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学者指出，宏观经济分析并不是凯恩斯的独创，早在重商主义时期就有宏观经济理论的出现，如重商主义提倡的国家外贸顺差，后来又有重农主义者魁奈的“经济表”、亚当·斯密的论著《国富论》和萨伊定律等，只不过当时的经济思想中往往是将宏观和微观糅合在一起、不作区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怎样，有意识地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经济分析的还是自凯恩斯开始，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标志着他将西方经济学从注重微观分析引入到了宏观分析的领域，《通论》所引起的反响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是空前的。20世纪50、60年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宏观经济方面的分析，轻视甚至否定微观经济分析，直到70年代后重又重视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滞胀”，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受到普遍质疑，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放弃宏观分析而重新回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但是这无法抹杀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分析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对于凯恩斯的宏观财政理论，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凯恩斯原本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培养和熏陶，但是他所面临的经济现实却使他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产生了疑问，经过十多年的思想挣扎和演变，才形成了自己的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并将之诉诸文字，这就是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可以说，《通论》是凯恩斯学术思想的一个总结，此后，他由于身体等原因没有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取得较大的突破，而是忙于经济性事务，直到生命终结。

凯恩斯的宏观财政理论，用简单的一句话可表述为：政府进行宏观干预，用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

有效需求概念是凯恩斯《通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虽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对有效需求概念也有过一定的论述，但凯恩斯给这一概念下了新的定义：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并认为这就是就业通论之要旨。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批判了“供给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理，萨伊定理曾一直被古典经济学派奉为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凯恩斯指出，这一古典经济学前提，实际上是对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间的关系作了一个特殊的假定，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什么水准上，总供给与总需求常常相等。当就业人数增加，总供给函数增加时，总需求也必定与总供给作同量的增加。也就是说，古典学派假定总需求价格（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因而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个值都同样可能；这样就业量就是不确定的，只有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给出了就业量的一个最高限度。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雇主之间的相互竞争必然使就业量扩张到一点，在该点总产量之供给不再有弹性，即当有效需求之值再增加时，产量也不再增加，经济已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凯恩斯指出，这样的前提假设显然是错误的，有效需求的大小将决定就业量是稳定在较高的水平，还是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而不像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就业量始终保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这一错误在凯恩斯所生活的时代明显地显现出来了。经济不景气，私人企业不愿增加生产，就业量也不可能增加，所谓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已不再灵验。在凯恩斯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以刺激总供给，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而有效需求又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因而要增加有效需求，就必须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中，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总需求和现有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生产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决定一国短期均衡的就业和收入水平。那么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凯恩斯认为，消费者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和收入，决定消费需求；至于投资需求，它是由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利息率水平决定的，而利息率水平又取决于由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所决定的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边际消费倾向还将决定投资乘数的大小，并最终影响到投资增量所带来的收入增量。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调节消费倾向，增加投资诱导。具体的政策可以是：政府直接增加财政支出来举办公共工程项目，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刺激私人消费的增加，中央银行扩大信用等，这里既包含财政政策，又包含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的现实情况下，实施财政政策更为有效。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财政支出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公债政策等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财政支出政策是凯恩斯宏观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财政支出理论我们在第五章中也有过详细的介绍。应该说，凯恩斯的财政支出理论其实是建立在其赤字财政政策主张的基础之上的。在凯恩斯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在此目标下，政府增加公共投资，有时甚至超过了一国的财政收入而出现财政赤字，这是不可避免也是可以接受的。传统的财政收支平衡的观点在经济萧条时期有修改的必要，否则的话，在一定的财政收入前提下为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就必须削减财政支出，这样只会加剧经济的萧条，离充分就业的经济目标越来越远了。这样的财政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凯恩斯主张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并通过发行一定数量的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当然，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以后，就不应再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而应推行平衡财政政策，制止通货膨胀。

凯恩斯的税收政策也是其宏观财政政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部分。凯恩斯不注重研究税收如何增加一国的财政收入、税收如何转嫁等问题，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上，研究在经济萧条时期如何利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财富的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的节约，反而会遭此节约之阻挠，因此要增加私人消费：“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1〕他又指出：“如果个人之储蓄动机，确受其对未来收益所作预期之影响，则影响个人之储蓄者，除利率以外，还有政府之财政政策。所得税（尤其是歧视‘不劳而获’之所得者）、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都和利率一样，与储蓄无关。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财政政策之可能变动范围，至少要比利率大。如果政府故意用财政政策，作为平均所得分配之工具，则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之影响自然更大。”^〔2〕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改变税制结构模式，从原来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体系改为以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体系；其二是改变税率形式，由固定的和比例的税率改变为累进的税率。凯恩斯还主张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他说：“现在还很流行着一种信念，认为遗产税可以使得一国之资本财富减少，这正可以说明，公众对于这些问题还模糊不清，缺乏正确了解。今设国家以遗产税税收作经常支出之用，因之减低或豁免所得税及消费税，则在此种财政政策之下，高额遗产税固然有增加社会消费倾向之功效，但是因为当消费倾向作永久增加时，在一般情形之下（即除去充分就业情形），投资引诱也同时增加，故普通所作推断适与真理相反。”^〔3〕可见，凯恩斯提出的有关税收政策方面的主张，其目的都是消除社会上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刺激私人消费的提高，并促进投资增长。

凯恩斯的公债理论，也是建立在他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凯恩斯之前的传统古典经济理论奉行“廉价政府”主张，实行财政收支平衡政策，尽量少发行国债，把国债视为一种社会财富的浪费。凯恩斯驳斥了这种“谬论”。与其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的主张相适应，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尚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利用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与增税和增发通货相比，举债对经济和社会的震动都是最小的。在他看来，用举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就可以扩大财政支出于公共工程项目的兴建等方面，从而拉动社会的有效需求。这样一来，不仅直接扩大了就业量，而且政府的直接投资也会引发私人的投资热潮，闲置的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等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经济就能逐渐摆脱萧条，步入繁荣的轨道。因此凯恩斯是积极主张举债的财政政策的^〔4〕。

凯恩斯的这些宏观财政政策的提出，在当时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但是他基于经济萧条的现实提出的这些主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与凯恩斯思想不谋而合，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各国政府也都采行凯恩斯的这些宏观财政政策，人们纷纷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复苏归功于凯恩斯的宏观需求政策，从而更使得凯恩斯名声大振。当然，这是否完全属于凯恩斯的宏观财政政策的功劳，我们今天在学习了很多经济学知识后，可以自己再去客观地、深入地分析和思考。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已经讨论过汉森的财政支出理论。在宏观财政政策方面，他也颇有见解。汉森提出了两类财政政策，分别是“注射政策”和“补偿性政策”。注射政策是对付景气变动的财政政策，指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通过举办公共工程项目等措施增加公共投资，从而使经济自动地恢复其活力。这一政策并不进行超额的财政支出，而是作为一种对付经济萧条的短期疗法，并与其他政策相结合使用，以期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与此不同，补偿性政策则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前经济状态的反方向来调节经济景气变动的幅度，即在经济繁荣时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削减公共工程支出，课征消费税等增加税收，实行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等措施来减少和抑制民间的过剩需求；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通货紧缩的因素，政府必须增加公共工程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等政策，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谋求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以刺激经济的回升，借助公共投资以抵补民间投资的减退。

汉森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一书的“赋税政策”中，特别提到了赋税政策对短期景气调整的有效作用：“税率的变动是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很有效的武器。在将来，作为‘反商业循环’措施的税率的调节，也许将取代利率变动过去所占的地位。”^〔5〕而税率变动的权限，汉森建议在议会规定的限度内授予总统裁定。他还指出：“最适宜于调节的税率是基准的或称标准的个人所得税率。……这一税率影响所得税的全部纳税人，它适用的范围最广泛，对大众购买力的影响也最大。一旦降低税率，赋税收入突然受影响，从而将刺激消费支出的增长。相反，如果税率提高，对于通货膨胀的发展，可收立即有效制止的效果。为了使这一措施行之有效，很明显，标准的或基本的所得税率须在政府统制之下，在国会规定范围以内，总统应有权任意提高或降低标准的所得税率。”^〔6〕汉森还提议，为了刺激私人投资，在实行赋税政策时可考虑一些优惠措施，如对于所得中用于固定资本的可免税，或以较低税率课征，废除对公司股息红利、公司税、个人所得税的重复课征等，这些措施实质上都是对私人资本的积累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以刺激私人投资。

汉森从长期停滞理论出发，认为“注射政策”不能熨平经济波动，有较大的缺点，主张以补偿性财政政策来替代它，他提出了三种可供政府选择的财政政策模式：

第一，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以公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第二，依靠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扩大财政支出，即为了增加平衡新预算的资金，政府应提高税率。这样做的结果，政府既可以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又可以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

第三，通过大幅度减税以谋求民间消费与储蓄的增加，由增加消费带来所得的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税收的减少会产生财政赤字，赤字可以通过储蓄和游资的增加来弥补。

汉森还对希克斯首创的“IS—LM”模型加以发展，更好地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并且使“IS—LM”模型在今后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

汉森继承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宏观财政政策理论，丰富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