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同样自称为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就逐渐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派是以J.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奈蒂、斯拉法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在许多问题上站在新古典主义对立面上，严厉地批判了新古典主义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价格理论，并在生产函数理论、增长理论等问题上与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两个剑桥之争”），他们特别指出了号称“后凯恩斯主流派”的那些人违背、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最本质、最主要的因素。例如，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是强调时间的历史一维性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认为在总需求决定中，投资主要地不像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的那样取决于作为“投资成本”的利息率，而是取决于投资者对利润率的预期（凯恩斯的“资本边际生产率”），而这种预期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不确定的“动物精神”；总需求和整个经济的不确定性，正是根源于投资者预期的不确定性。又如，他们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在短期理论中承认投资决定储蓄，而在增长理论中又回到新古典主义的储蓄决定投资的轨道，也是违背凯恩斯主义的。他们指出，不仅在短期中，而且在长期的增长过程中，同样也是投资决定储蓄；资本家的预期利润决定着投资，而由于资本家掌握着定价权或信贷优先权，便可以通过利润加价或信贷膨胀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降低实际工资的途径，使利润收入提高，并使利润中的储蓄部分与投资相等以满足投资的需要（请注意，在增长理论中投资与储蓄的这种关系，与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中投资增加通过乘数作用提高收入，最终使储蓄的增量等于投资的增量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特别强调了积累和增长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意义，指出不是利润率决定积累率或投资率；相反，是投资率决定利润率，投资率和增长率越高，收入中利润的比重越大，就越导致收入的不平等。他们通过这一论证，强调了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24章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不均等的“社会哲学”。他们称“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家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

严格地说，新剑桥派的理论，不仅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在价格中的作用，利益矛盾主要发生在分配关系中等观点，是由李嘉图的某些理论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者”）；他们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利益矛盾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部分地由于这一点，他们也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左派”），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理论的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他们是利用了其他理论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来发展凯恩斯主义，正因如此，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也的确在许多方面并不等于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例如，凯恩斯本人主要局限于短期均衡分析并研究如何在短期内调节总需求以克服危机，而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则更注重长期的增长过程，并强调了资本主义长期的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危机的不可克服性（如果不改变分配制度从而使经济较少地依赖于资本家的投资活动的话）；又如分配比例的变动在投资决定储蓄过程中的作用，凯恩斯仅仅提到过价格变动会导致实际工资下降（Keynes，1936：第2章，第2节），但他由于只注重短期分析，并且只注意到信贷—利率变化对投资成本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在长期动态过程中投资计划对信贷、货币量的影响以及由此对分配比例和储蓄率的决定作用；等等。因此，就像现代新古典主义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一样，新剑桥的凯恩斯主义也不再是30年代的经典凯恩斯主义，而是后凯恩斯主义（也称作新凯恩斯主义，New-Keynesian）了，它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

这样，一方面是前面所分析的美国后凯恩斯主流派（新古典综合派）的凯恩斯主义色彩日益淡化，新古典主义化倾向日趋明显，另一方面是新剑桥学派继续强调和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特有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不论当初谁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时至今日，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主要是由作为“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代表、继承和发扬着的。这同时表明，在“主流派”经济学家日趋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操新古典主义旧业的今天，凯恩斯主义还“没有死”，它还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论著中，继续作为与新古典主义分庭抗礼的一种理论体系存在和发展着。