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舆论形成的几个宏观因素

第二节　影响舆论形成的几个宏观因素

影响舆论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往的舆论学研究，由于侧重从某个学科的视角考察舆论的形成，因而具体舆论的形成通常是研究的重点。综合各种这类的研究，北川隆吉等人作了以下的概括：“舆论的形成过程受到下面诸因素的影响：心理的歪曲、感情的反映、陈旧的想法等个人标准在这里起着作用，传统、大众媒介常有的偏见、政治权力的干涉、提供给人们的信息的质和量的制约作用，其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商业性、新闻记者的认识错误等造成的报道不正确、读者大众作为局外人对公共事务的不大关心等也在这里起作用。”（北川隆吉，1994：上120-121）他所提出的这些影响舆论形成的因素，对于具体的舆论导向研究，是很有价值的，每个影响因素都可以作为一个分支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但是，“舆论导向”首先是个全局性的话题，需要从整体上考察舆论的形成；否则，也许局部实行的导向看起来是有利的，但在全局上却是有害的。因此，对于舆论形成，除了要有前面谈到的诸如“联系的四种模型架构”那样的宏观图式外，还需要在几个观念上具有较为强烈的意识，习惯于经常考虑它们对舆论形成所起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的舆论学研究者提出了几个颇为重要的概念。

公众总体

舆论的主体是公众，但我们遇到的舆论一般都是具体的，因而它的主体也是较为具体的。孟小平在总结前人的论述后，提出了“公众总体”的概念（孟小平，1989：60），为的是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我国公众的状况。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但不是哲学意义的纯粹抽象，只是作为个人难以直接感觉而已，通过统计材料和科学的调查，是可以把握的。只有了解公众总体的变化和基本特征，才可能深刻地理解具体公众在具体问题上的情绪或意见的变化。一般地说，公众总体的状况是现代舆论环境的质量和特征的决定性因素。

公众总体是多种类、多层次公众的有机总和，尽管在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社会学的七个基本划分上有着不少差异，但在中国这个大范围内，公众总体是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传统和记忆、绝大部分使用共同的文字体系进行交往、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经历的舆论环境的主体，在信念系统存在着共同的文化积淀。现实中，公众总体面临着共同的社会变化，尽管各个地区的变化进程有快慢之分，但发展趋向、总体目标是相同的。考虑舆论导向时，需要了解我国公众总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基本状况和特征；公众总体内的联系、协调，利益的融合、分化都会影响到舆论的形成和走向。

公众总体的变化较为直接地影响舆论环境，例如我国公众的总体教育程度，近十几年的变化较大，文盲人数逐年减少，已经不能对整体的精神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初级教育普及，具有小学教育程度的公众在总人口中占据着最大比例，他们对舆论环境的质量有着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会制约着我国现实的舆论环境，并产生与此相适应的舆论特征。再如我国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会直接造成舆论的某些特征。

舆论环境

看到这个概念时，通常我们依据字面理解，把它看成是一种能够感觉到的但较为模糊、笼统的精神环境。在舆论学中，这个概念是指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许多具体舆论的有机总体，由孟小平提出（孟小平，1989：61）。这同样是一个看起来抽象，实际上可以从观念上把握的概念。

我们感觉到的舆论都是具体而多样的，不同领域、类别、层次的舆论主体通常是交叉或重叠的，同时又有部分公众之间在观念上是对立或距离较远的。例如关于某部“大片”的舆论、关于“希望工程”的舆论、关于某位先进人物的舆论、关于现实流行音乐的舆论、关于商业广告的舆论等，它们之间似乎关系不大，但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也许有相当部分是同一些人，也许另外的相当部分对不同舆论客体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甚至经常发生公开的意见对立。显然，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渗透、转化、对立等的有机联系。当一个新的舆论客体出现的时候，围绕它形成的舆论，与业已存在的各种舆论有着复杂的关联。因此，考虑舆论导向时，需要有“舆论环境”这个概念，这不是指关于一般精神环境的笼统感觉，而是指对各种舆论之间有机联系的较为清晰的认识。

现实的舆论环境是历史的环境舆论的继承和延伸，同时不断影响着各种原有舆论的消失和新舆论的产生。在这些变化中，舆论的表层，即态度、意见或情绪是千变万化的，但是舆论的深层结构信念系统，变化相当缓慢，因而相对稳定。提出“舆论环境”的总体概念，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各种具体舆论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相对稳定的各种舆论的相同或相近的内核，可以透过多变的舆论表层，把握舆论变化的规律，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舆论。

具体的舆论可能会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例如关于某一时尚的舆论；甚至一些与舆论环境的信念体系相当矛盾的时髦词句和观点，也会流行一时。但作为舆论整体的舆论环境，却不可能跟着迅速发生很大变化。切实了解舆论环境，对于正确估价具体舆论的突然变化带来何种影响，进而采取相应的引导措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对舆论形势的估价出现偏差，引导舆论的工作便会出现相反的效应。

当舆论引导者忙于用各种方法引导他们认为不能容忍的舆论时，他们自己也处在舆论环境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舆论环境的制约，采用可能有些滞后的信念指导行动。有了“舆论环境”的整体意识，经常主动地用社会进步的标准，衡量舆论环境中文化传统、道德风俗等较为稳定的成分，辨别其现实价值，这对于正确评估舆论形势，采用较为适当的方法引导舆论至关重要。

虽然个人很难把握舆论环境，但是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在社会心理、文化传统上制约着各种具体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也制约着对舆论进行引导的人们；同时，无形地调节着个人、团体、社会相互间的关系。

中国舆论场

“场”本来有两个所指，作为物理学概念，指特定物质相互作用的空间，这个空间本身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例如电子场、电磁场、引力场等；作为物理量和数学函数，它需要分布在空间区域内，于是便有矢量场、标量场、张量场等概念，包括时间因素时，则有静止场、恒稳场、可变场、交变场等概念。由于这个概念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些领域很有用，于是，“场”陆续被引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中，指相互作用的物质的或观念上的空间（有的还包括时间）。刘建明提出了“舆论场”的概念，用以说明具体舆论形成的一种情形（刘建明，1990：104）。喻国明对舆论场的定义是：“包括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喻国明，1993：283）

刘建明论证的构成舆论场的三要素，对于研究某些具体舆论的形成，是有启发意义的。他指出，同一空间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感染力或诱惑程度较强，便可能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无数个人的意见在“场”的作用下，经过多方面的交流、协调、组合、扬弃，会以比一般环境下快得多的速度形成舆论，并有加速蔓延的趋势（刘建明，1990：107-110）。这里的“场”，当然包括时间。舆论场的概念，对于观察舆论形成的时空环境是很重要的，它提供了社会心理互动的充分而典型的条件。引导舆论需要了解舆论是在何种情形下形成的，针对不同的时空环境，采用适当的方法，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于舆论的形成，王海光提出过“信息场”的概念，指的是那些社会性的影响舆论形成的思想文化场所，“信息场具有教化、引导、规范、影响人们的社会功能，大量的横向和纵向流动的信息在这里得到重新组合处理，又向四周扩散而去”。一般情况下，社会信息的流向是有序的，但是如果出现故障，信息场亦会变成舆论形成的重要场所（王海光，1995：174）。

如果将舆论场的概念用于指较为宏观的时空环境，那么可以将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宏观的“中国舆论场”概念对于舆论导向这个研究角度是必要的。中国处在伟大的社会变动之中，不同地区、行业、阶层之间的交往频率是历史上空前的，许许多多新鲜的舆论客体刺激着全国的公众。社会的变动、全国范围人口的大流动和频繁的交往、层出不穷的新鲜话题的诱惑，使中国成为产生丰富而变化多端的舆论的“舆论场”。在这个宏观的时空中，具体地区、行业、阶层的舆论，尽管存在着差异，但同出于中国这个更大的舆论场。对于任何具体舆论的引导，都需要从中国舆论场的角度，研究一下眼前舆论与现实全国时空环境的联系，以便宏观上把握眼前舆论产生的大背景，协调对不同的具体舆论的引导工作。

舆论波

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中，都涉及文化的扩散或传播问题。许多文化学家提出了多种文化扩散或传播的方式。其中的“波式传播”（expansion diffusion，又称墨渍式扩散、扩展式扩散、波及式扩散等）（李树德，1993：142），由于很适于说明舆论的流动方式，因而刘建明将它引入到舆论学中（刘建明，1988：91；1990：182）。关于这种传播方式的特点，司马云杰写道：“就如水中掷了一块石头激起的波纹一样，一层一层地向四周扩散。这种模式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的横向传递，所以又可称为横向传播。”（司马云杰，1987：350）舆论学所指的波式传播，相当程度上是宏观的，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属于“同一时间的横向传递”，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这种传播有明显的时间阶段。

刘建明写道：“舆论波是指具体事件引起的民心波动，它包括人们的意见波和社会行为波，由舆论中心以扇面形状向四方滚动，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的舆论环境。”（刘建明，1988：91）喻国明关于舆论波的说法，前两句与他完全相同（喻国明，1993：283）。这样的关于“舆论波”的说法，把作为信息形式之一的舆论的传播或扩散，与舆论代表民心从而引起的心理性波动混淆了。如果关于“舆论环境”的含义统一在孟小平的定义上，那么当时刘建明使用的“舆论环境”一词，只能作为一般意义的精神环境来理解了。不过，他进一步论证的“舆论波”扩散、传播的特点，提出的四种舆论传播的基本方式，对于宏观上把握舆论的源流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第一种是“中心辐射”。现代社会里，城市往往是产生舆论的多发地，从而成为无形的舆论中心。这里产生的舆论，往往以这种形式向四周几乎同时地扩散。

第二种是“遍地涌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不少舆论客体同时被各地知晓，于是在各个地方的中心城市，几乎同时产生了围绕这个客体的舆论，并向四周扩散。

第三种是“两点呼应”。一些舆论客体只涉及两个（或几个）不同地方的关系，于是便会在两地或几地间产生呼应性的舆论，引起较为强烈的舆论互动。

第四种是“多渠道互补”。舆论的传播除了大众传播媒介、行政组织系统内人们的自发传播这两个主要渠道外，还有无数社会性的、个人性质的渠道传播。当利益、兴趣、志向相近时，有关的舆论会在各种传播渠道中相互弥补、相互借助、相互印证，迅速扩散（刘建明，1990：185-189）。

这些较为宏观的对舆论传播或扩散情况的归纳，为“舆论导向”研究提供了追寻舆论流动源头与流向的思路，这是引导舆论时又一必须考虑的方面。如果只看到眼前的舆论而忽略了考察舆论产生的源流，引导的效果会被其他地方舆论的继续流动抵消。意识到“舆论波”的存在，感悟到它的几种主要的扩散或传播方式，那么各地的舆论引导工作就需要协调一致，这才能产生较好的引导效果。

归纳起来，需要从宏观上考虑的其实是这样四个方面：把握总体公众的变化、把握总体舆论的变化、把握现实社会时空的情况、把握现实舆论的源流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