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与消解

(一)结构与消解

结构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索绪尔在其结构语言学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其中各个成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语言的结构。法国结构主义者把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的观点应用于分析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认为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杂乱无章的，但通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社会现象具有自己的内在结构。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亲属关系、神话关系与语言系统一样，都有各自的结构，即亲属结构、神话结构，等等。这些结构都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着，它们有其自身的逻辑，不以个别主体的思想为转移。

德里达站在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上，虽然没有全盘否定结构这个概念，但他坚决反对结构主义者关于固定结构或结构中心的观念。在他看来，固定结构论或结构中心论的核心思想是:由于结构是一个封闭的和独立自主的体系，它就必然有一个作为结构的组织者的中心，有一个存在点，或者有一个确定的本源。他赞赏结构主义者进行的主体非中心化运动，即反对把主体看做中心。但是，他认为结构主义者进行的主体非中心化运动是不彻底的，它从前门驱逐掉主体这个中心，又从后门引进另一个中心，因为结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中心，有一条固定的原则，或有一个固定的基础。这就是说，结构总是通过它与一个中心、一个固定的原则或一个固定的源泉相关联而得到实现的。他说:“……人们赋予结构一个中心，或者把结构归诸于一个在场的点，一个固定的源泉。这个中心的功能不仅在于指引、平衡和组织这个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组织的结构——而且首先在于使人们确信结构的组织原则将限制我们所谓的结构的自由活动。”^[2]德里达认为，这种结构中心论的观念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声称，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因而中心是在结构之内，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存在着某种使结构固定下来的外在力量，于是中心又处于结构之外，这样一来，结构的中心也就不成其为中心了。他说:“……自相矛盾的是，中心既处于结构之内，又处于结构之外。中心处于整体的中心之内，可是，既然中心不属于整体(不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是在其他地方有其中心的。这个中心就不是中心了。”^[3]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结构没有中心，不能以在场-存在的形式来思考中心，中心没有天然的位置。他说:“中心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位置(nonlocus)，在那里，无限的符号交换开始自由活动起来。”^[4]

德里达否定固定结构论或结构论中心论，这与他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有紧密联系。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他指的是一种以“在场”为中心的本体论。按照他的观点，自柏拉图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持这种观点，即认为存在着某种终极的、客观的、外在的绝对参照物，这种绝对参照物可能是某种“现实世界”、“观念世界”、“先验意识”或“上帝意旨”等。这种绝对参照物也就是一种中心结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不外是为某个中心结构所作的种种论证。他认为传统哲学的一个重大错误，在于它忽视它由以形成的那种语言符号的构成力量，企图超越这些符号而直接去理解某种绝对参照物，仿佛那种绝对参照物就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场)。其实，哲学也是一个符号系统，其中每个符号都不是从它所表示的某个处于语言之外的实体那里获得它的意义，而是在符号系统内它与其他符号的相互关系中获得的。

在德里达看来，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都试图推翻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他说:如果要问谁是这个新的非中心运动的倡导者，那么“我们无疑地必定会引证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存在概念和真理概念的批判，并用自由活动、解释和符号(没有在场的真理的符号)来取代它们;弗洛伊德对自然在场的批判，也就是对意识的批判，对主体的批判，对自我同一、自我接近或自我占有的批判;更加激烈的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摧毁，对本体论神学的摧毁，对把存在规定为在场的摧毁。”他特别赞赏海德格尔给“存在”这个词加上一个“╳”(删除号)的标记，并让这个标记与这个词一同存在，从而通过一个否定意义的“╳”符号把形而上学的存在转换为一个事件。他说:“那个删除号并非仅仅是一个否定的符号，而是一个时代的最后书写。在它的笔触之下，先验意指的在场一方面被删除，另方面仍然是痕迹清楚的。”^[5]不过，他认为海德格尔不够彻底，仍然没有越出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范围，海德格尔的哲学既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又超越于在场的形而上学。

德里达继承了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的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并进一步提出“消解”(dectruction，或译为“解构”)这个概念，并由此形成他的“消解主义”(或“消解哲学”)。“消解”这个概念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的“Destruktion”一词，原意为“摧毁”、“颠覆”、“解析”、“消解”等含义。海德格尔用这个词表示把结构加以分解和颠覆，从中把意义发掘出来，使之得到显现。德里达则补充以“消除”、“抹去”等含义。在法语中，与德语“Destruktion”一词相对应的应是“destruction”。德里达在《论书写语言学》一书中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时，却用的是“déconstruction”，而没有采用“déstruction”。“déconstruction”这个词在法语中很少使用，它原来是一个语法用语，指打乱语句中词的结构。对于为什么采用这个词，德里达在与日本学者Izutsu的信中作了如下说明:“我希望把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或Abbau翻译过来，使之适合于我自己的目的。在这种上下文中，其中每一个词都表示一种施加于本体论或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结构或传统构造之上的操作。可是，在法语中，‘destruction’一词过分明显地意味着‘annilialation’(毁灭)或否定性还原，它也许与尼采的‘demolition’(摧毁)更加接近，而不接近于海德格尔的解释或者我所建议的那种解释。因此，我没有采用它。”^[6]不过，在德里达著作的英译本中，一般没有把法语中的“déconstruction”和“destruction”二词加以仔细区分，都译为“destruction”。因为，在德语、法语和英语中，“destruction”一词基本上是同形的，尽管在读音上有较大的差异。

德里达接着声明，这个概念是在结构主义在法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的，它与结构主义有一定联系。他说:“当时，结构主义处于主导地位。‘消解’似乎是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因为这个词表示某种对结构的关注(结构本身既不是简单观念，也不是形式、综合物或系统)。消解也是某种结构主义的姿态，或者无论如何是一种假定对结构主义问题具有某种需要的姿态。可是，它也是一种反结构主义的姿态，而它的命运部分地依据于这种模糊性。结构要被破坏、分解和排除沉淀物(各种类型的结构:语言的，‘逻各斯中心论的’，‘声音中心论的’，——当时结构主义特别受到语言学模型和所谓结构语言学(也被称为索绪尔语言学)的支配——社会制度的，政治的，文化的，首先是哲学的。”^[7]不过，他又指出，对结构的破坏、分解和排除沉淀物在某种意义上比它所要质疑的结构主义思潮更加悠久，它不是一种否定性活动。与其说它是一种破坏，不如说它是为了理解一个“整体”如何被构成以及如何重新构造整体所必需的。他还指出消解不同于分析或批判。它之所以不同于分析，主要是因为拆散结构并不是要退回到某种简单的元素，退回到某个不可分解的本源。它也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批判。

与此相关，德里达还对结构主义者关于结构具有整体性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说，结构主义者强调每一整体在自身水平上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认为结构的要素只有在整体中才有意义。因此，他把结构主义看做一种哲学的整体论。然而，在他看来，真理概念、科学概念或者哲学概念，都是康德意义上的无限概念，因此，任何一种整体性，任何一种有限结构，都是与它不相适应的。整体性观念使人们倾向于错误地用目的论和等级论的观点去看待结构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把结构看做一种封闭的实在性存在。他认为整体性之所以没有意义，不是因为一个领域的无限性不能为有限的眼光或有限的话语所覆盖，而是语言这个领域本身就与整体性相排斥，语言这个领域实际上是一个无限游戏、无限替换的领域。他还认为整体性意味着结构中的某一方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观点易于使人们思想僵化，行为专横。

总之，在德里达看来，无论是结构中心论还是整体性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延缓的差异中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永远达不到完整的整体。因此，德里达提出“游戏论”来对抗“结构中心论”，用“意义链”概念来取代“结构”概念。游戏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运动和自由活动的存在，强调无法确定的东西的存在，反对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意义链既无起源，也无终结，既无中心，也无整体性，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他认为这样就能避免结构概念所包含的危险。

笔者认为，德里达的语言观建立在他的消解主义的哲学观的基础上。他提出“消解”概念和倡导“消解哲学”，是为了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反对“逻各斯中心论”。关于结构是否有一个固定中心的问题，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不能认为语言是某种包罗一切、独立自足的东西，应当承认在语言之外存在着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参照物，这个参照物不是所谓“观念世界”、“先验意识”或“上帝意旨”，而是客观地存在着的现实世界。语言是表达人的思想意识的手段，而人的思想意识则是这个客观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如果把这种承认在语言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现实世界的观点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论”，那么这种所谓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论”是不能被德里达所倡导的消解哲学消解掉的。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者的整体性观念的批驳是值得商榷的。应当说结构主义者强调整体性，认为整体不仅包括各个组成部分，而且包括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要理解其中某一部分，就必须了解这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与整体的关系，这种整体观念克服了17～18世纪西方哲学对对象进行分割式的、孤立的、静止的考察的缺点。整体性本身并无可指责，问题是结构主义者往往只重视整体，而忽视各个部分的作用。德里达没有批评结构主义者的这个缺点，而是否定整体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