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

后凯恩斯主义力图将分配理论统一于经济的“不确定性”。从现代经济的某些事实出发，他们认为收入的分配，是一个外在于市场运动的独立的经济环节，它由两个过程构成，一个是工资谈判或称工资争议；另一个是利润加价，即在产品定价采取的是利润加价方式时，企业主对利润率的确定。资本家在这两个过程中同时争得自己的利益：在工资谈判中尽量压低工资，在定价时确定自己认为可行的、有利的利润率；工人则仅在工资谈判中力争较高的工资。因此，他们认为利润率的确定占据主导的地位，在收入分配中起决定的作用，是率先决定的，工资是利润的剩余^[7]；而那个利润率则是根据由资本家不确定的“动物精神”所决定的利润预期（资本边际效率）确定的，从而分配本身便具有了不确定的性质（并因此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分配在经济运动中具有决定的作用）。当资本家预期未来繁荣、销售前景良好时，他们会提高利润加价，这一方面是被认为可行的，另一方面使产品价格提高，给他们带来较高的利润以满足投资扩大生产的需要。利润率较高而引起的物价上涨，使得工资谈判中确定的名义工资贬值，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8]这构成利润来源扩大的原因，但同时也会引起工人的反抗，于是工资再议，要求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这就构成了资本家无法任意提高利润分配份额的通货膨胀障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就这样在收入分配上相互斗争。

这一理论的确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现实。在理论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对分配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取决于市场交换均衡之外的争议和权利斗争这种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揭示，无疑是他们的一大功绩。而且，在分配关系上，由于它主要地取决于权利的对抗、力量的对比，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心理、道德的因素都会起作用，因此的确比经济运动的其他方面表现出更大的随机性。后凯恩斯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是正确的。但是，将分配比例的确定看成为不受任何客观限界制约的事情，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能够说明许多基本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在理论上提供某种带有规律性的理论。无论如何，像斯拉法所表明的那样，认为工资或利润份额（二者取一）这样最重要的经济变量，完全是在经济方程体系之外决定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看来，各种经济理论都为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提供了某种有价值的理论因素，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因此，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如何将它们有机地加以综合，以便更全面、科学地把握分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