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的公债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之集大成者穆勒之后，巴博斯特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财政学，并出版了系统性的财政学著作《财政学》，阐述了他对公债的一些看法。

巴博斯特首先分析了公债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由于国家财政常常不能保持收支平衡，到了发生战争或举办特别的公共事业需要临时支出时更是如此，于是发行公债来筹措临时支出经费就成为主要的手段了。巴博斯特接下来分析了公债信用的特点。在巴博斯特看来，公债偿还与否在于国家的意愿，尽管公共信用属于一般信用的一种形态，但在公共信用并不使用由私人信用规定的指导原则。他认为国家在确定筹集公债的规模时应和一般的事业公司一样，按照获得信贷所必要的价格来衡量国家支配能力的大小，要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巴博斯特是倾向于公债有害的观点的。他批判了孟德斯鸠之公债给国民经济带来利益、增加通货可以增进国家财富的立场，认为公债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他当然也不同意迪策耳的公债理论，认为如按照这样的理论来应用于实践，必定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但是，巴博斯特也没有全盘否定公债。他认为经济经费可以由公债支付，特别是国有企业、公共事业的财源，发行公债来支付是应当的，用税收支付则纯属不当。总的来看，巴博斯特认为一国必须有经常收入，而不能仰赖于公债。公债的负担过多地由工人来承担，这对一国经济是不利的。

道尔顿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又一代表人物。他把公债区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而且根据还债后国内经济福利受损的程度，将公债负担分为直接的货币负担和直接的实质负担。他认为国内公债既无直接的货币负担，也无直接的货币利益，只不过是财富在同一国内的转移。而外债则不同，它有直接的、间接的负担，其负担要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定。国内公债有间接的负担，但它只视国内发展的程度而定。国内公债有间接的负担，但它只是国内货币的转移，对整个生产不会形成阻碍效果。整体看来，内债和外债的负担使劳动能力减弱，故势必加大整个社会的实质负担。道尔顿还根据公债与公有财产的关系将公债分为再生产公债和沉重公债。前者指背后持有等值资产的公债，它的利息来自于资产的收益；后者则是没有相对资产的债务，它的利息来源是赋税。

对于公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道尔顿认为应根据三种不同的偿还情况分别加以说明。他着重讨论了用现金来偿还公债的情况，其一般的结果是金融市场宽裕，利息降低。如果仅用少量的减债基金偿还公债，那么利息支付的负担将慢慢减轻，但减债基金附加的负担会延长，长期而言将会阻碍生产。如果公债的大部分由赋税及早偿还，则利息支付的负担将迅速减少，短期内虽然赋税较重，但不会变成永久的负担，对生产的阻碍也较小。因此他的主张是采取重税，及早偿还公债。当公债采取调换偿还方式时，每次调换都会使国库负担加重，并使信用膨胀。当政府废弃公债即拒绝偿还时，势必使国家信用受损，政府今后举债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道尔顿对公债问题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他既不极力主张举债以发展经济，也不对公债完全否定。他比较客观地探讨了公债的种类、负担、偿还、作用等问题，以期对公债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揭示。

庇古认为国家财政的经济支出应当由公债来弥补。他把用于经济支出的公债分成了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用于生产有利可图的生产企业的公债。既然是有利可图的公债，因此这种公债的还本付息也就自然要用其生产成果来负担，国家也就不必为此而担心。第二种是用于生产无利可图的生产企业的公债。这种企业虽然无利可图，但其往往是国民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企业，而这类企业私人当然不愿意投资，所以必须由政府投资。但是政府用公债投资的这种支出，应该有专项基金保证其还本付息，这种专项基金就是“用新税建立的偿债基金”。第三种是在经济不景气时用于兴建公共工程的公债，这种公债可以有效地扩大就业，防止失业率的提高。

庇古主张战费财源应兼用赋税与公债。救济失业兴办的公共工程以公债为财源是一种有效手段。他还比较了赋税与公债的负担问题。他指出，用借款致富的任何事情的费用，由未来的一代人承担，而用赋税致富的费用，则由现代人负担。这种理论虽然在25年前可能会得到支持，而现在无论在何种场合，人们都认为是错误的。向外国人举借的债款，确实引起借贷国家下一代的负担。但是，国内公债的利息和偿债基金，只是从这一批人民转移给另一批人民，两批人民合到一起——现在的一代未来的一代作为一个总体——完全没有什么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