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公债理论

凯恩斯认为公债对于一国的经济是有益的，它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刺激经济复苏，有利于扩大就业并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外部环境。凯恩斯的公债理论是与其扩大政府支出、提高有效需求的政策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认为，经济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公债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良策，政府可以通过举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保证政府用于增加社会消费和投资的资金需求，他说：“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7〕凯恩斯是这样来解释政府公债的：“我们用‘举债支出’一个名词，包括政府用举债方式来兴办的投资事业，以及其他用举债来维持的经常支出。严格说来，后者应当算作负储蓄，但政府作负储蓄之动机，与私人储蓄之心理动机，并不相同。‘举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名词，包括一切政府举债净额，不论举债的目的是为了兴办资本事业，或为弥补预算的不足。前者增加投资，后者增加“消费倾向”^〔8〕。在这里，凯恩斯的推理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造成投资需求不足；使一部分国民收入从社会再生产中“漏出”造成呆滞资源，从而使储蓄大于投资，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国家用举债的形式把这部分呆滞资源动员到国家手中，再用扩大财政支出的形式用以增加社会消费或投资。这样，就恰好实现了储蓄与投资平衡、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平衡，这自然会促进经济无危机的稳定发展，会使社会致富。凯恩斯还指出，即使政府预算收支平衡，只要经济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政府仍然可以发行公债，以举办公共工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扩大就业量，以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的热潮，从而充分利用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经济繁荣。

凯恩斯是这样来解释公债的作用与具体支出方向的：“如果政治家因为受经典学派经济学之熏染太深，想不出更好办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有件很奇怪的事情：人们依据常识，想摆脱经典学派之谬论，往往宁可选择全部‘浪费’的举债支出，而不选择部分浪费的举债支出，盖后者既不全属浪费，自不免要讲生意经（business principles）。例如人们比较肯接受用举债来办理失业救济，但设政府要举债兴办改良事业，而此改良物之收益小于现行利率，人们就不太肯接受了。所有办法之中，人们最肯接受者，莫过于在地上挖窟窿，号称采金，但开采金矿，对于世界之真正财富，毫无增加，且反引起劳力之副效用。……当然大兴土木要比较合理些，但设有政治上或实际上困难，使政府不能从事于此，则以上所提对策，也聊胜于无。”^〔9〕为了强调他的观点，凯恩斯进一步指出举债对于国家和私人的不同意义，他说：“上古埃及可称双重幸运，因为埃及有两种活动（建筑金字塔与搜索贵金属），其产物不能作人类消费之用，故不会嫌其太多。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上古埃及才如此之富。中古则造教堂，做道场。造两个金字塔，做两场道场，其利倍于一个金字塔，一场道场。但在伦敦约克间造两条铁路则不然。现在我们变得合理了，我们把自己训练得像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为后世建造房屋时，会审慎考虑到加于后世的财政负担，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简便方法，可以逃避失业之痛苦。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10〕

凯恩斯认为，税收的减少和债务的购买通常会被纳税人看作财富的净增加。因此，发行政府债券可以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但是，他也注意到，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需求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减少，利息率将被提高，这一方面使纳税人不会用减少的税收全部购买政府债券，从而融资方式由税收向债券转移可增加财富；另一方面，高利息率又会进一步抑制私人投资。即在一种充分就业的经济中，融资方式由税收向债务的边际转移会引起私人投资与资本形成的下降。

总之，凯恩斯认为，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政府发行公债是正当的、有利的。当然，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就应注意举债的负面效应。

汉森的观点更为明确。汉森认为，在国家财政支出日益庞大的情况下，如果只依靠税收就必然造成通货紧缩和失业，所以必须要依靠借债来保证一部分财政支出。他认为有两类支出可以使用公债来融资。一类是国家用于非生产性公共项目的支出，如国家公园和公共建筑等，这类支出虽然不具有生产能力，但它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收益；另一类是国家用于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支出。他认为要维持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需要相当的、足够数量的总需求，就必须举借适当数量的公债。他还探讨了增长与公债的作用，指出公债、税收和货币供给的变动都是平衡机制的组成部分，公债的增长刺激了财富的更广泛分配，因为新发行的公债被节俭的机构所购买。公债是一种公共政策机制，它是控制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并与税收结构的分配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