流》，第404页。

[9]同上。

[10]参同上书，第332页。

[11]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61页。

[12]德雷福斯(Dreyfus)为法国一位犹太裔军官，被军方判为叛国罪。许多人认为这是反犹运动的结果。第三共和国的许多社会名流，知识界精英起来为德雷福斯辩护，并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德雷福斯案件以法国民主力量的胜利而告终。

[13]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法文第二版序言，第2页。

[14]同上。

[15]同上书，第7页。

[16]同上书，第3页。

[17]同上。

[18]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1章，第3页。

[19]同上书，第1章，第5页。

[20]同上书，第1章，第23页。

[21]同上书，第1章，第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23]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1章，第5页。

[24]同上书，第1章，第7页。

[25]同上。

[26]参涂尔干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中对社会学的研究所作的划分，引自Kenneth Thompson(ed．):Readings from Emile Durkheim，Routledge，1985，p．27。

[27]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3页脚注。

[28]转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420页。

[29]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London:Allen and Unwin，1976，p．347．

[30]斯温杰伍德:《社会思想简史》，第100—101页。

[31]涂尔干这里的观点在19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看来是有问题的:第一，动物，尤其是社会性动物，由于亲缘选择的结果，个体具有为了种群的绵延而牺牲自己的“无条件利他主义行为”;第二，人若有利他主义的倾向，也不超出这一生物进化选择的范围，并且，正是人很少“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即其利他主义多为图回报的“有条件的利他主义”。可参考威尔逊《人的天性》、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等书。

[32]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p．447．此处“a system of active forces”一词采用渠东、汲喆的译法“作用力的体系”，参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3]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Glencoe，IL:The Free Press，1947，pp．68-69．

[34]Kenneth Thompson(ed．):Readings from Emile Durkheim，p．39．

[35]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pp．1　11-115．

[36]Parsons:Theories of Society，p．205．

[37]转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410页。

[38]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55页。

[39]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p．47．

[40]涂尔干:《道德教育》，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1]转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422页。

[42]转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112页。

[43]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p．375．

[44]Durkheim: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1，p．208．

[45]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75—77页。

[46]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129页。

[47]转引自N·C·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2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48]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86页。

[49]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86页。

[50]Jerzy Szacki: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p．304．

[51]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85页。

[52]参莫斯:《礼物》，第2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53]同上。

[54]参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2页。

[56]引自N·C·科恩主编:《二十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17页。

[57]Philippe Besnard:The“Année Sociologique”Team，from Raymond Boudon，Mohamed Cherkaoui，Jeffrey Alexander(e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Sociology:The European Tradition，p．1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