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供给理论适用条件是

早在供给学派的著名人物拉弗（Laffer）绘制著名的拉弗曲线前,减税的思想便早已被提出和证明；目前可考的供给理论思想最早的提出者,是一位14世纪的名叫Ibn Khaldun的穆斯林哲学家。他在《历史绪论》一书中提出,每个朝代的兴亡都伴随着税率从低到高的过程。巴特利特（2009）指出,相关的证据可追溯至1971年《政治经济期刊》、1978年《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摘录,以及1981年里根总统在10月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对Khaldun的观点的引用。而Nagarajan（1982）则通过细致的研究,指出这位穆斯林哲学家的思想与供给学派的主张存在一些区别:前者只是为了从历史的角度解释王朝的兴衰,并未由此提出控制税率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巴特利特同时认为《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在1728年的一篇关于课收重税的负面作用的文章,可能也影响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在各自著作中提及高税率对经济有负面作用的思想。著名供给学派学者拉弗等人则认为是斯密最先解释了这一原理。而这些人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又深刻影响了美国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对重税的批判。拉弗甚至认为托马斯·杰斐逊也是一名“供给派人士”。

然而追溯供给理论派思想来源时,不可回避的一位重要人物即为19世纪的知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他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约翰·穆勒亦是萨伊定律的支持者。正因如此,许多凯恩斯主义学者抨击供给理论是早已被否定的“萨伊定律”的复活。杨鲁军（2009）的研究也认为,供给理论与萨伊定律的确存在诸多相同点。

供给理论的萌芽思想并不只在学术界出现。巴特利特的研究指出早在1842年,美国政治家约翰·卡尔豪提出的关税过高会降低关税收入的观点就已经被广泛接受——就连19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指出禁烟的最好方法就是将烟草税大幅提高,以至于无人买烟,从而该项税收收入为零。

到了20世纪,埃德温·坎南和科林·克拉克都曾提出过关于高税负影响经济和劳动力供给的讨论,并提出税率上限。而被供给理论所攻击的凯恩斯本人,也认同“25%的税率是可轻松承受的上限”。提出类似观点的著名学者还包括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49）、政治学家诺斯克特·帕金森（1960）和经济学家理查德·麦肯锡（1973）。

总之,早在拉弗1974年绘制出那条著名的拉弗曲线之前,高税率会减少政府税收这样的观点就已经被人提出和佐证了；拉弗本人也一再声明,拉弗曲线并非自己首创。

供给理论的思想既然古已有之,为何会在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的理论依据？这里存在着理论发展与当时经济现实的特殊原因。

Langdana（2009）在总结宏观经济理论发展时认为,从理论角度理解供给理论思想发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滞胀”。当时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特别是菲利普斯曲线都已经无法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所遇到的问题。Langdana从信息不对称和理性预期学派两个角度切入,改进了原本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AD-AS）,从而在新古典综合的框架下得出了垂直的总供给曲线。此时无论如何通过扩张性政策拉动需求,都无法带来总产出增加,反而只会推进通胀加剧。这就解释了滞胀的病根,而相应的解决措施只能是设法令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因此,供给理论的政策恰好是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财政政策。这与其他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即供给理论是在需求管理无法应对滞胀时的替代性理论（罗伯茨,1984；尹伯成等,1995；周天勇,1996；拉弗等,2010）。

Kates（2010）在研究相关文献后认为,凯恩斯本人并没能在理论上推翻萨伊定律,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实践已经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应对政策是失败的,需要重新回归和反思古典经济理论和萨伊定律。杨鲁军（2009）则认为,尽管供给理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超越,但它也并没有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在滞胀的背景下,以供给理论为依据的“里根经济学”是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从国家主导向自由放任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回归；尽管供给理论与凯恩斯主义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哲学基础,但供给理论也并非古典经济学的复古,而是对萨伊定律思想的否定之否定。

本研究认为,从后来者的角度自然能够以新古典综合等综述性框架,将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理论放置在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模型中,将其各自视为不同的特定情况来对待。然而从政策执行效果和时滞来看,需求管理政策要明显优于供给侧（supply side）的措施,因此凯恩斯主义首先大红大紫和供给理论随后的兴起,不过是历史在路径依赖的钟摆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目前的综合也只是从极端向中间的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