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下的收入分配、财政收支结构与消费增长——调整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基本思路
赵京兴
2003年，我国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差距十分明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关于目前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本文认为，我国经济目前的问题在结构而不在总量，因此难以用是否过热来判断，也不应仅围绕总量上的“松”和“紧”来寻找对策。本文意在说明，在我国二元经济环境下，由于其特有的分配方式，财政或广而言之的政府收支结构对国民经济消费与投资结构变动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是协调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途径。
一、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现状
2003年，我国经济实现了9.1%的增长。仅从速度上看，这一速度应该说是适当的，并未超出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问题出在结构上，即增长的内容上。一方面是26.7%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另一方面是9.1%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有冷有热的局面难以用描述总量状况的“过热”概念来概括，也不能因此而采取简单的刹车办法。
经过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需求的内在动力有所增长，但增长的主要是投资需求。而从目前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不协调现状来看，可以说，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们担心，眼下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会在几年后重新形成供求关系的失衡。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短时期内，重工业内部增长形成的自我循环同样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这种担忧就做出经济过热的判断。
既然问题出在结构而不是总量上，相应的对策也就不应该是简单的“松”或者是“紧”。基本的对策思路应该是以调整为主，因势利导，以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问题是调整什么、怎么调整。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比较明显，就是要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投资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的关系进行调整。难点在后一个问题。要回答后一个问题首先必须对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成因做出分析。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一问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供给面，即来自消费品的匮乏，在市场上表现为有钱买不到东西，买什么都要凭票，在生产上则表现为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改革开放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似乎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通货膨胀取而代之成了关注的焦点，从而也使总量分析方法成了主要分析方法。其实，深入研究那段历史会发现，正是通过价格的再分配功能，部分地实现着投资与消费二者的调整，所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才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但究其实质，背后还是一个积累与消费关系问题，只不过被掩盖在价格背后罢了。1998年后，出现了需求不足，人们自然又把眼光转向了这一问题，因为按照经济逻辑，生产与需求的关系不过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表现。
以上这些对历史的简短回顾，是为了说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一直是我们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我们从深层次对它的成因做出理论分析。而所谓深层次，指的就是收入的分配。因为不论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收入分配都是影响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最基本因素。
二、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深层原因
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变化的历史可以看出，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关键机制。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财政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形成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这种关键性作用，则是有着深层次背景原因的。这一深层次背景就是反映发展中国家经济特点的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一系列经济规律的作用，在二元经济中，国民收入或年价值产品的分配具有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特点。这一特点的集中表现就是，用于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部分被压缩在了一个更低的水平;相应地，用于满足一般社会需要和积累需要的剩余劳动则占了更大的比例。这一分配格局本身就为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提供了基础。
在国内国际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有着发展经济、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我国就更是这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迅速地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而从财政的历史和财政的形式特点看，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按照财政运行模式组织经济的经济体制。财政原本是服务于国家机器的，进入近现代以来，它的基本特点就是计划性。计划经济保留了财政的计划性特点并力图把它推广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它实际上是财政活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推广。计划经济赖以实现的核心机制就是财政。至今财政实际上仍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基本经济机制。只要我国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就是必要的、就是合理的，问题就不是取消财政的这种地位和作用，而是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环境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与改革。
1979年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从其内容上看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改革。但是，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发现，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主要是财政支出中建设支出的规模过大，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调，最终导致消费品短缺。经过市场化改革，虽然问题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问题的实质并没改变。过去是直接以实物形式出现，表现为财政直接影响资源的配置。而现在则是以价值形式出现，表现为需求和有效需求不足，即要么没钱买、要么有钱也不买。计划经济下是因为消费品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而市场条件下，则是由于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消费。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了，不过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财政分配。
在发达国家，财政在国民经济和宏观经济调控中同样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在那里问题并不突出地表现为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而是直接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关系的失衡。
为何在实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后，我国经济的基本问题仍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就困扰着我们的老问题?为什么财政分配仍然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上述问题需要分两个层次来回答。首先是二元经济下特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按照这一分配方式，用于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产品部分被压缩在了一个更低的水平，相应地，用于满足一般社会需要和积累需要的剩余劳动产品则占了更大的比例。这一分配格局本身就为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提供了基础。其次，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这一收支结构虽然是20多年改革的结果，但在指导思想和体制上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原有收支结构的特征，以致不但无助于解决二元经济自身本来就可能存在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有时还会加剧这一问题。以下我们分别就这些问题做一扼要的具体分析。
(一)劳动报酬的决定
马克思说过:“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1]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曾明确解释过，这里所说的“社会需要”，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我们今天称为社会公共消费的部分，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二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需要如养老;三是积累的需要。所以，劳动产品被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它们的不同使用方向，是一个不因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劳动表现为价值，由此，一国的年价值产品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它们分别代表马克思所说的必要劳动部分和剩余劳动部分，用马克思的符号一般地可以写成V+M。其中V为劳动报酬，M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之所以被称为“剩余”价值，就是因为它是劳动者得到报酬后的剩余。市场经济不同于奴隶经济也不同于封建经济，从理论上说不存在超经济剥削。就是说，剩余价值不是靠强制力取得的，而是经济规律即各种经济关系作用的结果。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劳动报酬呢?
关于这个问题，至今为止有两家代表性的理论。
一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时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决定工人报酬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即劳动力自身生产与再生产所耗费的劳动，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所有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问题就演变为，是什么决定了劳动者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呢?马克思是不赞成“生存工资”说的，但也并没有就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答案。由于马克思的研究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用了短短几百字说是由历史、文化等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是把劳动力报酬作为一个事实前提而不是理论前提来展开以后分析的。[2]虽然，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是进一步研究表明，他的整个理论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石。
另一个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决定要素报酬的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即要素得到的只能是自己生产的。市场交换不是礼品交换，只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不论这里的“等价”之价指的是什么。那么，当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可变(这是一个技术经济事实)的时候，要素所得就不会取决于要素的平均生产率，而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何谓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关于这个问题又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可以叫做微观的要素边际生产率观点;第二种可以叫做社会的要素边际生产率观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英国剑桥经济学家斯拉法曾明确认为，第二种观点是一种“假性”的边际观点。[3]但不论怎样，他的话可以证明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确实存在不同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可变的，并且从总体来看是递减的，就是说，随着一种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会使这一要素的生产率下降，而一种要素的报酬正是由该要素这样的生产率或产品数量决定的。
不同之处是，他们对何谓要素的边际、何谓要素的边际产品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第一种观点，所谓边际指的就是新增的要素投入，而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则是指随着新的投入增加后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变化，这时所有要素的生产率都会随着新的投入呈现出等一的生产率，这种生产率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施蒂格勒，1992年，第116页)。
对于第二种观点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社会的全部要素作为观察的出发点的。这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代表李嘉图，他的级差地租理论就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不少人认为这是边际分析的理论渊源。按照这一观点，全部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内部从生产率上是有差别的，有高有低，所谓边际，在这里是指生产率最低的那部分要素，它们被称为处在边际状态的要素。所谓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指的就是这部分要素的生产率。这种观点在新古典的许多代表人物的著作中都出现过，例如马歇尔、克拉克、熊彼特。而且除了熊彼特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与第一种观点的区别。虽然实际上这种区别是确实存在的。因为这两种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所需要的实现机制是不同的。
对于前一种观点来说，按照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假设，由生产自身的技术经济关系就决定了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我们不能设想，在企业范围内，在同一个生产过程，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不同的，因为随着同一种要素投入的增加，不仅仅是新增要素的生产率下降了，与之相伴的是所有同样的要素生产率都下降了。这就如同我不能说是最后一个馒头填饱了我的肚皮一样。这是一个技术经济规律。这一规律本身就决定了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除此之外就不需要其他机制了。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规律，与劳动报酬相对应的就只能是按上述过程形成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或要素的边际产量。
而对第二种观点来说，它的决定机制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在这里，明确假定同一要素各个部分的生产率是不同的，之所以把其中生产率最低的那部分要素的生产率说成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决定要素的报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隐含的假定之上的。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同一律起着支配的作用，即同种商品，包括作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在内，在同一市场只会形成同一个价格。其次，在雇佣生产率不等的要素时，由于等价交换的规律，对于生产率最低的要素的雇佣者来说，也只能按要素提供的产品来付酬。基于这两个经济规律的作用，就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分配理论。显然，这里的经济机制与第一种微观意义上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机制是不同的。从社会角度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观点需要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机制为前提，这一机制与前者所依赖的技术经济机制是不同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因此，它继承的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按照古典经济学，分配被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用马克思的术语，这种人与人之间在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被称为生产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意义上分配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与微观意义上分配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在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就是要借助市场经济中的同种商品、同种价格的规律，而它不过是另一个更一般的规律在价格决定上的反映。这就是等量贡献得到等量报酬的规律，即我们常说的按要素分配。为了我们这里的论述目的，关于这一规律与市场经济及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就不再展开。[4]
这样，按照社会意义上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分配的观点，我们可以推出，劳动报酬总是由一个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最低的那部分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决定的。当然，这样说时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由于城乡生活环境有许多不可比因素，要达到同样的消费水平，在城市就需要更高的劳动报酬，等等。
回到马克思关于工资决定的观点，可以说，决定劳动力消费水平的正是这样的建立在一定历史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结论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中作用的论述是一致的。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劳动者得到的只是以最低劳动生产率为标准生产出的那部分产品，所以自然会产生出一个剩余产品，那是由其他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提供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任何社会，劳动者除了提供必要劳动以外，还要提供剩余劳动，否则社会就无法进步。但是，在不同社会，分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方法是不同的。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可能由部落首长决定。在小农的自然经济社会除了国家的强制性收取的赋税，就由封建家长决定。如果经济可能实行全社会的计划管理，那么就可以由计划决定。而在市场经济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割则是由自发性的经济规律决定的。
既然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等价交换，那么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换回的商品就不能比劳动所生产出的商品更多。既然劳动生产率总会因为技术进步不平衡规律而有高有低，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也就只能按照自身的生产率获得劳动报酬。又因为同种商品在同一个市场只能有同一个价格，那么，在这些规律的共同作用下，也就决定了劳动者的报酬，当然也同时决定了剩余产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例。
分配规律是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规律之一。上述关于劳动报酬的决定规律在不同经济体，只要是市场经济就都会起作用，只是由于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各自的作用程度与作用方式会有所不同。
(二)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的决定与分配特点
所谓二元经济是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更确切说，是指一个经济体中既有传统部分也有现代部分，所谓传统部分，其最突出特征就是，按照市场观点来看这里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刘易斯，1989年)。虽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从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是不经济的。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按照经济分析，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那一点被称为技术最大点，在这里总产量达到了最大。构成所谓传统部门的本来主要就是传统小农经济，因此在这一点养活的人最多。在小农经济中盛行这样的生产原则并不奇怪，因为它是达到人口最大化最适宜的形式，而对封建统治而言，人口恰恰是权力的基础。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最理想的分配方式就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而不可能按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分配，因为，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生产方式中按照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行分配，劳动者就会饿死。
而所谓现代部门就是在这种传统经济旁边发展起来的。现代部门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起来的生产方式。现代部门在产量的决定上追求的是技术最优，而不是技术最大。在这里劳动者除了能生产出自身的生活资料还要提供利润或者说还要生产剩余价值。但在这里是否由微观意义上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报酬呢?简单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就是“否”。因为事实恰恰相反，是劳动者的报酬决定了微观中劳动边际生产率的选择，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劳动报酬。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像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大家否认上述微观意义上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理论，而把它称为“组织要素需求的各种思考的一种方法”，并指出，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边际生产力”(弗里德曼，1994年，第231～232页)。由于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传统部门，所以只要肯付出能够把劳动力吸引到现代部门的报酬就仍然可以获得利润。在这里，传统部门的劳动报酬起着上面所说的社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它决定了现代部门中劳动者的报酬，也决定了利润最大化下劳动边际生产率即技术最大点的选择。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理论上说，这样分配的结果就意味着低工资高利润。从V与M的关系看，就是M占有较高的比重。
(三)中国二元经济的形成与体制表现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使我国的二元经济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国的二元经济集中地表现为“三农问题”，并没有在城市也衍生出一个“传统部门”。而“三农问题”又比较整齐地表现为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差别，这样就使二元经济问题带上了区域经济问题的色彩。应该说，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传统二元经济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它的社会敏感性和政治敏感性，从而为它的解决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所有制的变革和国家政权的政治取向并不能抹杀经济规律，而只是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了一个较为适宜的条件，至于问题解决的程度还有赖于能否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做出恰当的政策选择。
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虽然有其历史根源但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原因是，从1949年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事实上是一个分层工业化的过程。1949年至1978年，可以说是以国家机器为核心的国家(state)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实际上是为国家政权对外实现独立、对内建立统治效能提供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为政治服务的。原因是，我国是在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开始现代化的。为了在列强环伺、内忧外患之下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对外独立、对内统一，成了实现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所以，可以说我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选择了一条分层工业化的道路。说其有意，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自觉地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并以此为标志实现了国家政权建设层次的工业化。此为第一层次或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基本覆盖了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说其无意，是因为始料不及的是，按照这一发展路径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原本就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地区开始的，首先受益的群体就是农民。但是查阅一下当时的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一改革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给城市提供更充足的粮食和工业原料，而不是为改变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为城市经济服务仍是这一阶段以财政体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在这些制度安排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城市经济以远高于国民经济平均水平的速度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以致仅看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似乎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把这一以原有城市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阶段称为第二层次或第二阶段的工业化，覆盖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历史时期。
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可以说，中国的分层工业化，是符合这一规律的战略选择。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按照规律做出的选择，所以它就更强化了二元经济中分配规律的作用，使它得到更突出的表现。
从新中国的经济史可以看到，支配二元经济的分配规律在我国的表现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7年后，长期把工资增长控制在较低水平。统计数据表明，1957～1975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6%，而同期GDP年均增长为6.8%。也就是说，工资增长还不到GDP增长的1/10。农村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增长也大体相仿。按照我们以上提到的V+M公式，M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分配特征。
改革开放后，上述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从总体上看，劳动报酬增长仍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增长。[5]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因素的增强，以上提到的二元经济中决定收入分配的经济规律开始按照市场经济的形式发挥作用，抑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集中表现是农民工对城市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形成了潜在的压力，而这种压力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正在逐步显现。
这样说似乎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的事实相悖。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布，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按照五等分统计，2002年，占城镇居民60%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为5150元，比城镇居民收入的平均线低了3000多元，他们的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仅为28.5%，也就是说另外的40%的家庭收入占全部收入的71.5%。可见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主要是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这部分人要么不是普通劳动者，要么就职于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因此不能用来说明二元经济下市场规律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当然，本文并不否认目前存在的巨大的城乡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也不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而是二元经济体制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
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还可以运用计划手段调整V与M的比例关系的话，那么，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对国家公职人员以外，政府对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报酬、特别是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按照以上所说的二元经济的分配规律，二元经济自发地会导致低工资(低V)、高利润(高M)。这样它就既为过度投资提供了动力，也为过度投资提供了可能。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因为它的自发性，或者说似乎一切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然结果，所以这种分配格局似乎就成了合理的。人们也不再从结构上去探寻总量需求不足的原因。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那么这种在二元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分配结构本身也就是有问题的，而不能简单地因为是市场运行的自然之果就视为合理。
问题来自再生产自身的物质规律。从广义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来看，它们除了受到上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外，还受到物质本身投入产出关系的制约。从物质生产的角度，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与消费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要受到二者相互关系的制约。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组织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并不能改变这一更基本的规律。
换句话说，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由于收入分配的特有关系，仅靠市场是无法实现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平衡的，必须要有宏观调控(至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关系与宏观调控是另一个问题，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中，由于二元经济形成的特有路径，就使财政处于了关键位置。
三、我国财政的地位与财政收支结构对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影响
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它的职能。财政的本来职能是为国家机器行使职能提供经济保障，包括国家的统治职能与公共职能。
在我国，财政职能有了极大的扩展，这是由我国的发展特点决定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全面介入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一直深入到了企业和集体经济的财务层次。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直接取决于财政预算(即国民经济计划，这实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具体的表现就是财政收支结构，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直接决定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改革开放后，经过历次财政体制改革，我国预算内支出结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基本建设支出在整个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了大幅度下降，但其基本特点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于调整国民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关系，财政支出结构仍然是一个重要机制。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虽然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但也在2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财政分配由于其特有方式而处在整个分配关系的边际上，因此对国民收入使用结构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
从支出方面看，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是对促进消费起到的作用不够，有时起到的甚至是副作用，这既体现在县乡级财政上也体现在中央、省、地(市)财政上。集中表现则是支出法GDP中政府消费所占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马栓友，2003年)。
2002年，我国政府消费13830.1亿元，占支出法GDP的13%，增加2000亿元消费性政府支出，相应减少2000亿元基本建设支出，就可以使投资率由39.4%降为37.5%。
我国财政收支结构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城乡的二元性，可以说，农村基本不在财政支出覆盖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小到一盏路灯、大到义务教育，基本是农民自己的事。长期以来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几乎用不着统计数据来证明。财政支出中虽然有一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但与其说是支援农业，不如说是为了保障城市和工业的农产品供给。“支援”这一用词的背后含义就是原本它并不应该在财政考虑范围之内。这一体制正式形成于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方式，农村的各项公共支出自然也就落在农民集体经济身上。所以才有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既具中国特色又具时代特色的新事物。应该说，在中国一穷二白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这一体制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但是，毋庸讳言，由此也加重了我国经济的二元经济性质。可以说，如果存在什么“二元经济体制”的话，那么，这种财政体制就是二元经济体制的核心。至于户口管理制度，不过是这种财政体制的一个外部表现。不改变户口管理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取消目前的户口管理制度，除了带来混乱，不会有其他结果。而这种财政体制的改变不仅是体制问题，还涉及物质条件。因为任何一项财政支出，都要拿出“真金白银”，不是仅仅改变一些规定或一些条款就可以做到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不应该改变，不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能性来看，目前都要求我国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从必要性来看，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原来加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负担落在农民身上，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近年来实行了费改税并计划分5年取消农业税。这样，县乡基层财政势必失去大部分收入来源，就必须改变现有体制，由财政正式介入农村一系列公共产品的供给。从可能性来看，目前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已具备了逐步改变这一体制的物质条件。
四、财政收支结构的调整方向
由于二元经济下收入分配具有低V、高M的特点，为了使投资与消费相协调，相应地，应采取“低收入，高福利”的分配政策，即将M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公共福利开支。当然，所谓“高”是相对于个人收入低而言的，不能脱离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这样的分配政策不仅从理论上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符合我国当前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
目前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二是由于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严重恶化了城市居民的心理预期。
首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长远看，需要通过改善县乡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为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近期看，就是要着手改变二元经济的财政体制，加大中央、省、地(市)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层政权的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直接增加农村地区一部分人的收入，同时可以减少农民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项的支出，间接地增加他们的收入，从而增加其他的消费支出。
其次，应改变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项改革中的卸包袱思想。过去一个阶段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项改革中采取的卸包袱做法，一方面增加了居民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企业负担。目前应该稳定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并适当提高，如降低医疗费中个人负担的部分，增加对大学贫困生的扶持力度，为城市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廉租房。这一方面需要增加对整个教育和城镇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拨款。
为了保证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相应地应对财政收入政策做出调整。
首先是整顿财政分配秩序。目前我国本应属于财政收支范围的各项政府收支行为政出多门，除了预算内资金还有预算外资金，除了制度内收支还有制度外收支，谁也说不清政府收支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些支出中究竟有多少是投资性支出，多少是消费性支出，也没有相应的统计。但从2003年征地规模上我们可以推测，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的所谓自筹资金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各级政府或者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总规模应该在数千亿元。
所以，只要把目前的各种政府支出活动纳入统一的计划，目前预算内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就完全可以用于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用于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卫生和基层政权建设，这样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同时增加农村居民其他消费支出。仅此一项也就可以有效地改变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
其次，应继续坚持目前的国债政策，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政策，而不要急于“淡出”。[6]应修改目前的预算法，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不仅可以发行建设国债也可以发行社会保障国债和公共支出性国债。从概念上说，赤字的本来含义就应指非投资性支出所形成的支大于收部分，而因投资性支出形成的差额虽也需要发行国债，但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目前预算法中不允许在公共支出项下列支赤字，实际上就意味着不允许财政出现赤字。这既不符合现代财政思想，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
应该认识到，闲置的生产能力正是未实现的剩余价值，即以上所说的年价值产品的M部分。在需求导向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首先将它在价值形态按照正确的方向使用出去，它才能够在实物形态被生产出来。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的分配特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需要通过财政的形式形成货币购买力，使存在于经济中过大的M通过增加消费得以实现，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我国目前的财政收支结构已经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它必将沿着积极的方向继续发展。看似仅仅是账面调整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实际将是我国实现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和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改革，无论怎样评价它的重要性都是不过分的。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4.［美］米尔顿·弗里德曼:《价格理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5.［美］乔治·J.施蒂格勒:《价格理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6.黄达等:《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7.苏明:《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马栓友:《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9.财政部预算司编著:《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200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原载《经济蓝皮书春季号·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4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2～993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页。
[3]［英］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
[4]赵京兴:《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后的劳动价值理论》，何秉孟主编:《劳动价值理论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336页。
[5]赵京兴:《消费需求分析》，1999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6]赵京兴:《把握时机，善用国债》，2003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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