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

对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面临以下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它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界限，在许多方面并不清晰。它的许多理论命题和政策主张，如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对萨伊定律的否定（总需求决定）、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等等，自然与新古典主义大相径庭；它所创立的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在当初也颇为新鲜。但是，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它与新古典主义都有着共同之处。比如它们同样都着重从物质生产和需要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活动，侧重于在给定的技术、资源和制度条件下，研究经济机制的运行规律；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事实上也是以新古典主义的许多关于微观经济的分析为前提的（比如相对价格的决定和资源配置等）；当初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出了新的宏观分析的结构和方法，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已显示出凯恩斯当年提出的一些概念，是完全能与新古典主义兼容的。因此，当我们试图揭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特点时，就会发现它相对于新古典主义的差别，远比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差别要小，在许多问题上，属于同一个“营垒”；也正因如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可以同时构成西方的主流派正统经济学的内容。

这个困难决定了当我们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列作为当代经济学的三个主要理论体系进行比较时所出现的“不对称性”；它们自然各有特点，但最鲜明的、最根本的差别，只存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一方，以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另一方的两类经济学理论之间；而后两者往往只表现为同类经济学中的两个大的派别，只不过它们各自强调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差别，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过，凯恩斯主义毕竟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争论中站在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上，现代后凯恩斯主义者则更对新古典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只要我们明确这二者之间差别与对立的性质，在强调指出它们各自特点的同时，不忘记它们的共同之处，这种比较就仍然对我们全面理解当代经济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个困难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凯恩斯究竟意指什么”的问题。所谓凯恩斯主义，主要起源于J.M.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此外，还可以加上他稍后的两篇论文：1937年的《就业通论》和1940年的《如何支付战争》；前者进一步阐述投资决定与总需求决定理论，强调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后者奠定了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然而，用萨缪尔森的话说，《通论》这部书，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但却是“写得很坏、组织得很糟的书”（Backhouse，1985：655）。而且凯恩斯主义不仅在不少问题上存在自相矛盾，在一些关键之处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造成了几乎从《通论》发表之日起，经济学家就开始的关于“凯恩斯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的无休止的争论。经济学家因此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已经至少被分成了三种凯恩斯主义：“右派”——新古典综合派；“中派”——凯恩斯本人；“左派”——后凯恩斯主义（Davidson，1981）。这里不想为这个争论再添些什么，但我们却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在此争论中的各种观点，同时表明笔者自己的倾向性。为此，本书将先在目前流行的、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结构中，分析一下凯恩斯所提出的主要理论命题，然后通过与其他一些理论观点的比较，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特征作出分析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