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学派

　　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年—194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此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风靡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们也纷纷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进行注释、补充和修订，创立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波动论、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等。所有这些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著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统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

　　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了两大主要支派，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和罗伯特•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亦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另一主要支派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庇罗•斯拉法和尼科拉•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亦称“凯恩斯左派”）。

　　第一节 凯恩斯经济学

　　一、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经济根源。它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直接产物，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危机震撼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席卷了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长达4年之久的大危机之后，又陷入了长期的特种萧条之中。西方国家称这次大危机和接踵而至的特种萧条为“30年代大萧条”。

　　面对着空前严重的危机和失业，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不再欣赏那种否认危机和失业的可能性的传统经济学，而是希望出现一种新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要承认危机和失业，但不要承认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防治危机和失业，而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要提出防治危机和失业的办法，而不要只是空泛议论；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任何转向马克思、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存在和蔓延。

　　凯恩斯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1929年—1933年经济大危机、大萧条的直接产物。

　　（二）凯恩斯经济学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力量同垄断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几乎是同时的，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组织成了经济生活的统治力量。垄断组织的统治要求同国家力量相结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论述股份公司时就预见到，“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预。”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寡头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国家政权从属于垄断组织，服从于垄断组织的利益。垄断组织利用国家政权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统治地位，以保证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样，国家同经济实力极其雄厚的垄断资本集团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性质。

　　战争结束后，随着战时经济管理机构的撤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有所减弱。1929年—1933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推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用来作为支持战争的手段，那末，在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被用来作为反危机的措施。

　　美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经济危机的一个典型国家。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经济萧条继续恶化的时期就任总统。1933年3月9日—6月16日召开了历时100天的美国第73届国会特别会议，会议期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这些法案构成了后来称为“罗斯福新政”的基本内容，所谓罗斯福新政，是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所推行的旨在摆脱大萧条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总起来看，新政是通过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对付大萧条的系统的政策措施。它扩大财政支出，实行赤字财政。它增加货币和信贷，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它大兴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新政的作用，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的题目。但是，新政的基本精神，即国家干预经济，从30年代起一直持续了下来。

　　国家干预经济从反危机的应急措施变成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的经济纲领和政策。

　　面对着迅速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不再欣赏那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是希望出现一种新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要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要讲“一只看得见得手”即国家有形之手的作用，不要只讲“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要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在理论上论证在实践中已经在做的事，而不是持反对或批评立场。凯恩斯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三）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和传播之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以马歇尔、皮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凯恩斯把这种传统经济学叫做“古典理论”或“现代古典理论”，把这种传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叫做“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属于“古典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普遍地接受“新古典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用这些有固定含义的用语来称马歇尔、皮古等人和他们的经济学。

　　凯恩斯批评的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而是它的就业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在皮古的《失业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论述。皮古的失业理论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他认为就业量决定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劳动的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劳动的需求是实际工资的减函数。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等的一点决定劳动市场的均衡的实际工资和就业量。在这种实际工资水平下，所有愿意就业的人都能得到就业。因此，均衡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量。总之，皮古认为充分就业是常态，即认为劳动市场出清是正常现象。只要货币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长期的大量的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与此相联系，新古典学派信奉萨伊定律。萨伊断言：“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这个在经济思想史上被称为萨伊定律的论断，旨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上述新古典学派的价格和工资具有完全伸缩性的假设和萨伊定律的结合，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经济均衡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不存在长期生产相对过剩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1929年—1933年经济大危机猛烈地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定危机和失业的理论。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西方学者日益增多。

　　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同时，凯恩斯经济学继承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学说、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

　　二、“凯恩斯革命”及其意义

　　20世纪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不断激化，陷入了重重困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危机，各国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面对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和生产过剩，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

　　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之前，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皮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部可以自行调节的“美妙”机器，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完全能够保证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保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得到最大的满足。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曾经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归纳为以下命题：

　　1．物品的生产同时也提供了物品的购买手段，根据这一“供给创造需求”的原理，社会总供给总是等于社会总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生总需求不足或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一命题通常被称为“萨伊定律”。

　　2．资本主义经济有自然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倾向。当经济一旦处于不均衡时，市场经济的各种机制会使它恢复均衡。利息率是调节经济生活中储蓄等于投资的机制。

　　3．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供求均衡的机制。

　　4．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允许有一个例外，政府可以对货币的供给实行管制。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所具有的各种经济矛盾尤其是失业问题大大尖锐化的形势下，为了使资产阶级经济学能够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不得不放弃了传统的旧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修正，提出了所谓“有效需求”理论。

　　在《通论》中，凯恩斯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社会总需求绝不是必定与社会总供给相等的，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时常存在的现象。因此，经济完全可能处于非充分就业（或低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状态。凯恩斯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水平。根据他的看法，所谓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以给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它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组成；而有效需求最终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与货币数量决定的。

　　消费倾向（消费与收入的比例）决定消费需求；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了“资本边际效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获得的利润率）；流动偏好（人们愿在手中保持货币的心理动机）和货币数量决定利息率；而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共同决定了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由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增量和收入增量之间的比例）递减，消费的增加总跟不上收入的增加，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同时由于流动偏好的作用，利息率的下降受到限制，从而吸引资本家投资的诱惑力减弱，造成投资不足，结果使社会经济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生产，导致大量失业。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资本家对投资前景失去信心，致使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而造成的。

　　这样，凯恩斯就否定了新古典学派信奉的“萨伊定律”和市场机制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均衡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应被视为自然界的现象，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缺陷造成的，是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造成的结果。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政府应当担负起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实行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由于在经济危机时期，资本家非常悲观，即使利息率很低也不愿借钱投资，所以货币政策通过利息率（增加货币数量以降低利息率）的作用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必须充分重视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减税（甚至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来扩大货币总需求。凯恩斯通过“乘数理论”论证了财政政策对于克服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具有的重要作用。

　　由于凯恩斯对1929年—1933年经济大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的新形势做了比较现实的分析，他的经济理论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提出的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国家暂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因此，“他是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不仅在改造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方面，而且在使其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念范围。他承袭了边际学派发展起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把一切重要的经济范畴（包括利润）解释为纯粹的心理现象，认为人类本性的心理特征是引起经济变化的主要力量，他甚至说：“在估计未来投资之多寡时，我们必须顾及那些想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化是否良好，对于气候之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影响一人之情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决定于油然自发的情绪”。这种主观心理的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会使凯恩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如隔靴搔痒，忽视和回避了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是凯恩斯所说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在起主要作用，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结构的矛盾，是生产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凯恩斯之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掩盖失业和经济危机的真实根源，目的完全是为了挽救处于经济大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美国经济学家勃朗芬布伦纳教授说：“可以毫不夸大地认为，在世界大战以前和世界大战时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拯救了30年代的资本主义。”

　　三、就业一般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就业通论概论

　　凯恩斯写作《通论》以西方职业经济学家为主要对象。他在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主要是为我的经济学同行们写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凯恩斯深感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不符合事实，必须建立新的理论以代替旧的理论。可是，传统理论已经根深蒂固，严重地束缚着经济学家的头脑。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意识到，要使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首先就要使经济学家们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如果我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必须首先说服的，就是我的经济学同行们，而不是公众。”

　　由于《通论》难读，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纷纷从事《通论》的诠释和通俗化工作。在这一类读物中，影响较大的有罗宾逊夫人的《就业理论引论》、汉森的《凯恩斯学说指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以及狄拉德的《凯恩斯经济学》。

　　1．通论

　　凯恩斯把自己的书名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第一章标题是《通论》。通论的意思是一般理论。凯恩斯说，这本书命名的重点在“通”字。他的用意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不是通论，不是一般理论，因为他们的理论的假设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这就是说，只有他自己的理论才是通论或一般理论。不仅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且适用于一般情况。

　　凯恩斯在该书序言中又说，他得到的是通论，而“古典学派”的理论只是通论的一个特例。明白了这一点，对凯恩斯在该书结语中说的另一段话就不难理解了。他说，他对“古典”经济理论的批判，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它暗示的假设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其结果是它不能解决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但是，如果中央控制顺利实施以后，做到使总产量大致上相当于充分就业产量。从这一点起，“古典”经济理论将再次表明自己是正确的。

　　凯恩斯所说的特殊情况，是指充分就业的情况。传统经济学假设，资本主义经济能自行调节，达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理论是一种特殊理论，因为充分就业只是各种就业情况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按照凯恩斯的观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具有不稳定性，就业情况从充分就业到普遍失业都可能存在，典型的就业水平是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认为自己的就业理论能解释就业的各种情况，包括充分就业和非充分就业。他认为，非充分就业是正常情况。因此，他认为，只有他的理论才是一般理论。

　　凯恩斯《通论》的诠释者对“通论”或“一般理论”的含义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狄拉德说：“一般理论的另一个‘一般’方面，是解释通货膨胀同解释失业一样容易，因为两者主要都是有效需求的数量问题。需求不足引起失业，需求过多造成通货膨胀。”这就是说，凯恩斯的《通论》之所以是通论，因为它既能解释失业，又能解释通货膨胀。狄拉德还说：“从凯恩斯著作的标题来看，‘一般’这个名词还联系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意义。他的理论是关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就业和产量变动的，这与传统理论大不相同，后者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关于个别商业企业和个别工业的经济学。”这就是说，凯恩斯的通论或一般理论是宏观经济理论，而传统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理论。

　　2．经济学的二分法

　　传统经济学把经济理论分成两个部分：经济学原理和货币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又称价值论，货币学原理又称货币论。前者讨论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后者讨论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这两个部分相互隔绝，各不相通。

　　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的这种二分法。他在批评这种二分法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二分法。凯恩斯说：“把经济学分成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另一方面是货币理论，我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分法。我想，正确的二分法应当是，一方面是单个行业或厂商理论以及既定数量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和报酬理论，另一方面是从整体来看的产量和就业理论。”

　　凯恩斯的二分法实际上是主张把经济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微观经济学，另一部分是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的二分法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不过，后来的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不都是受了凯恩斯的影响。挪威经济学家弗里施1933年第一次在经济分析中使用“微观动态”和“宏观动态”两个术语，前者分析一个特定部门的运行，后者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全部经济系统。这比较接近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分。1934年他给“微观动态学”和“宏观动态学”下了定义：微观动态学研究单个市场、单个企业等，而宏观动态学研究整个经济体系。这就更接近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1941年，沃尔夫第一次正式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学术用语。1948年，博尔丁第一次将这两个术语写进经济学教科书。

　　凯恩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是肯定的。他说：“就单个厂商理论和使用既定数量资源所得到的产品的分配理论而言，古典经济理论对经济思想做出了贡献，这是无可指责的。人们没有这一理论作为思想武装，对问题就不可能有清晰的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视了他们的前辈有价值的思想，就以为我怀疑这一点。”在肯定传统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的同时，凯恩斯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就管理国家而言，政治家关心的是整个经济体系，是整个体系的全部资源的最优利用。

　　凯恩斯的二分法有助于全面了解凯恩斯对传统经济学的态度。第一，他批判的是传统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微观经济理论；第二，他对传统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没有完全否定，而是认为通过中央控制使总产量大致相当于充分就业产量以后，传统理论还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所谓凯恩斯革命，只是对传统经济学作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而不是完全否定。

　　3．有效需求原理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

　　在凯恩斯以前，剑桥的经济学家皮古把失业分为两个范畴；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据解释，所谓摩擦失业，是指劳动市场功能的缺陷引起的摩擦所造成的失业。例如，消费者爱好变化使原有工作不断消失和新工作不断出现所产生的失业，变换工种过程中产生的失业，工作的季节性所引起的失业，停工待料和机器设备出现故障所引起的失业，对工作机会的信息不灵和无法同招工单位联系所引起的失业，都被列入摩擦失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摩擦失业是临时性失业。所谓自愿失业是指由于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对情况变化的反应缓慢、固执己见等原因，工人不接受现行工资或较现行工资稍低的工资而造成的失业。凯恩斯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两个范畴，不同的是，他提出了第三个失业范畴：非自愿失业。凯恩斯给非自愿失业下的定义是：

　　“当工资品价格比货币工资有所提高时，如果愿意按现行工资工作的劳动总供给和现行工资下的劳动总需求都大于现有的就业量，那么，就存在非自愿失业。”

　　说得明白一点，所谓非自愿失业，是指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比货币工资有所提高时，愿意接受现行工资但仍无业可就的人所形成的失业。

　　传统经济学认为，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两个范畴包含了全部失业。可是，在1921年—1939年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1932年，英国失业率高达22．5％。这些数字远远高于剑桥正统经济学家所说的全部失业率的极限。在现实面前，凯恩斯不得不否定传统经济学关于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两个范畴可以包含全部失业的说法，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

　　凯恩斯在30年代的萧条中深感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于是提出了充分就业的主张。但是，凯恩斯的充分就业决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失业，决不意味着失业率为零，决不意味着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得到就业。凯恩斯对充分就业有自己的特定解释，他说：我们把没有“非自愿”失业存在的状况称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同“充分”就业并不矛盾。按照凯恩斯的这一解释，只要消除了他所说的第三个失业范畴，就算是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就是说，只存在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两个范畴，就是充分就业。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对于他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就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照他的说法，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什么是有效需求？凯恩斯在《通论》第三章第一节中下定义说，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交点上的总需求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在《通论》第六章第一节中，凯恩斯又下定义说，有效需求是企业主根据当前就业量预期获得的总收入或总收益。有效需求是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有效，因为它符合企业主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就业水平。从凯恩斯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也就是企业主的利润达到最大化时的总需求。

　　凯恩斯的需求指整个经济的总需求，而不是指个别企业或别的行业的需求。

　　在需求前面加上定语“有效”二字，是为了表明，只有同总供给相等的总需求对决定实际就业量是有效的，总需求曲线上除这一点之外的其他各点，对实际就业量的决定都不是有效的。“有效”二字还有助于区分购买欲望和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在经济学上，有意义的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而不是购买欲望。

　　凯恩斯强调预期在决定产量和就业中的作用。资本家在雇用一定数量工人进行生产时，要对供给和需求进行预期。在供给方面，资本家要对供给价格进行预期。供给价格等于资本家在生产中支付的生产要素的成本加预期利润。全体资本家要对总供给价格进行预期。总供给价格等于全体资本家在生产中支付的生产要素的总成本加预期总利润。在需求方面，资本家要对需求价格进行预期。需求价格是资本家预期的社会上购买他的商品的价格。全体资本家要对总需求价格进行预期。总需求价格等于全体资本家预期的社会上购买他们的全部商品的价格总和。当预期的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们就会扩大生产，增雇工人；当预期的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们就会缩小生产，减雇工人。只有当预期的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时，资本家们才既不扩大生产，增雇工人，也不缩小生产，减雇工人。这时，产量和就业处于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资本家们预期的利润总量达到最大量。这种在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时的总需求，也就是全体资本家预期的总利润最大时的总需求，便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有效需求又是指投资等于储蓄时的总需求。总需求分为消费品需求和投资品需求。消费品需求简称消费，投资品需求简称投资。总需求等于收入。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用于储蓄。消费是收入中用于购买消费品的部分，储蓄是收入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因此，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收入减消费，等于储蓄。总供给等于产量。产量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用于投资。产量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就是投资。因此，产量等于消费加投资。产量减消费，等于投资。当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时，产量等于收入。由于从其中减消费等于储蓄，从其中减消费等于投资，所以，投资等于储蓄。由此可见，有效需求既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又是投资和储蓄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

　　总之，只有当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投资等于储蓄时，利润才达到最大，产量、收入、就业才达到均衡状态。只有这时的总需求才是有效需求。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就业水平的高低。由于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贫困”的矛盾现象。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围绕这一核心逐步展开就业通论的理论体系。

　　凯恩斯主义者高度赞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克莱因说：“凯恩斯的革命的贡献是什么？……凯恩斯的革命发展了有效需求的理论。”

　　4．就业通论概要

　　在进入具体论述凯恩斯经济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内容之前，先提出就业通论的要点，描绘出它的框架，将有利于读者一开始就提纲挈领地把握住这一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凯恩斯经济学的诠释者迪拉德对就业通论以定理形式作了提要，并绘制了图表。现介绍如下。

　　凯恩斯的就业通论的要点是：

　　（1）总收入决定于总就业量。

　　（2）按照消费倾向，消费支出量决定于收入水平，从而决定于总就业量。

　　（3）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由两个部分构成：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

　　（4）在均衡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因此，总供给超过消费有效需求的部分等于投资有效需求。

　　（5）在均衡时，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总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量。因此，就业量决定于①总供给函数，②消费倾向，③投资量。

　　（6）总供给函数主要决定于供给的物质条件，它和消费倾向都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就业波动主要是由于投资量的关系。

　　（7）投资量决定于①资本边际效率，②利率。

　　（8）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①预期利润收益，②资本资产的重置成本。

　　（9）利率决定于①货币数量，②流动偏好状态。

　　（二）消费倾向和乘数

　　1．消费倾向

　　凯恩斯说，他的《通论》一书分析的最终目的在于发现什么决定就业量。

　　按照他的说法，决定就业量的因素，也就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此外，还有货币数量这个因素。本节考察凯恩斯说的第一个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

　　凯恩斯的消费倾向指的是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凯恩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消费支出量部分地取决于收入数量，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客观环境，部分地取决于社会成员的个人主观需要、心理倾向和习惯以及收入分配原则。但是，凯恩斯说，当一般经济情况不变时，消费支出主要决定于产量和就业量，因此，可以用消费倾向函数来概括其他各种因素。虽然其他因素可能变化，然而总收入通常是主要变量。总需求函数的消费部分取决于总收入。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总消费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量，而消费倾向本身的变化是次要的。

　　在论述消费倾向时，凯恩斯提出了第一个基本心理规律。他说，无论从先天的人性看，或是从具体的经验事实看，有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可以深信不疑。

　　这就是，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自己的消费，但是，消费的增加没有收入增加的多。在另一个地方，凯恩斯又说，就业增加时，总实际收入也增加。社会心理往往是，总实际收入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没有总收入增加的多。

　　凯恩斯认为，这一条心理规律在短期内尤其适用。

　　凯恩斯把消费倾向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量对收入量之比。例如，收入为10000美元，消费为8000美元，平均消费倾向＝8000／10000＝0．8或80％。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一个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的比率。例如，收入从10000美元增加到11000美元，消费从8000美元增加到8700美元，边际消费倾向＝700／1000＝0．7或70％。

　　由此可见，平均消费倾向是总消费量对总收入量之比，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增量对收入增量之比。

　　平均消费倾向的数值取决于收支情况。入不敷出时，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

　　收支相抵时，平均消费倾向等于1。收大于支时，平均消费倾向小于1。与此不同，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大于0而小于1。这是因为，根据凯恩斯的心理规律，消费增量只能是收入增量的一部分。平均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递减的，但平均消费倾向大于边际消费倾向。这是因为，即使没有任何收入，人们也要维持基本消费。

　　如前所说，收入减消费，等于储蓄。从这一关系中很容易引出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关系。储蓄倾向指的是收入和储蓄的函数关系。储蓄倾向分为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平均储蓄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储蓄量对收入量之比。边际储蓄倾向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所占的比率。

　　平均消费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互为补数，二者之和永远等于1。已知平均消费倾向为80％时，就可推知平均储蓄倾向为20％。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也互为补数，二者之和也永远等于1。知道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便可推知边际储蓄倾向的数值。按照凯恩斯的分析，由于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所以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是递增的。

　　引进了储蓄概念，凯恩斯又对自己的第一条基本心理规律重新作了表述。

　　他说：收入的绝对水平愈高，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通常也就愈大。在一般情况下，随着实际收入的提高，储蓄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就愈大。任何现代社会的基本心理规律是，当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时，社会的消费都不会按同一绝对量增加，所以储蓄的绝对量必定增加。经济制度的稳定，本质上取决于这一条基本心理规律的存在。

　　凯恩斯认为，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他把外生因素或经济制度以外的因素称作客观因素，把内生因素或经济制度以内的因素称作主观因素。凯恩斯所说的主观因素，包括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在具体说明使人们的收入不用于消费的主观动机时，他列举了以下因素：

　　（1）建立准备金，以防预料不到的偶然事件；

　　（2）为养老、子女教育、家属抚养而积蓄，预期未来的收入比现在少，而本人和家庭未来的需要比现在多；

　　（3）为了利息和增值而将目前消费推迟到未来消费；

　　（4）人的天性总是盼望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愿意为以后的支出逐渐增加而积蓄；

　　（5）为独立即不依赖他人而储蓄，为以后有力量办事而储蓄；

　　（6）为了取得从事投机或营业而积蓄本钱；

　　（7）为留下遗产而储蓄；

　　（8）为满足纯粹的守财奴欲望而储蓄。

　　凯恩斯认为，除了个人储蓄，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工商企业等也进行储蓄，动机同个人储蓄动机相似，主要有：

　　（1）企业动机：无须通过市场集资或借债就能进一步扩大投资；

　　（2）流动动机：获得流动资源，以应付意外事件、困难和萧条；

　　（3）改善动机：逐步提高收入；

　　（4）财政谨慎动机：保证足够的财政准备，以抵充折旧基金和偿还债务。

　　在凯恩斯看来，当总收入不变、客观因素也不变时，正是以上列举的各种主观因素影响了消费倾向，导致消费越来越落后于收入。

　　凯恩斯认为，影响消费倾向的除了上述的主观因素，还有下述的客观因素：

　　（1）货币工资的改变；

　　（2）收入和净收入之差的改变；

　　（3）资本价值的意外收益的改变；

　　（4）利率的改变；

　　（5）财政政策的改变；

　　（6）预期的改变。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原因是，消费倾向决定于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惯和一般的社会结构，这一切是不容易改变的，除非社会发生了非常的或革命性的变化。长期以来，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动机因经济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因种族、教育、惯例、宗教、道德可形成的习惯，因现在的希望和过去的经验，因资本设备的规模和技术，因财富分配和生活标准，而有很大不同。但是，凯恩斯不考虑长期影响，而把主观消费动机和主观储蓄动机看作是已知的。至于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除了资本价值的意外收益、利率和财政政策的重大改变会引起消费倾向的改变之外，其他因素通常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因此，凯恩斯认为，由于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改变很慢，而客观因素在短期内又影响不大，所以消费在短期内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收入的变化，而不是由于消费倾向的变化。

　　凯恩斯十分重视消费倾向这一心理规律的作用，认为消费倾向低导致了需求不足。他的逻辑是，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的增加。因此，总收入愈大，收入和消费的差距也就愈大，储蓄在收入中占的比例也就愈大。消费倾向的减弱，不仅使消费需求减弱，而且使投资需求减弱，原因是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凯恩斯说：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一条心理规律上。

　　在一定的总收入水平上，要增加消费，就必须提高消费倾向。凯恩斯既然把消费倾向低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大量失业的原因，那也就必然把提高消费倾向看作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手段。为此，他竭力提倡刺激消费，主张抑制储蓄倾向，他断言节约不是美德，而是缺德行为。

　　凯恩斯从消费倾向这一心理规律中得出了必须刺激投资的结论。他说，除非消费倾向发生变化，就业就只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原因是，就业增加时，消费者的支出将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除非增加投资来弥补这一缺口，否则就业就不可能增加。这一结论实际上是要说明投资是就业通论中的一个关键变量。

　　凯恩斯的消费倾向理论受到凯恩斯追随者的赞扬。例如，汉森说：凯恩斯对消费函数的分析“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主要的界碑”，是对经济分析工具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有的西方学者称消费倾向理论是凯恩斯理论结构的基石，有的称这是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核心。

　　2．乘数

　　《通论》的第八、九两章论述消费倾向，第十章讨论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如前所说，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一个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的比率，即消费增量对收入增量之比。凯恩斯利用边际消费倾向概念建立了投资乘数理论。

　　乘数概念是凯恩斯的学生卡恩在《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卡恩的文章提出，就业量的变化是投资量的净变化的函数。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确定净投资增量和总就业增量之间的实际数量关系。卡恩的乘数是就业乘数，是表示初始就业增量对总就业增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系数。按照卡恩的就业乘数，当净投资增加时，总就业增量将是初始就业增量的一个倍数。

　　凯恩斯接受了卡恩的乘数概念，提出了投资乘数。投资乘数是表示投资增量和收入增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系数。按照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当总投资增加时，收入增量将是投资增量的一个倍数。

　　投资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就越大。

　　乘数等于1除以（1－边际消费倾向），即等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如前所说，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大于0而小于1。所以，1减边际消费倾向所得到的差也大于零而小于1。这样，1除以（1－边际消费倾向）所得到的商，即乘数，必定大于1。

　　由于（1－边际消费倾向）等于边际储蓄倾向，所以，乘数也等于1除以边际储蓄倾向，即等于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

　　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和乘数的数值存在对应关系。如果消费者把增加的全部收入都用来增加储蓄而不增加消费，即边际消费倾向为0，或边际储蓄倾向为1，这时，乘数就等于1。如果消费者把收入增量中的1／2用来增加消费，乘数就等于2。如果把收入增量中的2／3用来增加消费，乘数就等于3。如果收入增量的3／4用来增加消费，乘数就等于4。如果收入增量的4／5用来增加消费，乘数就等于5。如果收入增量的9／10用来增加消费，乘数就等于10。如果99／100用来增加消费，乘数就是100。

　　如果收入增量全部用来增加消费，乘数就是无穷大。应当注意乘数等于1和乘数等于无穷大的情况是不会有的，因为边际消费倾向大于0而小于1，所以乘数大于1而小于无穷大。凯恩斯大概知道，这样的值域太宽，从中会得出离奇的结论，所以他不得不对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的数值加以限制。按照他的说法，美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似乎不超过60—70％，乘数似乎小于3而徘徊于2．5左右。

　　现在假设增加投资1000万美元，这时投资品生产者的收入增加1000万美元。

　　再假设，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为2／3。他们会把新增收入中的666．67万美元用来增加消费，购买消费品。这时消费品生产者的收入增加666．67万美元。假设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为2／3，他们又会把新增收入中的444．44万美元用来增加消费，购买消费品。过程如此继续下去。这一系列的再支出是无限的，数值逐渐减小。

　　用代数中的几何级数公式可以计算出结果，这就是，增加1000万美元投资，能导致增加3000万美元的收入。收入增量对投资增量的比等于3，也就是投资乘数等于3。

　　乘数是建立在消费倾向这一主观心理因素的基础之上的。凯恩斯承认，乘数是公众心理倾向的函数。

　　凯恩斯假设投资乘数等于就业乘数，并假设社会的消费心理使社会把收入增量的9／10用来消费，就业乘数就等于10。在这一情况下，假设其他方面的投资不减少，政府增加公共工程方面的投资。凯恩斯断言，由此引起的总就业增量将10倍于这项公共工程投资本身所提供的初始就业量。因此，只要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于L，投资的小量波动就会引起就业的大幅度波动，比较小的投资增量就可以导致充分就业。

　　（三）资本边际效率

　　资本边际效率是凯恩斯所说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之一。

　　在凯恩斯的就业通论中，有效需求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上节说明，消费需求决定于收入和消费倾向。本节和下一节将说明，投资需求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

　　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指的是预期增加一个单位投资可以得到的利润率。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资本家对一项资本资产（例如机器、厂房）进行投资时，要作两方面的预期。一方面，要对这一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进行预期；

　　另一方面，要对这一项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进行预期。

　　凯恩斯把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看作是预期的这项资产的未来一系列年收入。

　　他说，一个人在进行投资或购置资本资产时，他购买的是一系列未来收益权。

　　投资者预期，一项资产在使用期限内用来生产产品，从出售产品获得的收入中扣除获得该产品的营运费用，便得到一系列年收入。这一系列年收入就是投资的未来收益。

　　凯恩斯把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看作是预期的资产的重置成本。他说，资产的供给价格，并不是指在市场上购买该项资产实际支付的市场价格，而是足以引诱厂家多生产一个单位该项资产所需要的价格。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也可以称为该资产的重置成本。

　　应当注意，资本边际效率是用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它的现行的供给价格来定义的。资本家是否增加投资，取决于这项资本资产的预期的未来收益超过它的供给价格（重置成本）的比率。在求预期的未来收益对现行的供给价格的比率时，必须将预期的未来收益折成现值。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下的定义是：

　　一项资本资产在它的寿命期限内预期的一系列年收入按某一贴现率折成的现值，正好等于这项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这一贴现率就是资本边际效率。例如，有一项资本资产，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为3000美元，使用寿命为两年，预期第一年收益为1100美元，第二年收益为242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按10％的贴现率将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收益折成的现值正好等于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例中的贴现率就是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

　　凯恩斯用同样的方法求各类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他把其中最大的边际效率称作一般资本边际效率。

　　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是用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它的现行的供给价格定义的，所以，资本边际效率是将货币投资于新生产的资产可以预期获得的回报率，也就是说，资本边际效率是预期的增加一个单位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

　　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他说，在任何时期内，对任何一类资本的投资增加，都会使这类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这部分地是因为这类资本的供给增加的预期收益将随之而下降，部分地是因为这类资本的产量增加时供给价格将随之而上升。在这两类因素中，在短期内，第二个因素起主要作用，在长期内，第一个因素更为重要。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投资引诱。投资引诱理论是他的就业通论的最重要的部分。

　　按照凯恩斯的看法，只有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超过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继续投资才是有利可图的，才能对资本家产生投资引诱。

　　投资引诱还可以用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之间的差额来说明。资本家增加投资时，一方面要看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要看市场利率的高低。只有在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时，资本家才会增加投资，直至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市场利率。凯恩斯用投资需求表或资本边际效率表表示投资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投资引诱部分地决定于投资需求表，部分地决定于利率。只要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投资就会继续进行下去。利率下降，会引起投资量的增加。

　　实际投资量一定会达到投资需求表上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一般资本效率正好等于市场利率。如果利率不变，投资量就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

　　凯恩斯十分强调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一基本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认为这一基本心理因素对资本边际效率起决定性作用。他把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分为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短期预期是生产者对使用现有设备生产的产量获得的销售收入所进行的预期，长期预期是生产者对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后生产的产量获得的销售收入所进行的预期。短期预期可以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比较稳定。长期预期没有可靠的经验为依据，相当不稳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很少取决于冷静的思考和精确的计算，而主要取决于对投资和获利前景的信心状态。

　　凯恩斯断言，大多数的投资决策，只是受一时血气的冲动，受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的驱使。如果血气衰退、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都只按照数学式的预期行事，企业就会衰败和死亡。因此，在估计投资前景时，必须考虑投资者的神经、歇斯底里、消化力、对气候的反应等影响投资者油然自发情绪的因素。资本边际效率的剧烈变动，是对未来效益的预期这一基本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周期的实质就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剧烈波动。

　　凯恩斯提出资本边际效率理论的目的在于引出实际结论。按照他的逻辑，失业和萧条的原因是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投资引诱不足，主要是资本边际效率不高，因此，要增加就业，摆脱萧条，就应当由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一方面刺激私人投资，使投资者对投资前景充满信心，保持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一方面国家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投资引诱，实行综合性的投资社会化，实现政府当局和私人积极性的合作。凯恩斯希望国家更多地担负起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

　　（四）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

　　流动偏好，又译作灵活偏好，是凯恩斯所说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之一。在凯恩斯的就业通论中，投资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而利率决定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货币的供给决定于中央银行，货币的需求决定于流动偏好。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指的是公众愿意用货币形式持有收入和财富的欲望和心理。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个人心理上的时间偏好要求做出两种不同的决策。第一种决策是消费倾向，决定收入中的多大比例用于消费，多大比例保留下来作为对未来消费的支配权。第二种决策是决定在什么形式上持有这种对未来消费的支配权。比方说，愿意在股票和债券形式上持有这种对未来消费的支配权，还是愿意在现金和存款形式上持有这种对未来消费的支配权。凯恩斯说，传统理论注意到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他自己的流动偏好理论则是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

　　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关于利息是储蓄或等待报酬的说法，而主张利息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流动偏好的强弱表现在公众在货币形式上还是以证券形式持有资产愿望的变化上。当公众急于出售证券来获得现金时，流动偏好增强。

　　这时证券价格下降，利率上涨。反之，当公众迫切希望买进证券时，流动偏好减弱。这时证券价格上涨，利率下降。利率是一种尺度，它可以衡量货币持有者不愿意放弃流动偏好的程度。利率是一种价格，它使公众愿意在货币形式上持有的资产数量正好等于现有的现金数量。利率偏高，公众愿意持有的现金量就会低于现有的供给量。反之，利率偏低，公众愿意持有的现金量就会低于现有的供给量。据此，凯恩斯认为，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是决定实际利率的两大因素。由此，他又把流动偏好解释为一种可能性或趋势，这种可能性或趋势在利率已定时决定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量。

　　关于流动偏好的起因，凯恩斯认为是来自三种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

　　1．交易动机是指为了应付日常交易而持有现金的愿望。凯恩斯将交易动机又分为两类：

　　收入动机和营业动机。

　　（1）收入动机。是指从得到收入到用掉收入这段时间内持有现金的愿望。

　　收入动机的强度取决于收入数量和收支期间长度。

　　（2）商业动机。这是指营业上从支付成本到获得销售收入这段时间内持有现金的愿望。商业动机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该期产值和产品在流通中所经历的阶段。

　　2．谨慎动机

　　是指为防止意外事故和抓住没有预见到的有利的购买机会而持有现金的愿望。

　　凯恩斯认为，收入动机、商业动机和谨慎动机三者的强度，部分地取决于通过借贷等方法取得现金的便宜程度和可靠程度，部分地取决于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如果需要现金时能毫无困难地得到，就不必持有现金不用。如果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高，例如因持有现金而不能购买生利的资产，持有现金的动机就会削弱，反之，动机就会增强。

　　3．投机动机

　　是指为了抓住有利的投资机会而持有现金的愿望。根据凯恩斯的解释，投机动机是一种持有现金的动机，投机者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看法比市场上一般人高明，因而想从市场变动中获利。不同的人对证券市场的未来有不同的估计。

　　当绝大多数人估计利率将下降，从而证券的价格将上涨时，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利率将上升，从而证券价格将下降，并为此持有现金，等待这种有利机会的到来。当他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他在这一投机中就可以大获其利。

　　凯恩斯认为，出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大致取决于经济体系的一般经济活动和货币收入水平，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很灵敏。与此不同，出于投机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对利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会随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利率主要决定于出于投机动机而持有货币的愿望。这样，货币需求量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出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量，一部分是出于投机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量。前者是收入的函数，后者是利率的函数。

　　货币供给量由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量分两部分：一部为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需要，一部分满足投机动机的需要。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利率决定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货币数量既定时，利率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流动偏好的强弱。流动偏好强，利率就会提高；流动偏好弱，利率就会降低。反之，流动偏好不变时，利率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货币供给量增加时，利率就会下降；货币供给量减少时，利率就会提高。利率水平决定于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相等的一点，即货币供求的均衡点。

　　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的利息理论。传统经济学认为，如果储蓄超过投资，利率就会下降。利率下降，就会刺激投资。利率将下降到使投资增量等于储蓄增量的一点为止。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利率的完全伸缩性会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认为，当人们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时，如果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没有变化，利率就不会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必定导致就业和收入的下降。这时，只有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才能使就业和收入上升。在凯恩斯看来，即使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也不一定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原因是，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增加后，公众在心理上对未来更感到难以预料，因而流动偏好变得更强。结果是，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利率降低到某一水平（例如2％）时，货币需求就会趋于无穷，货币当局增发多少货币，公众就会吸收多少货币，利率因此就不再下降。这就是“流动性陷阱”。此其一。再者，即使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能成功地降低利率，但是长期萧条如果使投资前景变得十分黯淡，也难以使投资的增加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凯恩斯提出流动偏好理论的目的在于得出实际结论。按照他的逻辑，货币当局应当采取有管理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但是，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消除失业和萧条，最重要的还是财政政策。

　　（五）货币工资和价格

　　1．货币工资

　　凯恩斯在《通论》中先假定货币工资和价格不变，说明自己的一般就业理论。然后在该书第五篇《货币工资与价格》中，取消了货币工资和价格不变的假设，说明货币工资和价格的变化对就业和产量的影响。

　　以马歇尔和皮古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认为，货币工资有伸缩性，存在失业时，货币工资会自动下降，失业将随之减少，直至恢复充分就业。这就是说，在货币工资伸缩性的假设下，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自行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现存的任何经济失调都是工资刚性即工资能升不能降所造成的。要解决失业问题，就只有降低货币工资。

　　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的上述观点。在假定货币工资和价格不变时，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工资。在取消了货币工资和价格不变的假设时，凯恩斯认为，货币工资的变化会影响就业，这种影响是一种反作用。就业的决定因素是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而货币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它对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而发生的。

　　关于货币工资降低是否增加就业量的问题，凯恩斯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三者不变时，货币工资降低是否直接趋向于增加就业量，对此，凯恩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理由是，就业量只同有效需求有关，有效需求是预期的消费和预期的投资的总和，只要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三者不变，有效需求也就不变。在有效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当全体资本家增加就业人数时，总收益必定低于总供给价格。因此，关于降低货币工资就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就可以增加就业量的结论是一个很粗陋的错误结论，降低货币工资并不存在增加就业量的直接趋向。

　　第二种情况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或利率受到货币工资降低的影响时是否存在增加就业量的直接趋向。对此，凯恩斯的回答是，只有提高消费倾向、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或降低利率，才有增加就业的趋向。凯恩斯在《通论》中详细地讨论了降低货币工资可能引起的一系列最重要的反应，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对消费倾向的影响。降低货币工资有可能引起收入的再分配，从工资收入者转移给其他生产要素，或者，从企业主转移给食利者。当收入从工资阶级转移给其他生产要素时，降低货币工资对消费倾向很可能不是产生有利影响，而是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收入从工资劳动者转移给企业家和食利者，意味着收入从消费倾向高的社会集团转移给消费倾向低的社会集团，结果大概是出现降低消费函数而不是提高消费函数的趋势。当收入从企业主转移给食利者时，由于后者比前者更为富裕，其结果大概不是有利于而是不利于提高消费倾向。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导致物价下降，而物价的下降导致人们实际购买力的提高，就会出现提高消费函数的趋向。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导致未来工资提高的预期，就可能有利于当前消费；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导致未来工资进一步降低的预期，就可能不利于当前消费；第二是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

　　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导致企业家关于未来工资不再降低的预期，就会有利于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从而有利于增加投资；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导致企业家关于未来工资进一步降低的预期，就会不利于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从而不利于增加投资。如果本国货币工资比外国货币工资相对降低，就会增加对外贸易顺差，这显然有利于增加投资。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导致物价下降，物价的下降导致企业家债务负担的加重，就会不利于增加投资；第三是对利率的影响。工资的降低导致物价下降，工资和物价的下降导致出于交易动机而持有现金的愿望的减弱，从而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减少。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交易需求的减少会导致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利率的下降。利率的下降有利于投资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就业的增加。

　　凯恩斯不赞成传统经济学关于通过降低货币工资以增加就业的政策主张。

　　按照上述货币工资的降低既可能产生有利影响又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论点，很难断定降低货币工资必然会增加就业量。这是凯恩斯从理论上说的。更重要的是，凯恩斯认为，只有愚蠢之徒才会选择弹性工资政策，而不选择弹性货币政策。在他看来，与其降低货币工资，不如降低实际工资。他说，事实上，雇主们改变货币工资协议的行动所遇到的抵抗，比起实际工资由于物价上涨而逐步地、自动地下降所遇到的抵抗要强烈得多。因此，凯恩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刚性货币工资政策为目标，要比弹性货币工资政策更为方便。凯恩斯刚性货币工资政策的核心是：不是降低货币工资，而是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以降低实际工资。

　　2．价格理论

　　《通论》第二十一章是《价格理论》，研究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说，传统经济学把经济理论分为经济学原理和货币学原理两个各自独立的部分，前者讨论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后者讨论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

　　在讲价值理论时，传统经济学总是说价格决定于供给和需求状况，边际成本和短期供给弹性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讲货币和价格理论时，传统经济学则说价格决定于货币数量、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相对于交易数额的流通速度、窖藏、强迫储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等。这两部分理论之间没有联系。凯恩斯对这种状况颇为不满，他认为，他的价格理论把长期被分割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了起来。凯恩斯反对传统的二分法，主张将经济理论分为研究单个企业和行业的资源分配和报酬的理论和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的理论。在研究前一理论时，可以不考虑货币的性质和特点；而研究后一理论时，就需要一个完整的货币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他主张的这种二分法是正确的二分法。

　　凯恩斯还主张把经济理论分为静态均衡理论和移动均衡理论。在移动均衡的经济体系中，对未来的看法会影响现在，而货币的性质和特点就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连接物，货币的重要性就是由此产生的。因此，在研究移动均衡时，不利用货币就不可能讨论预期变化对当前活动所发生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认为，货币数量是价格水平的决定因素，货币数量的增加会直接影响价格水平。

　　与此不同，凯恩斯的价格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对价格水平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以使利率水平降低，利率的降低可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即提高资本家心目中预期的利润率。预期利润率的提高可以鼓励资本家增加投资，从而可以增加投资需求。投资需求的增加可以增加就业和收入，从而可以增加消费需求。结果是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有效需求增加。有效需求的增加可以刺激供给的增加，供求均衡时的价格不一定随货币数量的增加成同比例的变化。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货币数量增加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当货币数量增加时，只要存在失业，价格就不会受任何影响。这时，供给有完全弹性，增加产量不会提高边际成本，因而不会提高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引起有效需求的增加，有效需求的增加引起就业量的同比例增加。简言之，有失业存在时，就业量随货币数量成同比例变化。

　　第二种情况是，当货币数量增加后，一些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弹性变小，另一些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弹性仍然很大，这时增加产量就会遇到一系列“瓶颈”现象。当产量增加到出现“瓶颈”现象时，就很可能出现若干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在一般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加，部分地增加就业量，部分地提高价格水平。因此，并不是在达到充分就业时价格水平才随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而是在就业增加时价格水平就在逐步提高。不过，价格水平的提高这时还低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就货币工资而言，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货币工资也随有效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但是货币工资的提高这时还低于工资品价格的提高。凯恩斯称这些临界点为“半临界点”，以区别于充分就业这一“最后临界点”；称在这些点上增加有效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为“半通货膨胀”，以区别于充分就业下增加有效需求所引起的“绝对通货膨胀”或“真正的通货膨胀”。

　　第三种情况是，当充分就业这一最后临界点已经达到时，增加货币供给就会直接影响货币工资和价格。这时，供给完全没有弹性，增加产量就会提高边际成本，因而会提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引起有效需求的同比例增加。这时，有效需求的增加只会引起成本的提高，从而引起价格水平的同比例提高，而不会增加产量和就业。凯恩斯称充分就业下增加有效需求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为“绝对通货膨胀”或“真正的通货膨胀”。

　　以上讨论的是短期内货币数量的改变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至于长期内货币数量的改变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凯恩斯认为，这不是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结论问题。他说，在长期中，流动偏好很有规则，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之间大致上存在某种关系，国民收入中人们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比例很可能相当稳定。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利率变动的净效果是确定一个平均数，同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之间的稳定比例保持一致。在极长期中，价格几乎总是趋向上升。

　　凯恩斯从价格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是，当失业存在时，从增加货币数量来降低利率，增加有效需求，提高物价，以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的资本边际效率比上一世纪低得多，而利率又不能降低到使大多数财富持有者不能接受的程度。因此，只采用货币政策，只实行适度的通货贬值，恐怕难以找到一条出路，重点还是要放在财政政策上。

　　（六）经济周期

　　《通论》的第二十二章讨论经济周期问题。凯恩斯认为他自己的就业理论是通论，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则是就业通论在经济周期方面的应用。

　　凯恩斯说，经济周期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要对经济周期做出完全的解释，他的就业通论中每一因素都是需要的，特别是，消费倾向的波动、流动偏好状态的波动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全都发生作用。但是，他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

　　凯恩斯从繁荣后期危机突然发生说起。他认为，在繁荣后期，人们对资本品的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这时，资本品不断增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利率或许也已提高。但是，这一切都被乐观预期所抵消。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投机者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作有理性的估计，而是对市场情绪的近期变动进行预测。当过度乐观、过度购买的市场上幻想破灭时，来势迅猛异常。与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伴随而来的是对未来的沮丧和不确定性，这自然使流动偏好急剧增强，从而使利率上升。因此，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常常连带着利率上升这一事实，使投资的下降更为严重。不过，凯恩斯并不同意着重用利率上升来解释危机的传统观点，而主张用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来解释危机。

　　他说，危机主要不是由于利率的上升，而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只是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之后，流动偏好才会增强。凯恩斯把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看作是从扩张进入紧缩的转折点。

　　据解释，当繁荣还在持续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益的可靠性突然发生怀疑，或者由于新生产的耐用品存货不断增加使现行收益出现下降的征兆，因而幻想破灭。这时，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如果人们认为当前的生产成本比未来的高，资本边际效率就会进一步下降。疑心一起，就会迅速传播。从繁荣转入萧条时，许多资本的边际效率变成微不足道，甚至是负数。经过一段时间，由于使用、消耗和废弃，出现资本短缺，使资本边际效率提高。这段时间也许是一个时代的资本的平均持久程度的稳定函数。这是经济周期的第一个时间因素，即决定萧条的持久期的第一个因素。

　　经济周期的第二个时间因素，即决定萧条持久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剩余存货的存储成本。存储成本很高，很少会低于每年10％，因此必须降价处理，压缩产量，直至剩余存货被吸收为止。这大约需要3－5年时间。吸收存货等于负投资，在吸收过程中，就业量会进一步下降。只有在吸收完毕以后，就业量才会上升。

　　此外产量下降时，流动资本如用于原材料的资本必然随产量的下降而减少。

　　这也是一项负投资，而且数量很大。

　　在衰退期间，存货和流动资本两者的变化趋势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衰退的最初阶段，存货投资可能增长，这有助于抵消流动资本的负投资；

　　在下一阶段，存货和流动资本在短期内都可能出现负投资；在通过最低点以后，存货很可能还是负投资，部分地抵消流动资本的再投资；最后，在复苏时，两者对投资同时起促进作用。

　　总之，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资本、剩余存货和流动资本的减少，导致它们的稀缺性明显恢复，因而资本边际效率提高。在萧条期间，出于交易动机（包括收入动机和商业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减少，利率因而下降。利率下降又导致成本下降。这一切，促使投资增加。又由于收入下降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就业乘数大，所以产量、就业和收入增长快。经济在经历了萧条和复苏之后，又进入繁荣阶段。到了繁荣后期，当资本边际效率重新崩溃时，危机又会突然发生。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

　　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所引出的实际结论是：在萧条阶段，降低利率有助于经济复苏，但是，仅靠纯货币的补救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手段还是财政手段；补救的办法也不在于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会阻碍投资，还会降低消费倾向，而在于采取果断措施，实行收入再分配，以提高消费倾向；经济周期主要是由于投资率变动，投资率的变动主要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则是根源于投资市场中的心理，没有理由预期这种心理会发生深刻变化，所以，结论是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总额的职责放在私人手中，而应当由中央当局审慎地加以控制和管理。

　　四、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

　　（一）凯恩斯政策主张的出发点———国家干预经济

　　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单纯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否则就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困境。他明确指出，为了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无论用什么办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因此两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

　　可见，在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中，最本质之点就是主张国家调节经济，干预经济生活，也就是主张发展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凯恩斯正是在必须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名义下，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其中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

　　（二）凯恩斯政策主张的着眼点———总需求管理

　　国民经济的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均衡，从这一点上讲，国家干预经济应该对供求双方都实施调控。但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情况下，供给经常处于过剩状态，有大量的生产资源闲置未得到充分利用，因而，总供给是一个可任意调节的量。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着眼点不在于社会总供给方面而在于社会总需求方面。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以总需求管理为主。

　　所谓“总需求管理”就是指国家采取某些政策措施来调节总需求，当经济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即在于增加社会总需求，使两者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达到均衡。反之，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即有效需求过度时，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即在于压缩社会总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水平上达到均衡。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常态，因此，政府干预经济需要以扩大政府开支，扩张政府需求的方法来弥补私人有效需求的不足。

　　为此，凯恩斯提出赤字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

　　（三）凯恩斯提出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前面讨论的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现在论述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这种顺序安排很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凯恩斯先有经济理论，然后合乎逻辑地从经济理论中引出经济政策。事实正好相反。如前所说，凯恩斯经济学是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从时间顺序说，是先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和反危机的经济政策，然后才有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这一点，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克莱因说：“实用经济学仅仅是常识，而理论经济学不过是‘把常识弄得艰深’而已。……他（凯恩斯—引者）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实用政策，而是先有目的在于医治真正的经济病症的实用政策，再由此引申出他的理论。”

　　凯恩斯的就业通论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30年代反危机的需要编制出来的。这一理论发表后，便为业已存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提供了理论上的说法，并在实际上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通论》中的理论，具有政策含义，是针对实际的政策提出来的。了解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更有助于深入了解凯恩斯理论的实质。凯恩斯《通论》的诠释者迪拉德说：“在凯恩斯的思想里，理论和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凯恩斯的观念总是针对实在的政策……我深信结合政策来研究凯恩斯的理论是最容易理解的。凯恩斯不是仅仅为了喜欢制造工具而创造新的分析工具。他的观念具有实践的意义，而且政治家们已经把它变成行动了。”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他说，他以前师承并且多年来用以教育别人的自由放任学说缺乏足够的理论根据，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的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条件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扩大政府职能。他说：“扩大政府职能……恐怕会被认为是对个人主义的极大侵犯。相反，我为它辩护，这不仅是避免现存的经济形态完全毁灭的惟一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是使个人主动精神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凯恩斯所说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诱，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

　　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提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凯恩斯主张国家部分地通过税制，部分地通过限定利率，部分地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所得税、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都同消费和储蓄有关。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当然就会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在长期中，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在短期中，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但有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是，利率变动时，会使证券和其他资产增值或贬值，从而引起当前消费的增加或减少。利率的提高会降低消费倾向，将利率固定在较低水平上，则有利于提高消费倾向。凯恩斯很重视提高消费倾向，他认为，在不能增加投资量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消费倾向，才能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凯恩斯相信乘数的作用，他认为，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提高消费倾向，就可以使一个较小的投资量维持一个特定的就业水平。凯恩斯反对节俭，他把寄生性消费和挥霍消费都看作是提高有效需求的手段。在他的笔下，富豪们生前建高楼大厦作住所，死后筑金字塔为坟墓，或者为了忏悔前非，建造教堂，资助寺院和国外传教活动，都有利于推迟经济衰退的到来。凯恩斯甚至认为，以开采金矿为名在地上挖窟窿，或者财政部把装满钞票的旧瓶埋在废矿中，用垃圾填满，然后把开采权租让给私人，由私人企业挖出这些旧瓶，都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高。

　　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有一定作用。例如，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他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就能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理由是，市场上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值会产生十分剧烈的波动，这种大幅度波动不是利率的有限波动所能抵消的。因此，仅靠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不足以达到最优投资率。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既来自对内投资，又来自对外投资，两者合起来构成总投资。总投资量决定于利润动机。对内投资决定于国内利率的高低，对外投资决定于国际贸易顺差的大小。在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国内利率和其他投资引诱的情况下，增加贸易顺差是政府增加国内投资的惟一的直接办法，也是政府降低国内利率、提高国内投资引诱的惟一的间接办法。但是，凯恩斯强调的是扩大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对投资的控制。他说，他的结论是，不能把提供当前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点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更多地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诱。凯恩斯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接近充分就业的惟一办法。不过，凯恩斯为了让资产阶级放心，特别声明，投资社会化并不是生产手段国有化，而是实行国家权威和私人主动性合作。而且，投资社会化的必要手段可以逐步引进，不必打断一般社会传统。凯恩斯还宣告，除了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二者实行中央控制，以便对二者进行调节之外，没有理由使经济生活更加社会化，没有显著理由要实行包容社会的大部分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上述政策中，凯恩斯认为，政府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由社会控制投资率，增加投资；另一方面，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不过，凯恩斯强调说，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刺激消费和投资，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凯恩斯认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奏效，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

　　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在他看来，政府扩大支出时，不应增加政府收入，而应采取举债支出的办法，即赤字政策。凯恩斯说：举债支出虽然浪费，然而结果却可以使社会致富。他甚至把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也看作是使社会致富的手段。

　　凯恩斯公然说．“战争是大规模举债支出的惟一形式，政治家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他又说：“在整个近代时期，投资支出的规模是令人绝望的，不能够解决问题。……看来除战争时期外，从政治上讲，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可能把支出组织到必要的规模，以便进行一次伟大的试验来证明我的看法。”

　　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他尽管在早期著作中承认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可是在《通论》中却主张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来降低实际工资以增加利润，压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把温和的通货膨胀看作是防止或缓和经济危机的手段。凯恩斯说：如果货币能像庄稼一样生长，或像汽车一样制造，萧条就可以避免或减轻。克莱因说：“我们必须记住凯恩斯总是赞成稍许的通货膨胀，他所持的理由与促进投资不无关系。凯恩斯赞成通货膨胀和反对通货紧缩的另一理由为通货膨胀的进行是以食利阶级为牺牲的。”

　　五、凯恩斯经济学评说

　　凯恩斯是现代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在基本理论、政策主张、研究方法诸方面都背离了传统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学说史的新纪元。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的贡献以及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首先，凯恩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症”诊断研究的比较准确。因而凯恩斯经济学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政策措施上，都比较符合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实际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它所开具的“处方”取得了一定的治标效果，资本主义经济曾获得战后较长时期的繁荣。其次，凯恩斯关于消费和生产的论述是可取的。凯恩斯明确认为，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如果消费需求减少，资本需求也将减少。他指出：“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满足消费者。”而且还指出“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惟一目的，惟一对象。”再次，凯恩斯经济学以宏观总量分析代替微观个量分析，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凯恩斯经济学以宏观经济为分析对象，研究各个经济总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总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这一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研究是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凯恩斯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但是，由于凯恩斯理论以30年代大危机的特殊经济现象为背景，因而体系的局限性在所难免，这一点连凯恩斯的追随者们也发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只有宏观理论，没有微观理论。凯恩斯并没有自己的价格或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他只是就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进行研究，从而在微观经济理论探讨和得出有关价值、价格和分配等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这一点被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所以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的继承者或评论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以便把宏观经济学同微观经济学从理论上结合起来。

　　第二，只有需求理论没有供给理论。凯恩斯认为“危机”和“失业”存在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理论核心就是“有效需求”原理，他的政策主张又称为“总需求管理”。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只要存在着需求，社会便可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产品与之相适应，这一说法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正好相反。

　　新古典经济学信奉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凯恩斯提出的则是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这为后人进行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均衡的分析开辟了道路。后凯恩斯主义者用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法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综合。

　　第三，只有短期比较静态分析，缺乏长期动态分析。所谓短期，是指需求增加从而价格提高后增加的供给，不是靠增加和改良新设备（这需要较长时期），而是依靠原有设备，增加人工和原料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商品所增加的成本即边际成本，一般会比以前高，从而商品价格，在扩大了的供给和增加了的需求重新达到均衡时，也将比需求未增加前更高。所谓长期，是指需求增加从而价格提高后，来得及通过增加设备同时增加人工和原料以增加供给，其结果是，随着供给的增加，每增加一单位商品所增加的成本就不一定会增高，甚至可能降低。这样就使商品的价格，在扩大了的供给与增加了的需求重新达到均衡状态时，价格不一定提高，甚至只能降低。在这两种分析中，凯恩斯基本上采取短期分析，作为他的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在西方经济学中，早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之分。静态分析的基本特征是，只对某一时点或时期的经济现象进行静态的分析，即只分析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和后果，而不分析其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过程，因而排除了对某一经济现象运行变化的时间因素的考察。与此不同，动态分析则不仅对一个经济现象变动的前后过程进行事前事后的考察，还要对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变动过程进行时间的、序列的考察，即分析各种变量如何随时间的推移从前一个均衡到达后一个均衡的调整过程。这种分析方法特别强调时间概念。而凯恩斯的比较静态分析却要研究基本事实的变动（一次的但不连续的）。汉森（A．H．Hansen）曾经指出，“当某些基本事实的变迁引起了一个向着新均衡状态运动的时候，比较静态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些变量之中变动的数量和方向。”例如，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在这里，商品的价格、供给与需求都不是常数而是变量。静态分析是研究这些变量如何达到均衡值，动态分析是研究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的过程中所有变量的时间轨迹，而比较静态分析则要研究独立于上述三个变量之外的某些基本事实的变动对于三个变量均衡值的影响。如人们对商品的未来价格变动的预期就属于这种基本事实，它会使今天商品的需求量、供给量和价格向不同方向变动。如果人们预期明天的商品价格会提高，那么，就会争相购买，从而今天的商品需求就要增加，供给就要减少，价格就要上升；如果人们预期明天的商品价格会下降，将出现相反的情况。其他如人口的变化、技术的改变等等，也都属于影响三个变量的基本事实。在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凯恩斯基本上采用了比较静态分析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方法。

　　凯恩斯在《通论》中所采取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方法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上：（1）技术和装备的质和量不变。（2）社会结构不变。这两个假定前提是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这种方法显然对研究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体系某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参考价值。但是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把经济活动如实地看成是一种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活动，从而对于经济活动达到均衡状态以后如何变动无法作回答。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需要将凯恩斯的分析加以长期化和动态化。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在这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最后，就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而言，则求助于主观的心理分析。他认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两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其中，凯恩斯的消费倾向不仅把客观的依存关系涂上浓厚的主观心理色彩，更重要的是用主观心理因素抹杀消费的阶级差别；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所解释的货币需求不仅曲解了货币需求理论，而且掩盖了利息的本质；凯恩斯用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来说明预期利润率，把未来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利润率变化趋势，变成只有随资本家主观心理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的难以控制的变量。

　　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不仅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理论充满主观心理色彩，而且乘数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都是建立在主观心理因素之上的。乘数理论的基础是边际消费倾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或储蓄心理的强弱，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的高低，就能决定是否达到充分就业。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是资本边际效率，资本家的乐观心理或悲观心理，资本边际效率上升或下降，就能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或萧条。

　　尽管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并不尽善尽美，甚至有严重的错误，但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直面当时的经济现实，因而受到世界各国垄断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重视，并对经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凯恩斯经济学的拥护者宣称，美国60年代几乎连续8年时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高涨（1961年—1969年平均增长5．9％），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胜利。更不容置疑的是，从战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盛行于整个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了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在英、美，形成了影响很大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两大学派。一派企图把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和传统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派”，或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这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基本上是美国的经济学家，所以有时又称之为“美国凯恩斯学派”。另一派企图进一步割断凯恩斯经济学说和传统经济学的联系，形成所谓“新剑桥学派”，又称为“凯恩斯左派”或“新李嘉图学派”，该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所以有时又称之为“英国凯恩斯学派”。

　　第二节 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尽管从现在来看，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25年中，新古典综合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作的综合，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静和一致的时期。当时，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的确极为一致，众多的经济学家都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信徒。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美国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古典综合派的名声远远超出其他学派之上，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

　　70年代中叶，新古典综合派的正统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开始动摇，它的衰败标志着经济学取得共识时代的结束。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时，未能注意两者致命的弱点，这铸就了该学派的没落。新古典主义的弱点在于把市场看得至善至美，而凯恩斯主义的弱点在于过分强调政府赤字的刺激作用。新古典综合派在对两者进行综合时，忽视了这两点，更谈不上克服这些弱点。结果，新古典综合派无力诠释“滞胀”现象，也提不出有效的治理“滞胀”的对策，从而使该学派备受责难。而后，在新古典综合学派发源地的美国，该学派也随着时势变迁和政局更替，从官方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趋于衰败。从此，西方经济学失去了共识，西方经济学界更加学派林立，各领风骚。

　　许多学派在“反凯恩斯革命”的旗帜下集结，破除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信和盲从，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政策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经济学的天下并未归于那个学派的麾下，这些学派中没有一个能像新古典综合派一样，代表着一个经济学取得共识的时代。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一个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综合派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经济学流派的出现，还需时日。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

　　新古典综合派是在二次大战后新的经济历史条件下，在诠释、扩展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融合新古典经济学而形成的。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由来

　　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其大加推崇。然而，也有些学者认为《通论》的理论结构还有不足之处，个别论点有些含糊，同时它行文晦涩，不易理解。为了使凯恩斯主义更易为经济学界所接受，较好地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不少被称为“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研究、解释《通论》的论著，对它进行修订和理论扩展工作。对《通论》的拓展研究因二次大战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得日益迫切。

　　第一，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战前大萧条时期的记忆，使凯恩斯主义在新时期的适应性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次大战后，由于恢复在战争中被大量摧毁的生产能力以及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大量的资本积累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战后的20多年中处于相对繁荣的稳定发展时期。这与凯恩斯主义诞生时的经济萧条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何使针对萧条状态的凯恩斯主义能适应战后相对繁荣状态，成为西方经济学家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长期经济发展问题。二次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一段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英美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慢。尤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发展速度更显得缓慢，对西方经济学者来说，经济发展速度是个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它既影响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否长期稳定，也关系到能否将发展中国家吸纳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迟缓意味着最终会落后和没落，因此，经济发展牵涉到资本主义能否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领域。然而，侧重短期分析的《通论》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长期发展领域的研究，所以，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必须在《通论》的基础上研究长期经济发展问题。

　　第三，在通货膨胀的威胁下，价格和工资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统治加剧，政府支出剧增，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军事开支和福利开支，由此导致预算赤字不断增加，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价格和工资成了人们迫切关心的问题。对于通货膨胀，凯恩斯在《通论》中没有系统的论述，也未提出具体对策。这与凯恩斯的生活经历有关，凯恩斯时代价格较稳定，在大萧条时期有下降的倾向，所以，他未对此问题加以研究。《通论》在面临战后价格、工资等微观经济问题时显得效微力乏。因此，西方经济学者们必须在《通论》的基础上对通货膨胀、价格和工资问题做出解释，并提出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第四，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一致性问题。《通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产物，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但是，它与当时广为流传的新古典经济学有些不一致之处。如凯恩斯在该书中否定了牵涉到西方经济理论基础的“古典的”劳动曲线，对这条曲线的否定会影响新古典经济学为美化资本主义而论证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这促使西方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学说”加以调和，使西方经济学维持首尾一致的说法。

　　第五，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有所改变，要求经济理论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在30年代危机后纷纷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战后为了恢复战争后的经济，适应新科技革命引发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国家干预经济进一步加强，从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获得空前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逐渐具有“混合经济”的特征，由“私营”和“公营”两部分组成。“私营经济”的不足之处可以由“公营经济”来弥补。前者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后者由国家进行干预，政府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经济理论上应该既有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又有反映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学，需要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即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说结合在一起来论证和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新古典综合派正是战后经济发展变化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新古典综合学派虽然是在二次大战后形成的，但是，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说的综合起始于战前。

　　希克斯在1937年发表的《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文中，以三个方程式和IS－LM模型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希克斯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通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当时的结论是，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和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所以，希克斯这篇重要文献是新古典综合的开始，它把凯恩斯理论综合为宏观一般均衡理论，并将它与新古典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汉森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IS曲线可以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可贷资金学说推导出来。依照可贷资金说，利息率决定于可贷资金需求表和供给表的交点。可贷资金表是由个人和企业储蓄，由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可贷资金部分及退出窖藏状态的那部分货币余额组成。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因而可贷资金的供给表也随收入水平而变。这样，就会得到不同收入水平的一系列可贷资金表（即凯恩斯的储蓄表）。它们与可贷资金需求表中的投资需求表相结合，就形成了IS曲线。

　　帕廷金根据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结构论，更深入地进行沟通凯恩斯体系和新古典学派的工作。他于1956年出版的《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在书中，他在保留新古典货币数量说的同时运用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法分析经济。

　　萨缪尔森首创“新古典综合”一词，用以表示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结合。1948年，他出版《经济学》第1版，以教科书的形式对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综合。这本书标志着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在1955年的《经济学》第3版中，萨缪尔森提出把较早的经济学和现代收入决定论中有价值的东西“综合”起来，并把这一结果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在1961年的《经济学》第5版中，他开始用“新古典综合”这一名称来表示其经济理论的特征。在1964年《经济学》第6版中，他对“新古典综合”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论与微观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结合。因为“在管理完善的体系中，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使经古典理论提出的高度就业的假定得到证实时，经典理论就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从萨缪尔森的逻辑来看，凯恩斯理论体系似乎既是攻击新古典学派理论，使其濒临困境的对手，又是拯救它的恩人，以凯恩斯理论体系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是恢复充分就业假定前提的手段，一旦实现充分就业，两者的相对地位就要转化。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论，广泛地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综合成为战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从形式上看，是将两种经济学顺次安排在一起的那种结合。

　　凯恩斯的总需求曲线和新古典学派的加上工资向下刚性假设的总供给曲线，构成新古典综合派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新古典综合派在总需求分析方面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总供给的分析方面，短期采取了凯恩斯的观点，长期采取了新古典学派的观点。

　　托宾认为，新古典综合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在理论上的结合，又是两者在政策上的结合。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般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缓和危机、减少失业的有力工具。主张市场调节的新古典学派，一贯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托宾说：“我们坚持‘新古典学派的综合’，强调货币成分和财政成分可以按照不同比例结合在一起。”所以，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和新古典的政策也进行了综合，使之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

　　1972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8版中，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词代替“新古典综合派”。70年代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新的困境，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受到严峻的现实挑战，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面临危机，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责难。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学派——新剑桥学派，公开指责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背叛了凯恩斯，曲解了凯恩斯的原意，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在这种情势下，萨缪尔森不再使用“新古典综合”这个术语，而代之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术语，以突出其理论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和它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自命为凯恩斯理论的真正的后继者，暗示其他学派，包括新剑桥学派，只是一种“异端”。

　　从“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给“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物价理论，当失业存在时（即未达到充分就业以前），在货币数量增长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可以保持不变或小幅度的上涨，只有失业消失后，才会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失业不能同时并存的说法，违背了“滞胀”的现实。同时“滞胀”的存在也使“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建议无法执行。它提出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时，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扩大赤字增加政府预算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必将抬高物价，恶化通货膨胀。反之，亦然。简言之，政策选择处于两难的境地。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动摇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主张自由经济的新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争相批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并发表自己独有的经济理论，力争取代它，争得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现实面前的无能和理论上的弱点，使其对立的学派占了上风，它的“主流”地位已无法保持。这迫使它对攻击的意见不能再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不得不对新学派做出让步，部分地吸纳新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在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对上述三个新学派的观点和理论加以新的综合，形成了萨缪尔森在第12版中提出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有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莫迪利安尼、奥肯等等。

　　1．阿尔文•汉森（1887年—1975年）

　　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者，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被誉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建筑设计师。他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1915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曾任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授。

　　1937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6年退休。他在哈佛培养了不少优秀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即为其弟子之一。1938年，汉森曾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还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务院经济专家、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顾问等职。

　　在理论上，汉森原是研究经济周期和危机理论的，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对凯恩斯理论曾持有异议。1937年起，他到哈佛大学任教后转向信奉凯恩斯理论，并在美国积极鼓吹和传播凯恩斯主义。他宣传的凯恩斯主义著作，使凯恩斯理论“通俗化”、“美国化”。他的代表著作有《充分复苏，还是停滞》（1938年），《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53年）《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美国的经济》（1957年），《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1960年）等。

　　2．约翰•理查德•希克斯

　　1904年生于英格兰的瓦尔维克郡。17岁时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次年到伦敦经济学院任讲师直到1935年。1935年—1938年间在剑桥作研究工作。此后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然后回牛津大学任教直到1965年退休。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一生发表的论著甚多，所涉及的理论范围也较为广阔。他在价值、资本、工资、货币、利息、经济周期、福利经济和经济成长等理论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见，这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中是较为罕见的。希克斯引进一般均衡和序数效用分析构成其价值理论，从而使英美正统经济学大为改观。他在评论凯恩斯《通论》时所提出的IS－LM模型，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运用。他的代表作有《价值与资本》（1939年）、《消费者剩余理论的重建》（1941年）、《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1950年）、《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年）、《资本与成长》（1965年）等等。

　　3．保罗•A．萨缪尔森

　　1915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3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毕业的前一年（1940年）即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以后提升为副教授，1947年起任教授。1970年因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定量分析水平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担任过美国资源计划局顾问、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萨缪尔森几乎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均有自己的改正、补充、精炼或发展。他运用数学工具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较全面的分析。他的《经济学》一书不仅融合宏观微观分析，而且理论内容涉及面之广、篇幅之多也为以往同类著作所不及。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年）、《经济学》（1948年）、与多尔夫曼和索洛合著《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1958年）。主要论文有：

　　《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1939年）、《国际贸易和生产价格的均衡》（1948年）、《资本理论的寓言和现实性：代用的生产函数》（1962年）、《处于困境的自由主义者》（1972年）等等。

　　4．詹姆士•托宾

　　1918年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3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2年入伍，在战时生产局等政府机关任职。1946年从海军复员重返哈佛大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55年任教授。1968年—1978年间任经济系主任。1958年被选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197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宾的研究比较侧重在货币方面，尤其是金融市场及有关问题。较突出的成就是资产选择理论和货币经济成长理论。资产选择理论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代表理论。他在分析结构性失业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方面，对新古典综合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国民经济政策》（1963年）、《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74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等。

　　5．罗伯特•索洛

　　1924年生于美国纽约市。194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已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1955年起任教授。196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0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他曾一度赴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讲学，并兼任过不少研究单位的职务。

　　索洛是直接在萨缪尔森指导下培养起来的经济学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资本理论和经济成长理论方面。他与多尔夫曼等合著的《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一书是有名的著作。他的代表著作有《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与R．多尔夫曼、P．A．萨缪尔森合著，1958年）、《资本理论与报酬率》（1963年）、《美国的失败性质与原因》（1964年）、《增长理论：说明》（1969年）；论文有《经济增长理论》（1956年）等。

　　6．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1918年生于意大利的罗马。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1939年在罗马大学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194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巴德学院统计学讲师。1944年获纽约社会研究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1949年任伊利诺斯大学副教授。而后任伊利诺斯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西北大学教授。196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获贝加莫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委会学术顾问、布鲁金斯经济活动专门研究小组高级顾问。1976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1年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等职。

　　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公司财务定理。他的代表性著作有《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53年）；1980年出版三卷集的论文集《宏观经济学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定》和《财政理论和其他论文集》。

　　7．阿瑟•奥肯

　　1928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泽西城。194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1963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

　　曾经是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任总统的经济顾问。1968年任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69年任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可能产出额”的“奥肯定理”。其代表性著作为：《繁荣政治经济学》（1971年）、《平等与效率》（1975年）等。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决定论

　　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宏观收入决定论和新古典的均衡价格论综合为一体，力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并据以提出新的政策主张。该学派认为，凯恩斯理论的中心是宏观收入决定论，凯恩斯对失业、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述和主张，都是从这一理论中引申出来的，要着力拓展收入决定论，使其既能说明大萧条时期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又能说明经济繁荣时期过度需求引起通货膨胀的现实。

　　收入决定论是关于社会总产量、总就业量、总收入水平由哪些因素决定、怎样决定的理论。假定政府不干预经济，也不存在外贸，那么，全社会的总收入等于消费C和储蓄S之和。全社会的总支出等于消费C和投资I之和。凯恩斯认为，收入是源于支出的，即收入源于社会总产品和劳务的销售总金额。因此，收入的大小取决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即有效需求的大小，收入随支出的变动而变化。均衡收入是总支出和总收入相等时的收入，即：C＋I＝C＋S 消去等式两边的消费C，则有I＝S，该式说明，当收入均衡时，储蓄等于投资。这就是说，收入是由储蓄和投资相等决定的。

　　收入水平高于均衡收入时，投资小于储蓄，社会产品供大于求，厂商会缩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收入下降。收入水平向左移动，直至均衡收入水平时为止。

　　只有当收入处于均衡点时，社会产品供求相等，此时的收入水平才是稳定的。

　　FF线是充分就业时的收入，均衡的收入不一定等于充分就业时收入，所以，失业是常态。

　　收入决定还可以用消费加投资曲线同45°线的交点来说明。45°线方法最初是由汉森在《货币理论和财政政策》中提出来的。据萨缪尔森说，45°线交叉点的意义不亚于马歇尔的供给与需求的交点，这是他和汉森合作设计出来的，主要归功于汉森。45°线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收入决定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总支出曲线和45°线的交点决定的收入水平是均衡收入水平。

　　横轴表示收入，纵轴表示消费和投资。将消费曲线C和投资曲线I相加得C＋I，这条曲线是总支出曲线。它和45°线交于E1点。在E1点上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该点决定的收入水平是均衡的收入水平Y1，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

　　C＋I代表需求，C＋S代表供给。凯恩斯的收入分析关心的是总支出，即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收入中的消费比例是较为稳定的。均衡收入点E点决定的收入小于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F，经济中存在着失业。如果均衡收入点从E1移到E，即C＋I＝C＋S代表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那么，经济中不存在自愿失业。如果消费和储蓄不变，投资减少了，那么C＋I＜C＋S，这时需求小于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缩减引起失业，反之，当C＋I＞C＋S时，需求大于供给，形成过度需求。由于生产已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各种社会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过度需求只会刺激物价普遍上涨，引起通货膨胀。

　　为了弥补有效需求不足，避免过度需求，有必要引入政府干预这个因素。

　　以G代表政府支出，以T代表政府收入（税收），收入水平达到均衡的条件为：C＋I＋G＝C＋S＋T

　　当总供求不一致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减收入或支出使收入趋于均衡水平。

　　当C＋I＋G＜C＋S＋T时，政府应当通过扩大支出，或减少税收，使需求增加，从而扩大C、I和S，使支出增加到与收入相当的水平，弥补了有效需求不足。当C＋I＋G＞C＋S＋T时，可以通过缩减政府开支或增加税收，或两者并施的方式，压缩需求，减少C、I和S，使支出减少到与收入相当的水平，抑制过度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决定论是对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拓展。有效需求不足是凯恩斯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要着力应付的问题，而过度需求则是战后相对繁荣时期的新现象，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论不仅考察了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认真分析了凯恩斯未曾考虑的过度需求和通货膨胀问题。同时，利用45°线将政府的作用纳入收入决定论，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在分析政府开支和财政政策时，C＋I法具有极大的优点，它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变为完全相似的C＋I＋G的方法。”

　　三、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1937年，希克斯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他当时提出此设计时，并未考虑创立一个模式，只是借此模型说明凯恩斯和古典的就业理论一样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什么“通论”。20年后，汉森重提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并于1953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一书中予以宣扬。于是IS－LM模型成为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典型利息理论，后来被新古典综合派用来作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分析工具而广为流传。

　　尽管这个模型有不少缺点，但至今人们仍在继续运用它。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率是联系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纽带。凯恩斯把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商品和货币两大领域。在商品市场中，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由消费和投资决定。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市场利息率。在投资与储蓄相等时，总产量或总就业量达到均衡状态，但不一定等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在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源于人们交易、谨慎和投机的动机。货币的供给量由政府货币当局决定。当货币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并决定了利息率。所以，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利息率。

　　然而，凯恩斯有关利息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汉森首先指出凯恩斯的利息论中的利率是不确定的。他认为，凯恩斯所论及的与货币需求有关的三个因素中，只有满足投资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与收入水平无关，而满足交易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却与收入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应于每一收入的水平，有一特定的货币总需求量，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货币需求曲线。当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均衡利息率。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均衡利息率。除非知道收入水平，不然无法确定均衡利息率。所以，凯恩斯的利息率有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而两个市场相互作用，同时达到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现均衡的必要条件。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总需求，货币总需求又取决于收入水平。在消费已定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决定了收入水平，但是，如果不知道利息率水平，也无法确定投资水平。所有这些变量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按照一般均衡的概念，同时确定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凯恩斯未同时考虑两个市场，而是避开了上述问题，在讨论产品市场均衡时，假定货币市场已经达到均衡，在分析货币市场均衡时，假定产品市场已处于均衡收入状态。

　　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

　　（一）IS—LM一般均衡模型

　　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r递增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产品市场中，由投资与储蓄相等的点构成的轨迹形成了IS曲线。这条曲线描述了在商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时所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IS曲线的斜率为负，即高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配合。

　　利率低刺激投资所以收入水平高，反之，亦然。因此IS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位于IS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投资小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位于IS线左方的收入和利息率的组合，都是投资大于储蓄的非均衡组合。

　　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由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的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

　　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时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高利息率和高收入水平相对应，低利息率和低收入水平相对应。因为货币需求量和收入水平同方向变动，利息率成反方向变动。在低收入水平时，交易所需的货币量小，而满足投机所需的货币量增加，利息率趋于下降。在高收入时，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增加，满足投机需要的货币量减少，利息率就会提高，在利息率水平非常低时，LM曲线变为水平线，被称为“流动陷阱区”，或“凯恩斯陷阱”。这时，投资需求趋于无穷，这部分LM曲线对利息率有完全的弹性。LM曲线的右上方顶端部分是垂直的。这是由于货币供给量固定不变造成的。

　　当收入提高时，交易所需的货币量也增加，利息率也会随之上升。当既定数量的货币都用于交易需求时，收入水平无法再提高，利率可以继续上升。所以这一段曲线成为垂直线。一般地说，在LM曲线右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处于LM曲线左方的收入和利率的组合，都是货币需求小于货币供给的非均衡组合。

　　将方程I1（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了一般均衡态。其中r0是均衡利息率，Y0是均衡的收入水平。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当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当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不在（r0，Y0）点时，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不能同时实现，经济体系处于非均衡状态，它会在商品市场的供求压力或货币市场供求压力或两者共同的作用下由非均衡态向均衡态运动，最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

　　（二）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的变动

　　IS－LM曲线的交点所确定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组合，会随着两条曲线中任一条曲线的变动或两条曲线的同时变动而改变。

　　IS曲线的移动源于需求的变动，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改变。投资增加时IS曲线会向右移动，投资减少IS曲线会向左移动。在LM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的IS曲线同LM曲线在较高的位置上相交，这个较高的均衡点表示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利率组合。反之，就相反。IS是移动前的曲线，IS与LM的交点E表示收入为Y0，利息率为r0的组合。由于投资增加，IS向右移到IS1，IS1与LM的交点E1表示收入为Y1，利率为r1的均衡组合。

　　LM曲线的移动主要源自于货币供给的变动。当货币供给增加时LM曲线向右移动，货币供给减少LM曲线会左移。

　　在IS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向右移动的LM曲线同IS曲线在较高的位置相交，这个较高的均衡点表示一个较高的收入和较低利率的均衡组合。反之，就相反。当货币增加导致曲线从LM移到LM1时，LM1与IS的交点E2表示收入为Y2，利率为r2的均衡组合。均衡收入Y2高于原均衡收入Y0，利率r2低于原利率r0。

　　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移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当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右移，收入增加，利率提高。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向右移动时，收入增加，利率下降。如果IS曲线和LM曲线同时向右移动，只要两者配合适当，结果收入增加，利率不变。

　　投资增加时IS向右移到IS1，投资增加，收入增加到Y1，利率上升到r1。如果利率不提高，那么投资增加的幅度会更大，收入水平会更高。要使利率不上升，就必须增加货币供给。当货币供给增加使LM移到LM1时，IS1和LM1的交点E3决定的均衡收入为Y3，大于Y1。由E3决定的均衡利率和E点时相同，都为r0。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使IS曲线右移，而收缩性财政政策使IS曲线左移。扩张性或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使LM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考虑到LM曲线的斜率，上述结论要作些修正。LM曲线的形状最初是水平的，然后逐渐向右上方倾斜，最后成为垂直线。相应地LM曲线可以分成三个区域：A点左边为斜率为零的区域，这个区域被称为“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B点以上为斜率为无穷大的区域，被称为“古典区域”；第三部分是中间区域。前面的讨论适合这个区域。

　　在LM曲线成为垂直线的部分，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5上移到IS6，结果只会提高利息率水平而收入水平并没有变动。与此不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到LM1曲线，结果既会降低利息率水平，又会提高收入水平。这个区域的情况表明，财政政策失效，有用的只是货币政策。这符合以古典学派理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所以这个区域被称为“古典区域”。

　　在LM曲线成为水平的部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LM移到LM1。但是，货币供给的增加既不能提高收入水平也不能降低利率水平。因此，在“流动陷阱”区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而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1曲线右移到IS2，结果会提高收入水平，而利率水平并没有变化；在这个区域内，货币政策没有用，有用的只是财政政策。凯恩斯认为30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正是如此，因而这个区域被叫做“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

　　依据IS－LM模型，可以分析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随投资和货币变动的状况及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这个模型不仅实现了凯恩斯与新古典理论的结合，同时也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还将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发展了凯恩斯主义。

　　四、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体系

　　新古典综合派的整个理论由其基本理论体系、经济增长论和经济周期论等构成。基本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上工资刚性假设条件的总供给曲线；二是从IS－LM型导出的总需求曲线；三是“菲利蒲斯曲线”与总供求曲线的结合。

　　（一）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首先分述总需求曲线、总供给曲线和“菲利蒲斯曲线”，然后将三条曲线结合起来，用它来解释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

　　1．总需求曲线

　　新古典综合派所论述的凯恩斯模型的总需求曲线，说明了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价格和国民收入（或总产量）之间的关系。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为I（r）＝S（Y）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为M／P＝L（r，Y）将以上两式联立，把Y和r作为未知数，可得到总需求Y和价格P的关系式：

　　Y＝F（P）

　　该式即为凯恩斯模型的总需求曲线的公式。总需求Y随着价格的递增而递减。在总供求一致的情况下，总产量与价格变动的方向相反，所以总需求在价格一定时，价格水平不同从而实际货币存量不同所对应的三条货币市场均衡曲线。LM1曲线对应的价格水平最高，LM2次之，LM3所对应的价格水平最低。IS曲线为商品市场均衡线，考虑到商品市场是以实际价值来表示的，价格的变动对它没有影响，因此IS曲线不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三条不同的货币市场均衡线与商品市场均衡线IS所确定的收入水平分别为Y1、Y2和Y3。

　　对应的总需求曲线。将两种市场的均衡收入水平与价格水平联系起来。

　　纵轴为价格水平，横轴表示收入或产量。将这三点连起来就形成总需求曲线AD。

　　总需求曲线AD表明，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价格水平与总收入（或总产量）的变动方向相反。总需求曲线是从IS－LM模型推导出来的，而该模型又是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结合，所以，总需求曲线体现了两种理论的综合。

　　2．总供给曲线

　　在名义工资下降有刚性的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综合派得出了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曲线。

　　凯恩斯认为，名义工资有刚性，工人具有“货币幻觉”。名义工资有向下的刚性是指，工人们会抵制名义工资的下降，欢迎名义工资的上升，所以，名义工资只能升，不能降，名义工资出现刚性。“货币幻觉”是指，工人往往只看到货币的票面值而不注意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所以，他们会抵抗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的货币工资的下降，却不会很快觉察到工资不变时价格水平的提高。

　　以上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实际工资下降。然而，由于工人有货币幻觉，所以，工人对相同的后果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假定货币工资不变，随着价格的提高，实际工资逐渐下降，在充分就业之前，劳动就业量逐渐增加，从而产量逐渐上升。在实现充分就业后，尽管价格提高，实际工资下降，但劳动就业量无法再增加，因此，总产出量不变。这样，总供给曲线在充分就业之前为逐渐向右上方倾斜的线，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后为垂直线。总供给曲线AS。

　　在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部分，斜率是不断变化的，越向右接近于垂直线部分，曲线越陡峭。因为，随着总产量的增加，对要素耗费也越来越多，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成本随之递增。这时，只有价格以较大的幅度增加才能抵消成本上升的影响，刺激产出增加。换言之，价格的增幅大于产出的增幅，所以AS曲线的斜率随产出的增加递增。

　　为了简化起见，有些新古典综合派的学者，将达到充分就业之前的曲线以一条水平线来近似地代表它。这样，总供给曲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水平线，它表示在尚未达到充分就业产量以前的价格与产量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垂直线，它描述达到充分就业产量以后的价格与产量的关系。由于总供给曲线形如反写的“L”，所以，又将它称为反“L”形总供给曲线，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说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综合。反“L”线的垂直部分与新古典学派的总供给曲线相同。这条总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是以凯恩斯的名义工资刚性为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总供给曲线，表述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

　　3．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把上述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置于同一个以横轴表示收入水平，以纵轴表示一般价格水平的坐标平面上，就形成了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一个经济社会的一般均衡收入水平和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交点。不过，由于总供给曲线的形状有三种：古典的垂直形状的总供给曲线、凯恩斯的反“L”形状的总供给曲线和新古典综合派的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所以，一般均衡收入和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的决定就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1）“古典”的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如果总供给曲线为古典的垂直形状的曲线，总需求曲线与之相交。

　　在总需求曲线为AD0，并与总供给曲线相交时，由此决定一般均衡收入水平为Y0，一般均衡价格水平为P0。如果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至AD2，或向下移动至AD1，价格水平会随之提高或下降，但均衡收入水平不变，仍然为Y0。均衡收入水平之所以不变，是因为古典的垂直形状的总供给曲线总意味着经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无论价格水平怎样提高，都不能引起收入的提高。

　　（2）“凯恩斯”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如果总供给曲线的形状是凯恩斯的反“L”形的曲线，总需求曲线与之相交，总供给曲线AS由水平段和垂直段两个部分所组成，当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水平段相交并从AD0移动到AD1和AD2，则收入从Y0增加到Y1和Y2，而价格水平保持不变，P0＝P1＝P2。在这之后，继续移动总需求曲线至AD3，则只会使价格水平提高到P3，而均衡收入水平不变。

　　（3）“新古典综合”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如果总供给曲线为“新古典综合”的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总需求曲线与之相交。

　　新古典综合的总供给曲线由垂直段和向右上方倾斜段两个部分组成。当总需求为AD0并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垂直段和倾斜段的结合处时，均衡收入为Y0，均衡价格为P0。此时，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同时实现了均衡，且为充分就业均衡。当总需求曲线为AD1并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倾斜段时，均衡收入为Y1，均衡价格为P1，由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收入Y0和均衡价格P0，此时，如果使总需求曲线由AD1移动到AD2并与总供给曲线相交，均衡收入为Y2，均衡价格为P即均衡收入和均衡价格都提高了，这个过程可以一直持续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收入和均衡价格为止。在这之后，如果总需求曲线继续移动至AD3，则只会使价格水平由P0上升到P3，而均衡收入水平不变，仍为Y0。

　　（4）“古典”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与“新古典综合”的总供给一总需求模型的比较。

　　按照“古典”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交点决定的均衡收入必然是充分就业的收入，总需求水平无论高低，均衡收入都不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价格水平。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不必干预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有自动调节的功能。

　　按照“新古典综合”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交点决定的均衡收入一般是小于充分就业的收入。这时，如果国家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在达到充分就业后，社会总需求继续提高就要引起价格水平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国家如果采取紧缩性经济政策来降低社会总需求，就可以消除通货膨胀。所以不管经济是处在低于充分就业状态还是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都是必要的。

　　（二）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将上述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和价格调整曲线综合起来，说明经济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

　　凯恩斯认为，假定由于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的减少，商品市场需求减少，供求均衡数量减少，在货币供求不变时，利率下降，国民收入减少，经济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即经济萧条状态。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经济将长期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状态，只有国家干预才能让经济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如果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总需求增加，能使商品市场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国民收入回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利率水平也相应地提高。如果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可以使货币供求均衡，数量增加，利率下降，投资需求和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水平增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使总需求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从而将处于萧条状态的低水平的国民收入提高到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水平。

　　新古典综合派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观点。这个学派认为，小于充分就业的数量只有在总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处于均衡状态，然而，根据新古典综合派的价格调整曲线，由于价格水平能够自动地调整，因此，小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不会处于均衡状态，而会自动地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当国民收入下降时，价格下降，通货膨胀率为负值。当价格下降时，由于货币数量保持不变，货币供求均衡量增加，利率下降，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提高后，价格逐渐提高，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直至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水平时为止。

　　类似地，可以分析需求大于供给时的情况，这时，国民收入处于高于充分就业的水平，需求超过社会生产能力，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经济处于繁荣状态。

　　这时，价格调整机制会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经济会自动地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水平。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不论经济处于过度繁荣还是萧条状态，都能够在价格机制作用下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状态。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是消除波动，使经济处于稳定的充分就业状态，避免萧条和过度繁荣给经济带来损失。

　　五、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

　　（一）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

　　凯恩斯经济学是在经济大危机和大萧条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政策主张也就以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基调，而由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凯恩斯更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政策只起辅助的作用。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永远处于危机之中，而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因此，经济政策就不能总是一个基调，而应当根据经济中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交替地实行紧缩和扩张政策，即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

　　1．补偿性财政政策

　　补偿性财政政策是由汉森最早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在萧条时期，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税收，以刺激总需求。繁荣时期则要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税收，以抑制总需求，并求得繁荣与萧条时期的相互补偿。

　　据此，政府在确定财政预算时，就不能把平衡财政收支这一传统信条作为准则，而要按私人支出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使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总额保持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由此导致的财政赤字可以用繁荣时期政府紧缩开支所产生的盈余来弥补。换言之，只要在萧条时期因扩大政府开支而发生的能够被繁荣时期政府所产生的盈余所抵消，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不必担心赤字，因此，不必强求年年预算平衡，只求在一个经济周期内能达到收支平衡就可以。

　　具体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如果这时增加财政支出，包括增加公共工程开支、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以增加居民户的消费和促使厂商的投资，就可以提高总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克服萧条。

　　同样，如果这时实行减税，居民户将留下较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消费将增加，企业也将更乐于增加投资，也使总需求水平上升，从而有助于萧条的克服。

　　在经济繁荣时期，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如果这时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包括减少公共工程开支、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以压缩居民的消费和限制厂商的投资，就可以降低总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消除通货膨胀。同样，如果政府这时实行增税，居民户留下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从而消费将减少，增税也会促使厂商减少投资。这样，总需求水平下降，从而有助于通货膨胀的消除。

　　汉森认为，只要事先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有意识地安排好各项“反周期”的措施，即在膨胀的危险到来之前主动紧缩经济，在萧条来临之前主动扩张经济，就可以避免经济的一盛一衰，求得稳定增长，并使资本主义实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汉森还把这种财政政策吹嘘成什么消灭危机，消除经济周期波动，解决资本主义病症的全面性方案，把体现这一政策精神的美国1946年就业法案称为“经济计划大宪章”。战后，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的任期内，1947、1948、1949、1960年度的预算盈余，其他年份则是赤字，就是企图用这种补偿性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使之既不过度繁荣，又不致于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尝试。

　　2．补偿性货币政策

　　要想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长期稳定发展，仅有补偿性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根据IS－LM模型的分析，指出财政政策固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为了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实行充分就业，货币政策也很重要。基于这一认识，萨缪尔森又提出了补偿性货币政策。其基本含义是：中央银行在萧条时期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和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繁荣时期则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以抑制投资和社会总需求的增加。

　　具体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即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做到：第一，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以便商业银行能在活期存款不变的条件下扩大放款，增加市场上的货币量，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厂商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第二，降低贴现率，促使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这样，商业银行不但可以不抽去对私人企业的贷款，甚至可以扩大对私人企业的贷款，从而使货币供给量增加，利息率下降，促使厂商增加投资，增加社会总需求；第三，买进政府债券，这样，中央银行的支票进入市场，并被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在增加存款后，就可以扩大放款，于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利息率水平下降，促使厂商增加投资，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

　　在经济过度繁荣时期，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做到：

　　第一，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收缩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水平，阻碍厂家增加投资，从而减小社会总需求；第二，提高贴现率，限制或减小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迫使商业银行减少放款，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水平，阻碍厂商投资，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第三，卖出政府债券，这样中央银行就得到商业银行的支票，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减少，从而其放款也减少，货币供给量减小，利息率水平提高，阻碍厂商投资，减少社会总需求。除此之外，中央银行有时还可以采取一些次要手段，主要是：

　　第一，道义上的劝告。也叫打招呼，即中央银行用口头或书面的声明，对商业银行在放款、投资等方面采取的办法和行为，给予指导和劝说，希望商业银行能在货币政策等方面同中央银行相互配合。不过，这种劝告没有行政上和法律上的约束力。

　　第二，“垫头规定”的局部控制。所谓“垫头”，是指购买有价证券必须支付的现款。规定垫头可以控制金融市场的活动，管理市场的信用，影响货币供给和利息率。具体做法是，在经济萧条时期，降低垫头，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在通货膨胀时期，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垫头，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息率，从而压缩总需求。

　　第三，控制利息率上限。主要是控制商业银行支付给定期存款的最高利息率，这样可以使定期存款减少，短期存款与债券增加，便于中央银行控制。

　　第四，控制分期付款条件。主要是中央银行规定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的分期付款条件，包括偿付现金的比例和分期付款的最长年限。这样，通过调节信贷，以达到鼓励或限制消费需求的目的。

　　第五，控制抵押贷款条件。指通过控制不动产的抵押贷款，来影响建设住宅的支出。中央银行对抵押贷款签约时，应对企业支付的现金和偿还的年限都做出规定。

　　由此可见，所谓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就是要根据经济的一盛一衰，交替使用紧缩政策与膨胀政策。其特点是“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萧条时期，设法使经济繁荣，以消灭失业，在繁荣时期又要抑制过度繁荣，以控制通货膨胀，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整个50年代，美国基本上奉行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经济危机仍频繁发生但已平缓得多，没有发生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二是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1953年—1960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5％，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出现了所谓“艾森豪威尔停滞”。

　　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托宾、奥肯、海勒等对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增长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不仅要在萧条时期实行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即便是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小于潜在的（即充分就业的）国民生产总值时，也要通过赤字财政货币政策人为地刺激总需求，使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托宾把这种经济政策称作“新经济学”，这种“新经济学”新就新在“确信商业循环不是不可避免的，确信在不变的失业率目标下政府政策能够而且应当使经济接近于稳步的实际增长”。“增长性财政政策”很快被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所采纳。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形成，原因就在于混淆了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两个概念，当经济达到繁荣阶段时，并不能说明生产能力已经被充分利用，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艾森豪威尔就止步不前了，停止了对经济的刺激，从而使经济增长中断。所以，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不像其前任以消除经济波动为目标而采取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而是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整个60年代的连年不断的赤字财政被当作常规手段，无所顾忌地推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政策。

　　“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在60年代前半期的确相当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正如托宾所总结的：“1955年—1965新经济学经营指导下的国内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功，人们普遍都有这种感觉。经济享有5年不停的扩张。4％的失业率的目标事实上已经达到。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1％，创造了68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物价上涨不快，可以为人们所接受，每年上涨率为2％。”

　　到60年代后半期，由于把赤字财政当作常规手段，使得1961年—1968年间赤字越来越大，终于酿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严重的“滞胀”问题。

　　（二）对付“滞胀”的政策

　　面对“滞胀”的严酷现实，新古典综合派并不认为是60年代的“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失败，因为它只是说明现在不能仅仅采取加速经济增长的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必须在此同时采取其他多种政策措施来治疗膨胀性政策的副作用。所以，70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又在基本执行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下列经济政策主张。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

　　这里所谓“松”是指膨胀性的政策，所谓“紧”是指紧缩性的政策。在50年代—60年代，这两种政策都是分开使用的，即对付经济萧条可以用“松”，对付经济高涨则宜于“紧”。70年代的“松紧搭配”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两种政策配合使用，可以搭配的形式有：

　　第一，“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在财政政策上用投资优惠（例如对投资者给予补贴、减免税、保险等优惠待遇）、减税、扩大政府开支的办法来鼓励投资，以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在货币政策上则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以防止因投资需求旺盛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加剧。

　　第二，“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在货币政策运用上用扩大银行信贷和降低利息率等办法来鼓励投资，以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在财政政策上通过缩小政府开支，压缩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来减少对市场的压力，以稳定物价。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

　　所谓“微观化”是指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区别对待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包括：

　　第一，财政支出政策的微观化。即通过财政支出来促进部门结构的变动，使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部门优先增长。宏观财政支出政策调节财政支出总量，而不涉及财政支出的结构。而财政支出政策的微观化将考虑如何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购买促使某些部门的优先增长，增加某些产品的供给，解决可能带动整个物价水平上升的某些产品供不应求的问题，特别是要通过财政支出政策的微观化，增加某些方面的财政支出来刺激那些可以容纳较多非熟练工人的部门的发展。这样，一方面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一方面使失业率得以控制，解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问题。

　　第二，财政收入政策的微观化。即通过税收结构的变动和征税范围、税率的调整，使税收政策能促成资源的有效利用，以便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不致于降低经济效率。宏观财政收入政策只调节税收总量，而不涉及增减的税收的详细项目以及个别税率的变化。而财政收入政策的微观化则对个别消费品或投资品实行增税或减税，这除了能起促进投资或影响消费的作用之外，有时还能缓和物价上升或维持较多的人就业。

　　第三，货币政策的微观化。主要是指通过局部地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类型借贷的放款限额、信贷条件、利息率以及规定各类从事放款业务的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等，以增加资本的流动性，调剂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促使某些部门的经济增长而又不致于影响整个物价水平的升降。货币政策的微观化还能起到调节国内各个地区的货币资金供求的作用，即通过地区利息率差异的调整，有利于国内各个地区的经济均衡增长，不致于使某些地区因缺少投资、利息成本过大，而影响当地的就业率和物价水平。

　　3．收入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直接作用于社会总需求，通过总需求的变动影响就业、价格和收入等经济变量，从而实现宏观经济调节的目标。然而，就业、价格和收入等经济变量的变动，并不单纯地受总需求的影响，还受自发的市场力量的影响，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大企业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人为地提高商品价格，工会组织也可以利用其高度组织性要求增加工人工资。因此，经济变量的变动性往往和政府的政策意图有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政策的持续推行。怎样才能在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又能抑制市场力量的盲目作用？这就是收入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简单地说，所谓收入政策是指限制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使之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相适应，从而限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收入政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实施工资—物价管制，即政府颁布法令，管制工资和物价，必要情况下实行冻结，严厉禁止工资和物价上涨；第二，工资—物价指导线，即根据长期劳动生产率状态，由政府规定工资和物价的增长标准，把工资和物价增长率限制在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幅度之内；第三，企业和工会签订工资—物价协议，限制工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企业，限制物价不利于企业而有利于工人。通过谈判，有时企业和工会对达到某种工资和物价水平而签订协议，共同遵守，互相制约；第四，通过税收控制工资和物价。政府采用税收政策，以增税作为惩罚，以减税作为奖励的手段来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对遵守规定的给予减税优待，对违反规定的加税处罚。

　　收入政策对制止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际中也遇到不少困难：第一，冻结工资会引起工会强烈反对，严重的还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任何政府都不敢轻易使用冻结措施，尤其是在竞选换届时更不肯冒此风险；第二，冻结物价会引起企业反对，在成本难以下降的情况下冻结物价还会导致供给减少，甚至形成黑市，从而物价上涨更为激烈；第三，虽然政府规定工资—物价指导线，又以增减税收作为奖罚工具，但是，企业和工会还是根据自身最终得到实惠多少，来对付政府，不会轻易地听从政府的摆布。

　　4．人力政策

　　所谓人力政策，也叫劳工市场政策，是针对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解决失业和职位空缺并存的矛盾，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人力政策的主要措施有：第一，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包括对失业者的培训和在职人员的训练，使非熟练劳动者能够适合劳动需求的条件，使技术过时的劳动者能够掌握新技术；第二，发展职业介绍事业，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帮助企业和就业者及时了解情况，使企业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人，使工人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企业；第三，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帮助劳动者和企业进行地区迁移，解决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的困难；第四，发展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企业，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人力政策的实施也会遇到一些具体困难：第一，经费困难。依靠私人企业进行劳动力再训练和帮助劳动力迁移，私人企业一般不愿花钱，因而收效不大。

　　依靠国家扩大政府开支，又会增加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第二，经济结构与经济技术进步是一个不断连续的过程，一些人失业安排了，又会有另一些人失业，人力政策难以适应这一点；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资水平高，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企业虽然可以多容纳劳动力，但是会使产品成本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使国际收支状况变得严峻起来；第四，西方国家在长期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生活和习惯难以转变，劳动力流动非常困难，不少人宁愿在大城市失业，也不愿到边远地区工作。

　　以上四项政策措施中，前两项是传统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后两项则是对宏观政策的微观补充。此外，新古典综合派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所谓既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又不与别的政策目标相冲突的政策措施，如浮动汇率政策、对外贸易与外汇管制政策、消费指导政策、能源政策、农业政策等。浮动汇率政策是指根据外汇市场的情况及时调整汇率，以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对外贸易和外汇管制政策是指用各种法令与措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减少外贸赤字或防止资本外流过多而造成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消费指导政策是指通过广告，调整消费品存量、调整商业网点等措施防止由于个别产品供求失调而形成的经济波动。能源政策是指限制石油消费，刺激国内能源生产，保证国外石油供给的稳定。农业政策是指帮助第三世界进行绿色革命，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粮食出口的方针。

　　由此可见，70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确实远远超出了传统财政货币政策的范围，也进一步清楚地反映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特征—综合性。

　　六、新古典综合派评说

　　（一）理论的折衷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的传统经济学加以折衷调和，形成一个庞杂的综合体系以适应战后新经济格局的需要。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是针对经济大萧条提出的，无法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渐复杂的经济格局，这促使新古典综合派转向新古典理论，力图从中寻求新的生机。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混合经济，由公共经济部门（公营经济）和私有经济部门（私营经济）组成。不论是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理论还是新古典的微观市场均衡论，都无法单独地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只有既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又保留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把两者综合起来，形成新的理论和经济政策，才能适应混合经济的需要，以实现充分就业，并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所以，新古典综合理论实际上是混合经济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拓展了凯恩斯的理论。他们发现凯恩斯只注重总量分析，而凯恩斯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矛盾。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只考察总收入、总就业量和物价水平总量，没有考察经济个量行为。但是，总量是由社会经济的各部分组成的，脱离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去考察总量，过于脱离实际，不能很好地说明经济现实。为此，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以收入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的以价格分析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起来，使之在经济个量行为和生产结构形成的基础上说明总量的作用。他们还发现凯恩斯在考察商品货币市场时所存在的矛盾：产品市场的均衡可以确定收入水平，但无法确定均衡利率水平；货币市场均衡可确定均衡利率水平，但无法确定均衡收入水平。

　　凯恩斯绕开矛盾的办法是，讨论产品市场均衡时，假定货币市场已达到均衡收入。新古典综合派用IS－LM模型来解决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共同均衡，同时确定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将劳动市场均衡与商品货币市场均衡结合起来，将两个市场均衡拓展为三个市场均衡分析，并引入“菲利蒲斯曲线”，综合分析收入、利息率、价格水平和就业率等总量，发展了凯恩斯理论。

　　从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观点看，新古典综合派将总量和个量分析结合起来，考察各市场同时均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客观上要求一定的比例，要求某种平衡。探讨和说明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和平衡条件，是现实经济对经济理论提出的要求。新古典综合派从经济现象出发对这些总量作了探讨，部分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以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因此，该学派的理论被奉为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内的正确理论，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新古典综合派基本理论体系从形式上接触到社会总资本在流通中的数量关系，但没有从本质上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一个根本缺陷。该学派的基本理论模型，把均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否认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基本经济矛盾。模型虽然也论及三大市场可能存在不均衡，但这种不均衡被描述成为一种走向均衡常态的调整过程中的暂时状态，这样的均衡理论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只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想象中的状态。在现实经济中，人们经常遇到的不是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而是商品相对过剩、货币资本相对过剩、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同时并存，这是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所固有的矛盾在流通领域中的表现。新古典综合派没有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研究社会总资本的价值形式和物质补偿形式的问题，不能科学地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也无法从本质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矛盾和冲突。因此，该派在滞胀、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资本形成迟缓等经济问题面前一筹莫展，最终由于大力招架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对立学派的攻击，而从主流经济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二）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后果

　　凯恩斯《通论》发表后就成为战后西方国家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新古典综合派为适应新经济的需要，对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进行了不断地修改和补充。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趋于均衡，如果政府能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巧妙地搭配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就能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同时实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但是，许多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很难同时达到这些目标。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方案不仅作用有限，而且副作用很大。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曾经一度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作用，从而使该学派备受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经济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扩张性政策在一个时期内对减轻经济危机和失业，维持经济增长起过一些作用。战后20多年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深度、广度、持续时间和破坏程度有所减轻，经济处于一个相对繁荣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紧缩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对降低通货膨胀率也起过一些作用。80年代前半期，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下降的趋势。相机抉择的补偿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稳定物价方面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长期推行新古典综合派经济政策的结果是出现了滞胀，该学派的经济政策在滞胀面前无能为力。战后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紧缩政策交替使用，相互补偿，以扩张为基调的政策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扩张政策在减轻即期经济危机的同时加深了未来的经济危机。实行扩张政策，不断刺激投资，连续地扩大生产能力，实际上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生产过剩办法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长期扩张的后果必然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直接导致通货膨胀，造成巨额赤字。如果通过增加纸币来弥补，也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通过增加政府债券来弥补赤字，被银行买去的债券会转化为增加货币供给的准备金，造成信用膨胀，也会引起通货膨胀。西方国家通常不会长期地推行紧缩政策，因为紧缩政策会抑制投资，从而触发和加剧经济危机，所以，利用紧缩政策减轻膨胀的政策难以付诸实施。

　　新古典综合派的学者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扩张性政策会使滞胀中的“胀”更为严重，通货膨胀率更高；紧缩政策又会使滞胀中的“滞”进一步恶化，失业大军进一步扩大。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控制“滞胀”时，他们又借助于收入政策（工资—价格政策）。可是推行收入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控制住工资，控制不住价格。工资的提高总是落后于价格的上涨，工人深受其害，社会矛盾加剧，最终迫使政府放弃收入政策。

　　随着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在解决经济问题时越来越微效力乏，无力对付滞胀局面，新古典综合派逐渐衰落，各种学派应时而生，经济学界又开始了学派林立的时代。

　　第三节 新剑桥学派

　　一、后凯恩斯学派的形成和基本特点

　　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通论》若干论点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发生分歧，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和后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以美国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后凯恩斯学派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由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一向被称为剑桥学派，所以，以琼•罗宾逊为首的具有坚定的反马歇尔理论色彩的后凯恩斯学派又被称为新剑桥学派。由于新剑桥学派宣称要返回李嘉图传统，所以，又叫作新李嘉图主义。由于他们主张较激进的改良主义，因此，又被称为凯恩斯左派。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分别位于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因此，这两派之争又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两派虽然各以一个大学为中心，但各自的追随者不限于一个学校、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支持者。

　　（一）后凯恩斯学派的形成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争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理论本身的矛盾之处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引发了“两个剑桥之争”。

　　凯恩斯《通论》的体系不够严密，有些理论概念含混，有时前后不一致。

　　《通论》中自相矛盾的论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凯恩斯反对传统自由经济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然而，他又认为，如果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后，传统的经济理论即以市场均衡价格为分析核心的微观经济学还是正确的；第二，凯恩斯《通论》很少论及收入分配问题，更谈不上有系统的分配理论。然而，他又在该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的显著缺陷是社会财富和所得的分配有欠公平合理的观点。再加上他的著作和私人通信也很多，思想及观点时有变化，因而两大派的继承者均可从他的论著和通信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观点加以发挥。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情况，直接导致了两个剑桥之争。大萧条期间，凯恩斯论证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战后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干预经济的政策，到5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的支出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怎样看待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程度和目标，成为英美等国经济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国家加强干预后，危机和失业暂时不严重，价格问题显得突出，因此，凯恩斯关于达到充分就业时的传统理论有效的论点是否已具备现实条件；如何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传统经济理论中寻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案等，都成为这场理论争论的焦点。

　　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分为两个学派，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罗宾逊等人为首的后凯恩斯学派。

　　1956年罗宾逊的《资本积累》一书和卡尔多的《可选择的分配理论》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后凯恩斯学派的形成。罗宾逊和卡尔多各自提出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两者共同的特点是，从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出发，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经济成长对社会不同阶级收入分配的影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进一步发展了卡尔多的理论。

　　除欧洲的经济学家外，美国的经济学家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等人，也对后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他们强调不确定性和资本积累过程存在着流量与存量的相互关系，认为货币量、名义工资既是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又是经济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

　　到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危机深化，凯恩斯理论开始受到怀疑，不少经济学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提出批评。在这些经济学家中，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就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面将分别介绍后凯恩斯学派在论战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在介绍中主要概述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学者的观点，对美国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的观点不再赘述。

　　后凯恩斯学派有一个与其他学派不同之点。任何学派的建立，总有它的一位独特新颖理论体系的创始者，其后继者的观点可能有变化，但仍会以创始者的基本概念为准则。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基本观点不是由任何一位代表人所创立，而是一些代表人物的观点的综合。如否定边际生产力观点，回到李嘉图的传统观点是斯拉法提出的；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观点，主要创始于波兰经济学家卡列茨基；经济增长与阶级收入分配相结合的观点，是罗宾逊和卡尔多各自独立提出来的。罗宾逊等人是将这些基本观点加以融合运用的代表人物。

　　（二）后凯恩斯学派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两个剑桥之争”中，两派在理论上各有特点。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坚持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力图使两种理论进一步分裂。

　　而新古典综合派则试图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两派都认为自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正宗，抨击对方没有完整地、正确地理解凯恩斯原意。

　　后凯恩斯学派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同时，积极阐明自己的论点。该学派在理论上的基本特点为：

　　1．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

　　罗宾逊认为，凯恩斯《通论》的主旨是突破传统经济学均衡概念的束缚，他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试图从均衡概念转变为历史时间概念，以符合经济现实。罗宾逊认为，要很好地体现凯恩斯的原意，经济学理论就应该考虑历史因素。现实的经济均有其历史和制度的渊源，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有严格的理性行为，大都是根据习惯来进行，因此在分析方法上必须从短期转向长期和动态。

　　2．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的方法

　　主张沿着李嘉图的传统，使价值具有客观物质基础。凯恩斯曾指出马歇尔新古典学派的个体分析方法无助于国民收入与就业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总量分析方法，结果是顾了总量忽略了个量，使其理论缺乏微观经济基础。新古典综合派将马歇尔的微观分析与凯恩斯宏观经济结合起来，后凯恩斯学派认为这是退回到传统经济学。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缺点在于未考虑价值论与分配论，应从这两方面进行研究，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为此，应该与新古典的供求均衡分析传统作进一步的决裂，抛弃主观价值概念，恢复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样，可以决定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及其变动比例，为宏观分析提供微观基础。

　　3．强调收入分配理论

　　凯恩斯以来的众多经济学派都重视收入问题，后凯恩斯学派的特点是将收入与分配联系起来，更多地考虑分配问题。他们认为《通论》第二十四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是凯恩斯最重要的观点，凯恩斯本人未将它充分展开论述以致常被忽略。凯恩斯的观点是，贫富不均是不合理的，富人的财富不是来自他们的节约，政府应该对贫富不均的状况进行干预和调节。资本主义存在食利阶级是一种过渡现象，它将终归会消亡。后凯恩斯主义据此特别强调收入分配，他们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考察，着重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研究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他们从凯恩斯有效需求论出发，认为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提出两个有特色的观点：一是在投资与储蓄关系上摒弃传统的“储蓄支配投资”，即投资受储蓄支配的旧观点，坚持“投资支配储蓄”的新观点。投资由企业家决定，储蓄由公众决定，只有增加投资才能扩大收入和增加就业，因此是投资支配储蓄，这样，才能坚持凯恩斯原意；二是认为投资量不仅决定着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而且是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是因为，国民收入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两者份额的大小直接依赖于利润率的高低。经济增长需要增加投资，投资率的提高导致利润率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而工资的比重下降。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收入分配不均，要消除收入分配失调，就要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手。后凯恩斯学派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均问题，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是比较难得的。

　　4．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所谓边际生产力不外乎是增加一个单位劳动或资本所增加的产品数量，以货币形式表现即为边际产品价值。计算边际产品价值，就要确定单位产品价格。计算产品的价格必须先知道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如不知道这些投入要素的价格，工资率和利润又无法计算出来。因此，运用它来决定分配份额的工资率、利润率的边际生产力，还得用工资率和利润率来计算，这完全是一种循环论证。同时根据边际生产力的推论，要素的收入由其贡献来决定，那么，它们之间的分配份额即使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公平合理的，这与后凯恩斯主义坚持通过人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缩减贫富不均差距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在批判边际生产力论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分配理论。

　　5．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

　　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①货币的存在使收入与支出、储蓄与投资可能不一致，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不一定相等，难以实现充分就业；②货币信贷制度使厂商较易获得信贷资金，将生产资源较多地用于利润较高的投资品生产，较少用于工人所需的消费品生产。这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相对下降，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从而价格上升，出现通货膨胀，产生大量失业。凯恩斯认为只要货币工资由劳资双方协商决定的制度不变，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货币量的增加将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的这一观点加以强调，认为这是对均衡概念、市场经济合理性等传统理论的一次沉重打击，着力说明了货币是扰乱经济稳定的因素。

　　6．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考察分配必然要分析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等，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规范分析。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他们不仅分析商品和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而且分析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给社会不同阶级带来的影响。在收入分配理论中，把社会阶级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阶级，考察这两个阶级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后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后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等人。

　　琼•罗宾逊是当代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1903年生于英国，192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系，1927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8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965年—1971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3年退休并转任名誉教授后，仍著书立说，直到1983年去世。罗宾逊的著述很多：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它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一起，对传统市场理论作了修补，被认为奠定了现代价格理论的基础。1937年出版了《就业理论文集》和《就业理论导论》，被认为是理解凯恩斯理论的较好的入门书。1956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是她论述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43年）一书对马克思的利润率等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1962年和1973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增长论文集》和《现代经济学导论》。

　　皮罗•斯拉法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898年生于意大利，1920年毕业于都灵大学法学院。1921年曾短期赴伦敦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接触，并与凯恩斯晤面。1924年—1926年任意大利佩鲁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26年—1927年任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经济学教授。1927年移居英国后在剑桥大学任教，后又担任该校图书馆馆长。1930年起，在凯恩斯的安排下，他费了20年时间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编辑了10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26年，他在英国《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而开始闻名。1960年出版了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

　　尼古拉•卡尔多是当代著名英国经济学家。1908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32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而后留校工作直到1947年。1949年起转到剑桥大学任讲师，1952年任经济学高级讲师，1966年任教授直到1975年退休。他一生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担任过许多国内国外政府职务，主要充当财政顾问。卡尔多的代表性著作有：《价值与分配论文集》（1960年）、《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论文集》（1960年）、《经济政策论文集》（1964年）等。

　　卢伊季•洛多维科•帕西内蒂于1930年生于意大利贝加莫，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后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在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1960年到牛津大学当助理研究员，1961年后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学和研究工作。1980年起回到意大利，任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从1980年起成为国际经济学协会成员和执委会委员、经济计量学会成员。1979年获圣文森特经济学奖。帕西内蒂的著述很多，论著大多是关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资本等经济理论方面的内容。主要著作有：《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1963年）、《增长与收入分配》（1974年）、《生产理论》（1977年）、《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1981年）等等。

　　二、后凯恩斯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

　　（一）后凯恩斯学派的价值论

　　后凯恩斯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再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剩余概念是其核心概念。斯拉法体系的理论特点是：生产价格（价值）只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不受分配的影响；而分配只取决于社会条件，不受生产条件的支配。在此基本框架上，斯拉法提出了标准商品或不变价值尺度论，建立起价值理论。

　　在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剩余是重要的概念。他们认为生产是一个循环不息的过程。生产过程要投入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生产结束时的产量会出现剩余，即产出量超过必要投入物更新的部分。剩余将在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间，以利润和地租的形式进行分配。市场的作用为：使生产资料从生产厂商转移到使用厂商；在市场上将实物形态的剩余转化为价值形式；

　　满足资本家、地主和工人三大阶级对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地主从资本家手中分得级差地租，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得到相同的利润率。然而，李嘉图在分析工资变动时发现，如果工资、利润率的分割比例发生变动，就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变动。他的价值学说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等量劳动生产等量价值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论发生了冲突，李嘉图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找到一个共同计量价值的单位。新古典学派回避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问题。这样，生产活动的循环不息的过程变成一个单向选择过程。与这个研究目的相对应，他们用边际效用的主观分析方法，代替古典经济学中衡量生产成本的客观分析方法。将研究重点从生产和供给转移到需求方面。剩余概念消失了，各种要素的定价问题成为价格理论的重点。

　　斯拉法认为，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但没有解决统一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新古典学派用“边际效用”这个主观概念来解释价值更是错误。他自己编造的一套“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简称“标准体系”，设计出一种“合成商品”来充当价值尺度，以为这就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

　　斯拉法从分析维持生存的生产着手，分析具有剩余的生产，然后建立起价值理论。假定有铁、钢和面包三种商品，各自的价格分别为P1、P2、P3。以AIj代表投入系数，它表示生产一个单位的j种商品所需要的I种商品的投入量。生产钢只需要投入铁，生产铁和面包只需要耗费钢，因此，生产方程为：

　　A21P2（1＋N）＋A01W＝P1A12P1（1＋N）＋A02W＝P2A23P2（1＋N）＋A03W＝P3

　　式中N为利润率，Aoj（j＝1、2、3）为劳动投入系数，W为工资率。方程为3个，未知数为N、W、P1、P2和P3，共5个。

　　斯拉法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凡是直接或间接参加所有其他商品生产的产品叫做基本产品；那些不参加其他商品生产的产品叫做非基本产品。基本产品生产方法的改变将会引起所有价格的改变，从而工资和利润关系也改变。

　　非基本品生产方法的改变，只会改变本身价格以及与有关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但基本产品的工资和利润关系不会改变。因此，从方程组中去掉一个非基本产品方程，其余的方程仍然形成一个体系。上式中的第三个方程是非基本品生产方程，可以暂时去掉。令第1个方程中的商品价格作为计算价格的单位，则P1＝1。

　　工资率和钢价可以用它们同第一种商品，即铁的交换比率来表示。现在，上述方程简化为如下的方程组：

　　A21P2（1＋N）＋A01W＝1A12（1＋N）＋A02W＝P2消去P2，可解出N与W之间关系式：

　　〔1－A21A12（1＋N）2〕／〔A01＋A21A02（1＋N）〕＝W

　　从上式可以看出工资率和利润率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工资率为零时，利润率最高。W与N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工资———利润曲线。

　　以上表述三种商品生产的方程可以扩展为N种商品的生产：

　　（A1jP1＋A2jP2＋…＋ANjPN）（1＋N）＝Pj以

　　上N个方程中的每个方程都表示经济体系中一个部门或生产一种商品。每个方程式为部门产品价格等于成本加上垫支的资本价值所产生的利润，成本是包括劳动在内的投入生产过程中要素的价值。

　　斯拉法以一个“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简称“标准体系”，作为“不变价值尺度”，以其作为价格标准。这个标准体系中的“标准商品”，按照一个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固定配合比例生产出来。标准商品的价值R，即总剩余产品或总纯产品对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总额之比，不因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只是由生产技术水平来决定。在标准商品体系中，各种商品投入比与产出量之比相等，各部门纯产品对生产资料之间的比R也相同。各部门和全社会的R值都由生产技术水平确定，技术水平变动，它们才会变动。工资和利润是对剩余产品的分割，这种分割不影响R值，或者说作为价值标准的商品价值本身不变。

　　引进标准体系后，方程数增加到N＋1个。现在独立的方程数有N＋1个，要求解的未知数为N＋2，即N种商品价格、W和N。因此，该方程组要有解，就需要令W和N这两个未知数中有一个为外生变量，只要确定了一个量，另一个量和经济体系的所有其他量就都由方程组来确定了。利润率与工资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N＝R（1—W）

　　R为剩余产品相对价值，它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利润率N越高，工资率W越低；反之，亦然。

　　斯拉法体系方程组说明：产量决定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而不决定于市场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价格却不决定于生产技术，而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会之间谈判所确定的工资、利润之间的消长。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斯拉法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李嘉图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嘉图的问题是：价格决定于国民剩余产品怎样分配给社会各阶级，主要是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如果不能先知道由利润构成的商品价格，也就无法确定这项剩余。在斯拉法体系中，剩余分配的决定和商品价格的确定同时进行，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斯拉法还以他的商品价格理论体系表明，商品的价值最终是由劳动决定的。

　　每种商品价格决定的方程都是劳动函数。商品都是由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时期的生产资料都是上一期劳动和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由此可追溯到最初的生产资料几乎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初始的生产资料的使用量为零。所以，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可以最终归结为全部由劳动决定。这就是斯拉法根据其标准商品体系得出的“还原”原理，如此还原就可以得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劳动价值论。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斯拉法的“还原”原理既坚持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还解决了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

　　（二）收入分配理论

　　1．对新古典综合派分配理论的批判

　　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在分配理论上坚持边际生产力论，把收入分配的分析局限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新古典综合派在假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全部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两种性质相同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可以完全替代的条件下，利用对总产量生产函数Q＝f（L，K）求偏导数的方法，确定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重新论证了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生产要素的报酬同它们的边际产品一致，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利润（利息）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收入分配同时表现为对每种生产要素产品价值的生产投入；技术进步为中性时，利润和工资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与资本和劳动之间比例关系的改变一致，反之亦然。因此，收入分配仍然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即使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考虑到要素替代弹性值的变动，边际生产力规律仍然有效。如：技术进步对资本影响比劳动更大，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品和利润率增长要比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率增长得更快，这时，如果资本总额增长比人口增长迅速，那么，资本的替代弹性值也会很高，以致资本的边际产品和利润率比劳动边际产品和工资率下降得更快；反之，就相反。因此，两种要素的相反影响可以使收入分配不变，边际生产力理论在非中性技术进步条件下仍然成立。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前提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主要出发前提，即自由竞争是肤浅的、虚拟的，不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占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已让位于垄断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中实现经济均衡的机制也日益复杂化。因此，这种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显然与经济现实相左。

　　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原理也是错误的。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边际生产力理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问题。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一般并无多大争议。然而，价值的决定必须将资本与劳动结合起来考察，资本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不确定，边际生产力论的基础就会动摇。古典经济学曾对资本的概念作过通俗的解释，未详细考察其内涵。

　　从边际学派出现后，人们才开始对资本概念作深入的分析，才发现问题很多，关于资本的争论，涉及它是否具有生产力。不同资本如何加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又常与利息或利润缠绕在一起而使问题更加复杂。新古典综合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关于资本的争论，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本的衡量；二是资本的再转辙问题。

　　后凯恩斯学派否定了资本概念、否定了资本可衡量问题，认为资本不具有什么生产力。他们认为，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它们的测定都受分配关系的影响，资本的实际总额要依赖分配的范畴来测定。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资本和劳动的收入由生产函数和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教条是循环论证。因为，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要确定工资率、利润率，必须先知道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而边际产品价值离开产品的价格、各种资本设备的价格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产品的价格、各种资本设备的价格离开了工资率、利润率又无从确定。这样，需要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工资率、利润率，却变成预先已知的量。因此，该理论陷入循环推理的泥潭。罗宾逊指出，我们找不到那种不依赖于相对价格和分配关系的测量资本的单位，商品的价格都含有利润和工资，所有不同种类的量通过价格体系归结为统一整体。它们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对价格和资本总额的影响，实际上并不触及它的实际特性和生产率。

　　既然如此，那种自认为能以各种要素的生产率说明分配规律的理论，就无权运用价值指标了。

　　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运用严格的数学形式更详尽地阐述了罗宾逊的这种思想。他指出，资本总额的计算处于分配关系的影响之下，离开工资与利润之间纯产品的分配，资本价值量就毫无意义，利润由资本的边际产品决定的观点也无所依附。各种生产资料都是异质的，没有一个标准的资本为衡量准则，没有统一标准的资本无法加总。

　　后凯恩斯学派以再转辙（又称双转辙）理论，驳斥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分配的理论，同时也否定了迂回生产方法的理论。按照边际生产力论的说法，利润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在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利润率会随资本积累的增多而减少。同时，资本增多意味着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迂回的生产方法。换言之，利润率的下降同单位劳动的资本装备率提高相一致。罗宾逊和斯拉法几乎同时单独发现的再转辙效应驳斥了这两种观点。他们认为，现实中的资本是多样性的，根本不存在连续的、平稳的级差生产函数。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资本同一性的假设，实质上把生产中具体发挥作用的资本存量同它的资金形态混为一谈，消去了时间因素对资本多样化的影响。他们建议把生产函数作为生产费用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和最终生产量的项目来考察。他们提出的再转辙的大意为：同一商品可以用不同的生产技术（主要指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行生产。当利润率很低时，以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为佳。利润率提高则改为采用资本较密集的生产技术较为有利，这是向前的转辙。如果利润率及资本存货价值均特高时，则以恢复原来已放弃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为有利，这是向后的转辙。总之，不同的利润率可以使生产同量商品的不同技术变得较有利或较不利，从而使生产技术有所转变。既然利润率的高低支配着资本量的运用，那就不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润或利息。帕西内蒂也指出，由于利润率的变化，新工艺可以要求对每个单位投入较高的资本量或较低的资本量。因此，用演绎的方法来建立资本和利润对工资比例之间的一定比例是不可能的。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后凯恩斯学派批判资本同一性前提和再转辙的论点，对于推翻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有决定性意义。到1966年，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也宣称部分地接受再转辙理论。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在分析分配问题时，只限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方法提出了批评。凯恩斯认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公与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两大弊病，但他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分配理论。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应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承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去建立宏观国民收入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微观水平上分析收入分配，不可能找到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卡尔多指出，尽管这种分配理论考虑到生产工艺、与劳动相关的资本积累以及每人平均实际收入的变化，但它除了成功地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往的许多年中这些份额的相对稳定性外，所有涉及到决定分配相对份额量的说明，都不能让人信服，因此，只有从宏观水平上去探讨收入分配理论，才能真正找到确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决定力量。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就业和收入，这些收入和分配反过来又影响总需求的水平和结构的论点，是发展一个宏观水平的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后凯恩斯主义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分配理论的。

　　2．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在建立其分配理论时，受波兰经济学家卡列茨基影响很大。

　　他否定了新古典学派完全竞争的假设，分析了垄断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指出，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分配将越来越有利于利润收入者，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这些观点对后凯恩斯学派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和建立宏观分配模型，都有较深刻的影响。

　　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学者分别提出过模型形式各异、结论大体相同的分配理论。

　　（1）罗宾逊的分配理论

　　罗宾逊将社会成员分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大部分，分配问题归结为国民收入如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分配。

　　罗宾逊认为，资本的物质形态各式各样，其作用各异，不能集合为一个生产要素，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根据它来确定分配份额。她从流通领域而不是从生产领域去寻找利润根源，所以，资本是否是产生利润的生产要素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她所谓的“经济剩余”，是指产品的成本与产品价格之差。经济剩余减去工资即为利润。利息和地租也包括在利润之内。

　　分配理论就是考察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罗宾逊把国民生产分为两大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投资品生产部门。先假定工人所得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根本不储蓄，即工人的储蓄SW＝0。储蓄完全来自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在此假定下，罗宾逊增长模型为：

　　N＝G／S

　　式中N为利润率。G为资本增长率，即投资与现有资本的比率。S为边际储蓄倾向。

　　再假定资本家得到的利润不用于消费，而是全部用于投资，那么S＝1。于是，利润率与资本增长率相等，即有N＝G

　　这样利润与投资相等。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相当于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在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和资本家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的假定下，两大部门的工资就相当于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两大部门资本家的利润就相当于投资品生产部门的产值。因此，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可以从国民生产在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的分配中反映出来。所以，N＝G是个关键性观点。

　　当N＝G时，投资品在国民生产中的比例越大，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越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随投资率的提高而递增。然而，国民生产的增长决定于资本家的投资，在既定生产力水平下，资本家的投资通过乘数作用决定着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同时也确定了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工，以及两大部门产品总额。所以，资本投资率不仅决定着利润的大小，而且决定着利润与工资的分配份额。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投资率的增加而递增的结论，在放宽上述假定时仍成立。如：放松资本家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的假定，资本家的利润不是全部用于投资，而是一部分用于投资另一部分用于消费。那么有：国民收入为工资收入与利润收入之和；国民生产是工人消费支出、投资消费支出与资本家消费支出三项之和。由于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相等，工资收入与工人消费支出相互抵消，则有：

　　利润收入＝投资收入＋资本家消费支出

　　由此式可知，资本家利润的大小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取决于其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大小。只要资本家增加支出，不论是花费在投资上或消费上，都会增加他们的利润。因此，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投资率的增加而递增的基本结论仍然有效。

　　罗宾逊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决定于投资，投资源于资本家的积累，积累的多寡又决定利润。在边际储蓄倾向既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越大，工资的相对份额越小。她还指出，虽然现代工会的力量可能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然而名义工资率的上升推动物价上涨，未必能真正提高实际工资率。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利润，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只是利润以外的剩余。虽然在一定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工资和利润呈反方向的运动，但利润起着决定性作用。投资来自于利润，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也高，经济增长率高必然导致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扩大工资与利润分配比例的差距，使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愈来愈下降，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她主张通过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达到保持有效需求、实现较公平分配的目标。

　　（2）卡尔多的分配理论

　　卡尔多分配理论是一个独立于边际生产力原则之外的、凯恩斯式的分配理论。

　　卡尔多从宏观水平考察收入分配问题，从乘数原理出发分析国民收入中工资和利润份额的决定问题。他指出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运用方式：假如分配关系既定，它可用来决定就业或产出水平；如果就业或产出水平既定，它可用来决定价格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此关系决定收入的分配。所以，他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储蓄倾向加以区别，并将二者作为收入—分配理论中的自变量。

　　他假定经济中存在充分就业。在此假定条件下，如果国民收入变动，则预期的储蓄和预期的投资不一致。预期的储蓄和投资不一致，收入分配关系，即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各自份额就必须变动。在边际储蓄倾向既定时，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动导致储蓄与投资均衡，从而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这种机制的作用过程为：如果预期的投资超过预期的储蓄，消费品的需求会超过供给，消费品的价格水平会上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名义工资自发适应消费品价格上升的机制，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从而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减少。但是，资本家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要等到预期的储蓄和投资相等、总供求均衡时才上升。相反，如果预期的储蓄超过预期的投资则消费品的总需求小于供给，价格相对于工资水平来说会下降，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上升，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增加，这时，消费品需求通过乘数作用会增长。然而，按照凯恩斯理论，预期的投资小于预期的储蓄，经济就会从充分就业转向非充分就业，出现失业。而卡尔多认为，如果有灵活的价格机制或灵活的利润边界，经济体系在充分就业时仍然是可以稳定的。建立在乘数原理上的就业理论是短期理论，而建立在乘数原理上的分配理论是个长期理论。

　　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等于储蓄的基本关系出发，将储蓄分为两类：来自工人工资的储蓄和来自资本家利润的储蓄。如果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SW＜1／Y，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SP＞I／Y，他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和利润率的公式总是有效的，具体表达式为：

　　P／Y＝I／〔Y（SC－SP）〕－SW／（SP－SW）

　　P／K＝I／〔K（SC－SP）〕－SWY／〔K（SC－SW）〕

　　这表明：在边际储蓄倾向SW和SP既定时，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和利润率，随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提高而增大。当投资比率、工人储蓄倾向既定时，利润率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将随资本家阶级的储蓄倾向增大而递减。在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为零时，总利润额等于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和投资的总和。这时，资本家增加消费，即降低边际储蓄倾向，其利润总额仍然相同。

　　卡尔多还指出，当实际工资停留在生存工资水平时，不能用乘数原则来说明收入分配问题。此时，国民收入中的利润只是超过生存工资额部分的剩余，剩余中的储蓄以投资为目的，现行可用于投资的储蓄量决定着投资量，而不决定于其他因素。这样产量受制于资本量与劳动无关。这种体制不能保持充分就业，此时的储蓄不一定达到维持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投资水平。

　　在工人工资水平为生存工资时，假定由于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可以生产与原先同样多的产品。这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会立即下降，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不会立即上升。储蓄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将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变大，储蓄大于充分就业所需的投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价格水平下降，工人实际工资将超过生存工资水平而上升，直到总供求均衡时为止。然而，不灵活的利润边界会影响上述过程。如果资本家阶级坚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成比例地索要较高的利润，那么，总需求会落后于总供给，从而导致企业家们降低产量。这时，乘数的影响就不是通过分配关系的变动发生作用，而是通过生产和就业的降低发生作用。

　　综上所述，卡尔多分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家的投资对国民收入中利润的份额有决定作用，随着经济的增长、投资的增加和投资率的提高，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这种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可以通过政府的调节加以改善。

　　（3）帕西内蒂的分配模型

　　帕西内蒂分配模型是对卡尔多分配理论的扩充。卡尔多假定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为零，于是资本家阶级的储蓄倾向及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起着惟一的支配作用。帕西内蒂放松了卡尔多的假定，在假定工人阶级也有储蓄的条件下考虑工资和利润的分配。他指出，即使在考虑工人有储蓄、工人在总利润内也有份额的情况下，卡尔多的收入分配理论仍然有效。帕西内蒂的分配模型即前面所推导的经济增长模型：

　　GN＝л （SP－SW）＋SWK／Y

　　式中GN为经济增长率，л ＝P／K为利润率，SP、SW分别为资本家和工人的边际储蓄率。一般来说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小于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这时，卡尔多的分配理论仍然能够成立。工人们用利润或利息形式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这同他们用工资形式储蓄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所占的份额是一样的，而不管工资收入总额大小。因此，稳定状态下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均衡“利润率”，完全不受工人储蓄倾向的影响。工人的储蓄虽然影响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却不影响利润与工资之间收入分配，对利润率更无影响。因为，工人既有工资又得利润，国民收入中的工资收入与工人收入就不一样了，国民收入中的利润收入与资本家收入也不一致。但是，这只是改变了原来意义上的工人收入（即工资）和资本家收入（只有资本家才获得利润）的内涵，而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的相对份额不会受影响。工人的储蓄在利润中所占的百分比总是小于资本家的储蓄在利润中所占的百分比，否则，工人也就不成其为工人而是资本家了。由于资本家的储蓄额很大，储蓄的边际倾向也很高，而且，随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所以，资本家的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利润份额仍起着决定性作用。总之，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只靠利润收入的阶级，国民收入分配于利润和工资两者之间的情况，就不会因工人也有储蓄而有所改变。

　　（4）斯拉法的分配理论

　　斯拉法的分配理论是其价值理论的延伸。他认为生产价格（价值）和分配关系相互联系，但由不同的条件来决定：生产价格（价值）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分配关系决定于社会条件而不受生产条件的支配。

　　斯拉法的“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确立了其分配理论的基础。“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即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之间的比例等于所有部门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总量之间的比例，不论价格如何变动，由劳动创造的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斯拉法将它作为“不变价值尺度”，用来衡量其他商品价值大小。在这个体系中，不论价格是高还是低，利润率总是表现为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有了“不变的价值尺度”，就能计算利润率以及利润与工资的相对份额。

　　将作为纯产品的国民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直接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的变动方向相反。在一个有“不变价值尺度”的“标准体系”中，两者的关系为：

　　r＝R（1－W）

　　式中r代表利润率，R为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W代表工资在纯产品中的比例，（1－W）代表利润在纯产品中所占的比率。现在，利润率的定义为：用于支付利润的那部分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

　　如果工资率W为0，那么，国民收入即全部纯产品都转化为利润。此时有r＝R。R是利润率的最高界限。如果工资不为零，国民收入就必须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割。

　　斯拉法由此得出结论：国民收入相对份额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利润的高低。

　　利润率越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工资所占的份额就越小；反之，利润率越低，利润所占的份额越小，工资所占的份额越大。所以，在一定的国民收入水平下，工资和利润总是呈反方向变动。他的这一观点在分配理论方面的特殊涵义是：否定了利润来源于流通领域；利润也不是由资本的生产力所产生的，而是取决于各种生产资料在历史上的使用习惯而形成的应得的共同利率。

　　现实的收入分配状况是由社会制度及各种历史条件等因素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存在阶级冲突的社会，要考察它的制度因素、制度性质，才能搞清楚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为此，他区分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工资和利润范畴。工资和利润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名义工资率起初取决于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而后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斯拉法根据其价值理论得出的分配理论说明：工资率与利润的反方向变动取决于社会历史和经济制度，而不决定于任何客观经济规律，所以，分配关系可以人为地加以调节。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必然会引起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混乱，政府应干预分配，以改善社会收入不合理的现象。

　　（三）经济增长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也是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倡导者是琼•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趋势。

　　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1956年，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首先我们来考察卡尔多的增长模型。

　　在卡尔多的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是具有相互内在联系的范畴。

　　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积累率，从而也要有相应的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上述关系可以用下面一组方程式来加以说明：

　　Y＝W＋P（2．7）

　　S＝SPP＋SWW＝I（2．8）

　　将（2．7）变形为W＝Y－P，代入（2．8），则有：

　　SPP＋SW（Y－P）＝I（2．9）

　　将（2．9）移项整理后，可写成下列形式：

　　P／Y＝1／（SP－SW）I／Y－SW／（SP－SW）（2．10）

　　上述方程组中，Y：国民收入；W：工资总额（劳动者收入）；P：利润总额（财产收入）；SW：工资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劳动者的储蓄倾向）；SP：利润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财产所有者的储蓄倾向）；I：投资总量。

　　卡尔多模型中，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是直接相关的，当SP和SW既定时，资本积累率（I／Y）直接影响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P／Y）。也可以说，投资量直接决定着利润量的大小。卡尔多运用这一模型所反映的各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和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

　　关于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卡尔多认为，只要把SP＞SN这一限制条件作为收入分配机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去，那么，经济均衡增长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稳定的。卡尔多确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S同I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以致使得S适应于I。例如，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增加投资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普遍增加，将会产生的后果是价格上涨超过工资提高的速度，因此，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利于利润的增加和降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由于SP＞SW，结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社会总储蓄额增加，S与I恢复均衡。假定出现相反的情形，投资和社会总需求趋于全面缩减，则价格的下跌会快于货币工资下降的速度，收入分配变化将有利于劳动者，由于SP＜SW，结果社会总储蓄额将会相应减少，使得S与I恢复均衡。这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变化来调整储蓄，使之适应于投资的分配机制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卡尔多效应”。据此，卡尔多断言，在短期内，国民收入分配是投资和总需求及相对价格变动的函数。

　　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积累率的大小。在（2．10）中，若SW和SP既定（同时资本———产出系数也既定），积累率的任何上升（也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大，反之亦然。卡尔多将式中含有的1／（SP－SW）这一系数，称为“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因为它表明了积累率的变化对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SP－SW之间的差额越大，积累率变化对利润份额影响就越小；SP－SW的差额越小，此种影响就越大。同样，假定积累率是既定的，那么收入分配的变化将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者各自的储蓄倾向，当SW不变时，SP愈小，P／Y值愈大。也就是说，资本家（财产占有者）储蓄的愈少，消费的愈多，利润在国民收入的份额愈大。这也证实了新剑桥学派信奉的卡莱茨基的名言：资本家所得到的也就是他所花费的。

　　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经济要按照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势必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

　　由于社会中各阶级的储蓄倾向是不相同的，因此，收入分配将要精确规定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以保证一定社会积累率的实现；并且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波动时，分配份额的改变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将卡尔多模型中的（2．9）写成S＝SPP＋SW（Y－P），并使式子两端同除以Y，则得到全社会储蓄率S（＝S／Y）的公式：

　　S（＝S／Y）＝（P／Y）（SP－SW）＋SW（2．11）

　　将（2．11）代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得到

　　GW＝S／V＝（P／Y）（SP－SW）（1／V）＋（SW／V）（2．12）

　　由于V＝K／Y，代入上式后，则有：

　　GW＝（P／Y）（SP－SW）（Y／K）＋（SW／V）

　　＝（P／K）（SP－SW）＋（SW／V）

　　＝P（SP－SW）＋（SW／V）（P为利润率，等于P／K）（2．13）

　　假定自然增长率（GN）等于6％，V＝3；SP＝0．3，SW＝0．05；若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P／Y）为0．4，则将上述数字代入（2．12），可算出有保证的增长率（GW）等于5％，GW＜GN，不能保持经济沿着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调整到0．6，同时假定SP与SW不变，即可改变全社会的储蓄率（从收入分配变化前的15％提高到20％），从而使得GW＝GN。

　　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模型与卡尔多的模型略有不同，她力图根据由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在技术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引出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的主要经济变量的关系。她运用了两大部类和两大阶级收入的分析模型，把生产部门划分为投资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把总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大部分。按照她的分析，工人将其所有收入（工资总额W）用于消费（C），资本家将其所有收入（利润总额P）用于投资（I），这时，工人的收入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资本家的利润等于投资品的总价格，国民收入中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与投资品的总价格之比。如果根据凯恩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假定，P＝S＝I，则有下列方程

　　Y＝W＋P＝W＋S＝W＋I（2．14）

　　如果加进对资本存量（K）的考察，那么，利润率（Π）就等于资本积累率（G），公式表示为

　　π＝P／K＝G＝I／K（2．15）

　　倘若取消资本家将其全部收入都用于投资的假定，这时利润总额中有一部分被用作资本家的消费，其余部分则是可用作投资的储蓄总额。用SP表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储蓄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则利润、储蓄和投资三者间的关系为：

　　SP•P＝S＝I 或P－I／SP（2．16）

　　把（2．16）代入（2．15），得到

　　π＝P／K＝（I／K）（1／SP）＝G／SP（2．17）

　　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下（即假定技术进步并不引起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相对份额），资本价值对产量的比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不变，因而，资本增长率（积累率I／K）也就等于整个经济增长率（G）。

　　根据上述公式所揭示的关系，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与积累率（或经济增长率）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一定的利润率产生于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而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又必须以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为前提，两者是正比变化。按照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要稳定地、均衡地发展，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技术进步稳定而没有偏向，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积累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以相同的比率稳定增长，利润率长期不变，实际工资水平随人均产量上升而提高，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有足够的信心，投资以每年相同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年产量（国民收入）同资本量（新增资本即投资）以一种适当的比率同时增长。琼•罗宾逊把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增长状态称为“黄金时代”。

　　与卡多尔不同的是，琼•罗宾逊认为，“稳定增长模型不过是用简单形式说明论点的一个便当方法。在现实中，增长决不是稳定的”。决不能根据增长模型就轻率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地趋向一条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均衡途径。

　　她强调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出现资本家的积累冲动不稳定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市场竞争机制受阻碍、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或过剩、技术进步对生产方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等，所以不可能经常具备“黄金时代”所需要的种种条件。

　　琼•罗宾逊在以“黄金时代”为标准，对资本主义经济失调的类型进行分析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稳定增长的一些原因，认为“劳动与财产的分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琼•罗宾逊指出，假如资本家的高利润不是高积累率的结果，而是垄断的结果，那么，由于工资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增加将受到阻碍，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投资需求，使得在高利润的条件下出现投资缩减和经济停滞的趋势。这时，必须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来使得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矛盾。由此可见，琼•罗宾逊试图用她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经济干预措施，特别是抑制垄断势力的增长和使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

　　（四）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在解释停滞膨胀的原因时认为，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他们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着手，结合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因素，货币工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因素，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停滞膨胀现象。

　　卡尔多将经济生活的部门区分为三类：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提供不可缺少的基本供应品，如食物、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之用；第三级部门，它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如运输或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以及提供欣赏的不是辅助其他部门的服务（如戏剧演出）。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是决不可能发生重大问题的。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工业部门）却都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根据卡尔多的看法，“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

　　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如果初级部门产量的增长和工业制造业部门生产的增长之间出现比例失调的话，就有可能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停滞膨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决定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

　　（1）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价格是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传统方式，直接响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压力而变化的，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

　　（2）在工业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确定的；生产对需求变动的调节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积存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则增加生产。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具体地说，是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垄断程度原则”来决定的，即在直接的劳动和原料成本上，加上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来的一般管理费和折旧费，再在这两种成本之上加上一个纯利润。按照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的，但对成本的变化（如工资和原料价格）却能做出迅速的反应。

　　根据以上分析，卡尔多得出一个“基本的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

　　（1）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同时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两类价格或两类总价格水平的比率）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势必是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造成一种灾害性的后果—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正是由此引起的。

　　（2）当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具有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农产品、基本原料和燃料的价格的上涨，通过各个生产阶段，将依次进入制成品的成本中，使得工业制成品价格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中，它是引起工资压力增加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工人将通过工会与资方的工资谈判，抵制实际工资的降低，要求增加工资，以保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本身也有着缩小工业制成品有效需求的作用，一方面初级部门的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和他们的开支增加不相称，例如石油生产者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而未花费掉；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有可能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来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这些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将会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并抑制工业部门的投资。这样，农矿产品价格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它反过来又使工业部门的活动受到紧缩性经济政策的限制。卡尔多认为，美国1972年—1973年的通货膨胀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同时工资随着生产费用的上涨而上升）。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抑制主义的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琼•罗宾逊除了通过区分各种类型的市场和分析操纵价格外，还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停滞膨胀问题。琼•罗宾逊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而货币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本身还具有贮藏的职能，正是它的这种性质使得它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因为货币在所有价值储藏手段的资产中，流动性最高，风险性最小，人们愿意把一部分收入或财富以货币形式保存在身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切契约也都是用货币来计量和订立的。同时，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存在，也为资本家的投资提供了取得资金的便利，使他们的投资不受自有的收入或财富的限制，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来控制经济资源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配。当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投资率较高时，势必造成比较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比较少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结果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在货币经济中，工资是以货币支付的，货币工资是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定的，可是一定的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即工资所能购得的消费品）却是受企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决定的；投资率的提高所引起的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会产生一种“通货膨胀障碍”，即通过通货膨胀来制止利润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下降。琼•罗宾逊指出，“在一个工会强大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厂商要提高利润率以压低综合工资份额（特别是它如果导致实际工资率下降的话）的企图受到坚决抵制。于是厂商提高货币工资率以免工人罢工……这被认为是提高利润的通货膨胀障碍。”这也就是说，投资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就会促使工人通过工会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停止增长和大量失业，出现停滞膨胀局面。

　　此外，琼•罗宾逊在分析停滞膨胀问题时，还以卡莱茨基的理论为基础，讨论了“政治方面的商业循环”问题。琼•罗宾逊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时，她认为当下届政府的选举问题隐约出现时，政府可能在要求减轻失业灾难的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实行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过后，政府又可能屈服于大企业和食利者阶层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非但没有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却让经济处于停停走走的“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状态中。琼•罗宾逊指出：“卡莱茨基在1943年曾经预言，战后，我们将战胜了经济方面商业循环，我们就将生活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制度下。现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似乎正在采取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激烈的方式。”根据新剑桥学派的看法，正是新古典综合派这一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停滞膨胀的局面，因而他们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用调节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方法来解决滞胀问题，而积极主张把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和解决停滞膨胀的措施的重点放在收入分配方面。

　　三、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根据其对凯恩斯理论核心的理解以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论断，提出了以改变收入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其特点是：把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放在“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的首要地位。

　　（一）关于收入分配政策及收入均等化措施

　　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根源，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这两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由各种制度力量的压力决定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不仅与历史的、制度的因素有关，而且与经济活动水平以及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有关；同时，国民收入的分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态因素。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个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是不利于工人阶级而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两极分化在加剧，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经济干预是行不通的，更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解决，必须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并且必须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宏观干预目标。

　　新剑桥学派主张通过加强福利措施和合理的税收制度（如累进的所得税）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情况。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通过累进所得税、高额财产税等措施对财产多和收入多的阶层征收更多的税，然后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第二，给低收入家庭以适当补助，把花在军备上的钱拨给民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人民福利。

　　第三，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给孤儿寡母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靠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的增长，但政府应把由此而获得的税收用于改进卫生、教育服务。

　　第四，政府预算中的盈余应被用去购买公司股票。

　　（二）关于就业政策及对投资实行全面社会管制

　　新剑桥学派对于就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主张既不要存在过高的失业但也不要使失业率过低。它认为，“增加失业的衰退被认为是一种祸害，然而很低水平的失业也不是单纯的幸福。对企业来说，有一个可利用的劳动力蓄水池是方便的，当失掉工作构成每一个工人的严重威胁时，工业纪律比较容易维持”。

　　因此，新剑桥学派认为，“冒牌凯恩斯主义”错误理解了凯恩斯关于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增加就业的理论，盲目扩大政府开支以增加就业总量，以致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高速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新剑桥学派提出不仅要重视就业的数量，而且要注意就业的内容，主张对投资实行全面的社会管制，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不稳定性，克服无计划的盲目增长，避免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们提出了解决就业的政策主张，其重点是：

　　第一，政府应保证经济不发生衰退，以鼓励工业领导人的信心，提高盈利的预期，从而刺激投资。

　　第二，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和减税来解决失业问题。但新剑桥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削减低收入阶层的赋税更有利于增加就业，因为按比例减税主要是使高收入阶层得利，其作用主要是增加储蓄，而不是增加当前消费和鼓励投资，因而，它认为“旨在扩大就业的预算政策，要是同减少贫富不均现象相结合，会是最有效的政策”。

　　第三，提高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第四，实行进口管制，发展出口商品生产。

　　（三）关于对付“滞胀”的政策

　　新剑桥学派根据它对“滞胀”原因的分析，主张首先需要加强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增长之间的调节机制。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或各国际团体），单独地或协同一致地持有比私商凭其自己力量愿意持有的更多的初级产品储备，并随时以稳定价格为目的干涉市场。即当农矿产品过剩时通过积累储备阻止农矿产品价格跌落，当农矿产品供给不足时，则通过出售农矿产品，减少储备来抑制价格上涨。卡尔多把这种办法叫做“建立所有主要农矿产品的国际缓冲”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使世界经济更加稳定的最有希望的办法”，“可以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提供有力的自动调节机制”。

　　（四）“两个剑桥之争”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抨击引起了后凯恩斯主义内部的两个支派发生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一场关于凯恩斯主义的大论战，这就是被经济学界所称的“两个剑桥之争”。争论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预期理论等等。

　　“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1．两个剑桥学派在经济背景、理论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从经济背景来看，英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长期的慢性经济萧条，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奉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采取持续性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在失业和外贸恶化问题上无所作为，英国新剑桥学派由此痛感到了不注重实际经济生活的正统理论的危害性。因此与美国剑桥学派不同，英国剑桥学派更注重现实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和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注重导致经济理论失效的经济内在原因，强调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政府调控政策的重要制衡作用，强调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负面效应。而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则大不相同，不但利用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大量军火利润和低成本赚取的资本来加速经济发展，而且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率先实行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使美国经济迅速增长而雄踞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这种情况使得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相信美国实行的在自由市场基础上辅以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制度”是正确和可靠的。

　　其次，从理论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综合派以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变量能够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自动调节而达到均衡、稳定的状态。如商品价格、就业量等，无一不是通过市场供求力量来决定的。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的微观分析部分基本上承袭了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分配理论；宏观分析部分也始终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强调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制度。换句话说，我们具有一个逐步改正误差的范围广泛的制度。它是一种逐步接近均衡的价格和生产的制度”。因此，他确认通过市场竞争的价格制度而达到的均衡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条不紊的一种经济秩序。

　　而新剑桥学派却完全否定了方法论上的“均衡观”，主张坚持彻底的“历史观”。琼•罗宾逊曾明确指出：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法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她还说：“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现在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这里所说的“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是指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有其历史的、制度的渊源；“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是指对未来的事情要考虑它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性，经济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公认的惯例来处理的。这两句话突出反映了新剑桥学派对经济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论的特点。

　　2．两个剑桥的理论分歧

　　（1）研究对象不同

　　两个剑桥的理论分歧首先表现在把什么问题作为理论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

　　新剑桥学派主张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这三大派别来把握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这三大派别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出发点以及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来划分的。琼•罗宾逊把200多年来经济理论研究的内容分为两套问题：①一个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全面经济动态。②特殊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详细关系。

　　她认为，大体说来从重农学派到李嘉图的古典学派主要关心第一套问题；

　　而新古典学派的主要兴趣在第二套问题上。凯恩斯表明了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完全无法说明的实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学家的兴趣又回到了分析现实经济过程的全面动态方面来。琼•罗宾逊反对“微观”和“宏观”的两分法。她认为，从微观水平上研究价值问题和分配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分配问题同整个经济活动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应当作为分析全面经济动态的基本问题从宏观水平上加以把握。继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套问题上，这是一种不幸。因此，新剑桥学派以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的分析为对象，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无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端。

　　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把任何经济社会的问题归结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问题。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每个经济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可能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利用经济资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为谁生产这些东西以及收入如何在个人和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并认为，竞争条件下的均衡，如供给和需求相称，价格和成本相称，“有助于同时解决我们的三个问题”。这个观点反映了新古典综合派仍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背景和分析基点，把垄断仅看做是例外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和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相调和，建立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

　　（2）对凯恩斯学说要点的认识不同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学说的要点就是所谓“现代收入决定论”，他对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论述都是这一理论的引申；而收入决定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即总就业量问题、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问题，以及因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指出，自“凯恩斯革命”问世以来，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实施已经使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他们甚至认为，战后西方各国生产量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使充分就业成为当今西方各国的经济现实，“混合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这使凯恩斯当年全力对付的严重失业问题已经让位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收入决定理论及由此引申出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混合经济不会过分地繁荣和萧条，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产量，达到健全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新剑桥学派则坚持认为，凯恩斯学说的要点在于《通论》第二十四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即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尽管他们承认凯恩斯不曾对分配理论进行探讨，但他们认为这是由于30年代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牵制了凯恩斯的全部注意力，使他还顾不上考虑收入分配趋势这样的长期问题。正因为凯恩斯如此看重收入分配问题而又未来得及解决，新剑桥学派才把制定新的收入分配理论作为自己发展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3）从“资本争论”引起的分歧

　　两个剑桥之争最初是由“资本争论”开始的。

　　首先，琼•罗宾逊对新古典综合派的生产函数理论的资本量概念提出质疑。

　　她在论战中阐明了她的两个重要论点：

　　第一，资本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似乎对生产有贡献。但资本本身是商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故不能把资本看做生产要素。在舍弃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真正的生产要素只有一个，即劳动。

　　第二，作为商品的资本，其价格不管在资本家看来意味着什么，都应该用一种和其他商品同样的方法确定，也就是还原为一定时间的劳动量来确定。

　　面对新剑桥学派的抨击，新古典综合派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从侧面维护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理论上专门讨论资本计量问题的困难是没有必要的，对总量资本没有定义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能使用资本这个概念。不必追求完全的资本理论，而应把注意力集中于投资的报酬率问题。而新剑桥学派则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错误绝非仅仅是“资本”的定义及加总、计量等技术问题，而是把资本当作纯粹的物质现象，没有把资本同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和制度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新剑桥学派在“资本争论”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寓意”的论题。所谓“资本寓意”是指，人们在阐述自己的资本理论或资本观点时，心目中具有的是怎样一种使资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经济形式。新剑桥学派指出，如果资本的寓意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它就应当包括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社会关系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是资本的所有者，获得按投资资本价值计算的利润，而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是因为拥有资本所有权，而不是由于技术性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物质产品。新古典综合派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一种概念或理论的正确性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现象，而不是仅仅与某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对此，琼•罗宾逊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寓意既不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下的现实经济，而是一种幻想的不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自由放任和自给自足的私人经济。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在政策主张和资本理论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当他们处理实际问题和政策时是很好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心里保持有一个孤立的领域，其中存在着充分就业均衡的私人企业经济模型。在其中，利润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产品’。”

　　3．两个剑桥的政策主张分歧

　　（1）政府目标的分歧两个剑桥的政策主张分歧首先集中在政策兼顾稳定和发展两个方面。新古典综合派长期以来一直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位的目标。他们认为，只要保持经济不断增长，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即使产生一些副作用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无妨。而新剑桥学派则把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结构、实现收入均等化作为第一位的政策目标。他们认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对投资实行全面的社会管制，经济增长只能是盲目的增长，只会把资本主义经济引入歧途。因此，他们便竭力从凯恩斯的有关论述中寻找改善收入分配的理论依据，而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加以抨击。

　　（2）政策措施的分歧

　　在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确定之后，以什么样的手段或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两个剑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为了实现加速经济增长的目标，首先应通过政府部门扩大开支，以弥补私人部门开支尤其是投资支出的不足，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充分就业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

　　同时还应辅以“收入—物价政策”和“人力政策”以缓解通货膨胀和就业困难的问题。其次要坚持“政府出钱，私人办事”的方针，由政府筹集资金确保高度就业所需的投资额并确定投资方向，而具体的投资活动则尽可能交由私人垄断企业来办理，以实现宏观计划投资与微观市场调节相结合。新剑桥学派则认为，正确的政策措施是国家对投资实现全面的社会控制，实现收入均等化政策，改善现行的福利和税收制度，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不稳定性和长期无计划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实现就业人员的合理配置和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3）政策效应的分歧

　　在政策效应方面，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政府动用了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创造出高水平的总需求，从而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古典综合派看来，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无论是“补偿性的”、“增长性的”或“松紧搭配性的”，还是结合人力政策和收入—物价政策共同实施的，都能产生不影响经济其他方面的足够的公共和私人的投资需求，从而补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差额。新剑桥学派则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这些政策主张及其实施效果并非如其所声称的那么好。这些政策一方面使历届美国总统相信财政赤字无害和军事工程有益的观点，以致造成国民经济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军事工业盲目扩大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给私人大企业创造了赚取暴利的机会，使社会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等弊端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新剑桥学派还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物价政策不仅解决不了通货膨胀和滞胀问题，而且会由于限制和冻结工资，使收入不均的局面固定化。

　　四、新剑桥学派评说

　　新剑桥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弊端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失调的揭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困化问题的分析，对其他经济学派的某些中肯的批评以及提出的某些政策主张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然而，基于自身的局限性，新剑桥学派理论的本质仍然是改良主义理论，不仅如此，诸多重大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一）改良主义理论

　　新剑桥学派把当代西方社会一切病症的总根源看作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似乎解决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就可以消灭西方社会的贫困现象，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他们主张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改良。但是，新剑桥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完全归咎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回避了造成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良主义的理论本质显而易见。

　　实际上，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只是通过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矛盾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中，分配对生产确实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则会阻碍生产的发展。虽然如此，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它从属于生产关系。因此，“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二）对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评价

　　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价格决定于生产函数而非需求函数，这就彻底摒弃了新古典学派的以主观效用论为基础的均衡价格论，给价值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

　　然而，斯拉法的价值论尚有不当之处，从而招致不少批评。其主要缺陷为：

　　1．标准商品的计算繁杂，难以实际应用

　　以标准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从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样的价值尺度运用起来十分不便。每次运用它来衡量商品价值，都必须计算许多基本产品的产量与资本比。而且，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原来确定标准商品的各种比例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不能再成为不变的价值尺度。所以，他的标准商品的设计在新剑桥学派内部也很少提及，更谈不到实际运用了，他提出的不变价值尺度，甚至比以物价指数确定货币价值的理论更易遭受批评。物价指数虽不能反映商品价值，但它易于编制，并在编定后便于应用。而标准商品既不易确定，确定后也难以应用。

　　2．把工资作为剩余产品的一部分，没有分析工资的本质特征

　　将工资视为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似乎工人既获得了自己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又获得了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没有看到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他把利润看成是一部分剩余产品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在这一点上，斯拉法比李嘉图后退了。李嘉图虽然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未弄清工资的本质，但他看到工资是劳动者维持其最低生活的必要品的价格，不是剩余产品。商品价格扣除工资后的余额就是利润，承认利润来源于劳动而不是来自于资本。

　　3．斯拉法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和生产价格

　　在斯拉法的价格决定方程中，商品价值、价格和交换价值的决定完全是一回事。他确定了商品交换关系和比例，但未由此出发去探索决定交换价值的价值。实际上，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不等于价值。当他把平均利润率作为确定商品价值的前提时，他的价值方程所确定的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因此，他只能从表象上考察工资、利润。而且，他认为生产价格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然后，用国民收入对资本的比例作为不变价值尺度，这样，斯拉法的价值论就成为生产费用论的变种，难以从本质上阐明价值决定问题。

　　（三）对卡尔多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后果，认为在现实条件下经济增长只能加剧收入分配的失调；不解决收入分配失调的问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就必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富裕中的贫困”。在当今西方各国对经济增长普遍赞扬声中，新剑桥学派能够揭示出经济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但是，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分析社会总产品价值的实现问题，从而使经济增长模型显得空洞无力。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考虑到物与物的关系，没有深入考察生产关系对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也无力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模型不过是一种“寓言”。帕西内蒂曾针对卡尔多经济增长理论中忽略工人储蓄问题，将卡尔多模型作了补充，引进了工人也有储蓄的假定。但帕西内蒂对卡尔多理论的补充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工人储蓄倾向虽然较资本家低得多，但由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大，工人储蓄绝对量较大。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本来就小一些，还须把利润中一部分用于奢侈品消费，因此，工人储蓄与资本家储蓄相比不会过小。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储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会随之增大，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况且资本家消费不易收缩，而工人储蓄还可能增大，工人储蓄所产生的利润对利润总额也有影响，这一来，卡尔多提出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会随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增大的结论就不能成立，使得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出现了矛盾的结果。为此，萨缪尔森等人将之称为“帕西内蒂矛盾”是不无道理的。

　　（四）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评价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但是，他们的分析是极为肤浅的。他们的收入分配理论以斯拉法的价格决定论为理论基础，试图回到李嘉图价值论的轨道，以此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是值得肯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然而，他们又背离了李嘉图关于价值论证的正确探索，继承了他的错误因素，只研究价格及其决定，这是一种后退。而且，他们把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归结为历史因素、所有权因素以及劳动集团和资本集团各自的谈判能力，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说明利润和工资对立的根本原因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虽然斯拉法没有批判马克思，但由于他把李嘉图对价值和资本的解释同马克思思想相对立，因而他的理论客观上是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所认为的李嘉图理论中的一切弱点，都被斯拉法拿上作为了自己分析问题的出发点。

　　应该强调的是，凯恩斯本人着重分析的是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而不是收入分配问题。新剑桥学派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让人相信新剑桥学派的学说比新古典学派的学说更符合凯恩斯的原意。应该说，对于凯恩斯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们应当主要根据《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认识他。如果说凯恩斯早期著作中有某些观点和分析方法与此不尽相同，那就应从发展的角度来对待它们，即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也是发展的。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论证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需要政府调节，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各国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是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手段维持充分就业，实现经济稳定。如果说凯恩斯也提出了现实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那么这只不过反映了凯恩斯与某些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分配失调的“经济和谐论”的鼓吹者不同。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关于失业者得到工作，低收入者得到补助的建议的出发点，是如何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是资本家的投资得以获取预期利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