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与政府的理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曾师从马歇尔和庇古学习经济学。其代表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此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掀起巨大反响，一些学者更把《通论》视为“凯恩斯革命”。

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也使得斯密及其追随者的正统经济学受到了挑战。为了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凯恩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府干预论。凯恩斯首先严厉批判了萨伊定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储蓄等于投资，以及新古典主义据此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而自动保持均衡的理论。在凯恩斯看来，持续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证明了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总供给与总需求并不能总是保持平衡，其原因无非是有效需求的不足。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就是政府的干预。

政府如何干预？凯恩斯认为，通过财政收入、支出、赤字预算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是主要的方法。他指出：“有几件事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总揽。”^〔24〕他还说道：“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彻斯特体系（Manchester S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况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两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的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25〕古典学派财政学家认为赋税政策不仅有收入再分配之功效，而且还会对资本积累起抑制作用。凯恩斯则从萧条的经济现实出发，认为在当代，财富的增长不仅不系乎富人的节约，恐反遭此节约之阻挠，因而运用赋税政策会使消费倾向明显增长。此外，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增加公共投资。如果税收不足，就应靠发赤字公债来筹集财源。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和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新政”思想不谋而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理论广为西方各国所运用。西方国家发展起社会保障体系以调节收入分配，并且还建立公共企业，从事经营性生产活动，西欧各国都曾多次掀起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而这恰是亚当·斯密最为反对的。

但是，凯恩斯并不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在谈到公共投资时，他指出：“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中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两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26〕“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27〕毕竟凯恩斯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和服膺者，凯恩斯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理论，而是要弥补自由经济的理论缺陷。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并非要取代自由竞争，恰恰相反，他是要更好地保护自由竞争，弥补自由竞争下私人经济的不足，提高有效需求。因此，政府干预是有限度的，其界限便是政府“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使有效需求与充分就业水平相适应。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中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历史上也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