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支出理论

我们已经知道，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总是能够通过自由竞争而自动保持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不能保持平衡，其原因就是有效需求的不足，为此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就是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赤字预算政策，通过它们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凯恩斯十分强调政府财政支出手段的作用。

在凯恩斯看来，要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政府必须提高有效需求。从个人的消费需求函数看，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总消费量主要是取决于总所得量，消费倾向本身之改变可以说是次要的。尽管政府也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间消费倾向，如赋税政策、利率等，但到底能取得多大的效果令人怀疑。因而，公共投资政策就成了确保接近充分就业状态的唯一方法。通过公共投资政策来提高有效需求，诱导民间投资，就能够给就业水平带来显著的变化。为此，凯恩斯运用投资支出的乘数原理来阐明他的观点。

凯恩斯已经确立起这样的观点：即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他运用“乘数”将这一思路再向前推进一步。凯恩斯将在一特定的情况下所得与投资之间的一个比例称为“乘数”（multiplier）。其实，“乘数”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卡恩（R.F.Kahn）在其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之关系》中提出来的。卡恩论证在各种假设情况之下，消费倾向以及其他条件不变，若政府金融当局或其他部门刺激投资或阻挠投资，那么就业量将随着投资数量的净增减而增减。凯恩斯在总就业量与直接用之于投资之就业量（称之为第一级就业量）之间，也建立这样一个乘数比例，这样就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所得与投资量之间建立一个确切的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首先引入了“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如果用ΔCw表示消费增量，ΔYw表示收入增量，那么ΔCw/ΔYw就是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认为这一数量相当重要，它可以表明，当收入再增加一些时，这个增量将如何分配于消费与投资。他又以ΔIw表示投资增量，则ΔYw＝ΔCw＋ΔIw，或ΔYw＝KΔIw，其中1-即为边际消费倾向，K为投资乘数（investment multiplier）。这一乘数表示，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所得之增量将K倍于投资增量。凯恩斯将卡恩的乘数称为就业乘数，用K′来表示，它是衡量投资品工业中第一级就业量之增量与总就业之增量的比例。与凯恩斯所说的K稍有不同，一般情况下K≠K′，但为了阐明基本观点，凯恩斯先讨论了一个简单情况，令K＝K′。

对于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之间的关系，凯恩斯是这样来解释的。当政府增加其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时，会引起总就业量的增加，且将十倍于该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的第一级就业量。如果当就业量增加、收入也增加时，就会仍然维持原有的消费量不变，那么总就业量之增加仅限于该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的第一级就业量。反之，社会消费其所得（收入）增量的全部，也就是说增加了消费需求，即边际消费，就会刺激消费品的生产，使得就业之总增量大于投资品工业中就业的增加量，这种就业量又可称之为第二级就业量。消费品生产的增加，又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生产的扩张，就业量也会有所增加。这样，政府公共投资支出的效果就逐渐地扩散开来，取得了连锁反应，就业量和收入的增加将数倍于政府原先的一笔投资支出。至于增量的大小，则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值。边际消费倾向越趋向于1，则乘数效应越大；边际消费倾向越趋向于零，则乘数效应越小。凯恩斯这样说道：“设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与1相差不多，则投资之小量变动可以引起就业量之大量变动，故只需投资量增加少许，便可达到充分就业。反之，设边际消费倾向之值比零大不了多少，则因投资之小量变动也只引起就业量之小量变动，故为达到充分就业计，投资须增加许多。”^〔25〕凯恩斯还认为，当边际消费倾向值接近于1时，K无穷大，表明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将会引起很大的乘数效应，以致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后，还会引发通货膨胀。当然，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介于0—1之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可以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因而改变乘数。但一般说来，这些因素都似乎是加强而不是抵消乘数效应。所以，虽然政府的投资支出只占国民所得中较小的部分，但当投资数量变动时，却能够使就业量与总收入的变动程度远远超过投资支出量本身的变动，这都可以用乘数原则来加以解释。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凯恩斯极力主张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的责任，设法增加并补充投资，而不能把投资量的提高建立在完全依赖私人投资的基础上。

凯恩斯还列举一个极端事例来说明政府支出之作用：“设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然后以此旧瓶，选择适宜深度，埋于废弃不用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把产钞区域之开采权租予私人，出租以后，即不再问闻，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如果能够这样办，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影响所及，社会之真实所得与资本财富，大概要比现在大许多。当然大兴土木要比较合理些，但设有政治上或实际上困难，使政府不能从事于此，则以上所提对策，也聊胜于无。”^〔26〕

凯恩斯还在《通论》中写道：“上古埃及可双重幸运，因为埃及有两种活动（建筑金字塔与搜索贵金属），其产物不能作人类消费之用，故不会嫌其太多。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上古埃及才如此之富。中古则造教堂，做道场。造两个金字塔，做两场道场，其利倍于一个金字塔，一场道场。但在伦敦约克间造两条铁路则不然。现在我们变得合理了，我们把自己训练得像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为后世建造房屋时，会审慎考虑到加于后世的财政负担，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简便方法，可以逃避失业之痛苦。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27〕这样的讲法实在很有意思。这种鼓励挥霍浪费的说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考虑到凯恩斯所处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对经济大萧条一筹莫展的情况，凯恩斯以其极端的话语来表明他的政策观点——鼓励政府大力加强公共投资支出以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这种做法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但经济发展到今天，事实已经证明凯恩斯提倡的公共投资支出政策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我们应该辩证地来认识凯恩斯的理论。

将凯恩斯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汉森（Alvin Harvey Hansen, 1887-1975）。汉森早期曾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后被凯恩斯理论所深深折服，转而拥护凯恩斯学说，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并出版了《财政政策与景气循环》（1941）、《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1947）等著作。

汉森根据长期停滞理论，将财政支出分为三种：（1）创造效用的支出；（2）创造效率的支出，除提高劳动生产力外还增大实质所得；（3）创造所得的支出^〔28〕。汉森举例说，战争支出就是属于创造效率但不创造效用的支出，它能在非常时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不仅能充分就业，还能在战后刺激民间投资，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时常常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

汉森继承了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通货紧缩等不利因素，政府应该想方设法增加投资需求，主要是公共投资需求，增加财政支出，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汉森还发展了凯恩斯的观点，认为公共工程投资可以诱发新投资：一来使得消费支出增加，二来诱发民间新投资也起作用。前者就是凯恩斯论证过的乘数原理，而后者可以称为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而这种加速原理正是凯恩斯所忽视的。凯恩斯只注意到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支出会带来国民收入和总就业量的成倍增长，却没有注意到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不全面的，因此要用加速原理来补充乘数理论，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加速原理其实指的是在现代化生产的条件下，公共投资支出的增加会引起产量的增加，而产量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引发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潮。例如，假设加速系数为2，若每年产量平均为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平均为2000万元，则产量增加1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会增加200万元，这就意味着产量增长了1％，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0％。这就是投资的加速原理。但是，在实际中，乘数作用与加速作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很难区分清楚的。因此汉森将两者统称为“杠杆率系数”（Leverage Coefficient），用来衡量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合成效果。

但是，汉森并不主张完全以公共投资支出政策来替代民间投资。虽然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政策能够创造净所得，使经济得以较快的复苏，但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制度决定了政府政策首先应以繁荣私有企业为主，因此必须先为私有企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就需要能刺激私人投资的赋税政策，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繁荣。

贝菲列奇（William Henry Beveridge, 1879-？）是英国的财政经济学家，凯恩斯学说的拥护者，曾任牛津大学校长和皇家经济学会主席。他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原则，指出确保充分就业是国家的职能，为此国家必须保持适当的财政支出规模，为此他提出了三项方案：

（1）在税率恒定的基础上谋求财政支出的增加；

（2）增加财政支出若导致了预算的不平衡，这就需要用提高税率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一直到预算平衡为止；

（3）在财政支出保持固定的情况下，全面降低税率。为达到充分就业的政府预算，贝菲列奇将财政支出提到了非常的高度，他指出，政府为了保持经常性的充分就业，就必须有足够大的财政支出规模，这是国家财政的一项最高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有其他的财政措施来加以配套，如加大赋税筹资的力度等。此外，财政支出必须优先面向社会，尽可能提高工人就业率，用税收而不是用公债来筹资等。

雷诺（A.P.Lermer, 1903-？）是英国的财政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机能财政论的主张。“所谓机能财政的原则，乃指抛弃所有传统上所视为健全的观念，而以财政措施的后果，或它们对于社会所发挥的职能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这就是以是否没有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作为政府职能发挥好坏的判断标准。雷诺认为，为达到机能财政的目标，政府掌握着较多的政策工具，如举债、赋税、公共投资、减税、转移支出等，关键是如何运用好这些政策工具。在他看来，财政支出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政策工具，特别是在通货紧缩时期。在通货紧缩、民间支出也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直接增加财政支出的总量，也可以间接地来增加支出，即通过政府的转移支出手段，多发放养老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等，来增加个人收入，从而增加个人的消费能力。至于政府为增加总支出而需要的资金，可通过银行增发货币、在金融市场上贷款等办法筹得，增加间接支出还可来源于公债的偿还。当然，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的做法恰好与之相反，即减少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减少转移支出，削减向个人发放的养老金、救济金、失业保险金等。可见雷诺的财政支出观点与凯恩斯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