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

20世纪80年代是自由经营论传统经济思潮在西方各国的昌盛时期。当时，凯恩斯主义退出了“政府经济学”宝座，不再掌管财经大政方针，但它在西方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有的甚至仍然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我在本书初版《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第十四章第七节中曾经把这种情况名之为“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但原来写得十分简要，现在增订，再作翔实论证。这些“效应”的景况甚为特殊：既没有标明“凯恩斯主义”的牌号，又呈现着混杂状态，甚至隐蔽难辨。只有通过仔细发掘和认真清理，才能把它们明细地揭示出来。如果把它们定名为“隐性的”凯恩斯效应，那么，当凯恩斯主义作为“政府经济学”而推行其政策措施所获取的效果，就可名之为“显性的”凯恩斯效应。我们早已确认，凯恩斯革命在当代西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这一论断的含义应该包括上述两种效应：“显性的效应”和“隐性的效应”。只有这样全面而实事求是地进行“效应”评估，我们才能对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无误的评价。本节主旨在于，对这种“隐性的凯恩斯效应”，大致从两方面进行发掘和清理。

先让我们简要介述这种新型自由经营论传统经济思潮各派的理论内涵和财经政策实践中的利弊得失。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都是从反对凯恩斯主义起家的。它们的理论观点有着很大程度的共性：都是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那里捡来的，如萨伊定律、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经济均衡、货币数量论和轻税观点等，都是古董翻新，老调重弹。它们的经济政策都把通货膨胀作为首要敌人，供给经济学派则另加减税、扩大政府开支与收支平衡三者并存的教义。它们都反对政府干预，认定只要平抑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在美国则加上大量减税、鼓励储蓄与投资，就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使国民经济臻于尽善尽美的均衡境界，生产自然会达到繁荣高潮，失业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英美两国的实践证明，不仅这种美妙算盘未能如愿以偿，而且在艰难支撑中饱尝了苦头。此外，两国经济政策都厉行劫贫济富，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种弊端甚为明显。这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是一种灾难。

综观英美两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形势，可以判明两国推行自由经营论保守思潮的经济政策在效果上的两重性：一方面，在救治“胀”——平抑通货膨胀方面收到了相当明显的良好效果，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在救治“滞”——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则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失败的。两国低通货膨胀率的保持，都是付出了十分高昂代价的。英国所付代价是持续的产业不振和高失业率，甚至几度爆发社会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停留在差强人意的低经济增长水平。美国所付代价是高赤字、高利率、高国债限额、高美元汇率、高外贸逆差、高外资流入，以致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的债权国地位降为净债务国，甚至国会被迫运用立法程序来强行限期消除赤字预算病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年逐步调低利率与美元汇率，以期改善外贸逆境。美国国民经济停留在捉襟见肘、步履维艰的困窘状态。英美病态经济的那种局势难以长期继续下去。

英美两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大力推行其自由经营论保守经济思潮的政策措施，旋即爆发经济危机。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经济危机迅速转趋复苏，凯恩斯主义的“隐性效应”在事实上帮了大忙，起了有利的促进作用。

例如，英美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都是采用最大的政府干预来推行它们的经济紧缩政策。它们的利率定得那么高，持续得那么长，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这种金融措施是政府战略决策中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政府干预”是凯恩斯主义的教义。严格意义的自由放任方针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当时的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实际上背离了这个传统方针。这一背离实际上掺杂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这种经济思潮的色彩。

例如，凯恩斯主义者为了要维持贫苦大众的最低生活，有助于提高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实行了相当多的社会保障等福利设施。英美当时政府大砍这些福利项目，确实削减了不少。但是，一来它们毕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福利项目全部砍掉；二来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的牵制作用，对政府提出的这种削减在程度上打些折扣。这样，原来由凯恩斯主义者所设置的福利事项至少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尽管凯恩斯主义不再是“官方经济学”，但这些残存的福利开支对消费市场需求仍然起着一定的支撑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例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经济危机，在1982年底迅速获得强劲复苏，确实得益于减税和赤字预算甚大。减税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庞大的赤字开支对经济也起了刺激作用。这些措施导致了1983年的消费需求高潮，汽车、住房建筑业率先恢复。这次经济回升系由消费高潮带动，使凯恩斯学说在事实上得到印证。美国经济的那次复苏同战后历次经济危机后的复苏并无不同之处。正好相反，这种事态却从反面证明了供给学派理论的失败。供给学派鼓吹：政府因减税而少得的收入，将由减税引起生产和供给的增加而得到弥补，进而消除赤字。1984年2月《总统经济报告》中承认：减税并未引起投资、储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加强。事实证明：减税无助于消灭赤字。因此，美国这次迅速而强劲的经济复苏，并不是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功劳，而是靠凯恩斯主义刺激消费需求的结果，这是里根总统及其供给学派谋士们始料未及的“奇特”事态。这种事态证明，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采取大量减税和巨额赤字开支双管齐下地对经济进行“吗啡”注射式的刺激，这种凯恩斯主义救治措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危机，并促使其较早复苏的。里根及其供给学派谋士们口头上摒弃了凯恩斯主义，而他们的经济措施在事实上却收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有利效果。这确实是一种典型的“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

至于英国，推行紧缩政策比美国更为彻底，付出的代价也就更为高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失业问题极端严重，撒切尔夫人被迫转而把对付失业问题放在施政方针的优先地位。说来奇怪，也不奇怪，她竟戏剧性地改变了对货币主义教义的铁的信念，改弦更张，转而部署出一个更具典型性的“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实例。这个实例，对我们评价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颇具教育意义，值得翔实介述。

英国撒切尔夫人1979年5月上台以后，以救治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坚定不移地奉行一套完整的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双紧”的紧缩政策：一方面是“货币紧”，紧缩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另一方面是“财政紧”，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大量削减对穷苦大众的社会福利支出。这种“双紧”的经济政策对医治英国“滞胀”经济的“胀”症收到一定“疗效”，主要是：一来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下半年起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从1980年7月的21.9％，逐渐下降到1982年7月的8.7％。1983年5月下降到3.7％。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终保持在低水平，成为西欧诸国中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二来1979年国际贸易有不少逆差，后来扭亏为盈。三来财政状况有所改善，赤字预算在程度上有所下降。

但是，这种“疗效”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它对“滞”症则势同雪上加霜，反而变本加厉。其一，撒切尔政府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后，英国不久就爆发了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过程中，政府仍然坚持这种经济紧缩政策，致使危机持续四个年头，到1982年第三季度到达谷底，1983年进入复苏。而且，复苏是缓慢的、曲折的、无力的。1983年以后，英国经济增长率始终是低水平的。其二，失业率有增无减，失业问题仍然是英国经济中最严重的痼疾。1979年失业率为5.4％，1980年增为6.9％，1981年上升到12％，随后几年一直保持在13％以上。如1985年底，失业人数为340多万，失业率高达14.3％。在失业问题上，黑人，尤其是黑人青年更是受害最深的。其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1984年春季煤矿工人因抗议政府关闭矿井，不顾工人失业而罢工，持续长达一整年，这是英国罢工史上最长的一次。又例如，1982年7月，爆发了一次包括首都伦敦在内的近20个城镇，持续四天之久的城市暴乱。1985年9～10月间，在首都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和北部托吞哈姆地区先后爆发暴乱事件，暴乱者使用了枪支。又在伯明翰和利物浦等城市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警察采用全部防暴装备，与群众对峙，砖石飞舞，大火冲天，形同战场。双方伤亡很大。这在英国近代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每次事件都有特殊的细节起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伯明翰发生暴乱的汉英沃斯地区，1985年6月失业率高达29.4％；伯明翰市16～25岁的中学毕业生，6个月后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平均是1/6，而黑人青年却是1/20。又如1985年10月6日晚发生暴乱的伦敦街区黑人居民约占一半，那里的成年人失业率是25％，而青年失业率则是60％。由此可见，失业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伦敦暴力事件后，当地一位妇女说，“这是因为平时他们没有办法表示自己的愤怒”，此语可谓切中要害。

1985年下半年，撒切尔夫人面对国内失业问题、社会动乱和人民不满的十分严重局势，开始意识到非改弦更张，改变她那6～7年专治“胀”症，不顾“滞”病之“铁”的坚定意志不可，转而把对付失业问题列为施政方针的优先地位了。1985年9月2日，她宣布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以对付失业问题和为下一次大选作准备。这是她1979年5月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内阁改组。她在9月2日晚电视讲话中指出，这次改组的目的是要明确地显示出政府十分重视解决失业问题，新内阁将能使保守党赢得下次大选。这次内阁改组中，令人注目的是任命戴维·杨勋爵为就业大臣，扩大就业部的职能，负有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对付失业问题的责任，并形成一个共同解决失业问题的班子。这表明她已把就业问题放在优先地位。这在她执政六年中还是第一次。

经济形势紧迫，失业问题严重，撒切尔夫人被迫背离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和“自然失业率”等教义，改而把解救失业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以治“胀”为主攻方向，转变为以治“滞”为主攻方向，这是经济政策在战略目标上的转移。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在英国多年来的经济实践中所导致的“自然失业率”，是一种灾难性的高失业率，非另筹对策不可，这一点却是毫无疑义的。当时英国政府经济政策在战略目标上的那种转变，标志着现代货币主义在救治效应上的效微力乏，迫使撒切尔夫人转而乞灵于凯恩斯主义的失业救治对策，这确实体现着一个更具典型性的“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

凯恩斯主义属于西方经济营运机制上的政府干预论经济思潮的范畴，具体运用起来，演化成新型政府干预论多种模式：刺激的力度有强有弱，干预的范围有广有狭，着眼的时间有长有短，等等。它们同自由经营论传统经济思潮各派是对立的，但在理论体系上不属于凯恩斯主义者，如M．I．T．派已登上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政府经济学”宝座，即为一例。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及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西方经济动荡多艰的阶段，对缓解经济衰退、刺激复苏、解救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些效应。这无疑是属于政府干预论经济思潮的范畴，可以归结为“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的多种类型，大体上可分为两类：首先，20世纪80年代末及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和原苏联发生了空前急剧转变，这并未给西方国家带来经济繁荣。恰好相反，它们却都不同程度地爆发经济危机，陷入经济衰退困境。度过衰退低谷后，转向经济复苏，但却经济回升乏力。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经济增长呈现着一种低沉而捉摸不定的动荡态势。现列举美英等五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如表15-1所示：

表15-1　英美等五国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有关公开出版物中的数据整理而得，1995年为预计数。

由于西方国家上述期间经济增长处于动荡不定的态势，故失业问题甚为严峻。在经济衰退年份，失业率不断升高，这是常情。而在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以后，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有的甚至继续上升。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而不断裁员，越来越多的蓝领和白领工人加入到失业者行列。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没有就业机会的复苏”，这就不能不特别引起不安。1994年经合组织25国失业数已达3500万人，失业率为8.5％，如果把那些失去希望不再登记的人计算在内，实际失业率在10％以上。欧洲失业问题更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头5年，德国失业率从1990年的4.8％升至9.3％，法国相应为9％和11.3％，英国为7％和9.9％。整个欧盟1995年失业率预计为10.9％。仅为失业救济，德国1993年就支出1319亿马克，占去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

首先，失业问题这样严峻，各国政府都设法进行救治。如1994年西方首脑会议增添了一个新的主题词：失业。又如欧洲联盟为缓和失业拟定了专门的报告。欧盟执委会主席雅克·桑特说，失业正成为“侵害我们社会的一种癌症”。为了缓和失业问题，西方国家大体上在三个领域努力采取行动：一是制定促进劳动力，特别是失业人员流动的劳动市场政策；二是制定缓和因周期性行情波动引起的暂时性失业的行情政策；三是推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的政策，缓和结构性的中长期失业，等等。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对解决失业顽症难以取得根本突破。但不论其实践效应如何，有一点却确切无疑，那就是，这种事态本身呈现着一个明显的倾向：一方面，有关政府确认，失业问题病情严重，已经到了非积极救治不可的险恶境界；另一方面，由政府首脑会议制订救治方案，交有关政府部门执行。这就表明，救治失业危症的责任明确地落在政府肩上，而没有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去恢复均衡。这就是说，救治失业的艰巨任务中，在经济营运机制方面，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占上风，自由经营论传统经济思潮居于低弱态势。当然，以凯恩斯为主要代表的政府干预论那种经济思潮所演化出来的具体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次失业救治的浪潮中，不论欧洲各国还是美国，大多采用比较温和的刺激处方。如欧盟启动的“就业行动计划”，又如美国克林顿总统采用M．I．T．派的短期刺激方案，都没有袭用“半通货膨胀”一般价格理论的“吗啡”注射疗法。这算是吸取了凯恩斯主义惹发“滞胀”后遗症的教训。这种新动向，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是属于涌现“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的新型政府干预论的一种模式。

其次，我们确认，任何一个当代西方经济学派的学说对经济病症开具的都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案。同时，在三个剥削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是最复杂的；处于高度资本垄断统治的西方经济，病情更为复杂而深沉，任何一个经济学派的救治方案，都难单独奏效，药到病除。基于这种理由，日本政府在国民经济处于困境时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从20世纪80年代起，直到最近，前后多次由内阁阁僚会议通过，制订综合治理方案，刺激经济，促进经济健康增长。如1986年4月制定的一次综合经济对策⁽³⁾，其主要内容是：在金融方面采取灵活政策，第三次降低官方贴现率；提前进行本年度公共事业投资，以刺激国内设备投资，并刺激消费；同时克服日元升值对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既然标明为“综合经济政策”，那就不是单独根据某一特定经济学派的教义，而是博采各家的观点，进行综合治理，因而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双管齐下，并进一步降低贴现率，对金融有所放松。这种政策由日本政府的阁僚会议作出决策，具有政府干预的性质。此中在事实上包含着凯恩斯主义的重要组成成分。它是“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的又一种模式，而且也是日本政府多年来用以解救经济困境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